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现代话体文学批评文献丛刊》：完整的批评史如何可能

《现代（1912-1949）话体文学批评文献丛刊》，黄霖主编，李德强、张晴柔、杨婷婷（诗话卷）、付忧（词话卷）、闫娜、陈圣争、黄念然、杨瑞峰（文话卷）、朱泽宝（小说话卷）、孟昕、朱崇志（剧话卷）、张小华、周于飞（联话卷）、潘文书（影话卷）编，凤凰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十二册，1694.00元

一

“五四”以后，反传统的“新文学”崛起，脉承传统的文学往往被视为“旧文学”而遭到批判、压抑，乃至被遮蔽百年。因此，一般所谓“中国现代文学史”实际只是“新文学史”，而现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也几乎清一色是“新文学批评史”。这样的史述显然残缺不全。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些学者就已展开为“旧文学”及相关文学批评正名的学术建设。黄霖先生是其中一位坚持从史料出发的领军人物，他早年所著《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就是一部以真实完整是求的信史。本世纪以来，他将研究领域拓展到现代，指导学生进行民国“旧文学”及相关文学批评的资料收集与研究。近日出版的由黄先生主编的《现代（1912-1949）话体文学批评文献丛刊》（下文简称《丛刊》）便是其团队的最新成果。《丛刊》系统整理了现代话体文学批评文献，同时在观念视角、著录叙录上都体现出信史“基石”的特征，它选录具有代表性的现代话体文学批评文献，将其放置在民国时期社会、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中钩玄提要，以揭示它们独特的文献、理论和传播价值，为如何真实完整地呈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做出了经典示范。

《近代文学批评史》，黄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2月出版，866页，13.70元

在《丛刊·总序》中，黄霖先生对现代话体文学批评的真价进行了重估。如他所言，“这些话体之作是有旧有新，亦旧亦新”（《诗话卷一》，第2页），“新文学家”断其为“旧”而彻底加以否定是十分片面的，若至今还抱持这种态度就不能认识完整的现代文学批评史。当然，我们要注意区分趋时创变和裹足不前两类现代话体文学批评文献，做到取精去糟。其实，话体文学批评在现代时期不仅没有“死”去，还以其数量的空前繁荣及无所不“话”的超强活力联通了古今中西的各种文体、文类、文论。可以说，现代话体文学批评在承续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传统方面有重要贡献，与当时延续传统的其他文学理论批评体式一道有力地阻遏了中国文论的彻底西化。因此，整理与研究现代话体文学批评文献，将更好地揭示中国现代文论与文学演变的一条规律，即只有在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新旧共济的大道上，才能不断地获得新生。黄先生这些论断是《丛刊》各卷具体编著工作的指南，让编著者明确了拣选标准和叙录立场。

二

文献史料的整理是任何历史类研究的基础，黄霖先生无疑是文献整理的大家。他治中国文学批评史五十余年，从做小说批评史之初便重视发掘整理相关原始资料，先后推出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1982）、《金瓶梅资料汇编》（1987）、《文心雕龙汇评》（2005）、《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2007）、《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2009）、《历代小说话》（2018）等都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史料性著作。正是因为有之前的丰富积累，黄先生主持编纂这部《丛刊》在文献整理方面也颇具特色。

首先，《丛刊》作为现代话体文学批评的汇编成果，跳出了目前类似整理一味求全的既定模式，希图达到“全”与“精”的统一。这套《丛刊》众体皆备，凡属文学批评史范围的现代话体文学批评文献皆予收纳，包括具有悠久历史的诗话、词话、文话，明清始勃兴繁盛的剧话、联话、小说话，以及与现代电影伴生而新兴的影话。对于其他数量虽亦可观，然严格说来与文学批评史关联较小的书籍话、书法话、画话、印话等则被排除在外。这样的边界划定是科学的，避免了似“全”而“乱”。

由于各类话体在现代时期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新变，因而导致现代话体文学批评文献鉴别难。针对这种复杂状况，黄霖先生在《丛刊·总序》中首先开宗明义：

