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头就讲一下吧，就是我的名字。因为这次活动的主办方在开始这场活动之前在网上发了一个文稿，就我的名字该怎么读音有一段话。今天我就作一个说明，我叫曹景（jǐnɡ）行（xínɡ），不叫曹景（yǐnɡ）行（hánɡ）。为什么叫曹景行呢，没有什么道理，老爸就叫我这个名字。当然行字可以有不同的说法，也可以拿出不同的证据来。
还有一个就是景字也可以读（yǐnɡ），但是我相信我老爸，他毕竟是教国学的，20多岁就在上海的大学教国学。他的老师是章太炎，章太炎应该算国学的大师了，我相信我老爸。在父亲节到来的时候，我很难得的恭维一下我的父亲。
说道父亲，刚才大家已经看到我讲的一句话，实际上我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实在是很少很少。我很羡慕梁先生，他的父亲91岁了，有这么长的时间和父亲在一起，甚至还有三十年以上是跟他的祖父在一起。我都没有。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说过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一个模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也许这也是我家庭的不幸。刚才照片里面看到我们所谓的全家福五个人，那时1956、1957年，很难得的时候，也就是我跟我父亲，在我三岁以后有一个月的时间是一起的，那段时间里面留下的。
但是按照今天的说法，我是留守儿童。父亲因为需要到外面打工，去工作。最艰难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是我们国家在上个世纪很不幸的那段时间里，照片上的五个人实际上在五个地方。我、我哥哥、我姐姐分散在三个地方，我妈妈一个人在上海，我父亲在香港。我们还瞒着我父亲，不告诉他我们的情况，我们怕他知道我们家的一些情况，给抄家之类的，怕会受影响。所以跟他说，一切都好。他也以为我们，一切都好。但实际上，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我那时候已经下乡了。
所以到最后，我见到我父亲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去奔丧。那个时候能够去奔丧还是谢谢周恩来总理给予照顾，不然的话可能这个机会都没有。所以我父亲这一辈子，他没见过我的妻子，没见过他孙女，我也从来能够有机会问他一下，这个字怎么写。我甚至机会在父亲节什么节，给他一个问候。这就是我们的不幸。
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父亲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今天能够在这儿和大家交流，我能够成为今天的我，父亲究竟起什么作用？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也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话题我才去好好想了一下，到底在我一生当中，甚至到我今天，父亲给了我什么？
父亲首先在我自己的家，也许和很多的家庭都一样，父亲可以说是一根主梁。他和我妈妈，他选择的、他的终身伴侣，一起撑起了这个家。我们从小长大，他给你土、给你水，挡住雨、挡住风，即使在很动荡的时代下，我现在回过头去想，在香港这样一个抉择，很不容易的抉择，他也承受了很沉重负担的抉择。但是毕竟给我们挡住了最后的风雨，没有弄到最后的就像我们说很多更不幸的家庭。
而且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中，他撑着这个家，首先他要打工。为什么去香港，有很多说法，人家猜测很多，但是他直接的，我在看他的信里面，包括文章里面，写的很清楚，就是为了这个家。一家上有孩子，上有老下有小，要过日子。所以他要去香港，需要一份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写字。
李敖先生看到我就说，就是你老爸我比不过。因为他发表东西是4000万字，李敖到现在还没写到4000万字。但我父亲在他的文章里面写到，这种写稿的日子叫手停口停，一天不写东西，就没吃的了。为了整个家庭的生活，必须写。所以他到了香港，包括他之前，他一共发表了4000万字。我不知道《红楼梦》是一百万字还是多少万字，反正可以想象一下。现在的出版的书一百种吧，好多还没出版。但是这样辛苦地写，除了他有许多自己的看法要发表，我想他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是为了养活我们。
