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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受赠文物记:郑振铎的汉砖与王一平的古砚

“高山景行——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展”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每件展品背后都有着或广为传颂、或不为人知的捐赠故事。

“高山景行——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展”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每件展品背后都有着或广为传颂、或不为人知的捐赠故事。捐赠者中既有以胡惠春、潘达于、谭敬、沈同樾、顾丽江、乐笃周、孙煜峰、丁燮柔、罗伯昭、李伟先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收藏家,也有包括郑振铎、徐森玉、吴仲超、谢稚柳、陈植等早期文博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澎湃新闻特邀上海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研究馆员张东对展品背后的捐赠故事进行解读。

展览首先展示的是郑振铎先生在1956年捐赠的汉代人物画像砖。这是一块很典型的汉代画像砖,也是第一次展出,反映了郑振铎那一辈的老先生作为文化界、文博界组织者和领导者发挥身体力行的带头作用,将自己收藏的重要文物都捐赠出来,帮助建馆初期的上海博物馆打下藏品基础。

郑振铎先生在1956年捐赠的汉代人物画像砖

郑振铎先生在1956年捐赠的汉代人物画像砖


郑振铎先生在1956年捐赠的汉代人物画像砖(局部)

郑振铎先生在1956年捐赠的汉代人物画像砖(局部)

郑振铎曾担任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对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博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他本身也是版本学家、金石学家、文字学家,将自己收藏的大量古代陶器和近10万册古籍全部捐献给国家。

汉代人物画像砖旁边则是徐森玉先生捐赠的箕形虢砚台、《雁塔三藏圣教序拓本》、和黄士陵《篆书八言联》,这些藏品也充分体现了徐老个人审美品味和情怀。

徐森玉是中国著名文物鉴定家、金石学家、版本学家,也是上海博物馆早期的筹划者,上海博物馆馆长。中国近百年文博大业,几乎都有徐森玉的参与和贡献,出于对他的学养及为人的尊敬,人们很早就称他为“森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则又称他为“国宝”。

晚年徐森玉

晚年徐森玉

徐森玉参与筹备建立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他利用自己与国内收藏家的关系,运用本人鉴别专长,全力以赴开展了文物征集工作,访求文物珍品、善本图书,为博物馆、图书馆收购了大量稀世之宝。

徐森玉(左二)在鉴定文物

徐森玉(左二)在鉴定文物

徐森玉在担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和上海博物馆馆长期间,征集了晋王献之《鸭头丸帖》、唐怀素《苦笋帖》、宋司马光《手迹》、宋苏轼《文同合卷》、宋拓孤本《凤墅帖》、《郁孤台帖》和明天启刻《萝轩变古笺谱》等,均为稀世珍品。

徐森玉也把自己最心爱的收藏捐赠给了上海,先后四次将其收藏的书画、古籍、拓片等藏品捐赠给上海文管会和上博。

徐森玉捐赠的 箕形虢砚台

徐森玉捐赠的 箕形虢砚台


徐森玉捐赠的《雁塔三藏圣教序拓本》

徐森玉捐赠的《雁塔三藏圣教序拓本》

此次展览把郑振铎先生和徐森玉先生捐赠的文物比邻展出也是饶有意味,因为郑振铎先生和徐森玉先生等人当年一同为保护和抢救文物免致走私和外流而竭力奔走。徐森玉被人称为“国宝”,而最早尊称徐森玉是“国宝”的,也正是郑振铎。

展品还包括马衡先生1953年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汉代红绢鸟兽几何纹彩绣残片。该彩绣残片大小不一,共计28片。刺绣图案有飞禽走兽,三角几何纹和曲线等。以极为细腻精巧的锁绣针法绣成,绣线色彩有黄色、草绿、青绿、朱红等色。

马衡1953年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汉代红绢鸟兽几何纹彩绣残片

马衡1953年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汉代红绢鸟兽几何纹彩绣残片

马衡先生是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他毕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