所谓“话体”，就是如诗话、词话、文话、曲话、小说话一类形式独特、自成一体的文学批评著作。话体文学批评的基本特征，就是既有别于传统文学批评中诸如序跋、评点、书信、论诗诗、曲谱、词谱、单篇文章等其他文体，也有别于现代有系统、成体系的文学论著，其主要表现形态为笔记体、随笔型、漫谈式，凡论理、录事、品人、志传、说法、评书、考索、摘句等均或用之，其题名除直接缀以“话”字之外，到现代就往往用“说”“谈”“记”“丛谈”“闲谈”“笔谈”“枝谈”“琐谈”“谈丛”“随笔”“漫笔”“卮言”“闲评”“漫评”“杂考”“札记”“管见”“拾隽”等多种名目，也给人以一种“散”的感觉。（《诗话卷一》，第1页）

上述对“话体”内涵和外延的界定非常明确，为避免非话体文献的混入设置了防火墙，有效地防止了各卷选目求“全”而“杂”。

就各卷所收篇目来看，也注意在兼顾全面的同时，突出重点，发掘精品。以《诗话卷》为例。该卷共三册，收录诗话二百五十七种，与早先出版的《民国诗话丛编》（张寅彭主编，收录三十七种，2002年）相较，突破了只收“旧体诗”诗话的限定，兼收“新体诗”诗话，体现出编者很强的现代文学整体观。所涉资料也突破书籍，而以民国报刊为主。实际上，民国报刊诗话数量巨大，质量良莠不齐，若单纯求全，不仅短期内难以做到，即使最终完成，也可能会引来“搬运”之诮。综览《诗话卷》选目，除王蕴章《然脂余韵》被《民国诗话丛编》收录外，其余均为首次辑录。其中珍稀诗话颇多，如高旭《愿无尽庐诗话》、徐畹兰《鬘华室诗话》、陈小蝶《香奁诗话》、叶楚伧《诗学述臆》、周瘦鹃《新诗话》、刘永济《旧诗话》、胡怀琛《一叶诗话》、王维克《法兰西诗话》、潘伯鹰《诗话》、赵景深《诗话的诗话》、郑逸梅《服御诗话》、史大木《古今诗话》、陆澹盦《澹盦诗话》、朱亚凤《嘤鸣诗话》、胡石予《炙砚诗话/涤砚诗话》、邓散木《一龛诗话》、沈文炯《翠娱堂诗话》、陈诗《红柳盦诗话》，等等。《诗话卷》选录作品所“话”对象以“旧体诗”为主，也有一些专论“新体诗”，还有的特意融“新”“旧”体诗于一炉，另外还出现了专题诗话、外国诗话和诗话的诗话等，所用语体既有文言，亦有白话，无论是内涵还是形态都很大程度地体现出求新求变的现代性。对于一些流传既广、精编精校的诗话则不再收录，以避重复。很显然，《诗话卷》能在呈现现代诗话整体面貌的同时凸显其最富活力的部分。遍览《丛刊》的其他各卷选目亦是如此，以呈现某类话体的整体面貌及生命活力为鹄的，并希图与其他涉及民国话体文学批评的史料性著作形成互文关系。

其次，与古代话体文学批评文献完全载于书籍不同，现代诸类话体作品登载于报刊者甚夥。若认真考究起来，一些原本认为只以单行本行世的话体著作也往往先在报刊上发表再结集出版。例如陈衍的《石遗室诗话》就是陆续由《庸言》《东方杂志》《青鹤杂志》揭载，再汇编成书单行的。这便给现代话体文学批评文献的整理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因为民国报刊数量庞大，分藏海内外各类图书机构，查阅、收集这些报刊上的话体作品需要投入极大的精力。虽然有一些数据库可供检索，然收录并不完整，尤其是大部分报纸资料仍需到收藏处仔细翻阅、抄录。更麻烦的是中国文学的现代转轨叠加报刊的现代大众传媒属性，使得民国报刊上的各类话体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新变。譬如白话之使用日渐增多，逻辑思维在以“话”为名的文学批评中日趋增强，杂糅“话体”“论体”（论文与专著）的文论作品不时出现。鉴别这些传统话体的“变体”极费工夫。另外还需从中遴选出有价值、有代表性的作品，剔除那些偏于广告性质、报道性质及制造公共舆论性质的作品，这就意味着要继续披沙拣金。对此，《丛刊》的编著者力求辑存第一手的报刊首发资料，为建构现代话体文学批评的信史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其中《词话卷》《小说话卷》《影话卷》的文献全部采自报刊，《诗话卷》的绝大多数文献来自报刊，《剧话卷》《文话卷》《联话卷》的大半文献选自报刊。综览《丛话》各卷涉及的报刊既有《新闻报》《申报》《时报》《民国日报》《小说月报》《半月》《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甲寅》《语丝》《论语》《青鹤》《中学生》这样的大报名刊，《晶报》《金刚钻》《小说旬报》《词学季刊》《歌场新月》《戏报》《影戏画报》《电声》这样的小报专刊，还有《盛京时报》《天津商报画刊》《越风》《西北文化月刊》《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南通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东莞留省学会杂志》这样的地方（学校）报刊，搜罗范围之广确实前所未有。