他1972年去世前最后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在澳门。他最后病危的前夕，在医院里面的病床上，他已经人都坐不起来，他拿一块板，手那么举着在写稿子，人已经瘦得不像样子还在写着，因为报纸上的专栏还在等他的文字。
这张照片我看了一直是非常心疼，也非常亏欠。因为可以说在他去世前，我一点点东西都没给过他。那个时候我27岁，我下乡，我也没办法给他。即使我在农村的买到的很好的茶叶，我也没办法带给他，我甚至连一句问候的话，包括他生病病重的时候，我连一句问候的话都不可能。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话，尤其是打香港，一封信要十来天。
所以等我们接到电报，说他病危的时候，赶过去，三天三夜。从广州这儿出去的，顶着昨天那么大的雨，到了澳门拱北关口，朋友来接我们的时候说，他已经去世了。那天的雨和昨天的一样的大。
对我来说，父亲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个意味着，我想首先一个就是对家庭的责任。作为父亲，我的父亲尽到了对家庭的责任。尽管这么遥远。现在看来1000多公里，2小时飞机。那个时候不仅是地理上、交通工具上的时间，更重要的是两个不能随便过去的地方。他过来也不容易，我们过去更不容易。但是在那样的隔离下，到底父亲对我是怎么想的，我现在很想去想象。他那时候一个人在香港的时候，想到我们会怎样。
但是我现在想到我们小时候，常常从他的信里面，有时候他会寄给我们报纸，香港的《大公报》等，里面夹一个两个气球。有的时候会夹一块手绢给我姐姐。甚至有时候会收到海关的一张纸，说你们寄来的东西里面有走私夹带。那时就是这样，如果你夹一条手绢，他认为是走私，就不让进来。
经常想着我们。我九岁那年去北京，是他离开上海去香港之后六年第一次到北京。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他干嘛去了，现在当然知道，是为了两岸的事情去。我是跟着妈妈从上海去了北京。到北京的时候天很热，然后我们到了饭店，那我爸爸他来帮我洗澡。洗澡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这句话我今天还记得非常清楚。他突然停下来对妈妈说，他叫我小名叫“闲闲”，他说“闲闲怎么这么瘦。”
后来几天我都感觉他在补偿我，我要什么他都顺从。他看到我对饭店下面卖邮票的地方，对邮票很感兴趣，当时小孩都集邮。他说你要的你全买下，当时我记得是五块钱，那是很大的一笔数，我把当时新的邮票都买了一套。
那时我的满足感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居然可以这样，我不是五分钱、一毛钱去买邮票，而是可以这么样。所以对于在香港的父亲，我的感受现在很难去体会。
但是到我哥哥曹景仲，他在1970年去世的时候，25岁去世，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分配到了河北的最北边，因为战备的需要，去农机厂改建军工。结果出事，因公殉职。那年那个消息，我妈妈不敢告诉他，就通过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费公转告他。
后来我父亲在文章中用了四个字——断指之痛。从这句话里面，我想可以感受到他对子女的关心。他关心不关心我的成长？应该说，内地的情况、大陆的情况他已经离开很久。主要是我妈妈关心我的成长，当然我的学习情况我妈妈会告诉我的父亲。但是有一次我已经下乡了，我已经种地了。
你想我们的父母对下乡的一般来说的反应是怎么样，大家可能都还有点知道、有点记忆。如果你们的父亲是知青的话你们可以了解一下。但是我父亲给我一封信，他给我写的信不太多，他这里面说了这样一句话，“闲儿，归农正是我们的心愿。不过新农业得学习的很多，改良种子、化学肥料、改良土壤都是要事。这就得跨过老农，一步步来”。这就是我父亲对我的期望，刚才大家说是不是我父亲希望我“子承父业”，也做学术也做什么，这真没有。
在那个时候我下乡，父亲认为这也是很好的事情。而且他说过，我们家本来就是农民，我祖父、我曾祖父都是农民，所以从农民到教育家，到我父亲，到我现在，他认为我们去做农民也可以，但要做新的农民。
所以在我父亲和我的关系当中，我会觉得有许多方面我会感到做人。
首先一个，他不在，但他留给我们一个读书的环境。家里头全是书，而且我们家里人全部都在看书。从我妈妈、我姐姐、我哥哥、我们平时都在看书，所以我从小看书。我过生日的时候，我记得九岁过生日，他在在北京给我买了《水浒后传》。因为我小学一年级就把《水浒》干掉，然后小学二年级给我看的是《水浒后传》，接着是《说岳全传》。
