《伊藤博文：近代日本奠基人》，【日】伊藤之雄著，张颖译，索·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704页，168.00元
一 未竟的事业
1909年10月21日，卸任“韩国统监”不久的伊藤博文（1841-1909）从旅顺出发，乘火车一路北上。在漫长的旅途中，伊藤透过车窗，一路观望“满洲”的风景。中国东北平原秋天的苍茫、寥廓与萧瑟，或许让他回忆起了自己超过半个世纪波澜壮阔的政治人生。触景生情，他写下了这样一首五言绝句：“万里平原南满洲，风光阔远一天秋。当年战迹留余愤，更使行人牵暗愁。”伊藤有写“汉诗”的爱好，这让我们多了一个观察他精神世界的窗口。
诗中所言的战事，是指爆发于1904年至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日本在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后，勉强迫使俄国求和，双方在中国东北形成了新的均势。他此行去哈尔滨的目的，就是要和俄国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商讨朝鲜半岛的问题。近代日本一直将俄国视为心腹大患，这应该是伊藤心怀“余愤”与“暗愁”的原因，但还有其他：日本的政治家们一直在盯着东亚大陆日渐动荡的局势。伊藤曾对身旁的人说，他打算明年“作为清国顾问去北京”（615页）；此时他已经六十八周岁，在当时的日本已算是少有的高龄，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其实，这里面也有不得已的因素：历史事实早已表明，东亚大陆权力结构的每一次变动，都足以在日本感到震动，甚至让其伤筋动骨。1850年代后江户幕府体制逐渐瓦解，实际上可视为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造成的巨大冲击的结果。而此时日本已经上升为东亚世界大舞台的主要角色。他无法不为自己领导的明治建国事业感到担忧。
这首诗成了他的绝笔。25日晚7时，他抵达长春；在参加完中国道台为其准备的晚宴后，深夜，他登上火车继续北上，于翌日上午9点抵达哈尔滨站；此时，科科夫佐夫早已在月台守候。两人一同走下月台后，开始检阅俄国的守备队，然后与列国领事一一握手寒暄。9时30分，当他走到日本欢迎队列前时，军队侧后方冲出一个年轻人。他迅速接近伊藤，连开数枪。刺客是韩国人安重根，半个小时后，伊藤被宣告死亡。这位在1862年以暗杀国学者塙次郎——传言他正在奉幕府命令研究废除天皇一事——登上历史舞台的最下级武士，最终倒在了同样的暗杀当中。
伊藤博文
或许是看多了维新志士和政治对手接二连三殒命的结局，伊藤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有这样的终局，为此他曾两度留下遗嘱。但与他此前的同志不同，此时倒下的伊藤早已经名满天下：明治维新的元勋、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创制者、先后四次组阁、主导“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出任韩国统监、获封贵族最高的“公爵”尊位……本书作者称他为“近代日本的奠基人”与“政党内阁和议会政治之父”。如果作者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位帝国政治家的诞生”这样的说法，既接近事实，又更符合一般读者传奇故事的预期——伊藤本姓林，出身于当时地位卑下的农民家庭，因成为身份为“足轻”（江户时代武士级别中的最下级）的伊藤直右卫门的养子，他获得了武士的身份。
伊藤遭暗杀身亡，他领导创建的帝国失去了一位最稳健的舵手。首先，以山县有朋（1838-1922）为首的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进一步得势。山县与伊藤虽然同属于长州派，但晚年二人在政治上多处于对立状态。伊藤的离去使得山县成为对天皇、对日本政坛最有影响力的元老，他图谋侵略大陆的步伐陡然加速，为此后军国主义势力掌控日本政治蓄积了能量。在他的谋划下，1910年8月29日，日本正式吞并韩国。其次，明治天皇（1852-1912）因他最为倚重的老臣身亡，遭受到巨大的冲击；据记载，他听到消息后，“好像突然间变成了老人”，两年后就驾崩了。“伊藤-天皇”的这种明治政治体制勉强经受住了“大正时代”的动荡后，一头扎进了“暗黑的昭和时代”。这是后话，且不掩如下事实的光辉：以他们君臣二人为核心的政治家，用了仅仅一代人的时光，就将日本从欧亚大陆的边缘带到了东亚世界秩序的中心。那么，伊藤如何在个体和国家的两个层面上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耀眼事业？
作为政治家的伊藤博文，他主导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为近代日本确立“立宪体制”，这无疑是最值得书写的功业。本书作者用意也在于此，在涉及这一体制确立的关键点上不惜笔墨。不过，我们今天重新阅读伊藤，显然不是要再次确认这种与我们平时感觉相去不远的结论；当然，我们也不会仅仅把本书视为“演义”去阅读，满足于历史剧本给我们带来的心灵波动。