同时，《丛刊》采集文献还特别注意书籍与报刊的联动。可分两个层面来谈，一是在全面收集报刊话体文学批评文献的同时兼收载于诸“话体”书籍（专书）者，如《文话卷二》所收吴承烜《论骈文》、刘锦江《论书牍》、钱基博《〈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梁堃《桐城文派论》、高语罕《语体文作法》、姜书阁《桐城文派评述》；《剧话卷一》所收宗天风《若梦庐剧谈》、唐友诗《梨园轶话》《平剧二百年》等都是直接采自书籍。一是对于既有单行本又曾登载于报刊的“话体”文献，无论所用底本为书为报，都注意互勘互校，力求准确完整。这充分体现在《剧话卷一》中，该册《凡例》说明：“部分单行本系报刊剧话之整理结集，此外亦多有与单行本同题之文章散见于各报刊，或为单行本之节录，或为独立内容。凡此类同题剧话，均综合文本内容予以合并。”（《剧话卷一》，第1页）细读该册，所收八种剧话中有五种属于此类情况，即韩梯云《补庵谈戏》、张肖伧《菊部丛谈》、张乙庐《老副末谈剧》、张聊公《听歌想影录》、张冰独《上海观剧杂记》。这五种剧话的内容版本相当复杂，如张肖伧《菊部丛谈》所辑入的《蒨蒨室剧话》在单行本之外尚见同题剧话登载于三十余种不同的报刊。正是由于该册编著者重视书籍与报刊的联动，才尽可能地集齐了全部内容，详加梳理校勘后，为今日读者提供了一个真实可靠的文本。

在现代话体文学批评文献建设尚处于草创阶段的当下，以民国报刊为主兼顾相关书籍的文献采集方略显然最切实际，同时重视书籍与报刊之联动也能真实地展现因传播载体现代转换导致文本不断增删修订的复杂过程。

再次，《丛刊》各卷的文献审定严谨精良，底本均采自民国时期的报刊或图书，报刊资料采用初次发表者，单行本和相关书籍则选择初版本。对于个别异体字、明显误字、衍文则予以径改，对不同版本的异文一般保持底本原貌或出校记加以说明，对于字迹漫漶不清难以查考者以“□”代替。另外，基于原文或无标点，或分段、标点错讹较多的状况，编著者对所有辑录文献重新进行了分段并准确标点。就笔者阅读所见，《丛书》各卷较少出现错别字和标点符号错误，这是编著者再三核校的结果。由于《丛刊》所采文献多来自民国报刊，不少作品在最初发表时并无通盘考虑，随写随刊，显得零星错乱。《丛刊》各卷或依作者、或按报刊，以时间先后为序将其编排得井井有条，为今后整理报载文献史料做出了示范。

最后，《丛刊》各卷编著者为每篇文献撰写的叙录平实且精彩，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施耐庵：《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全传·发凡》，李贽评，黄山书社，1991年，卷首）。通过叙录，读者可以了解文献出处、作者生平著述、作品主要内容、理论贡献、文献价值，以至创作背景、传播状况，等等。对于刊载话体作品的报刊、书籍亦有简要介绍。试以《词话卷》的《绾春楼词话》叙录为例，以窥一斑：

