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数百万年前的中原地区，曾有野生骆驼生活的痕迹。20世纪20年代，在河南仰韶村一带发现了“旧大陆最古老的古骆驼化石”，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研究认为该化石的年代属第三纪上新世（距今530万年-距今258.8万年）。后来随着气候变化，骆驼从中原地区逐渐绝迹，但向西迁徙的那一支存活了下来，其中一部分由西域民族驯化。最终，随着中原文明的发展壮大，骆驼作为贡品由西域重新被引入中原。在清代之前，骆驼在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均以“橐驼”相称，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兽部》中解释了其中缘由：“驼能负囊橐，故名，方音讹为‘骆驼’也”。
图1：骆驼进化和迁徙路径图（引自P.A.布格尔等《现代世界中的旧世界骆驼》）
图2：“驼”字的字体演变
黄帝时代，位于华夏文明北方和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多畜养骆驼，《汉书·匈奴传》中记载了“唐（尧）、虞（舜）以上有山戎、猃允、薰粥，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佗……”殷商时期，西域少数民族开始向中原王朝进贡骆驼，《逸周书》中保留了最早的记载：“伊尹（公元前1649年-前1550年，曾辅佐商汤灭夏）为献令（即负责四方进贡的官员），正北空同、大厦、莎车、匈奴、楼烦、月氏诸国以橐驼、骡马、是为献。”这一时期，骆驼的“驼”字也首次出现在了青铜器上（图2）。斗骆驼是匈奴人每年五月龙城祭祖和祀天地鬼神后的重要娱乐节目，据东汉刘珍等所撰《东观汉记》中所载：“单于岁于龙祠走马，斗橐驼，以为乐事。”这种传统也影响到了曾经臣服匈奴的其他西域民族，据《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中记载，“龟兹……岁朔，斗羊马橐驼七日，观胜负以卜岁盈耗云”。到了东周时期，在毗邻匈奴的燕、赵两国，骆驼成为了重要的军事物资，从《史记·苏秦列传》中苏秦游说楚威王的一段话便可知晓：“大王诚能用臣之愚计，则韩齐燕赵郑卫之妙者、美人，必充后宫；燕、代橐驼良马，必实外厩。”此外，骆驼的形象也首次出现在了这一时期匈奴人的青铜革带装饰上（图3、4），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西汉。
图3：春秋战国人驼纹铜带饰（彭阳博物馆藏）
图4：战国到西汉间青铜镂空双驼饰牌（甘肃博物馆藏）
图5：秦金、银骆驼（秦陵外城西侧陵区一号墓出土）
到了秦代，历史上首次出现了骆驼形象的雕像（图5）。2019年，在秦始皇陵外城西侧的陵区一号墓的发掘中，出土了目前国内已知最早的金、银单体骆驼。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西域与中原之间商贸往来频繁，最重要的运输工具便是骆驼，同时骆驼也依然作为贡品进献给汉帝国，据《东观汉记》所载：“河西太守窦融，遣使献橐驼；南单于上书献橐驼。”当时的骆驼主要以双峰驼为主，但《汉书·西域传》中亦有“大月氏国……出一封（峰）橐驼”的记载。除此之外，《太平御览·兽部十三》所引《淮南子》中还有“橐驼植稻出泉渠”的记载，根据《长安志》中对“五泉渠”的描述（西自岐州扶风县界流入渠，经三畤原上，东流经县西南，去县十二里）推断，在长安以西一带或许还曾用骆驼来耕种稻田的历史。
图6：东汉骆驼载乐画像砖（四川博物院藏）
有汉一代，骆驼首次以镇墓兽的形式出现，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便有铜驼镇守，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物异》中记载了西汉末年长陵铜驼长毛开花的异象：“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长陵铜驼生毛，毛端开花。”除了皇帝外，汉代大臣的陵墓也有石驼守陵，《水经注·卷二十四》记载：“汉大尉桥玄（110-184年）墓，冢东有庙，即曹氏盂德亲酹（洒酒祭奠）处……庙前东北，有石驼，驼西北有二石马，皆高大，亦不甚雕毁”，此后直到明朝便再无石驼镇墓兽的记载。除此之外，东汉时期骆驼还以娱乐的形象首次出现在画像砖上（图6）：胡人乐手坐在驼背上击鼓，骆驼则跟随鼓点节奏“载歌载舞”。
