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史和世界史怎么聊？记第二届“宋元与东亚世界”高端论坛

2021年9月18—19日，第二届“宋元与东亚世界”高端论坛暨新文科视野下古代中国与东亚海域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工商大学召开。因琐事遗憾错过第一届会议的我，当然不愿再错过就在家门口举办的第二届。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元史研究室、宋辽西夏金史研究室以及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联合主办，邀请了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40余人参会，延续了第一届会议的规格与规模。

与会者合影

其实在规格与规模之外，“宋元与东亚世界”会议在主题和人员配置上很有特色的一点是，主办方会邀请中国断代史与世界史的学者讨论大致相同的主题。就本次会议来说，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讨论的时代要处于宋元时期，内容要关照中国和东亚世界，最好还要涉及一点海洋的内容。由于这一主题早已事先拟定，我想在打开会议邀请函的那一刻，除了研究方向本就在此的学者可能稍显轻松外，其余的研究者——无论从事断代史还是世界史研究——大概都会感受到些许压力。拿我自己做个靶子来说，我平时主要研究宋代货币史，宋元、东亚、海域这几个关键词可能只和“宋”沾点边。那么我去参加这次会议，应该提交什么样的论文，其他学者的论文对我而言又该如何去理解呢？

会议海报

这恐怕是现有学科划分体系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学科划分得越细，大家钻研得越深，但不同领域之间的隔阂也被拉得更大。不同领域、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们展开学术对话，也就变得更为困难。“术业有专攻”，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只有极少数兼具天分与勤勉之人才能达到。加强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之间视野、方法、知识上的交流，可能才是更为切实可行的途径。就宋史领域来说，邓广铭先生在上世纪提出“大宋史”这一学术研究理念，不是要求宋史研究者同时也要去做辽金史、西夏史，而是说在研究时要有全局眼光，注意到各王朝之间的互动联系。如果稍稍再外扩一些，考虑前后相邻的断代，以及同时期其他东亚国家的状况及其与中国的互动，那么研究呈现的内容甚至趣味就很可能有了新风貌。这次“宋元与东亚世界”高端论坛就为学者们提供了一次跨领域、跨学科交流的好机会。如何在东亚视域下展开学术研究和交流，如何从“新文科”的视角来加强各断代之间、断代史与世界史之间、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史学研究方法与新技术之间的联系，恰恰是李军（浙江工商大学党委）和乌云高娃（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致辞中最为强调的话题。

浙江工商大学党委委员、副书记李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元史研究室主任乌云高娃

会议的分组和报告形式也充分体现了交叉互动的精神。主办方没有按照宋史、元史、世界史之类的领域分野来设置分组，而是把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穿插在了一起；不设分论坛，不分会议室，让所有与会学者都能听到报告者的发言，共同参加讨论。即使跨断代、跨学科并非那么容易，先听听看、聊聊天，应当也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会议现场

与会学者的研究对象十分丰富，粗粗计之，大约就包括海洋问题、中外关系、全球史、经济史、文献学、政治制度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等等。再加上学者们都乐意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融合一些其他相近的研究领域，以呼应“东亚”和“新文科”，要准确分类归纳参会论文的内容恐非易事。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以下五个关键词体现得比较明显。

海洋。海洋是本次会议最核心的议题，学者们提交的论文主要涉及地理概念、学术史和贸易等角度。刘迎胜（浙江大学中西书院）利用多种中外文史料，在主旨报告考察了古代中国西太平洋—北印度洋地理记录中“洋”与“海”的概念，说明了各“洋”的海域范围以及古人相关认识的形成历程。陈奉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主旨报告分析了日本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成就、趋势和启示。他认为在过去的近百年时间里，日本学者针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问题做出了多种探索，推出了许多有影响的著作，至今仍具有积极意义与借鉴价值。马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认为有关山东海洋史的研究成果，多关注海外贸易，较少涉及近海贸易。他的报告结合考古发现，重点考察了宋代登、密二州的贸易状况和元代山东同高丽之间的经济往来。郝祥满（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察了宋朝海上赴日贸易期见常见的风险和困难，指出他们借助宋代文化“软实力”、“唐物”的品质以及富于异国情调的生活方式，运用多种手段开辟了走私贸易渠道，通过与日本权贵的私人关系确保了贸易安全和利润。在上述集中讨论海洋问题的论文之外，海洋作为一个幕后的概念或隐藏的场域依然暗含于众多参会论文中。

