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Gurnah, Abdulrazak）。在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后，一时间古尔纳的小说洛阳纸贵，在欧美各大平台全部售罄。古尔纳的获奖引发了不少争论，主要集中在这位来自桑给巴尔岛（Zanzibar）、用英语写作、长期在英国生活的古尔纳到底是不是坦桑尼亚作家。争论的议题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的历史区隔；二是非洲文学中有关语言的长久争论；三是在模糊的非洲文学定义下，离散作家和本土作家之间的张力和权力关系。本文将从这几个方面梳理古尔纳的写作背景，其作品在不同脉络中的定位，来反思诺贝尔文学奖和文学经典化的关系。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Gurnah, Abdulrazak）
桑给巴尔作家？
当现任坦桑尼亚总统在推特上祝贺古尔纳获奖，下面立即有评论宣称，古尔纳出生成长于统一前桑给巴尔老城，在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组成坦桑尼亚联邦之前就离开东非了，不能算是坦桑尼亚作家。但事实上，古尔纳是在1967年末离开桑给巴尔的（Steiner 2013, p. 158），而联邦则在1964年成立。由此说来，古尔纳或许仍可算作坦桑尼亚裔作家，但相关舆论与研究中对其桑给巴尔身份的强调，却绝不仅仅因为近现代史中的行政演化。坦桑尼亚甚至于东非的社会、历史脉络构成了这些争论和古尔纳创作本身的整体背景。
除了地理上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的天然分区，斯瓦西里海岸与印度洋周边的密切互动和西方在东非的殖民史都造成了将两者分开讨论的倾向。桑给巴尔主要包括两大岛和一些小岛，一是南边的温古贾岛（Unguja），也是现在桑给巴尔老城和首府所在，一是北边的奔巴岛（Pemba）。自公元一世纪，已经开始有班图人（指撒哈拉以南、非洲中部、东部至非洲南部300–600个非洲族裔的统称）从内陆向桑给巴尔移民。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商人也常随季风来访东非海岸，进行奴隶、香料和象牙的贸易。郑和船队曾在15世纪初从斯瓦西里海岸带长颈鹿回到中国。15世纪末达伽马到达桑给巴尔，标志着欧洲在该地区的影响开始。之后葡萄牙在此维持了近两个世纪的统治，直到阿曼苏丹的海洋帝国在17世纪末扩张到桑给巴尔才结束。苏丹的势力范围和伊斯兰的文化影响了斯瓦西里海岸的社会风情，同时，也随着贸易沿途深入到坦噶尼喀内陆。到19世纪，桑给巴尔是连接中非、东非和印度洋贸易的重要枢纽，但并非所有的桑给巴尔印度裔都是富有的商人阶级、所有的阿拉伯裔都是地主，也不是所有的非洲裔都是奴隶。也门阿拉伯人（Hadhrami）很多是小商店主，原住民也有可能拥有种植园和奴隶（Sheriff 2001）。
随着英帝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桑给巴尔在19世纪后期成为了英国的保护国。斯瓦希里语也被西方传教士用来在东非传教，并开启了斯瓦希里语的拉丁化过程。斯瓦西里语也因此常被认为是传教和贸易的语言。1897年，桑给巴尔苏丹终于在英国的施压下裁定奴隶贸易为非法，更加依靠来自非洲内陆的劳动力和印度商人的金融资本发展庄园经济。然而，奴隶贸易的废除并没有消解种族和阶级的不平等，因为没有土地改革或者财产的再分配，只不过将基于奴隶制的庄园经济转为以雇佣劳工和棚居户（squatter）为主的殖民资本主义形式。英国殖民者为了支持地主来保证种植园产品的出口供应而加深并维护了这些分化。从古尔纳的小说《天堂》中也可以看到，尽管奴隶贸易被禁止，但是拥有奴隶并不违法。
桑给巴尔，石头城，旧奴隶市场的纪念碑