图7：曹魏邺城中阳门外铜驼位置示意图
三国、西晋时期，骆驼雕像成为都城城门前的装饰，比如曹魏政权的邺城，在中轴线最南端的中阳门外，安放了两尊相对而立的骆驼铜像（图7），据晋代陆翙在《邺中记》中记载：“二铜驼如马形，长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长三尺，脊如马鞍，在中阳门外，夹道相向。”西晋洛阳城金马门外也矗立着两尊铜驼，铜驼所在街道还被命名为“铜驼街”。宋代李昉等编撰的《太平御览·州郡部四》转引晋代陆机《洛阳记》云：“洛阳有铜驼街，汉铸铜驼二枚，在宫西南四会道相对。俗语曰‘金马门外集众贤，铜驼陌上集少年’”。值得注意的是，汉代骆驼形象中所表现的蹄子与马蹄无异，而与现实差距甚远，直到魏晋时期才得以真实再现，这也反映出人们对骆驼认知不断提升的过程。
图8：魏晋甘肃嘉峪关新城6号胡人牵驼画像砖
图9：北魏山西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画墓中胡人与骆驼形象
南北朝以降直至唐代，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开始出现了稀有骆驼的记载，如“迷密国……正平元年（548年），遣使献一峰黑橐驼”；后来更是出现了天赋异禀的骆驼——明驼，这种原本来自于鲜卑传说中的灵异骆驼据说可以日行千里。据宋代许尹《山谷外集诗注·巻十一》所引《西阳杂俎》云：“古乐府《木兰篇》‘愿驰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驼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太平御览·卷九百一》中引《后魏书》所载：“高祖（即北魏孝文帝，467-499年）不饮洛水，常以千里足名（明）驼更互向恒州取水，以供赡焉。”正因如此，唐代便将传递速度最快的驿使称为“明驼使”。据清代史梦兰《全史宫词·卷十三》所引《丹铅总录》载：“唐制，驿站有明驼使，非边塞军机，不得擅发。杨妃私发明驼，使赐安禄山荔枝（《杨妃外传》中记载为交趾国进贡的瑞龙脑香，而非荔枝）。”杨贵妃与安禄山是否有私情姑且不论，明驼作为当时连接关中与燕代之地最快的运输工具是毫无疑问的。此外，骆驼也是关中和西域之间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据唐代郑处诲《明皇杂录》中记载：“哥舒翰常镇于青海，路既遥远，遣使常乘白骆驼以奏事，日驰五百里。”
图10：北周莫高窟第296窟壁画（局部）中的骆驼形象
除此之外，由于唐代中西文化交往的频繁，胡人带来了异域的乐舞，其中最受欢迎的便是骑在骆驼上的“巡回演出团”，当时的艺术家用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将其记录了下来（图11）：驼背上的驮架铺着色彩斑斓的西域毛毯，男乐手们身着汉服，面朝外盘腿而坐，演奏着西域传来的不同乐器，中间站立一位女子正深情款款献唱。除此之外，骆驼作为美食珍馐也始于唐代，《酉阳杂俎·酒食》中便记载了“将军曲良翰，能为骏鬃驼峰炙”，一位将军不是因为军功，而是一道美食而留名青史，也别具大唐气象；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也曾在酒泉太守府一品驼肉的珍馐，留下了“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归叵罗”（《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的诗篇。
图11：唐三彩载乐骆驼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然而，唐代骆驼的活动地域基本上只限于北方，对于生活在江南一带的百姓很少有机会见到骆驼，甚至见到了都以为是妖怪或神仙。《御定渊鉴类函·卷四百三十五》转引唐代皇甫枚《三水小牍》中的一个趣闻：“乾符中（874-879年），刘秉仁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刺史。自京将骆驼至郡，因风而逸于庐山下。南土无此畜，人见而大惊，因聚徒击射而毙，乃以状白州曰：‘获庐山精。’刘公讶其事，既至，愀然曰：‘此吾槖驼也。’乃命瘗（埋葬）于江壖”，骆驼竟被江州百姓视为妖怪，活活打死。骆驼被人当作神仙的记载出自宋代钱易的《南部新书》，唐昭宗接见鄂州来的行业首领赵崇，故意指骆驼为“山驴王”，结果狡黠的赵崇半信半疑间向骆驼行了三拜大礼：“梁祖（即后梁朱温）言于昭宗曰赵崇是轻薄团头，于鄂州坐。上佯不识骆驼，呼为山驴王，遂阻（疑惑）三事之拜。”