马衡

马衡

抗战期间,马衡先生主持故宫博物院西迁文物的维护工作。抗战胜利后,主持故宫博物院复员与西迁文物东归南京的工作。北平解放前夕,为确保故宫建筑与文物的安全,他坚守院长岗位,并与社会名流呼吁国民党当局避免战火,保护北平文化古城。 北平解放后继续留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52年,调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马衡先生在1952年将自己收藏的大量甲骨、碑帖等文物捐献故宫博物院。他去世后,其家属又遵嘱将家藏金石拓本九千余件悉数捐给故宫博物院。

20世纪90年代,王一平在上海湖南路家中书房。

20世纪90年代,王一平在上海湖南路家中书房。

捐赠人王一平先生曾任上海市委书记,也曾短暂兼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反右”期间,他保护了很多上海博物馆的职工。热爱艺术的他与林风眠、潘天寿、唐云、谢稚柳夫妇等的交往也成就了一段段佳话。1990年代后期,王一平常到博物馆反复观展,目的就是衡量和确保自己计划捐赠给博物馆的藏品都能达到馆藏标准,其后他陆续将藏品捐赠国家,包括朋友和家人。他曾先后4次将其收藏的书画、瓷器、印章、古籍及工艺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在散尽了几乎所有的藏品之后,收藏对于他来说仿佛已成为过眼烟云而烟消云散。

其子王时驷回忆父亲的收藏人生时提到,“收藏是一个很花钱的爱好,父亲购买收藏品的经济来源完全是工资收入,每月工资三百余元,扣除党费、房租水电费和保姆工资,余额两百余元几乎全用于收藏,而全家节衣缩食,由母亲一人工资(140多元)维持日常开支,如果说父亲的一半收藏是母亲从家用开销中抠出来的,也一点不为过。

1994年,王一平(中)和谷牧(左)在欣赏字画。

1994年,王一平(中)和谷牧(左)在欣赏字画。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经济快速发展,文物艺术品价格也水涨船高,以父亲的工资收入是无力再买入收藏品了,此时父亲基本停止了所有收藏行为,转而开始自己动手整理收藏品。”

此次展览展出他旧藏的文徵明《半塘烟月图轴》、《徐渭小像轴》、高凤翰铭玉带池端砚、伊秉绶铭半璧端砚等。这些藏品也体现了王一平先生个人的艺术修养。

王一平捐赠的文徵明 《半塘烟月图轴》

王一平捐赠的文徵明 《半塘烟月图轴》


王一平捐赠《徐渭小像轴》

王一平捐赠《徐渭小像轴》


王一平捐赠高凤翰铭玉带池端砚

王一平捐赠高凤翰铭玉带池端砚


王一平捐赠的清代伊秉绶铭半璧端砚

王一平捐赠的清代伊秉绶铭半璧端砚

《伊秉绶铭半璧端砚》的砚盒上题名有“先扬州公半璧研”,因为伊秉绶曾任扬州太守,故有“扬州公”之称,“先扬州公”是其后人对伊秉绶的尊谓。砚呈半璧形,又如古代学宫前半月形的泮池,故有“半璧弯环是泮水”之言。斯砚有二段题铭,其中一段伊秉绶作于嘉庆9年(1803),抒发了人老志不磨的情怀。

另一段是伊秉绶之子伊念曾之铭,记录了道光庚戌年(1850) 象潮(无考)孙入泮(指童生经考试合格后被录取进入府州县学,因学宫前有泮水,故称入泮),伊念曾以此如泮水样砚赠之,并请韩彝刻铭的事情经过。“上巳”即阴历三月三日,“遂昜官舍”是伊念曾的室名。

展出谢稚柳先生捐赠的宋代王诜水墨本《烟江叠嶂图》。此画最初由谢稚柳鉴定认定是王诜真迹,但在收购文物鉴定专家会议上有不少赝品意见,后由谢稚柳先生自己购藏。

谢稚柳

谢稚柳

谢稚柳先生曾任上海文管会副主任,上海博物馆顾问,国家文物局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书画珍品多数都经其鉴藏,并留下宝贵的手写鉴定意见。谢稚柳先生在1951年、1996年两次向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上海博物馆捐赠文物,其中包括水墨本《烟江叠嶂图》卷。

