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召唤虚构的力量

“我认为小说是一个众声喧哗的结构。它教导我们喜怒哀乐，教导我们穿衣吃饭，也教导我们各种可说不可说的禁忌与向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小说是一直参与中国现代性建设的一个重要媒介。”

6月初，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前来北京领取“21大学生世界华语文学人物盛典”首届致敬人物一奖。在飞机上，他读完了王安忆今年新出的一本小说《红豆生南国》，一个中年男子在香港的生存故事。作为一个研究现代文学的专业读者，阅读小说是题中之义的功课，但小说对于他的意义，绝不如此简单。

王德威曾在2006年北大的一个系列讲座中谈起自己的一次阅读体验：“我记得在大学二年级时，当时的台湾大学外边还有一条小小的人工河道，有一些黑市书店专卖盗版书籍，如大陆的书籍等。有一次我找到了一本书，它的题目是《边城》，这是我第一次对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学稍微有一点见识的开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两岸隔绝、各自建构的文学史讲述里，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自然在两边都不受关注。一次阅读为王德威打开了既有政治、历史格局的束缚，也让他开始迷恋小说的阅读与研究。

在美国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之后，王德威先后任教于台湾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等高校。在夏志清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所开辟的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传统中，王德威被视为继夏志清、李欧梵之后的第三代学者的代表人物。从晚清小说蕴藏的丰富现代性，到将小说作为想象中国的方法，王德威在小说研究中自由出入，既在文本中比较过鲁迅与沈从文的“砍头”经验，也从鲁迅早年对科幻小说的译介，一路谈到刘慈欣所创建的科幻世界。学者许子东曾带着调侃将他这种研究方法形容为：“有些人是这样，他跑到这个花园里，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就在东边摘一朵花，西边砍一棵树，那边取一块石头。你开始不明白他要干什么，这些花和石头表面上是没什么关系的，可是，他把它拉起来一讲，哇，你发现可以讲出一个道道，可以有很大的启发。”

哈佛大学王德威

但在比较方法之外，真正让王德威念兹在兹的，其实是小说作为一种虚构文学，其想象本身蕴藏的力量。正如他在采访中所说：“小说确实说明了许多历史要刻意隐瞒或埋藏的东西。”如何透过小说召唤那些隐匿历史中的“鬼魂”，也因此成为他所说的“20世纪末作家们的共业”。

这些年他在启蒙与革命的两极叙述中，不断追溯中国文学绵延不绝的抒情传统。在2006年出版《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一书之后，他在2014年与陈国球合编了《抒情之现代性》，使“有情中国”的论述更为系统化。而更多体现王德威将小说与史互动的，是今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他主编的《现代中国新文学史》。在这本由150篇小文章组成的新文学史中，时间从1635年的明朝一直延续至科幻小说中的2066年，空间上则在中国大陆以外，也纳入了中国港台地区，乃至马华文学（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等他所称为“华语语系文学”的范畴。可以从书中看到，虚构的力量从小说延伸至文学史，乃至历史的实践与叙述中。

王德威主编的《现代中国新文学史》

6月8日，王德威在他与人民大学作家班的交流活动结束之后，接受了本刊专访。

三联生活周刊：从你的演讲和谈话中感觉到，你的阅读量之大令人惊讶。你平时是如何读书的？最近关注的书或话题是什么？

王德威：阅读对我来说确实是个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个专业读者，阅读既是专业研究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消遣。我在这样的工作中，找到一种很好的结合。我刚刚重读了黄锦树的一本小说《鱼》，讲述的是他《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里的一个后续，所谓“花果飘零”的马华社群现象。我也刚刚在飞机上读了王安忆的《红豆生南国》，讲述一个中年男子在香港成长生存的来龙去脉，还有他几次可笑的没有结果的相亲过程等等。

我没有说最近刻意关注哪个话题。有一些书稿还没出版，正在看。比方说台湾有个非常受尊敬的作家叫林俊颖，就是朱天文、朱天心他们那个“三三”小作家群里的一位作者，他有个新作品叫《猛暑》，是对台湾现当代政治的反思，写得特别有意思。我正在读这本书，会为它写序，应该在今年8月出版。

我对中国台湾地区和海外书籍的资讯了解还比较完整。反正谁有机会告诉我什么有趣的作品，我就会读读。（人大）作家班的双雪涛比较有名，原来我不知道，3月时，复旦一个学生告诉我，说你必须读双雪涛，他怎么怎么好，还寄给我好几本，其中就有《平原上的摩西》；不但如此，这个学生（发来）的读后感我也得看。所以有时候，阅读是有意无意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知道夏志清先生是以文学性去品评作品或建构他的小说史叙述，你评论作家与作品的标准或尺度是什么？