载于1912年《妇女时报》第七期，作者署名“毕杨全荫”。原文前有小序云“壬子清明后三日芬若自记”，可知本文写成于民国壬子年（1912）清明节后。作者杨全荫，字芬若，生卒年不详，江苏常熟人，著有《绾春词》《绾春楼诗话》《绾春楼词话》，曾选清代闺秀词九十五家二百三十一阕辑为《绿窗红泪词》。其父杨圻（字云史）为近代著名诗人，著有《江山万里楼诗词钞》。其母李道清为李鸿章女孙，著有《饮露词》。其夫毕振达（号几庵）为通俗小说家，著有《人间地狱》《芳菲菲堂词话》等。王蕴章《然脂余韵》卷三云：“《绾春词》，杨芬若女史作，仪征毕几庵室也。几庵选《销魂词》，以女史之作为殿。凤尾鸾心，自成馨逸。”

此词话共十九则，主要评述清代闺秀孙碧梧、陈契、史景芝、葛玉贞、钱孟钿、俞彩裳、孙汝兰等人词作。作者自言：“余与词酷嗜《花间》，每有仿制，殊痛未似。”是以本文多选评闺怨相思之词作，倾向于凄艳含蓄之词风。该词话对梁令娴《艺蘅馆词选》评价极高，称赞其为“博视朱垞《词综》，而无其浩瀚；精视皋文《词选》，而矫其严苛”。此外，本文较为重视特殊体裁词作，选评了五首回文体《菩萨蛮》、一首独木桥体《百尺楼》。《滑稽时报》1915年第四期曾转引本文“阳湖庄佩莲”一则，雷缙辑《闺秀词话》曾转引三则。另，《小说新报》1921年第七卷第六、七期刊登《守诚斋词话》，共十六则，前有小序，作者署名稚农，内容全抄自《绾春楼词话》，唯顺序微有不同。（《词话卷》，第1页）

《丛刊》各卷像这样用语准确雅洁，讲求知人论世、考镜源流、信息丰富的叙录所在多是。若整体观之，这些叙录还能彼此联络组成一部现代话体文学批评简史，因其撰述本就立足古今通变，故能聚微观史述显现话体文学批评在现代时期的发展变迁。

三

与一般的文献整理成果不同，《丛刊》是黄霖先生及其研究团队为重构真实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采炼的基石。缘乎此，整体阅读《丛刊》各卷，就会发现它已初步显现出话体文学批评在现代时期发展繁盛的真相。

据《丛刊·总序》所说，“现代时期的话体文学批评十分繁荣，其文体之全面，数量之丰富，都是可以使话体之作最繁富的清代也瞠乎其后的”（《诗话卷一》，第4页）。翻阅《丛刊》各卷可知，当时不仅被视为“旧派”的名家包天笑、王蕴章、周瘦鹃、姚鹓雏、林庚白、叶楚伧、许指严、李定夷、胡怀琛、陈蝶仙、陈小蝶、张春帆、许廑父、赵苕狂、顾明道、范烟桥、冯叔鸾、郑逸梅、程瞻庐、陆澹盦、姚民哀、何海鸣、蒋箸超、杨尘因、程小青、许啸天、刘豁公、闻野鹤、张碧梧、张枕绿、施济群、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范菊高、周剑云、姚光、刘哲庐、江山渊、钱释云、严芙孙、冯小隐、朱鸳雏、沈禹钟、成舍我、张慧剑、柴小梵、李薰风等积极从事各类话体创作，一些“新文学家”周作人、刘大白、王任叔（巴人）、朱自清、俞平伯、叶绍钧、梁遇春、高语罕、唐弢、阿英等也撰写了一些话体作品。另外，作者队伍中还有擅长传统诗文的宿旧，如王闿运、吴承烜、易实甫、王揖唐等；痴迷听戏观影的专门家，如徐凌宵、补庵、张肖伧、张厚载、张乙庐、张冰独、唐友诗、洪深、汤笔花、欧阳予倩、李君磐、麦黛玲等；知名的教育家和青年学者，如唐文治、夏丏尊、骆鸿凯、赵景深、钱锺书、陈子展、陈柱、姚华、周振甫、姜书阁、杨世骥、王力、箫涤非、余冠英、徐中玉，等等。更可贵的是，《丛刊》各卷还收录了一大批普通作者的作品。若将《丛刊》与现已出版的其他涉及民国话体的史料性著作合观，其作者队伍之大，其作品数量之多，其传播范围之广（刊于各类书籍、报刊），远超我们的想象。