与此同时，现坦桑尼亚的大陆部分坦噶尼喀，是在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1884-1885）之后，才正式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殖民地。1890年，英国和德国签署了英德条约，互相承认各自的殖民势力范围。一战结束后，德国战败，巴黎和会通过《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殖民地进行了再分配，坦噶尼喀被置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之下，成为其非间接统治的殖民地。受制于国际联盟（leagues of nations）条约，英国在坦噶尼喀的统治在土地、管理等诸多政策上受到国际社会以及德国殖民所留下的系统的制约，与作为保护国仍为苏丹统治的桑给巴尔多有不同。
二战过后，在筹建独立的君主立宪制桑给巴尔国的过程中，主要有两个党派在进行政治竞争。一个是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Zanzibar Nationalist Party，ZNP），该党将伊斯兰作为全岛社会统一的基础。另一个是非洲-设拉子党（Afro-Shirazi party，ASP），它更关注如何将桑给巴尔从阿拉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下解放出来，并认为社会政治团结应该建立在种族而非宗教之上（Burgess, 2019, p.202-203）。ZNP的成员巴布（Abdulrahman Muhammed Babu）在受到苏联和毛主义的影响，对ZNP不满，决定离开，并在1963年建立了乌玛党（Umma），逐渐与ASP的主席卡鲁米（Abeid Karume）接触。1964年一月，在桑给巴尔独立一个月之后，ASP青年团推翻了ZNP政府，废黜苏丹。该党派之前关于种族对立的政治叙述很快演变成了对阿拉伯裔和印度裔的种族暴力和屠杀。有学者认为桑给巴尔革命并不是简单的受压迫的非洲大众取代了长期统治的阿拉伯裔少数，而应将其看作是一个缺乏民族国家成立基础而引发的内战（Sheriff 2001, p.313）。之后，ASP主席卡鲁米成为桑给巴尔总统，亲社会主义的巴布成为外交事务和贸易的部长。巴布与苏联、东德和中国的密切往来，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引起了英美的高度关注。不久，卡鲁米与1961年独立的坦噶尼喀总统尼雷尔（Julius Nyerere）出于各自的政治考量，达成协议，同意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统一，建立坦桑尼亚联邦。巴布希望将桑给巴尔变为非洲社会主义模版的独立国家，也因此被边缘化。
John Okello，桑给巴尔革命的领导人。1964年1月12日，桑给巴尔革命推翻苏丹统治，宣布桑给巴尔为共和国。
但是，政治上的统一并不能消解历史延续下的社会文化分隔。在英国殖民时期，温古贾方言被采用为标准斯瓦西里语的基础。坦桑尼亚建立之后，斯瓦希里语标准化的工作，转交给尼雷尔支持下的全国斯瓦希里语委员会（Baraza la Kiswahili la Taifa ，BAKITA）。斯瓦希里语在坦桑尼亚解放和国族构建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只不过，以温古贾方言为基础的标准斯瓦希里语给予了桑给巴尔人在文化和语言上高于内陆人的优越感。同时，桑给巴尔人也会抱怨标准斯瓦西里语如何腐蚀了“真正的”斯瓦希里语。
古尔纳1948年出生在桑给巴尔老城区，成长于1950年代，正好是二战过后的短暂繁荣阶段。与他年龄相仿，曾任桑给巴尔副总统、后参与到坦桑尼亚政治的赛义夫·沙里夫·哈马德（Seif Sharif Hamad）在回想起那个年代时，承认自己当时有很强的桑给巴尔民族主义，认为桑给巴尔人有别于其他东非人，他们更文明、更先进、更开放和多元（Burgess, 2009, p.183）。桑给巴尔民族主义，与坦噶尼喀的复杂关系，以及桑给巴尔群岛内部的张力可以追溯到阿曼帝国时期，但是桑给巴尔革命加剧了将语言、文化和族裔叙述变为政治工具的过程。古尔纳是不是坦桑尼亚作家的舆论纷争即是历史影响和身份政治化的产物。同时，古尔纳的小说其实也在尝试超越这些叙述，从个体视角阐述与民族国家叙述不同的生命体验。
英语作家？
古尔纳用英语而非母语斯瓦希里语进行创作，这更激化了人们关于他究竟算不算坦桑尼亚作家的争论——尽管英语也是坦桑尼亚官方语言之一。