关键的问题依然是：伊藤博文何以取得了成功？假若他未命丧哈尔滨，而是得以成为“清国的顾问”，他会留下什么值得期待的功业吗？包括本书在内的历史叙事并不直接回答这样的问题，但它们却是我们训练自身观察历史与现实时的眼光、格局与心灵的必不可少的材料。我们要盯紧几个关键的节点。
二 现实主义的智慧
1877年，维新元勋西乡隆盛（1827-1877）领导的叛乱（史称“西南战争”）遭到镇压后，明治维新政府消除了旧幕府体制留下的最后的障碍，中央集权的近代政治体制形式上得以完成。但新问题随之出现：在野的力量不满意以长州、萨摩二藩为主的藩阀政权，要求开设国会，确立立宪政体。时任参议山县有朋于1879年向天皇上奏了关于立宪政体的意见书，提出了包括制定“国宪”、严格执行“行政、议政、司法”三权分立等内容在内的构想。当时实力派政治家，诸如右大臣岩仓具视、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参议黑田清隆等都相时而动，纷纷附议。1880年12月，伊藤向天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书，主张“政府需要根据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讲究轻重缓急，不急不躁，逐渐接近‘标准’状态”。不过，民间立宪的呼声日益高涨。1881年3月，参议大隈重信（1838-1922）秘密上奏的意见书，可谓一石惊起千层浪。意见书的主要内容是采用英国模式，即议会多数党的领袖负责组织内阁，实现“君民共治”，并于1883年初开设国会。这个以英国为模板的激进立宪论，与当时执民间言论之牛耳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的主张几乎一致。
伊藤博文辗转看到这份上奏书后“勃然大怒”，认为大隈背叛了此前与自己达成的共识。本书作者伊藤之雄写道：“对于大隈来说，如果事态能像建议书那样发展，自己作为政府领导人之一，获得开设国会的主导权，与民权派进行合作，那么当选首相组阁的可能性非常大。这可以说是大隈对以伊藤为中心的藩阀政府的背叛。”（163页）这里之所以要引述这段评论，是因为它在本书节奏舒缓的叙事中有强烈的异色：作者绝大多数时刻对政治家的内心都不动声色，更鲜少从这种旨在获取“权力”的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去描述本书登场的十数位主要政治人物。那他为何要插入这样一段说法？
这种评论当然得益于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1872年，在维新政府实施“废藩置县”后，出身于肥前藩的大隈重信就与长州藩的木户孝允（1838-1877）、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和土佐藩的板垣退助（1837-1919）共同成为“参议”，是当时大久保利通（1830-1878）体制下的核心人物。这四位参议代表当时的四个强藩，反映、代表了一种力量的均衡（伊藤之雄《元老》）。然而，当木户孝允病故、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后，长州藩的领导权转到被大隈重信视为后辈的伊藤博文手中。此前大隈追随木户孝允，且获得了萨摩一派的支持，但在权力结构的这次变化中，他的内心可能产生了一种被疏远的感觉。
意味深长的是，日本的历史叙事几乎毫无例外地将大隈重信的这次行动所引发的一系列后果描述为“明治十四年政变”，本书作者也蹈袭了诸如“政变”“背叛”的说法。这种做法不禁让人疑窦丛生：大隈只是在天皇的要求和催促下，提出了一份要求保密的意见书而已，何以就被扣上了“政变”的帽子？这里面可能包含着日本历史叙事者固有的认知——比如对政治权力斗争的某种厌恶之情等，因为大隈的意见书非常另类，无法不让人联想到他个人的政治“野心”。说政治家没有任何“权力欲”或“政治野心”，这显然不符合真理，但在日本特殊的政治传统中，将它们显露出来，无疑会让人侧目。历史叙事的这种褶皱往往意味深长；处于权力中枢的大隈的这次行动，确实蕴含着挑战既存秩序的政治能量。
事实上，伊藤博文作为政治家的本领由此开始发挥了出来。首先，他充分利用了当时民间对政府的批判，运用政治手腕，与萨摩派联手展开了“驱逐”大隈的运动，最终迫使他离开了中央政府。其次，他反过来吸收了大隈展现的政治能量，将创制立宪政体纳入自己最主要的政治议程当中。所以，这里要强调的是，伊藤“驱逐”大隈并不是出于权力政治的考量，而是要将他的建国事业最重要的任务，即创立立宪政体纳入自己设定的轨道上来——在欧洲君主国家宪法的基础上，“制定适用于日本政治和文化的宪法”。这次事件结束后，日本决定在九年后的1890年开设国会。