谢稚柳捐赠 王诜水墨本《烟江叠嶂图》

谢稚柳捐赠 王诜水墨本《烟江叠嶂图》

唐永徽六年李世延母冯氏等造像是张珩1950年捐赠的。张珩是古书画鉴定专家,公认的中国书画鉴定界泰斗,祖父张均衡、伯父张乃熊均为著名藏书家。出身于南浔四大富家之一的张珩自幼秉承祖叔父所好,酷爱书画收藏,精通版本目录学和金石书画鉴赏。

张珩

张珩

他被认为是中国现代书画鉴定奠基人,他将书画鉴定在前人基础上加以总结,并运用多年实战经验,将书画鉴定作为一门学科,提升到理论层次上。其为培养书画鉴定人才,将多年来的经验,在中央美术学院开课授业,其讲义被刘九庵、薛永年先生记录,启功、王世襄校订,出版了《怎样鉴定书画》,成为现代书画鉴定始祖文献。

张珩先生经过多年购藏活动,建立起门类齐全收藏体系,所藏书画上至晋唐五代、下至宋元明清,尤其是对高古书画的收藏,名列榜首。1947年好友郑振铎为其编撰《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启功先生曾称赞“韫辉斋所藏书画无一赝品”,这些足以证明张葱玉先生收藏的水平。

张珩于1950年、1952年两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文物,其中包括珍贵的汉唐石刻、汉代木简等。

唐永徽六年 李世延母冯氏等造像,张珩 1950年捐赠

唐永徽六年 李世延母冯氏等造像,张珩 1950年捐赠


唐永徽六年 李世延母冯氏等造像,张珩 1950年捐赠(局部)

唐永徽六年 李世延母冯氏等造像,张珩 1950年捐赠(局部)


唐永徽六年 李世延母冯氏等造像,张珩 1950年捐赠(局部)

唐永徽六年 李世延母冯氏等造像,张珩 1950年捐赠(局部)

展览展出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捐赠的青铜爵。马馆长曾立下规矩,文博工作者一律不许搞收藏,他带头于1955年和1960年将自己收藏的8件文物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上博历任馆长沈之瑜馆长、杨宽副馆长等也都把自己收藏的东西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马承源捐赠的青铜爵

马承源捐赠的青铜爵

夏衍先生向上海博物馆捐赠的纳兰成德《手札》卷也亮相本次展览。夏衍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49年以后曾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位。

晚年夏衍

晚年夏衍


夏衍在1989年向上海博物馆捐赠的纳兰成德《手札》卷

夏衍在1989年向上海博物馆捐赠的纳兰成德《手札》卷

纳兰成德也即纳兰性德、纳兰容若,清代著名诗人,也被认为是《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原型。1961年,夏衍先生在北京琉璃厂花了一大笔稿酬购得此手札,爱不释手,此事也在文化圈引起了小小轰动。夏衍先生当时委托上海博物馆将手札进行珂罗版复制,作为当时文化部代表团出访礼品。后来该卷一度遗失,最终被寻回。夏衍先生在手札上盖的收藏印是“仁和沈氏曾藏”,“仁和”是他出生地杭州仁和,“沈”是他的本姓,“曾藏”而不是通常的“珍藏”,表明了夏衍先生不占有文物的态度。

夏衍在1989年首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纳兰成德《手札》卷,其后又向上博捐赠其收藏的邮票146枚。

夏衍在1989年向上海博物馆捐赠的纳兰成德《手札》卷

夏衍在1989年向上海博物馆捐赠的纳兰成德《手札》卷

巴金于1963年将其收藏的董其昌《行书诗》册捐赠给上博。作为当时的中国文坛大家,巴金先生向上海博物馆捐赠藏品,也能从其藏品中品读出他的文化修养。

巴金于1963年捐赠的董其昌《行书诗》册

巴金于1963年捐赠的董其昌《行书诗》册

唐云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书画家,还是紫砂收藏大家。唐云对曼生壶情有独钟,他对自己收藏的曼生壶进行鉴定、辨伪,精选八把曼生壶藏于八壶精舍,这也是他晚年以“八壶精舍”为斋名的渊源。