《诗话卷一》目录

《诗话卷二》目录

《诗话卷三》目录

《丛刊》各卷均不乏大家力作，以下分卷简述。先看《诗话卷》，姚鹓雏撰有诗话多种，其《赭玉尺楼诗话》（1916-1917）力倡出唐入宋，反对门户习气，论诗兼顾学问与性情，客观评价近代诸诗家，在当时即产生了较大影响。胡石予不仅专门致力于创作诗话，而且堪作传统诗话尊体派的代表，其《炙砚诗话/涤砚诗话》（1933-1934）重在存诗纪事，所录所评之诗之事以师友、门生和本人为主，读来颇感兴味又时见卓识，所存诗作还有未刊之稿，具有较高的文献和理论价值。胡怀琛则是诗话创新的代表，其《一叶诗话》（1927）秉持新旧融合的诗学主张客观地评论旧体诗和新诗，并提出了“以旧格式，运新精神”的意见。其《福履理路诗话》（1934-1935）则在诗话形式上寻求突破，全部用很自由的白话撰写，夹杂着各种俗语、口头禅、对白，并纯熟地运用各种巧妙的比喻、联想，将阅读体验与理论思考融为一体，很能说清问题并吸引读者。陈蝶仙、陈小蝶父子着力于闺秀诗话的编撰，蝶仙曾以《女子世界》为平台征集女性诗作并评述，今辑为《闺秀诗话》（1914-1915），小蝶则与同人合撰《香奁诗话》（1914-1915），这在当时催生出一大批女性诗话，成为民国诗话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李定夷以撰作滑稽诗话知名，曾一度掀起报载滑稽诗话的热潮。郑逸梅喜欢撰写名物诗话，对诗中所咏名物进行辑评，其《食品诗话》（1933）《服御诗话》（1947）叙述食品、服饰入诗现象，可作为研究近现代相关专门史之材料。

《词话卷》目录

再看《词话卷》，王蕴章是近现代诗词名家，所作《梅魂菊影室词话》（1914）《秋云平室词话》（1933）是正体词话的代表，重在辑录评述历代词人词作词事，兼及考订词集版本、发表词史词论观点。朱衣作为青年词人，所撰《新词话》（1944）可视为变体词话的代表，不仅用白话撰写，而且特意避开使用“含蓄蕴藉”“言外之旨”等传统词学术语来评赏温词。林庚白针对当时词坛弊病而著《孑楼词话》（1933）阐发以平凡通俗之语造自然之美的词学主张，的是深得词学三昧之论。闻野鹤《怬簃词话》（1917-1918）内涵丰富，既对一些近现代词人词作词事加以辑录评析，又对古代词人词作加以品第以声明学词宗尚，还对历代词话进行评价以彰显自己的词学主张。朱剑芒《重阳词话》（1925）、《申江本事词》（1926）、《秋棠室词话》（1926）、《垂云阁恋爱词话》（1928）等，或以“重阳”“恋爱”为专题评析历代绝妙好词，或对历代名篇进行修辞批评，或就身边词友轶事展开记录，充分体现了传统词话“散”的特点。朱鸳雏《双凤阁词话》（1916-1918）以辑评乡邦词人词作词事和评论清代词人为主，保留了与松江及南社相关的不少珍贵词学资料。