五代时期，作为西北少数民族之一的回纥（后改称回鹘，今维吾尔族人祖先）人最先开始由游牧到农耕的转变，便是用骆驼来耕作，据《白孔六帖》所记载：“五代回纥以橐驼耕而种。”但是在分裂的时代，畜养骆驼主要还是用于军事目的，《宋史·列传第二百二十五》中记载了宦官窦神宝随同宋太宗攻灭北汉后，荡平余寇：“屡出袭贼，前后破砦三十六，斩千余级，大获铠甲、牛马、橐驼”；不仅如此，由于骆驼的水性极佳，因此也出现在了北方政权征讨南方政权的战场上。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中记载：“五代周显德四年（957年），周主（即后周世宗）自镇淮军夜济淮，至濠州城西，州东北十八里有滩，（南）唐人栅于其上，据水自固，谓周兵必不能涉，周主自攻之，命别将康保裔帅甲士数百，乘橐驼涉水，赵匡胤帅骑兵继之，遂拔之。”由于周世宗的出其不意，甚至让濠州城的守军以为是鬼神乘龙来袭，所以将这水中的一块陆地命名为“乘龙舟”。
到了北宋，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西夏党项人以骆驼为载具的“旋风炮”，开创了将骆驼用于攻击武器的历史。据《宋史·列传第二百四十五》中记载：“（西夏）有炮手二百人号‘泼喜’，陟立旋风炮于橐驼鞍，纵石如拳”，骆驼炮灵活性强，威力也大，后来一直被沿用到清代。”除此之外，西夏军队中的每位士兵都配备有骆驼：“凡正军给长生马、驼各一。团练使以上，帐一、弓一、箭五百、马一、橐驼五……刺史以下，无帐无旗鼓，人各橐驼一……”正因如此，北宋军队在与党项人的作战中曾俘获了大量骆驼，党项人打了败仗后也用骆驼向宋朝纳贡。据《宋史·列传第二百二十五》所载：“（李）继迁（即西夏太祖，963-1004年）扼橐驼路，驱胁内属戎人，崇贵与田敏率熟仓族癿遇战于双塠，杀二千余级，掠牛羊、橐驼、铠甲甚众……既而继迁贡橐驼、名马待罪”。这一时期西州回鹘与辽国之间的商贸往来亦多以骆驼为交通工具，据宋代洪皓《松漠记闻》中的记载：“（回鹘）善造宾铁刃剑、乌金银器，多为商贾于燕，载以橐驼过夏地。”
图12：清阿尔楚尔之战铜版画（局部）中的骆驼炮（德国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基金会图书馆藏）
北宋初年，位于南方的南唐政权尚存，朝廷曾多次派遣使者带骆驼赐予南唐，据《宋史·本纪第一》中的记载：“建隆二年（961年）……（十二月）癸丑，遣使赐南唐、吴越马、羊、橐驼有差”，“乾德元年（963年）春正月……己未，遣使赐南唐、吴越马、橐驼、羊有差”，通过这种方式，骆驼逐渐被江南地区的百姓所了解。但是，当时对于骆驼的认知仍未向南翻越五岭到达广东沿海一带。宋代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便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有北方人牵来一匹骆驼，百姓们奔走相告，纷纷前来围观，于是有人便做起了参观骆驼的生意，看一次居然需要花费十数金，这户人家也凭借骆驼脱贫致富：“有北客驱一橐驼来。吾时在博白（今广西博白县一带），博白人小大为鼓舞，争欲一识。客辄阖户蔽障，丐取十数金，即许一入。如是，徧（遍）历濒海诸郡，藉橐驼致富矣。后橐驼因瘴疠死，其家如丧其怙恃。”由于气候的原因，那只骆驼最终无法适应环境死掉了，那户人家就像是父母亡故一般悲痛欲绝。
图13：北宋《清明上河图》（局部）中的骆驼商队（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时期，史籍中留下了众多西域进贡骆驼的记载。《宋史·本纪第一》中所载，“建隆二年（961年）春……灵武节度使冯继业献马五百、橐驼百、野马十”；《宋史·列传二百四十九》载，“（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甘、沙州回鹘可汗……遣使裴溢的等四人，以橐驼、名马、珊瑚、琥珀来献……咸平四年（1001年），可汗王禄胜遣使曹万通以玉勒名马、独峰无峰橐驼、宾铁剑甲、琉璃器来贡”，《宋会要辑稿·蕃夷四》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五月八日，夜落纥、宝物公主遣使以宝货、橐驼、马来贡”，《宋史·列传二百四十九》载：“（于阗国）天圣三年（1025年）十二月，遣使罗面于多、副使金三、监使安多、都监赵多来朝，贡……独峰橐驼”。除此之外，骆驼商队也是繁华的汴京城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图13）。