唐云先生在大石斋

唐云先生在大石斋

此次展览展出了唐云捐赠给上博的曼生铭提梁紫砂壶等,它们是研究紫砂茶壶的标准器。

唐云捐赠的曼生铭提梁紫砂壶

唐云捐赠的曼生铭提梁紫砂壶


唐云捐赠的陈鸿寿铭杨彭年制紫砂壶

唐云捐赠的陈鸿寿铭杨彭年制紫砂壶

(本文综合参考了展览配套图录《高山景行——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


苏州过云楼以收藏名贵书画著称,享有“江南第一家”之美誉。过云楼的第一代楼主顾文彬(1811—1889),字蔚如,号子山、紫珊,晚号艮庵,历官刑部郎中、武昌盐法道、浙江宁绍道台等。顾家世代经商,但顾文彬的父亲顾春江喜爱书画,经商之余,收藏名家作品,且一门心思培养儿子走读书致仕之路。道光二十一年(1841),而立之年的顾文彬得中进士。因耳濡目染,顾文彬自幼与书画结缘,工书法,娴诗词,尤以词名,顾家从工商世家华丽转身为文化世家。

过云楼

过云楼

此次在上博的展览展出的青铜齐侯匜和四件书画——元华祖立《玄门十子图》、魏了翁《行书文向帖卷》、清王翚《黄鹤传灯图卷》《杜琼、沈周、刘钰山水合卷》为过云楼第四代主人顾则扬之妻沈同樾携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瑄、顾笃球于1951年和1956年捐赠。沈同樾(1896-1978年),顾则扬(1897-1951年,字公雄)之妻,主持将所藏“过云楼”文物捐赠给公立收藏机构。苏州“过云楼”顾氏是近代著名的收藏家族,由顾文彬至顾公雄,凡历四世。1951年,沈同樾女士秉承顾公雄先生遗志,携子女顾笃瑄、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球,将齐侯匜、宋元明清字画及其他文物共计223件捐赠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59年,将魏了翁《行书文向帖》卷等169件宋元明清字画、碑拓、手稿捐赠给上海博物馆;1964年,将父庚祖辛鼎等两件周代彝器,及各色古纸捐赠给上海博物馆。1972年,沈同樾女士所藏明清印钤等文物390件,入藏上海博物馆。

匜是注水器,经常与盘配套使用。齐侯匜的造型和纹饰是西周晚期流行的样式,是目前发现的西周青铜匜中最大的一件,体现了主人高贵的身份。腹底铸铭文四行二十二字,铭文大意是齐侯为夫人虢君的长女良女制作这件宝匜,并祈求子孙永宝用之。周代的诸侯国为寻求政治地位和等级制度的保障,通常采取联姻的方式来维护。 

沈同樾、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瑄、顾笃球1951年捐赠的齐侯匜。

沈同樾、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瑄、顾笃球1951年捐赠的齐侯匜。

《行书文向帖卷》《玄门十子图》均为馆藏一级品,其中《玄门十子图》画法近李公麟,以圆润秀逸的线条勾勒人物,淡雅设色,有清静萧散之感,画中人物形象饱满生动,细节处描绘入微,老子端坐于山石之上,遥隔尘境,似在讲经授道,诸弟子站立沉思,若有所悟,极为传神。

元华祖立《玄门十子图》(局部)? 过云楼沈同樾、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瑄、顾笃球1959年捐赠。

元华祖立《玄门十子图》(局部)  过云楼沈同樾、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瑄、顾笃球1959年捐赠。


元华祖立《玄门十子图》(局部)沈同樾、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瑄、顾笃球1959年捐赠。

元华祖立《玄门十子图》(局部)沈同樾、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瑄、顾笃球1959年捐赠。


魏了翁《行书文向帖卷》沈同樾、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瑄、顾笃球1959年捐赠。

魏了翁《行书文向帖卷》沈同樾、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瑄、顾笃球1959年捐赠。


过云楼旧藏清王翚《黄鹤传灯图卷》(局部)

过云楼旧藏清王翚《黄鹤传灯图卷》(局部)


《杜琼、沈周、刘钰山水合卷》(局部)

《杜琼、沈周、刘钰山水合卷》(局部)

此次展出的胡惠春、王华云夫妇捐赠的钧窑月白釉尊为上博馆藏一级品。

胡惠春(1910——1993)

胡惠春(1910——1993)