题为“英语如何？斯瓦希里语如何？”（habari ya English？how about Swahili？）的工作坊在2011年的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举办。工作坊邀请了来自东非和德国的作家和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讨论东非斯瓦希里语和英语文学的发展轨迹。在工作坊上，古尔纳在演讲中解释到，他的父亲可以说流利的阿拉伯语。在他成长的周围可以听到索马里语、波斯语、还有印度古吉拉特邦和科摩罗的各种方言（2015, p.28）；他自己也在上了古兰经校之后才学习了英语；他还会听塔拉勃乐（Taarab），印度歌曲和猫王（2015, p.28-29）。在这种氛围下，他认为英语和斯瓦希里语从来不是一个对立的两极，而是有着更复杂的关系。古尔纳想通过这种较为世界主义的视角来描述自己的状态：与欧洲共处（live with），但同时在想象的界域中仍生活在（live in）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2015, p.32）。
对于非洲文学语言的讨论，古尔纳（1993a, p. vii）实际上也在另一篇文章做过阐述。他认为，从1962年尼日利亚作家瓦里（Obiajunwa Wali）发起的有关非洲文学和语言的讨论到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的“思想去殖民”（1986），非洲文学语言讨论的核心，不在于倡导本土语言呼声是否是文化民族主义或者是否面向“非洲”读者问题，而是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他者的语言会使文本陷入对其依赖之上。古尔纳不否认英语的帝国主义性质，但他赞同阿挈贝的重新构建（fashioning）这个语言的可能性，即被殖民者对于殖民语言的应用可以位移（displace）后殖民主体与殖民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Gurnah 1993a, p.viii-ix）。
这也体现在古尔纳自己的创作之中。桑给巴尔和东非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几乎是古尔纳所有小说的底色。在古尔纳小说中，《古兰经》、《一千零一夜》，以及斯瓦希里语的表述方式，并不比来自西方的文学典故少见。从古尔纳的小说中可以看到阿拉伯、印度和来自其他非洲地区的各色角色。参与贸易的奴隶和被雇佣的劳工，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等级。这颠覆了将非洲与奴隶相连的叙述，以及只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到来才带来雇佣劳力的迷思。同时，古尔纳认为用英语写作可以增加与其他非洲地区的文学交流。在这个意义上，古尔纳仍是在“逆写帝国”，只不过他并没有完全“用主人的工具去拆主人的房子”，而是更多地将指涉框架转移到本土和亚非文本。像迈尔斯所说，“古尔纳流亡海外，但他好像一直生活在一个想象的故乡离港候车室，一个离散的空间“（Myers 2011, p.173）。
但是，古尔纳的解释恐怕忽略了不同语言文本在流动中的不平等。在同一个工作坊中，坦桑尼亚的著名作家凯奇拉哈比（Euphrase Kezilahabi）的观点与古尔纳针锋相对。凯奇拉哈比不否认，国家官方语言在实行中的霸权主义，压缩了方言和其他语言的空间，但是他更强调民族语言对于外来霸权文化的影响起到的防护作用（2015, p.45）。
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
回看经常被拿来与古尔纳做比较也多年为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的恩古吉，虽然恩古吉自己实践并提倡用本土语言写作。但是，他如果之前没有通过英语文本出名，那么，他的名字和作品恐怕很难被人知晓。并且，恩古吉用吉库尤语创作的同时也改变了吉库尤语。语言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的容器，而是不断开放、互动的生成。恩古吉如今的文学作品虽然宣称是由吉库尤语创作然后翻译到英语，但他的离散身份，加之英语全球霸权和新自由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文学市场，使得恩古吉向英语的“回归”不可避免。