王德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尽量试着回答。夏先生是我的伯乐，我后来接续了他的工作，我特别感谢他的提携。但是两代人毕竟在文学品位，对文学史的看法，还有对批评理论的运用上，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在他的“新批评”时代，特别强调文本本身周延的精致密度，特别强调作品本身能带给读者的最大能量的生命启示。无论如何，精致的文本是他研究的起点。

到了我们这一代，对文本的阅读精致与否仍然是我们的基本功，但可能没有像夏先生那么强调，只将文本作为一个判断的绝对标准。我常常开玩笑，有的时候最差的文本（比如晚清小说中大量不太精致的作品），因为它的话题性，反而成为一个很有趣的文学研究对象。文学作为一个有社会脉动意义的文化象征物或文化产品，很难用一个单一标准来说明它的好与坏。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社会或者我们这样一个群体，没有一个判断文学价值的客观尺度。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尺度，所以我们才不断试炼这个尺度的有效性与否。只是我大概不会说，我们希望的是这样的好文学，你们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所以不是好文学。

三联生活周刊：或者换个问法，你更关注哪一类作家与作品？

王德威：我特别关注的是文学与历史和政治互动的作品。不论是我过去的研究（我开始做茅盾研究，后来做沈从文），还是现在，都会强调那个部分。我会倾向于阅读那些也不是话题性的，而是会在很多问题思考上刺激我的作品，是在政治、历史、思想史层面，让我觉得有所感发、有话想回应的作品。

所以我今天在问答（人大作家班）同学时特别强调，我觉得在当代中国，我们依赖哪一位伟大的历史学者、哪一个伟大的思想史学者，对这样一个现实社会做出定论式的评判，无论从客观和主观的局势来看，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文学采用最细腻最缜密的方式来书写、来铭刻、来批评现当代的中国——不论是在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海外，我都觉得这仍然是我一个很强的信念。

你讲到夏志清和我的差别，我会把文本的概念扩大，我认为历史本身就是一个文本。对我来说，看小说，也就是观察这个社会、关心这个社会的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小说与历史之间如何互动？

王德威：这是一个千古的问题。我刻意反问你，你觉得历史是可信的吗？我在台湾成长，所接受的历史和你们在大陆成长的人，肯定是不同的。我们在台湾常常有一句很可笑的讽刺国民党的话：“国民党的地理课就是历史课，国民党的历史课就是文学课。”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中国大陆，但我们所学的中国地图有35个省，那是“历史的地理”。国民党告诉我们的历史，到后来发现，原来这就是文学。虚与实之间的问题，是千古的问题，对这个话题我当然有很多思考，我用《论语》里面的一句话，文、史之间哪个是真正的虚构，或者哪个是真正借助语言的华丽性来铺陈夸张？很可能历史的虚构性、夸张性，不亚于文学。但文学毕竟是不同的学科领域，我认为文学就是文学，千百年来就有这样一个领域，必须依赖我们的想象力和我们的经验糅合起来，见证历史，同时也发明历史。

三联生活周刊：说到文学对历史的发明与想象，从晚清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论述开始，你对科幻小说一直情有独钟，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在刺激着人们对未来的想象，请谈谈你对中国科幻小说的看法。

王德威：科幻是晚清小说文类非常特殊的一个发展，晚清小说大宗是狭邪小说，还有公案小说、谴责小说。科幻是到了1900年之后，十年之间突然冒起来的文类，一下子成为引起很多读者关注和作家写作的热潮。那时的科幻小说尽管非常有魅力，但是它的文字基本是不够好的。但它对中国现实处理的张力，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时空，引人入胜。很多怪异的场景，对未来中国的想象，不论是乌托邦还是恶托邦（反乌托邦），我都觉得非常特别。

现在到了21世纪又一个科幻热潮出现。科幻小说很奇怪，在过去是儿童文学，我前几年就知道北师大的吴岩教授，还有韩松、飞氘。2007年还是2008年，我们在上海复旦开了一个会，关于新时期的文学现象。韩松和飞氘来了，他们很谦卑，说：“我们是儿童文学作家，不登大雅之堂。”大家都觉得特别可笑。