胡惠春(1910-1993年),名仁牧,字惠春,斋名解箨盦,堂号暂得楼,曾任中南银行经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在港创办“敏求精舍”,是知名的文物收藏家。曾协助促成《中秋帖》《伯远帖》的回流。

胡惠春、王华云夫妇捐赠的钧窑月白釉尊

胡惠春、王华云夫妇捐赠的钧窑月白釉尊

1950年,胡惠春将解箨盦所藏亚伯鼎等商周铜器、历代瓷器等文物286件捐赠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后为上海博物馆所收藏;1989年,胡惠春、王华云夫妇将钧窑月白釉尊等历代瓷器、明清绘画拓本等82件文物捐赠给上海博物馆;2021年,清康熙景德镇苹果绿釉印盒等四件暂得楼旧藏瓷器由胡、王伉俪后人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据张东介绍,胡惠春先生早年捐赠的瓷器种类主要集中在单色釉瓷器,他曾任银行经理,父亲也是银行业出身,家里有很多收藏,到他这一代收藏更加完善。在1949年以前,胡惠春是沪上收藏界的闻人,古玩圈中碰到单色釉瓷器,首先想到的就是送到上海他这边,而胡惠春往往也是不计价钱大量收购,所以他的瓷器收藏体系是非常完整的。

胡惠春会客厅里的瓷器

胡惠春会客厅里的瓷器

1945年胡惠春受聘为北京故宫陶瓷专门委员,那时他才35岁。1950年,他又受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他任此委员时,就将他珍藏的明清官窑瓷器等各类文物268件捐献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这一大宗珍贵瓷器,对于筹建当时文物基础极为薄弱的上海博物馆,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随后,胡氏全家移居香港,助促成《中秋帖》《伯远帖》的回流。1960年,胡惠春创建敏求精舍,并担任了八任主席。敏求精舍至今保持着很高的收藏层次,集中了香港地区品位高雅的收藏家、鉴赏家。

“像胡惠春先生这样一批解放初期上海文管会委员,为了支援新中国建设,支援上海建立国际化博物馆这样一个梦,把自己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收藏都捐赠出去,这种无私的精神值得一直被铭记。上海博物馆为了感谢暂得楼主胡惠春先生的义举,在馆中为他的藏品开设暂得楼陶瓷陈列专馆。”上博负责人说。

2021年,胡惠春先生的女儿、女婿又将一对苹果绿釉印盒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这对瓷器也是暂得楼旧藏,据说胡惠春先生当年尤其喜欢这对苹果绿釉印盒,一直将其放置于案头。

胡惠春和范季融

胡惠春和范季融

胡惠春先生的女婿是美国华裔收藏家范季融先生,经常参观上博的人对其应该并不陌生,他是收藏青铜器的大藏家,也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很多青铜器文物,他捐赠的文物将在上海博物馆之后举办的第二期捐赠文物展上有所呈现。胡惠春先生后人认为,这对苹果绿釉印盒还是入藏上博与暂得楼瓷器重聚是最好的归宿,于今年捐赠给上博,此次也是首次展出。翁婿二人接力捐赠文物的善举也堪称美谈。

暂得楼后人捐赠景德镇窑苹果绿釉印盒(一对)

暂得楼后人捐赠景德镇窑苹果绿釉印盒(一对)

这对苹果绿釉印盒是非常罕见的作品,罕见之处在于其本意是要烧造豇豆红釉,但经窑火煅烧后的呈色发生了意料之外的变化,仅在器盖的顶部、盖口沿一周及器下部近足处可见豇豆红釉色,其余大面积呈现的是苹果绿色。也就是说苹果绿釉是豇豆红釉的窑变异色,其呈色清新可人,较普通的豇豆红器物别有一番趣味,尤为惹人喜爱。在清末时期,这种苹果绿呈色的豇豆红器物就价值连城,极为珍贵。器底以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三行六字楷书款,为典型的康熙官窑器。

苏州名门潘世恩、潘祖荫之后潘达于先生,她先后三次将潘家收藏的文物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所捐赠文物中包括国之重器大盂鼎、大克鼎、书画等共计100多件文物。大盂鼎、大克鼎在上博近期刚落幕的“鼎盛千秋”大展中刚刚合璧展出过,当下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潘达于捐赠的陶埙、陆治《设色花蝶草种卷》、马守真《设色花卉卷》等藏品则鲜少展出过,这些作品在此次捐赠展上有所呈现。