《文话卷一》目录

《文话卷二》目录

《文话卷三》目录

《文话卷》中古文名家钱基博的《精忠柏石室文话》（1918）以历代古文为范本对读者讲述观读、写作古文之法，娓娓道来，实为难得的经验之谈。夏丏尊、叶圣陶合撰《开明国文讲义·读写的故事》（1934）恰可与之对读，该文将当时国文科所涉读与写的主要问题放置在设定的故事情境中一一讲解，明白晓畅，深受中学生和普通读者欢迎，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学语文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夏、叶二人组织编写的《开明国文讲义·文话》（1934）是其姊妹篇，侧重于讲述诸种现行文体及写作方法，通俗易懂，引人入胜，同样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胡怀琛的《韩柳欧苏文之渊源》（1926）代表我国文话一贯的考镜源流传统，余冠英的《文章浅话》则借严复论翻译之“信、达、雅”原则讨论写作好文章的标准问题，代表文话在现代时期积极吸收其他领域学术资源的新面向。另外，现代文话中还兴起了一类“文学”（文艺）话，周作人《文艺批评杂话》（1923）、许钦文《文学细话》（1933）、朱自清《什么是文学》（1947）是此类文话的精品。周氏提出的“科学的分析的文学原理，于我们理解文学的人诚然是必要的，但决不是一切。因为研究要分析，鉴赏却须综合的” （《文话卷三》，73页）观点，许氏对国内各种文艺思潮、各国文学概貌的介绍，以及朱氏关于“什么是文学这问题大概不会有什么定论，得看作品看时代说话”（《文话卷三》，676页）的立场，都值得我们重新认识和反思。

《联话卷》目录

《联话卷》虽因联话本身处于现代文学批评的边缘地位而辑录的篇目赶不上其他诸卷丰富，但也不乏耐人玩味的精品。如陈方镛《楹联新话》（1921）分类辑录联语联事，并特别增加传统联话中所无的“时事”类，以传示撰述者留心时务之心，具有一定的时代气息。朱涤秋《秋籁阁联话》（1924-1927）评联首重应用性，颇谙联语文学体性，对作联之技巧能道前人所未道，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刘大白作为撰联名手，所著《白屋联话》（1929-1931）探讨楹联的起源、体制、题材、风格等都颇见心得。该联话用白话写作，较具系统性，是联话的现代变体。

《剧话卷一》目录

《剧话卷二》目录

《剧话卷》中的精品琳琅满目，试举数例。冯叔鸾的《戏学讲义》（1913-1915）尝试用话体的形式来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戏剧理论体系，所谈涉及“戏学”的定义、戏剧之分类、京戏与新剧、戏剧心理学，以及与舞台实践相关的其他方面，于现代戏剧学之建立有很大贡献。长期从事传统戏剧改良的韩梯云所撰之《补庵谈戏》（1924）可与之合称现代“戏学”双璧，意图建立不分“新”“旧”、有助于通俗教育的中国“戏学”。该剧话虽为杂记体，但实具一定体系，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所论笼罩群剧，而以皮黄、秦腔为独多，涉及戏剧学的曲本戏本、音律声腔、戏剧术语、赏剧风气诸多方面，不乏真知灼见。其对各剧种源流之梳理及相关人事之评述亦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冯小隐刊于《晶报》（1919-1924）的系列剧谈是为当时剧坛撰写的剧评合辑，主要是进行戏剧内容、演出活动、戏剧演员等的介绍评判，也体现出作者在戏剧创作、表演和戏剧批评等方面的独特识见，当时为很多观众所瞩目，于今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张乙庐是传统戏剧的行家，其《老副末谈剧》（1938）一出便获得极高评价，刘菊禅认为“是书一出，京剧之秘奥尽抉，而皮黄一道无难题矣” （《剧话卷一》，442页）；刘慕耘赞曰“其辞核，其言瞻，其文章宏博，虽卷帙无多，而发挥乐理，阐扬剧风，率皆道人所未道”（《剧话卷一》，443页）。该剧话精于戏剧实践，句句落实，故能为梨园所重。姚华长于传统曲学，所著《菉猗室曲话》（1913）、《曲海一勺》（1913）通过评点、考订前辈曲学著作、辨明曲之源流体性传承正确的曲学知识，提升戏曲地位。周剑云是民国知名的新剧评论家，在报刊上发表的系列剧话意为新剧张目，他的《负剑腾云庐剧话》（1914）、《新剧月旦》（1914）、《新剧家传略》（1914）、《新剧概论》（1914）、《新剧评议》（1915）等对认识新剧发展史有重要价值。张冰独的《上海观剧杂记》（1946）是对1942年6至9月间在上海上演之话剧的剧评合辑，张氏重视舞台实践，所评所记涉及剧本、演员、表演、布景、导演等方方面面，提供了了解当时上海话剧演出实况的重要史料。