1882年3月，伊藤动身去欧洲进行宪法调查，第二年8月返回日本，期间他与德国宪法专家“探讨宪法的优劣得失，如入废寝忘食之境”（187页）。从他书信中的这一说法中，我们可见伊藤是一个“为政治而生”的人。他在书信中尤其强调说，针对那些把“英美法自由过激论者的著述”当作“金科玉条”的人，他已经找到了相应的“理论和方法”，所以“死而无憾”了（191页）。1882年9月，他在给时任大藏卿松方正义的信中这样写道：“青年书生渐啃洋书，苦思书上之理论，将其视作万古不易之定论，若欲施行之于实地，则为浅薄浮浅之见，却置自国之国体历史于度外，无人之境地创立新政府，不过一般之陋见。”后来，他在回顾宪法制定的情境时还不忘说，“民间之政治家未能理解实际政治之责任，徒扬扬得意地心醉于孟德斯鸠、卢梭等法兰西学者之痛快学说、奇巧言论”；“顺利运用宪法需要见识和气魄，如热爱言论自由，热爱议事公开，或如宽容反对自家的意见之精神，更积累几多经验后始得之也”（泷井一博《伊藤博文》，第二、三章）。他当时面临的来自民间的立宪论的压力，由此可见一斑。
伊藤的这次宪法调查的努力，最终结晶为1889年2月11日发布的钦定宪法，即《大日本帝国宪法》；翌年11月29日，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如约召开，宪法随之生效。后世的历史学家对伊藤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的“渐进主义”多赞誉有加，他确实显现了出色的现实主义感觉。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后发国家，一举实现英国式的议会民主政治，这在言论市场中非常有竞争力。英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自然会引发学者以及民权活动家的关注。然而，在必然是混浊的政治现实面前，理念的清澈与纯粹往往会成为持有者的盲点；政治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战争”的一种特定形态，它起因于人们对观念、利益必然不同的感知，以及基于各自感知的现实行动。
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1914-1996）在分析战后日本的言论状况时曾指出，在日本议论政治和社会问题时，“用抽象的意识形态和图式先设框架再来考察现实问题”的做法非常危险；在面对混浊的现实时，仅仅抓住一个理念教条而不知变通，或者仅盯着现实的某个侧面而无视其他，实践中往往会产生荒谬的效果。他嘲讽说，有些人觉得“宛如只要高举出反共的大旗就是民主主义的象征！（若如此，希特勒、墨索里尼、弗兰克、东条英机乃至其亚流都是最大的民主主义者。）”丸山还进一步警告说，在日本“政治方向容易仅凭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国会讨论啦，街头演讲啦，或游行、学生运动、署名活动等来判断，在小范围的知识阶层里出现的倾向俨然认定为是主导性的动向，这样会遭到现实的惨痛的报复”（《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
伊藤博文在主导日本走向立宪体制时，就是要防止将小范围、特定阶层里出现的倾向“俨然认定为是主导性的动向”，避免遭到现实的“报复”。那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什么是大范围、非特定阶层共有的倾向呢？伊藤在这里展现了他的洞察：日本要成为欧美主导的新世界秩序的一员，成为近代文明的优等生；为此，日本必须实行立宪政体，而其要害不仅仅在于约束君主，更在于约束议会即国民代表的权力。这里面有着他对日本传统权力结构的理解。
三 开设国会与创造“天皇”
伊藤还在宪法制定过程中就已经意识到，如何制定宪法和如何让国会政治运作起来，它们其实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一部观念上、结构上再完备的宪法，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也可能出现意外的问题，甚至引发“宪法危机”。为克服可能出现的危机，完成他的建国大业，伊藤事先做好了准备。
首先，他围绕“天皇”做足了功课。在中国传统的权力政治观念中，“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任何有权力欲望的人的基本常识，它源于人们对“权威”作用的本能感知：“权威”有着加持或减损“权力”的巨大效果。伊藤博文对此当然了然于胸，而日本封建时代“天皇-将军”天然的政治结构，为他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条件——发动明治维新的各路豪杰以“王政复古”“尊王攘夷”为大义名分，尊重天皇的权威和潜在的权力，这其实构成了随后创制宪法的共识和底层逻辑。在这种共识面前，前面提到的“明治十四年政变”中的大隈重信，可以说是有勇无谋，在政治感觉上甚至不如日本的普通民众。