有意思的是，古尔纳的作品，在英语文学，包括后殖民英语文学、世界文学和经典化了的非洲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处在相对边缘的位置。同样，在东非文学界，古尔纳又因为用英语写作，相比较于更经典化了的斯瓦希里语作家，如夏班·罗伯特（Shaaban bin Robert）、凯齐拉哈比、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卜杜拉（Muhammed Said Abdulla），也是边缘（原文来自O’okwemba, 引用自Murray 2013, p.151）。因而，虽然古尔纳在进入2000年之前就已有5本小说，但是同时代对他的研究屈指可数。有学者甚至评论说，古尔纳是一名学者而不是作家（Bardolph 1997, p. 77）。
事实上，学界对古尔纳的关注多出现在千禧年之后，伴随着连接非洲和印度洋研究的兴起，在文化多元主义背景下移民文学的升温，以及后殖民研究中常被忽略的德国殖民史的发掘。相较于被关注较多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印度洋研究挑战并复杂化了大西洋研究范式中奴隶和种族的叙述，呈现出非民族国家主导下，新旧离散主体与西方帝国主义的相遇和不同世界主义交叉的图景（Hofmeyr 2010）。在这种情境下，古尔纳与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肯尼亚出生、坦桑尼亚长大、后移居加拿大的印度裔作家莫耶兹·瓦桑吉（Moyez G. Vassanji），在印度洋文学研究中被重视。古尔纳也常被定义为“岛屿作家”或印度洋作家。
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
不能忽视的是，尽管古尔纳之前并未受到很高的重视，但他（以英国写作、跟布卢姆茨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 publishing]有着长期合作关系、又曾得到布克奖提名）跟其他仍居住在非洲大陆、更本土的作家相比，拥有无可比拟的更多资源优势。同样是有关印度洋的阿拉伯语或斯瓦希里语文学，例如亚当姆·沙菲·亚当姆（Adam Shafi Adam）、哈吉·格拉·哈吉（Haji Gora Haji）有关潮汐、帆船（dhow）和情感的歌谣和小说则很少跨过海洋，到达世界大都市。
移民/难民作家？
诺贝尔奖颁奖词模糊不清地暗示，古尔纳是为躲避1964年桑给巴尔革命大屠杀而来到英国。事实上，古尔纳在1969年带着400磅和他的兄弟通过旅游签证进入英国，这离桑给巴尔革命已有五年之久。古尔纳（2001）也曾在一篇文章中表述，他不会把自己描述为难民，因为不论是法律意义上还是实际情形中，他都不是。当古尔纳被标注为难民作家，他作为教授、学者、奖项评委的身份被完全掩盖，也忽略了他文本本身的复杂性。这种叙述其实利用并加深了围绕“难民”一词的各种刻板想象——似乎只有经历极端苦难和危险，只有不断诉说这些创伤，才值得“北方”国家所谓的人道主义关怀。这种标注，也显示出这些文化和社会本身的排外基调。
古尔纳的小说《在海边》中有一个情节，讲述者萨拉赫·欧玛尔（Saleh Omar）在到达英国后拒绝说英语，尽管他之前在桑给巴尔时就是一名擅长跟欧洲人打交道的家具店店主。当他终于开口之后，帮助他的法律援助问他“你为什么决定成为难民？告诉我，你的生命并没有真的处在危险之中，不是吗？”欧玛尔回答到，“我的生命在危险之中已经很长时间了，只不过直到现在，她英国女王陛下的政府才看到它并给我避难所”（2001, p.67）。到底什么是危险？当德国、英国殖民者来到东非，当地人的生命是否没有危险？在奴隶贸易繁盛的背景下，生命是否没有危险？为何只是在冷战的背景下，随着桑给巴尔革命的暴力，政治风向上朝共产主义的偏转，坦桑尼亚人的生命才被英国承认是在危险之中？
非洲作家？后殖民作家？
古尔纳的《天堂》曾入围1994年的布克奖短名单，《在海边》入围2001年的布克奖长名单，《抛弃》入围2006年的英联邦文学奖短名单。入围这些奖项虽然给古尔纳带来一定的声誉，但他自始至终都并没有受到这两个奖项的青睐。尽管小说《天堂》中包含了很多被后殖民研究奉为圭皂的“杂糅性”（hybridity）元素，1994年的布克奖评委仍认为《天堂》没有“表现出有关欧洲殖民的后殖民故事”（Nasta 2005, p.336）。古尔纳的作品被认为不够非洲（Murray 2013, p.141）。