到了元代，骆驼的地位大幅提升，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地以皇家坐骑的身份出现。据《元史·本纪第三十九》的记载，“（至元二年，1336年）秋七月……发阿鲁哈、不兰奚骆驼一百一十，上供太皇太后乘舆之用。”当然太皇太后一人是无论如何都坐不过来这一百多匹骆驼的，于是当代学者傅乐淑在《元宫词百章笺注》中便解释道：“其宫女从行所用之车为骆驼曳之故也”，陪同太皇太后出行的宫女们也都乘骑骆驼，那么这么多人坐着骆驼是干什么去呢？当时有诗云：“春游到处景堪夸，厌戴名花插野花。笑语懒行随凤辂，内官催上骆驼车。”原来是踏春游玩去了，想象一下这支庞大的驼队，在当时的大都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骆驼在当时是仅此于大象（注：供皇帝本人乘坐，参见：《人象之间：中国古人与大象的相爱相杀》）的地位象征，于是也被皇帝用来赏赐给皇子，据《元史·世祖十二》所载：“（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十二月乙卯，赐皇子爱牙赤部曲等羊马，钞二十九万百四十七锭、马二万六千九百一十四、羊十万二百一十、驼八、牛九百。”从数量上也可以看出骆驼不同于其他牲畜的尊贵。此外，骆驼也是宫廷仪仗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元史·舆服二》所载：“凡行幸，先鸣鼓于驼，以威振远迩”。除此之外，骆驼也被用于运输和军事用途：《元史·本纪第四》中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冬十月……戊午，车驾驻昔光之地，命给官钱，雇在京橐驼，运米万石，输行在所”；《元史·列传第七》载“札八儿每战，被重甲舞槊，陷阵驰突如飞。尝乘橐驼以战，众莫能当。”
图14：明十三陵神道两侧的骆驼石像生（莫理循摄）
图15：清福陵石像生骆驼
明清两代，骆驼再一次以石像生的方式出现在帝王陵墓的神道前。但最为戏剧性的一幕则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大清帝国与准噶尔汗国的乌兰布通之战，骆驼历史上第一次被用于防御武器。当时清军统帅裕亲王福全对阵噶尔丹，噶尔丹用骆驼阵进行防御，被称为“驼城”。尽管正史中没有对驼城的详细记载，但后世不乏想象和演绎，民国时期蔡东藩在《清史演义》中便写道：“什么叫作驼城？他（噶尔丹）用橐驼万余，缚足卧地，背加箱垛，蒙盖湿毡，环列如栅，作为前蔽，所以名叫驼城”，上万匹骆驼绑住蹄子，卧倒在地，背上驮着蒙上湿毛毯的木箱，环列为营，准噶尔士兵以木箱为掩护，利用骆驼之间的缝隙放箭和火铳。但是，驼城最终没能阻挡住清军的攻势，“清军隔河立阵，前面纯立火炮，遥轰中坚，自午至暮，驼皆倒毙，驼城中断”，骆驼在火炮的打击下纷纷倒毙，驼城也随之土崩瓦解，最后“清军分作两翼，越河陷阵，遂破敌叠，噶尔丹乘夜遁去。”
图16：清代往来于内地与外蒙的旅蒙商老照片
除了恢弘的战争场面，浩浩荡荡的骆驼商队是明清北方百姓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场景：晋商中有众多旅蒙商畜养大量的骆驼，每年往返于内地和外蒙、俄国之间进行商品买卖（图16），直到1905年西伯利亚铁路通车后商路逐渐断绝；除此之外，北京城里也有专门的驼队将京西的煤炭运送进城，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最终，驼铃声声随着时代的变迁成为了永恒的历史记忆，骆驼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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