天皇的这种潜在的角色，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伊藤目光如炬，他既要让这把利剑能随时展现锋芒，又要将其置于剑鞘当中，避免伤人；他主导制定的德国式立宪君主的宪法，就是这样的剑鞘。但新的问题是，如何让这把剑保持它的锋芒？本书作者描述了伊藤的想法：“伊藤在欧洲进行宪法调查时，学到的不仅是宪法知识，还有如何塑造符合宪法运作的君主（天皇）。符合宪法运作的君主不是专制君主，而是一个平时尽可能不干涉政治、在需要时对藩阀（行政权）内部对立进行调停，并在组成议会的在野势力日趋成熟之后，能对内阁与议会的对立进行调停的天皇。”（227页）
伊藤认为天皇必须接受宪法教育。为此，他先派遣天皇信赖的侍从藤波言忠亲自去德国学习宪法课程，时间长达两年多。1887年11月藤波回到日本，随即开始为天皇和皇后讲授宪法知识。同时，伊藤还邀请德国人莫尔夫妇，“让他们作为宫内省顾问，以德国等欧洲立宪君主国家为范本，对日本宫中仪式和制度进行改革”。事后看来，这是一种创造“天皇”的过程。
1888年4月，日本政府设立“枢密院”，这是专门为审议宪法、皇室典范等重要法律而创设的机构。伊藤为此辞去首相职务，出任枢密院的首任议长。5月8日，天皇莅临枢密院，举行开院仪式。然而，就在前一天，发生了一件“让明治天皇感到盛怒的事件”：伊藤直到前一天才向天皇递交了天皇要朗读的敕语草稿，“这等于让35岁的天皇没有时间思考自己即将颁布的敕语内容，仅仅是朗读伊藤的敕语草稿而已”。据说，天皇非常生气，宣布不出席开院仪式。这其实是明治天皇权力本能的反映。伊藤得知此事后，“诚惶诚恐立即进宫拜见天皇，并对自己未将敕语草稿详细上奏一事致歉，发誓今后绝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结局非常完美：“因为伊藤诚心道歉，天皇也消了气，并按原定计划出席了开院仪式”（231页）。
如上所见，这个“事件”在传记中得到了异常生动的再现，但它在历史叙事中的作用可不是“实录”一段插曲，而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天皇必须出席枢密院的开院仪式，而他要扮演的角色也必须是宣读一份事先拟定的草稿！问题似乎出在“只是前一天”才拿到草稿的时间问题，这果然如伊藤宣称，是他自己疏忽吗？外人实在不得而知；不过，“诚心道歉”这种礼仪形式上最终解决了问题。经此一事，天皇对自己所接受的宪法教育，当获得了真实的感受。这或许是作为“立宪君主”的天皇的心智结构最终得以成立的瞬间：天皇亲政的冲动得到了驯化和转化。
在枢密院审议宪法草案时，伊藤对宪法草案的主旨进行了清晰的阐述。他说，欧洲的“宪法政治”在千余年前开始形成，人民并不陌生；但更重要的是，欧洲有宗教的存在，“宗教作为‘机轴’，深入人心、团结人心。然而日本的宗教力量相当薄弱，没有形成国家机轴。……在日本能成为‘机轴’的唯有‘皇室’”（232页）。诚然，日本没有欧洲式的宗教的存在，但天皇的存在足以发挥类似的功能。政治的智慧在于，为政者要基于既定的条件成就自己的事业，而不是抱怨条件的不足，或者全然不顾现实条件的约束而仅凭理念行动。
宪法生效后，伊藤将他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如何让国会政治健全展开的现实问题上；其中最让人惊讶的是，面对藩阀政治家们几乎集体的反对，他毅然组建了自己的政党：1900年8月25日，他发表创建新党宣言；一个月后，他领导的“立宪政友会”宣布成立。伊藤期待为日本国民、为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等领导的在野党提供一种政党表率，让立宪政治健全地运作起来。伊藤的这一政治行动，得到了天皇的理解和支持；天皇甚至直接下赐巨额资金，供伊藤的新党使用。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明治政府的这种“伊藤-天皇”二元权力体制。
其实，从1890年第一届国会开始，在野党就充分利用了宪法赋予议会的法案审议权，尤其是对政府预算的审议权，展开了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结果，藩阀政权不得不多次依据宪法规定，宣布解散议会，进行重新选举。但长此以往，国会就将形同虚设，立宪政体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尽管明治宪法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议会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预算审议权，并在政治实践中成为政治斗争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明治宪法就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宪法。政党方面时常表现出的不合作的态度，让藩阀政权的政治家们大为光火，甚至发出了“停止宪法”的威胁。伊藤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了信念的力量：他确信议会政治为文明正道，不会容忍他的建国事业偏离这个正道。