浙江大学中西书院教授刘迎胜

东亚。与海洋一样，东亚也是一个广阔的空间概念。与会学者的论文关注了国际关系，人员的交流与往来。魏志江（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从高丽初期的西北疆土拓展、辽丽战争与高丽江东六州的领有、辽来远城和保州的弃守与高丽“拓地鸭江”三方面，考述了中朝鸭绿江边界如何形成这一学界研究较为薄弱的议题。乌云高娃以济州岛牧马场的设置和马匹的归属为线索，观察了元丽和明丽外交关系的演变。济州岛本身和岛上的数万匹牧马，先后成为元丽、明丽之间角力的焦点。郭万平（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也采用了以小见大的研究路径，从赵伯圭与平清盛的交往出发考察了宋日之间的贸易关系。胡炜权（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15世纪的日、明、朝三国关系中的倭寇、漂流民、被虏人为线索，指出三国以及琉球之间，非官方与官方间的互动交流纵横交错，这些互动揉合了国家间的不同立场和政治、外交需要，难以用所谓的“朝贡体系”简单概括。王煜焜（上海理工大学沪江文化研究所）反思了“朝贡体系”的运作状态，从壬辰战后朝鲜与日本的议和交涉及东亚三国间的政治博弈，观察朝贡体系中“实”与“虚”的各侧面。申万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和舒健（上海大学文学院）重点关注元代东亚世界中的人员交流。前者指出蒙元时代的高丽人出仕中国，与元丽关系的发展情况密切相关。在战争状态下，出仕蒙古的高丽人成为牵制高丽政权的工具。高丽的一些政治精英通过宿卫等形式，在忽必烈时代得到仕宦中国的机会。元朝中后期，大量高丽精英在中国仕宦，高丽人已经成为元朝国家体制中的重要政治群体。后者考察了指空和元代东亚的多重佛教世界，从指空入元后的活动与境遇揭示了元代统治者的态度和信仰的差异、禅教之争等方面的内容。杨雨蕾（浙江大学历史系）从海外贸易、文化交流、技术传播等角度考察了宋元时期浙江与朝鲜半岛的交往互动，该文是一篇综括式的宏文。姚胜（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贡献了一次讨论学科建设以及历史、外语关系的报告。他根据北外经验，指出外语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大要素，外国语院校可以在相关研究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重点则是做到研究者自身中外语文的融通，掌握不同外语的研究者展开团队协作，历史学、外国语言乃至更多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教授郭万平

日本。日本研究是东道主浙江工商大学的强势领域，本次会议也有一批以日本为核心研究对象，或从日本史角度考察问题的研究论文。谷惠萍（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分析了《八幡愚童训》和日莲对恐怖蒙古人形象的表述，指出了这些表述与历史事实的差异和历史影响。瞿亮、龚言（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则考察了另一与蒙古人关系密切的概念“神风”，分析神风概念在近代日本建构和产生作用的过程。康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指出日本历史上的“14世纪危机”是一场对社会影响深远的经济政治危机，这次危机的过程与东亚世界在1350—1370年代的急剧变动存在密切的联系，影响了日本室町幕府与高丽、明朝的外交关系。江静（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认为日本临济宗禅僧无梦一清在元期间的参访活动有助于其加深禅学造诣、提升禅修境界，也成就了他出众的诗才。他的参访还促进了中日禅林间的文化交流，推动了中国禅林内部的切磋与沟通。王海燕（浙江大学历史系）把动物纳入研究视角，分析了日本在国际贸易和交往中获得或给出动物的种类，羊是此文的主要讨论对象。此文饶有趣味，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