布克奖评委对《天堂》的评论显示出一种对非洲叙事的刻板期待和审美评论霸权。2013年来自美国的尼日利亚裔作家托普·弗拉辛（Tope Folarin）获得了第14届非洲写作的凯恩奖，立即引发了巨大争议。到底离散作家是不是非洲作家？埃塞俄比亚-美国作家门盖斯特（Maaza Mengiste 2013）认为，要问的不是谁是非洲作家，而是谁决定了谁是。如果让她选择自己是埃塞俄比亚还是美国作家，就好像让她去决定她是个来自妈妈还是爸爸的孩子。作家塞拉西（Taiye Selasi 2015）也非常厌恶这种以出身来标注的分类。似乎一个作家来自的地方和肤色决定了他/她的创作，而并不是其在文学上所达到的造诣。这种身份政治本身就是权力关系的体现。更吊诡的是，不论是描写非洲的街头流浪儿童还是富裕的中产阶级，这些作者不是被攻击在兜售“饥饿色情”（poverty porn）就是被批评没有讲述“人民”的故事。塞拉西（2013）也因此拒绝承认非洲文学存在，因为这种根据族裔、地理、国族和肤色来定义文学就是一个空洞的指涉。将非欧美、非白人作家真空包装送到国际大都会的读者和学者面前，就是在重复以欧美经典化了的文本作为普遍性范式的权力结构，并加深了中心对边缘地区的刻板想象。
不论是将古尔纳标注为难民作家或者不断强调他的东非背景，而不去讨论他作品本身的丰富和多元，其实是否认了古尔纳文本本身的文学性以及诺贝尔文学奖所代表的话语霸权。从诺贝尔文学奖1901年成立至今，来自占世界大多数人口的亚非拉作家加起来的获奖的次数甚至低于法国一国。诺贝尔文学奖宰制了我们如何思考、阅读、欣赏和购买文学。从过去的一个世纪直至当下，西方中心视角的转换，对边缘作家的关注，不论是读者还是学界，都来得实在是太过迟缓、太过局限。同时，不论是当年莫言获奖还是当下的古尔纳，国族情绪在这一刻的高涨，体现出一种最终被西方认可的自豪感，但这也恰恰加固了以西方为中心的认同等级框架。似乎只有取得了西方认可才算是胜利，而边缘间的“相互凝视”（程莹 2019）无关紧要。在东非较为著名的肯尼亚塔文学奖（Kenyatta Literary Prize）、马巴蒂-康奈尔非洲斯瓦希里语文学奖（Mabati-Cornell Kiswahili Prize for African Literature），甚至于日本的野间非洲当地出版奖（Noma Prize for Publishing in Africa）的书籍，不论英语还是非洲本土语言，都鲜有文本进入到中文语境。
苏丹作家兼学者的塔班·罗·立勇（Taban lo Liyong，2003）曾把作家分为三类：狗、猫和变色龙。“狗”作家是那些投评委会所好而创作的作家，尤其是当诺贝尔文学奖在冷战时期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副奖”；“猫”作家是那些自爱和爱文学的作家；变色龙作家则是那些跟着风向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内容的作家。立勇（2003, p. 2）呼吁到，尽管诺贝尔文学奖是“他们”的奖项，但是如果要选“我们”的作家，那应该由“我们”来决定。因而，作为中国读者，应该问得是，文学的标准到底是由谁来决定？为什么古尔纳的小说之前我们没有看到，尽管里面常常提到中国？是什么遮盖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没有看到他，没有看到他背后来自那个大陆更多丰富多彩的故事？我们桌边的书籍是否只有经过英语、经历了西方的认可和欧美市场的出版流转才能进入中文，到达我们的书房、桌边？
学者哈根（Huggan 2001）曾将出版界对于边缘作家的市场化，将不同驯服为陌生，对文本主题、风格和背景的猎奇，称为“后殖民的异国情调”（postcolonial exotic）。作为教授后殖民文学的学者，熟谙后殖民理论和术语的古尔纳，却并没有完全遵循有关非洲的后殖民写作套路。古尔纳在他叙述中并没有陷入到身份政治或者后殖民猎奇的陷阱，而是关注边缘空间内部的复杂动态。这也是他对之前非洲书写的回应。古尔纳在他自己编著的《论非洲的书写》中（1993a, p. vii）写道，以阿挈贝为代表的第一代非洲英语作家，仍然陷入了与法语文学中抵抗殖民和种族主义、提倡黑人意识的“黑人性运动”（Négritude）相似的非洲与西方的二分；以恩古吉为例的第二代非洲英语作家，虽然对独立后的国家产生幻灭，但仍呈现出另一种民族主义，即通过浪漫化非洲的过去来对抗欧美的帝国书写。然而，非洲的过去也并不都是玫瑰色的美好。古尔纳（1993a, p. xi）认为，文学对历史的再书写不应只是被用来逆写帝国、澄清事实真相，而是应展现更多非洲的当地的社会范式，让叙事重新回归非洲。因而，古尔纳的创作区别于其他经典化了的后殖民写作。他将叙述重点从欧洲对非洲的殖民史，转移到更为广阔的印度洋视野之下，探索多种形式和主体间的联系和互动。