《影话卷》目录

《影话卷》以首开用话体作影评之风的周瘦鹃《影戏话》（1919）冠其首，周氏的这些影话涉及电影缘起、电影与小说之关系、影片类型划分、电影简介、演员轶事等很多方面，是考察电影作为舶来品初入中国时国人认识的宝贵资料。徐卓呆是中国早期电影的实践家，其《影戏话》（1921-1926）介绍欧美影业情况，热望发展本国影业，强调电影与话剧有密切关系，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周剑云与郑正秋、张石川合称“明星三足鼎”，其《影戏杂谈》（1922）视野开阔，多为有得之见，既梳理了电影与“新”“旧”戏剧之关系、肯定了电影的文艺地位，又细谈了电影制作的一些细节，表达了对发展国产电影充满期待。洪深的《课余漫笔》（1925-1926）为其初入明星公司时的作品，是其将美国所学戏剧理论用于探讨电影制作问题的成功实践，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程小青《电影编剧谈》（1926-1928）以美国电影理论为指导介绍自身的编剧经验，主题一贯，别开生面。欧阳予倩《导演漫谈》（1926-1928）提出“剧本是灵魂，导演是骨干，演员是筋血，摄影是肌肉”（《影话卷》，275页）的综合艺术论，对如何做好导演进行了比较具体的阐发，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李君磐是早期话剧的开创者、电影表演艺术家，其《影艺谈荟》（1932）随谈电影的艺术属性、剧本作法、导演与制片家责任等，多为有识之见。麦黛玲的《麦黛玲影话》（1948-1949）追踪欧美电影前沿，介绍好莱坞、苏联、英国电影及影业情况，大大开拓了国人的电影视野。

《小说话卷》目录

《小说话卷》是黄霖先生《历代小说话》的文献补充，其收录佳作亦为数不少，试举几例。眷秋《小说闲评》（1920-1921）评论《水浒传》《红楼梦》《花月痕》《海上花列传》《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古代近代小说名著，从而显现小说变迁发展的连续性，表彰“旧小说”而讥讽“新文学”，见识立场颇具时代性。胡惠生《小说丛谈》（1921-1922）对中国小说发展史、小说文体、小说类型以及小说与社会之关系等发表自己的看法，颇多新见。粲九《欧美小说界杂谈》（1922-1923）主要记录欧美的小说作家作品，并对好小说的标准进行了评说，拓展了国人欣赏小说的眼界。张慧剑《小说杂话》（1926）讨论近代以来一些被忽视的名家之作和名家名作未引起人们注意的内涵，别具只眼，论断犀利。陆澹盦《说部卮言》（1932-1933）对《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进行了细致评述，所涉广泛，时见新意，大大增加了这些名著的研究内涵。郑逸梅《说林掌故录》（1940-1943）、《小说丛话》（1941-1942）、《说林凋谢录》（1943）等作品评介民国小说界的名家名作、逸闻轶事，为全面了解民国小说史提供了珍贵史料。赵景深所作《小说琐话》（1942）既用文言，亦用白话；既谈所谓“旧小说”，亦谈“新文艺小说”；讲求用新材料阐明新观点，是传统小说话的变体。钱锺书《小说识小》（1945）谈论中西小说，貌似随意，实则深寓先进的比较文学意识，主要用白话写作，杂糅外语和文言，是小说话变体作品中的妙文。

《历代小说话》，黄霖编著，凤凰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十五册，1800.00元

从以上据《丛刊》各卷选文、叙录所作梳理及对现代诸“话体”大家力作简要评析来看，“话体”这种历史悠久、根基深厚、富有民族特色的批评体式在现代并未“死”去，而是继续发展且进一步走向繁盛。