断代。会议也包含了从断代史视角考察问题的报告和论文，学者们尽力做到打通前后断代，扩充讨论的时段。张志清（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报告了苏州太仓樊村泾遗址的考古发现及最新整理成果，分析了遗址遗物蕴含的时代特征信息和来源、去向等相关问题，介绍了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瓷器碎片的可能用途。张国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指出，劄付的广泛使用体现了元代选官的灵活性。元代劄付承袭金代旧制，并有所发展。其体式渐趋丰富；书写则多用八思巴字，并附汉文译注；颁授机构不限于中书省和行省，包括内外百司以及投下机构等。劄付与宣命、敕牒、付身构成了元代官吏委任文书体系。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比较了各时期契丹字和汉字的辽朝国号，认为辽朝的国号、契丹人的姓氏以及政治中心、礼仪制度等诸多方面也体现出政治文化的二元性。我的文章重点分析了南宋奏议中的北宋交子形象，指出这些形象更多地出自南宋官员的构建，不能反映北宋交子的制度与流通状况。看起来与会学者中只有我讨论了宋代货币问题，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铜钱在宋元时期大量外泄至日本、高丽和东南亚地区，并影响了上述地区的货币流通格局，这已是学界常识。但是，宋元铜钱的外泄量究竟有多大，改变了东亚各国的哪些制度，仍待深入研究。康昊老师的论文涉及到了这些问题。我向他请教了外国学者高银美如何计算出宋朝每年输入日本的铜钱数量，13世纪日本用铜钱缴租税的比率为何如此之高，日本民众和商人如何在租税折钱的背景下交易粮食和铜钱等问题。如果没有本次会议提供机会，我的这些问题可能很难寻到专家解答。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申

文献。由于本次会议的视域宏阔，大量中外文献被纳入到学者的讨论范围中。讨论某一文献本身，或从该文献的记载出发讨论相关历史问题，成为会议报告的重点。文献研究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学者们分析各类文献的不同方法，以及各异的问题意识，给大家带来了诸多启发。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分析了牧溪《六柿图》在中、日和西方世界的接受史，从佛教义理、艺术史和哲学史角度诠释该图的内涵。叶少飞（红河学院越南研究中心）也以图入史，指出伯希和在英译本《马可波罗纪行》中对忽必烈象轿的解释失当，忽必烈乘坐的四象木楼当为由四头大象拖曳的巨型轮式车辆，形制与明代《入跸图》所绘相近。葛焕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论证多种证据表明《春秋微旨》不属于陆淳纂会啖助、赵匡之作而成的著作系列，但它还采用类似《春秋集传》的解经形式，以及对啖、赵经说有着一定程度的依赖，可断定其撰作于大历十年后至陆淳更为独立地撰著《春秋集注》之前。许红霞（北京大学中文系）指出从《慧日永明寺智觉禅师自行录》编者文冲自署的16字关键信息入手，可知文冲并非宋人，从而厘正一直以来认为文冲是宋人的误判。蔡春娟（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从元人对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的评判与论辩入手，探讨该书在当时的使用情况，以及当时的读书风气、价值取向。陈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详细考察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人遗墨册》所收二札一诗，认为它们呈现了张经及其父张监平生行谊与宦游的几个侧面，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张士诚政权与江南士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杨晓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辨析了汪大渊的出洋史实和关于《岛夷志》成书的若干问题，厘清了一些误解。魏曙光（沈阳师范大学历史系）利用伊朗议会图书馆藏《史集》抄本，研究了阿阑豁阿和海都的世系。张呈忠（上海大学文学院）认为王志瑞《宋元经济史》在宋元经济研究的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王志瑞是论证宋代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人，早于陶希圣食货学派和京都学派。此书运用了商业资本理论，但并不属于“新生命派”，而带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鲜明特色。

牧溪《六柿图》

总的来说，提交本次会议的论文呈现了“宋元与东亚世界”多个角度、多个侧面的面貌。断代史、世界史的学者绝非“自说自话”，而是在会议主题的引领下，尽量地拓宽文章的研究视域，拉长考察的时段，以期获得更好的行文、讨论效果。在各位与会学者的努力下，“宋元与东亚世界”这幅尺幅宏阔、层次丰富又尚未完成的拼图，自然又更为完整了一些。系列会议提供了断代史与世界史交流的优秀平台，期待它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