我最初知道《三体》是我的学生宋明炜推荐的。有一次我在复旦开完会，在旁边的五角场吃饭，宋明炜说他最近看到一些作品很有意思，尤其是《三体》。我说什么叫《三体》？刘慈欣这个名字从来没听过。宋明炜也是个热血青年，说：“我去给你买一本！”过了半小时满头大汗回来了，他说只买到一本，那时《黑暗森林》还没出。

看了我就特别奇怪。我必须说刘慈欣的文字是不够好的，但是你又觉得他处理人类文明的手法，诸如“三体人要来”的情节，完全不是王安忆、莫言、苏童或者阎连科可以处理的。在那个意义上，他让我吃了一惊。即使到今天我都觉得，整个这十年的中国科幻作品在文学品质上是有限的，它的创作基本所依赖的是横空出世的想象力，这个想象力是非常无羁的，而且科幻的兴起和新媒介的兴起是有关的，因为很多科幻小说是在网上先发出来的。

我经常把20世纪最初十年的科幻和最近十年的科幻做类比，在这个意义上，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推荐刘慈欣，其实我完全不认得他。2011年我来人大，做了一个题目叫《从鲁迅到刘慈欣》的讲座，当时在座的很多学生都不以为然，觉得这王老师的脑袋有问题了。有学生举手说这样合适吗？我觉得刘慈欣当然不是鲁迅，不能相提并论，他只是一本作品。我想讲的是，刘慈欣给我的教育是，原来文学有很多种，原来我们在学院里正规教的文学是这样那样，但是科幻作为一个文类，有就有了，你作为一个文学的专业读者或者观察者，必须去正视这个现象。

从那个意义上，我觉得刘慈欣所代表的现象还有他内在的爆发力，他对整个历史以外的现象的重新思考，间接影响了我们对历史以内的思考，这是他们一群作家共同的贡献，不是刘慈欣一个人的贡献，包括了韩松、王晋康等等。

但是，我讲得很坦白，科幻的热潮或高潮恐怕已经过去了。一方面，这些作家的爆发力到了一个点，他们必须要停歇一下；另一方面，坦白讲，现在政府很关注他们，对他们特别友好，一旦科幻文学被委以救国救民的大任之后，很难发展自己。

三联生活周刊：有论者认为，你的文学研究是站在祛魅的现代性陷落的边缘，对另一种现代性的招魂，你对此如何看待？

王德威：作为一个补充，我倒没有说现代性失败了。我会觉得是一个发生的现代性，不完美的现代性，而且有各种可能性。我觉得在中国的语境里，我们对现代性的描述可能多半时候局限在两大论述里，一个是启蒙论述，一个是革命论述。我觉得这两个论述是重要的，形成了现代中国的思想资源以及行动、生活的形态与形式。

但从文学角度讲，毕竟我们的生命是如此复杂，不应该简化成为革命、启蒙等等这些简单的范式。我认为小说是一个众声喧哗的结构。它教导我们喜怒哀乐，教导我们穿衣吃饭，也教导我们各种可说不可说的禁忌与向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小说是一直参与中国现代性建设的一个重要媒介，它不应该被我们目前制式的现代性或教科书所规定的现代性所局限。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小说一直存在无限的可能性，这当然是我的一个近乎乌托邦的思考。

至于那个“招魂”的部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被贴上了这个标签，可能自从我写了《后遗民写作》之后。在台湾很多批评者说，你看这个遗老遗少的姿态，写这种东西。“招魂”的另外一面是“祛魅”（“驱魔”），在这个意义上，我当然可以提升小说作为文化建制的意义，它必须不断去搅扰、提醒或者召唤一些我们宁愿不看到的鬼魂。但是小说却告诉我们魂兮归来。我有一本书叫《历史与怪兽》，最后一章就叫“魂兮归来”。招魂的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个大问题。在经历了那个大的动荡之后，中国文化界、历史界怎么去记忆过去？过去曾经告诉我们牛鬼蛇神是可怕的，我们要训练中国人民讲不怕鬼的故事，但我们的反问是，鬼有什么好怕的，为什么怕鬼？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招魂其实是面向历史，既看帝王将相的一面，同时也看牛鬼蛇神的一面，魑魅魍魉的一面。

所以，我可以用这种比较形容性的话来说明，小说在这个地方担负了历史所不能扮演的角色。小说之所以精彩，在于它虽然以实际经验开始，却不为其所局限。小说确实说明了许多历史要刻意隐瞒或埋葬的东西。所以用一个佛教术语来说，让鬼魂回来，我觉得是20世纪末作家们的共业。作为小说观察者与小说阅读者，大家有心从这个小说来复苏一个曾经喑哑的，曾经阴暗的，曾经不让我们看到的历史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