四

综观《丛刊》和其他涉及现代话体的史料性著作，话体文学批评在现代时期能够守正出新、适时创变，既延续了传统，又完成了现代转型。其批评对象既有旧体（含古代）诗、词、文、剧、联、小说，也有新体诗、文、剧、小说，还有电影这种欧美舶来的新文艺；其内涵也随之不断拓展生新，有作品还试图联通古今中西的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不断融合汇通来自各方的文学观念、文论思想；其语体，不再单纯使用文言，也使用白话；其形式虽仍主要是传统的笔记体、随笔型、漫谈式，但体系性明显增强，有作品已近于现代“论体”；其作者以所谓“旧派”作家为主，也兼有一定数量的“新文学家”，教育家、学者、学生和其他从业者。这些新特征和上述繁盛景况都说明“话体”在民国文学批评领域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与接受性。它如水一般，与时流变，随作品之变而赋新内涵，始终是我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体体式之一。

现代论文专著等“论体”的学术价值自不待言，然若没有现代“话体”这样连接古今、生动活泼、紧贴作品做感悟式文本赏析、理论阐发、录人纪事的文学批评体式，现代文学批评史一定会显得“高冷”、深奥、窄狭，即纯专业化，从而因曲高和寡而脱离广大读者，因丢掉传统而完全西化。可以说，“话体”与“论体”实际上是互为补充，互相成就的，二者作为当时进行文学批评的主力军共同推动了现代文学（文艺）的发展。一方面“话体”的随兴感悟运思、片段化形式，讲求知人论世、创作经验和鉴赏实践的传统，之于现代诸类（体）文学（艺）仍可产生有效批评，一方面“论体”所做学理化、逻辑性评论则将文学（艺）研究引向前所未有的艺术哲学，并试图与西方文学批评接轨。从事现代话体文学批评的作者大多具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略举数例，姚鹓雏被誉为“南社诗人眉目”（语出柳亚子向陈毅推荐姚鹓雏的信札，见《姚鹓雏诗续集》，三峡出版社，2002年，250页）；吴梅与王蕴章被评为“曲必瞿庵，而词必莼农”（金天羽：《艺林九老歌·序》，《天放楼诗文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222页）的双绝；钱基博青年时期所作古文已与前辈名家林纾相颉颃，朱自清则是新文艺散文的宗师；刘大白是撰联妙手；范烟桥是小说名家；张乙庐长期活跃于梨园，周剑云和欧阳予倩是中国话剧、电影的开拓者。由这些行家所作之批评一般都能切中肯綮，揭出具体问题，改进创作实践。以胡怀琛为例，其所作诗话中有关“新派诗”的探索，“正是沿着梁启超的‘新意境入旧风格’的道路走下来的”（周兴陆：《中国文论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481页），在当时为诗歌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试验路径；其所作小说话坚持认为“中国之旧小说固然有坏处，但须以中国之法补救之，不可以完全外国之法补救之”（胡寄尘：《小说管见》，见黄霖编著：《历代小说话》第九册，凤凰出版社，2018年，3439页），为中国小说现代转型提供了一个有别于全面学习欧美的方案。今天来看，这些在近现代文坛摸爬滚打多年，成绩斐然的作家在“话体”中发表的不少意见，对推进传统文学创新性发展且避免过激做法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也许现代话体文学批评缺乏西方式的冷静、客观、理论高度，但却充满来自作者切身体验的真知灼见。李长之先生曾指出文学批评“不用感情，一定不能客观，因为不用感情，就不能见得真切”（李长之：《我对于文艺批评的要求和主张》，《现代》1933年第三卷第四期），这一点移用作对“话体”的评价倒也十分恰切。

另外，现代话体文学批评对古代文学作品、现象的论析及史述亦丰富多彩，有效地阐释、传播、保存了宝贵的文学遗产。今天从事现代各种“话体”文献整理研究的学者对此一价值阐发尤多，不再赘述。

话体文学批评是现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引起治中国文学批评史者的高度重视。对于如何真实完整地呈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黄霖先生及其团队已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并做出了经典示范，有筚路蓝缕之功。不过，由于“五四”以来长期以西例律中国文学的惯性思维还很具影响，要想真正突破多重历史遮蔽，呈现完整真实的现代文学批评史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我想，以文献整理为基础的现代话体文学批评史撰述应该早日提上日程，同时加快整理研究现代文学评点、序跋、书牍等承续传统的其它文学批评体式，最终对所谓“新”“旧”文学批评的历史做整体汇通之研究，这样才能著成一部真正的“现代文学批评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