在这种环境当中，读书成为了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内容，我可以不吃饭，但是我不可以不看书。直到后来我做新闻做评论，我得感谢我从小可以翻书开始就可以看书。所以是一个读书的家。
再有一个，就是你看事情看得比较大。因为家庭里面你是一个格局比较大的。因为父亲的存在，他会让我关注的事情比较多。从小看着大人做大事、谈大事，许多事情就看得比较复杂。比如说，他那时候回北京，当然我也会问妈妈干嘛要回北京，简单的隐隐约约之间了解到两岸之间是可以沟通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的想法——世界上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非白即黑，原来还是可以有白和黑之间的交互、影响。
毛泽东主席当时见我父亲的时候，叫我父亲“不妨更自由主义一点。”自由主义当然不是很好，当时有这样想法对于我来说，我就可以想得复杂得多，所以我从小的时候想的事情可以更复杂一点，更多一点。这对于我的成长，包括后来我走上工作，都有特别的、直接的关系。
就是在这个家里面，他不在身边，但是他让我感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事情。我要关心世界上大一点的事情，不是只是纠缠在小事身上，看的远一点，看得长一点，而且看得复杂一点，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也许不知道这些东西影响了我。但实际上我自己这么一点点，在这样的气氛环境当中长大。
他的一生，最后是、应该说是他自己有一个使命感。所以他自己把自己比作为，波兰有一个作家叫亨利克·显克微支，他的一个短篇叫《灯台守》，就是看灯塔的一个孤零零的老人，他把他自己比作这样。无法就是为了他的使命在做这样的事情。
但他不只说他的最后，可以说他的一生，关心的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关心的是我们的民族。他为什么叫扔掉大学的教职，要去当战地记者，就是为了去抗日。所以前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那时候，我们在各地拍片子，拍了一个系列。有一次和孙元良的儿子，大家可能知道台湾很有名的演员叫秦汉，谈到当年抗战爆发，上海抗战的时候，在四行仓库里面，他的父亲是88师的师长，我父亲作为战地记者，一起在司令部里面生活了四十多天。
我跟秦汉说，当时如果日本人的一个炮弹或炸弹正好扔在他们两人身上，这个时候就没有你也没有我。但他们那个时候就是真的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什么都不顾。而这样，一直到他最后成为灯塔手，我想这样的一个精神，他的为人一直对我来说，是终身的影响。
你到底为什么活着？你到底为什么来过你的一生？
他自己曾经有一首诗，他这首诗抄写得蛮多，也是写给我姐姐，实际上也是给我们孩子。“海水悠悠难化酒，书生有笔曰如刀。战地碧血成虹影,生命由来付笑嘲”他本来是个虚无主义者，他自比喻为浮萍，他自己的符号叫乌鸦。但是在重大的，像日本人打过来的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走上了战场，实实在在地去做他的事情。
那么作为父亲对我们的影响还有就是，怎么做人。
我跟他，我跟父亲因为没有一起生活，他交的朋友我都不太知道，尤其在香港的。他去香港之前我三岁，所以到底他的为人、他的许多事情，我都是通过他的朋友来跟我说的。
我刚刚进入复旦大学，我的一个同班同学，跟我同样年龄的，也是老三届。突然有以天跟我说，他的爸爸要向我问候。我说：“你爸爸？”他说对。他说，他的爸爸当年在抗战的时候，从上海经过江西要去内地，去后方。经过江西，在赣南的时候，我父亲在赣南，他们已经是逃难，在那样的情况下，我父亲不仅接待了他，还让他们住下来、留下来，好像还有工作。
他的父亲就要他的孩子来向我和我妈妈道谢。这样的事情我其实后来越听越多，包括我在香港。帮过的人实在是很多，能够帮，甚至自己吃亏、有的时候甚至还造成了误解，但是对他来说需要帮人家就要帮人家。他这样，我妈妈也是这样。这样也是对我和我姐姐，我们的孩子。现在只剩两个孩子，我和我姐姐了，我哥哥已经去世了。实际上这一点，从我们家里来说，就是这样。
再有一个就是朋友托付的事情，一定要把它做好。 （文/ 曹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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