在伊藤的政府或宪法陷入危机时刻，“伊藤-天皇”这种二元体制的重要性显现了出来，天皇开始扮演“调停君主”的关键角色。比如，1900年10月19日伊藤以政党的身份第四次组阁后，引发了山县有朋一系的政府官员和贵族院的反感。他们联合起来，在贵族院一再否定议会通过的增税法案。伊藤于是向天皇寻求帮助。天皇心领神会，向贵族院下诏，要求贵族院议员“庙谟翼赞”，也就是为政时要考虑帮助天皇。贵族院接到诏书，自然不好违背，顺利通过了相关法案（485页）。天皇的这种角色，可以说完全是按照伊藤的建国剧本展开。
当然，天皇在明治宪法中的这种暧昧的地位，不能无弊：它为军人干政留下了通道。晚年，伊藤尝试将军部置于文官体系的控制之下，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军人的天职要在战场上展示出来，而越俎代庖，由他们来当政，难免荒腔走板。伊藤博文用一代人的时光建立了让世界感到惊艳的立宪政体，但他身后的政治家和军人们，也只是用了同样的时间，就将帝国带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四 政治的真实品性
其实，追问伊藤博文何以成功，我们还间接回答了明治日本何以“成功”的问题。后者虽然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重读明治时代的历史，我们多半还是会心生感慨：历史诚然有其自然运行的轨道，世界各国、各民族都在沿着各自的道路前行，而不可能发生长久的偏离；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确会给后世提供经验和教训。然而，如同我们在伊藤的传记中所见一样，历史舞台中的那些个体，往往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心智结构，那是他们的激情、欲望和抱负自我实现的隐秘舞台。那么，这种历史人物心智结构的特殊性，是否意味着我们读史时抱有的获得普遍启示和意义的期待不合时宜？其实也并非如此。
伊藤博文得以成功的首要原因，在于他洞察到了日本历史运行的必然轨道，并能将自己的全部生命热情投入其中。明治维新以“王政复古”为口号，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立宪制中央集权制政府，这就是近代国家、近代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明治维新的政治家们高人一筹的地方在于，他们大都把握了这个文明的大势。但同样重要的是，维新政府事实上继承了此前幕府时代权力—权威的分配结构。在幕府时代，武士政治家从天皇那里取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代理天皇进行统治；明治政治家能够迅速完成建国大业，名义上同样是执行天皇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伊藤博文主导创建的这个明治日本，还可称为“明治幕府”，而他自身俨然就是这一幕府的“将军”。因此，伊藤博文的明治建国事业之所以显得顺风顺水，成果斐然，其实深深得益于他所打破的那个日本传统政治结构。
另外，伊藤自身展现的独一无二的心智结构，成就了他个人“从边缘到中心”的跃迁。和他的同侪相比，伊藤展现了一个“为政治而生”的人格的全部属性。为政治而生，而不是靠政治而生，也就是说不谋求满足个人的私利私欲——无论是权力欲望还是物质利益，这其实是明治政治家群体的精神底色，但伊藤无疑表现得更胜一筹。如本书作者注意到的一样，伊藤对自己工作的公共属性，有着最高的自觉：他自始至终自觉自己是在为“天皇”效忠、为日本国家尽忠。在历史与政治认识上，反过来说或许更有启示意义：因为有了这个高度的“忠诚”观念，他才能获得超越当时派阀体系的支持，获得天皇近乎无限的信任，当然同时也获得了日本国民的认同。
那什么是“忠诚”？宋代新儒学的伟大代表朱子言“尽己之谓忠”，言“诚者实也”，又言“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四书章句集注》）。这可以说是“忠诚”的本义：一个人将个体的生命能量纳入作为“天理之本然”的正道与事业当中；他能时刻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不为私利私欲所左右，所谓“存天理，去人欲”是也。如果说我们能在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获得普遍性的启发和认知，那么，儒学文明本义上的这种“忠诚”的观念、潜能和现实的呈现，可能就是让我们的心灵为之震动的原因。
（本文为《伊藤博文：近代日本奠基人》一书导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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