潘达于捐赠的马守真《设色花卉卷》

潘达于捐赠的马守真《设色花卉卷》


潘达于捐赠的陆治《设色花蝶草种卷》

潘达于捐赠的陆治《设色花蝶草种卷》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上博策展团队将潘达于捐赠文物与潘景郑捐赠的陶埙、刻辞牛胛骨等,丁燮柔捐赠的赵之谦“潘祖荫”石章、观世音鎏金铜像等并置展出。因丁燮柔是潘达于的姐姐,与潘达于姐妹俩人同为苏州潘家的媳妇。丁燮柔的丈夫潘博山与潘景郑又是亲兄弟。可以说,潘达于、丁燮柔、潘景郑三人捐献文物往上追溯均属于潘家先祖旧藏,如今又在上博展厅相聚。

潘景郑捐赠陶埙

潘景郑捐赠陶埙


潘景郑捐赠刻辞牛胛骨

潘景郑捐赠刻辞牛胛骨


丁燮柔捐赠的赵之谦“潘祖荫”石章

丁燮柔捐赠的赵之谦“潘祖荫”石章

展览展出的刘鼎、戈觚、《胞胎经卷》、项圣谟《看梅图卷》、文徵明等《杂画卷》均为藏家孙煜峰捐赠。

孙煜峰1965年捐赠的北宋 《胞胎经卷》

孙煜峰1965年捐赠的北宋 《胞胎经卷》

孙煜峰1949年前,创办“欲康号”“福康号”“润康号”进行证券、纱布交易,后任闸北水电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裕康房地产公司董事长。他于20世纪30年代两次赴法国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品国际展览预展,故宫博物院的古代艺术品给孙煜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影响了他一生的文物收藏。他几乎将所有的钱都用于收藏文物,对文物有较高的鉴赏能力。

孙煜峰1965年捐赠的文徵明等杂画卷

孙煜峰1965年捐赠的文徵明等杂画卷


孙煜峰1965年捐赠的项圣谟《看梅图卷》

孙煜峰1965年捐赠的项圣谟《看梅图卷》

孙煜峰分别在1961年、1965年、1974年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各类珍贵文物574件。1981年孙煜峰夫人王德封及子女孙恒惕、孙恒恂、孙恒恺、孙恒忻、孙恒慧、孙恒悌、孙恒应、孙恒慥再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书画82件。

孫煜峰50岁像

孫煜峰50岁像

知名学者、报人郑重先生在《烟云过眼 一生悟道——孙煜峰的鉴藏生涯》曾记述:

上海博物馆的档案中,有一封已经发黄变脆,字迹也有些褪色的文物捐献者的信:“为了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特将本人收藏的古书画40件(包括宋人睢阳五老图、宋人画古贤遗像册暨董玄宰、陈老莲、石涛、王烟客、王石谷、吴渔山、恽南田等人画册,宋人搜山图、文姬归汉图、宋人写经、张雨台仙阁记暨徐文长、仇十洲、谢樗仙、丁云鹏等画卷,敦煌唐人人物画暨文徵明、文五峰、陆包山、唐伯虎、周东村、过庭章、项易庵、陈老莲等人画轴),捐献给你馆,用以纪念我国核试验成功。为恐真伪莫辨,拟先将上述各件送请你馆鉴定,如有赝品,即请退回;确属真迹之品,悉数捐献你馆,捐献画和目录待鉴定后补送,事出真诚,务乞收纳,书不尽意,诸希察照为幸。专此并致。”捐赠人的拳拳之忱和谦逊谨慎打动了所有人的心,他就是孙煜峰。