尾声：哪里是天堂？
《天堂》（paradise）
古尔纳的小说的题目“天堂”（paradise）最早来源于波斯语，本意是指花园。小说的主人公、作为奴隶的尤瑟夫看到主人阿齐兹家的花园，认为那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管理花园的花工哈姆达尼（Mzee Hamdani）的母亲是奴隶，他自出生起也是奴隶。阿齐兹的妻子在她结婚时把哈姆达尼带到了阿齐兹家。服务多年之后，女主人想把恢复自由身作为礼物送给哈姆达尼，但哈姆达尼拒绝了。年轻的尤瑟夫非常不解，便跑去问他为什么，哈姆达尼回答到：
“他们把自由作为礼物送给我。她确实做了。谁告诉她，她有这个权利？我知道你所说的自由。那种自由自我出生起就拥有了。当这些人说你属于我，我拥有你，这就好像一天内下过的雨、落下的日，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第二天太阳都会照常升起。这就和自由一样。他们可以把你关起来，给你带上镣铐，践踏你所有小小的向往，但是自由不是什么他们可以拿走的东西。哪怕他们用完你了，他们也离拥有你还差得远呢——你们之间的关系和你出生那天时没有区别（2001, p.223-224）。
哈姆达尼的话和尤瑟夫的选择相互映照。通过关注个体，古尔纳用小说的虚构去映照历史和现实（Bremen 2013），跨越时间和区域构建出一个带有东部非洲色彩的文学世界。
在小说的最后，经历了不实指控、不知未来走向、作为奴隶的尤瑟夫，看到街上维护德国殖民统治的民兵（Askari）队伍，就跑去加入。整部小说在此戛然而止。尤瑟夫在小说结尾处的选择被很多批评家诟病，但是历史上除了被迫协助殖民统治的当地人，像尤瑟夫这样为了逃避奴隶制而主动加入的人不在少数。去年出版的《余生》（Afterlives）继续了尤瑟夫的故事，通过之后的德国殖民和原住民的马及马及叛乱（Maji Maji Rebellion）进一步思考尤瑟夫在那一刻的决定。古尔纳的书写让人反思并去重新定义殖民、帝国，甚至于后殖民。殖民对被殖民地究竟意味着什么？每个不同的个体在社会和历史转变的关口面临着怎样的可能与不可能？欧美中心之外的联动又会呈现出怎样相似又不同的模式？在此意义上，古尔纳在进行后殖民书写的同时，也对后殖民框架作出了挑战，离开大西洋中心范式下有关非洲的叙述，聚焦于更为在地的，本土的历史和日常。
古尔纳的小说经常虚实交织，采用非常有政治性的现实主义，通过不可靠的叙述角度，不断的打断、闪回和交叉。他依赖寓言性片段式的插入和超现实的荒诞感来颠覆叙事，让边缘声音发声的同时又否定这种边缘。在他的笔下，非洲从来都不在任何意义上是一片空白，西方的殖民史也不都是千篇一律，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从不是统治和反抗的简单二分。古尔纳对个人的关注，使他着重描写对话、物和环境，将历史的动荡起伏埋入日常点滴。读者也因此能在细节的无声处和叙述的留白处听到惊雷、看到繁花。古尔纳迫使读者去思考，大环境之下个体有意无意的选择到底意味着什么、又可能如何作用于事件发展。
那么，在海洋另一边的我们，如何超越西方主导的理论框架去理解尔古纳？如何看到被遮蔽的叙述、具体的个人和在地的故事？如何理解亚非之间的历史和现在？古尔纳的获奖或许是一个契机，促使我们思考该如何“思想去殖民”，在避免针对西方的妒恨政治和重复冷战的简单二分（陈光兴 2006）的同时，如何将被普遍化的西方特殊化，而看到更多西方中心之外的“全球南方”/“第三世界”，通过与边缘“共振”，建立起一个更多元、开放和平等的知识结构和体认体系。希望看到古尔纳和认识到其背后更广阔世界的存在，只是这路上的一个小小开始。
（感谢叶葳对本文的贡献）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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