宋蒋璨等 《睢阳五老图题跋册》

宋蒋璨等 《睢阳五老图题跋册》

从这次捐献登记册的全部记录看,孙氏捐献的藏品不只上述40件,而是78件。如果以幅而论,数量更巨,其中册页20本,单明沈周画的《吴赵十二景》一册就是12幅。在此之前的1961年,孙煜峰就将家藏的瓷器、青铜器24件捐献给上博。其中,瓷器有康熙豇豆红瓶,为稀世之宝。此外还有康熙郎窑红瓶、五彩人物瓶、乾隆窑变瓶,青铜器有商戈觚、商鼎、商爵、汉尚方镜、日月镜、长宜子孙镜、唐荣启期铜镜。”

……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风暴到来的时候,孙煜峰已年逾花甲。这位经历过太多世间沧桑的老人出人意料地在红卫兵赶到家中查抄之前,把所藏字画全部封存,并对红卫兵小将声明:封条所封者乃是国家的重要文化遗产,本人已决意捐给上海博物馆,当由上海博物馆来接收。并当即致电上博,催派专人快快接收,就这样把自己花费毕生心血的收藏托付给上博。翌年,孙煜峰因病不治,临终前他再三嘱咐家人要把所藏的文物交付国家。

上世纪80年代,早已蒙尘的孙煜峰收藏又重见天日。他的夫人王德封及八个子女聚在一起讨论父亲遗产归属时,王德封说:“我们应该尊重你们父亲的愿望,把这些文物捐献给国家。”她说得平淡如水,却字字千钧。此时此刻,儿女们更加理解自己的父母,尽管大家明白从经济角度来讲,这是一种巨大的牺牲。随后,王德封和子女们又向上博捐赠了文徵明、祝允明、王鉴、王翚、恽寿平、任伯年、吴昌硕、徐悲鸿等名家的书画精品82件。1981年5月9日,一个暖融融的春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上博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专门来接收孙煜峰夫人及家人捐赠的这批书画。

李叔同 《行书华严经句轴》是夏弘宁先生于1962年捐赠。夏弘宁1949年以后长期在金融工作,他的另一重身份是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夏丏尊的长孙。夏丏尊与弘一法师之间有大量书信往来,比如《行书华严经句轴》就是弘一法师写给夏丏尊的,其上还有夏丏尊的上款。

李叔同 《行书华严经句轴》夏弘宁1962年捐赠

李叔同 《行书华严经句轴》夏弘宁1962年捐赠


夏弘宁捐赠 弘一法师对联

夏弘宁捐赠 弘一法师对联

夏弘宁于1961年捐赠李叔同手迹122件、2004年捐赠李叔同手迹四件给上海博物馆。他相当于把夏丏尊与弘一法师之间的书信往来全部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

展览最后以董竹君、陈萍、张永珍等几位在上海生活过的杰出女性捐赠者捐赠的文物藏品收尾。 

明永乐 景德镇窑青花花果纹大盘 陈萍1956年捐赠

明永乐 景德镇窑青花花果纹大盘 陈萍1956年捐赠


紫檀木漆架座宫灯?董竹君1952年捐赠

紫檀木漆架座宫灯 董竹君1952年捐赠

 董竹君(1900-1997年),江苏人,出生于上海,先后创办福祥女子织袜厂、飞鹰黄包车公司、群益纱管厂、《上海妇女》杂志、美文印刷厂等,1935年、1936年开设锦江小餐、锦江茶室,积极参与社会进步运动,支持地下党革命工作。1951年,将锦江两店交给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此基础上开办锦江饭店。1952年,董竹君向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捐赠红木家具、清代绘画等文物11件。

张永珍2004年捐赠的景德镇窑粉彩蝠桃纹瓶

张永珍2004年捐赠的景德镇窑粉彩蝠桃纹瓶

这件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由香港收藏家张永珍女士捐赠。2002年之前该瓶一直在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奥格登·里德先生的母亲家族的纽约豪宅中,在没有任何的保护情况下,作为台灯使用长达四十年之久。2002年这件橄榄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的拍卖图录之中,引起了诸多收藏家的兴趣,其中包括张永珍女士。张永珍女士的父亲是民国时期著名文物鉴藏家张仲英,良好的家庭教育和鉴藏眼光使她深知这件器物的价值,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价,最后以4150万港币拍得这件橄榄瓶,创造了当时清代瓷器拍卖的最高纪录。购买此瓶以后,她立刻把它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

(本文部分文字参考展览配套图录《高山景行——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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