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丁卯年（1927）前清进士王照应清史馆总纂王树柟邀请，将所谈光绪帝、慈禧太后、隆裕太后轶事作成二十绝，冠名《方家园杂咏纪事》，是为抉发同光政事、宫廷秘辛的经典掌故。首纪：“甘棠余荫犹如爱，柳下遗邱尚禁樵。濮国大王天子父，南山莫保一树槁。”自注中称：内务府大臣、步军总兵英年精通风水，曾向慈禧提议将醇贤亲王园寝古白果树砍去，称其非帝陵不能当，白加王即皇，于宗社大不利，慈禧带人前去砍伐，光绪闻讯后出城往视，昔日遥遥即见绿盖如荫的白果树砍倒在地、群蛇盘伏，光绪顿足无语、绕墓三匝、拭泪而归。
《方家园杂咏纪事》
这段颇具戏剧性的传闻发生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京城西郊妙高峰下被民间呼作“七王坟”的墓地上，故事中可见慈禧的狠辣、光绪的无奈、英年的献媚等形象，背后却折射出光绪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格局与帝后母子的微妙关系，而整个事件的隐形主角就是此时已经死去六年多的墓主——醇亲王奕譞。奕譞生于道光二十年、死于光绪十六年，享年五十一岁，他是道光帝第七子、咸丰帝七弟、同治帝七叔、光绪帝本生父、清王朝第十一位世袭罔替亲王、同光两朝帝后倚任的亲贵重臣，这样一个身份显赫、地位特殊的大人物，何以会在死后没几年突遭坟头白果树被伐的骇闻？而归政后的慈禧为何又不顾光绪的想法，坚决要动他本生父的风水宝地，以致老醇王长眠地下仍不得安宁？故事要从六年前醇王之死说起。
醇亲王奕譞朝服像
极尽哀荣的饰终典礼
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丑初三刻（1891年1月1日凌晨约1:45）醇王薨逝于府，噩耗传出，寒冬下的紫禁城顿时陷入紧张与忙碌。而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之死并未引起常人想象中天崩地裂时论轰动的效果，除了李鸿章在写给儿子的家书中沉痛地悼念从此失去了位“决大计、定大疑”的有力领袖之外，其他见诸文字的评价并不多，因为此刻切切实实摆在君臣面前、亟待处理的难题是如何操办老醇王的身后事？即官方所谓的饰终典礼。
饰终典礼是由丧、葬、祭、祀诸礼组成，象征着逝者所能享受到的君恩哀荣。醇王的身后事之所以难办，主要是因为他与光绪帝之间的“子君父臣”关系不好处理，这种现象在清朝前所未有、无例可援。十六年前同治帝驾崩，醇王次子载湉被两宫皇太后以咸丰帝嗣子名义迎立为帝，四岁的光绪成为首位由旁支而居帝位的君主，三十五岁的醇王成为首位天子父，“子君父臣”特殊现象虽是清朝开国以来的首例，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且曾经发生过帝王推崇本生父母而致朝政剧烈动荡的著名故事，如宋英宗推崇本生父濮王而生“濮议事件”、明世宗诏议本生父兴献王而生“大礼仪事件”，昭昭前鉴到了晚清君臣这里尤其具有相当大的警示作用。因此，如何妥善地处理这位天子父的恤典，成为君臣上下共同面对的难题与挑战，这既要兼顾君臣关系与父子人情，又要防范推崇本生等隐患。
史料显示，醇王的饰终典礼完全由慈禧主持大端，此时已亲政一年有余的光绪居间作用十分有限，这是因为慈禧手握国事的最终裁决权，何况这又是足以动摇国本的敏感话题。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醇王身后事处理的全过程，当醇王薨逝的消息传进内廷，勤政殿中召见大臣的光绪“噭然长号”，皇帝痛哭不能自抑，在场的翁同龢等人亦失声，君臣泪目相对中，光绪向庆郡王奕劻、孙家鼐等人询及典礼及服色变更问题，大臣们告知皇帝这两天的服色安排，并要求皇帝立即请示太后裁决。可见从一开始，大臣们就自觉地引导皇帝将醇王治丧大权归之慈禧，光绪帝的意见则被汇入到大臣们请示懿旨的奏摺中。
很快，军机处便奉慈禧之命连续发下两道上谕，第一道上谕包括表彰醇王生前功绩品行、宣示帝后亲临赐奠、派员办理丧事、钦命载沣承袭封号爵位等常规内容，第二道上谕着定醇王封号为“皇帝本生考”，指示恤典要恪遵祖训家法、兼顾父子君臣恩义、避免推崇本生三项原则，并宣布由御前、军机、帝师、礼部官员等十四人组成治丧委员会。祖训家法指的是乾隆帝生前御制《濮议辩》，是针对前史中的尊崇事件所作的批示，表示“生者为本生父、死者为本生考，立庙于其邸第，为不祧之庙，祀以天子之礼”，慈禧以此为据，指挥治丧。
事实上，若按照祖训家法来办，醇王早在生前就该封为“皇帝本生父”，何至死后才获封“皇帝本生考”？就在一年多前，吴大澂曾上密折请求慈禧尊封醇王为本生父，奏折中正是援引乾隆帝的《濮议辩》为有力说辞，结果遭到慈禧驳斥，显然在醇王活着的时候，慈禧不允许任何人提议尊崇情形，如今醇王已死，慈禧却主动为他颁发“本生考”封号，而这不过是做给活人、尤其是给皇帝看的虚名而已，而她对祖宗家法前后截然的态度，充分证明其威权的分量。老醇王所享“皇帝本生考”的封号根本无关政治意义上的推崇，纯粹只是出于太后恩赐的礼节性称号，特殊的封号也决定了丧、葬、祭、祀诸礼的不一般。
《清实录》中有关“皇帝本生考”尊封上谕的记载
封号既定，治丧委员会经过集议讨论很快就开列出丧礼重要条款十二项进呈慈览。十一月二十三日（1891年1月3日）军机处奉懿旨连发两道上谕，第一道上谕特加奕譞谥号曰“贤”，全称就是“皇帝本生考醇贤亲王”，第二道上谕则围绕治丧委员所奏进行逐项批示，整体而言，醇王的饰终礼按照“奏请——批示——执行”的程序开展，十分顺利。
手握裁决权的慈禧对治丧委员会开具的款项几乎全部照允，醇王恤典规格的不一般、所受待遇之优之厚，远超一般的亲藩诸王，可见一斑：一、皇帝亲行期服礼。光绪为本生考持服十二个月、缟素十一日，照亲王薨逝例，皇帝毋庸行期服礼，比如恭亲王奕訢死后，光绪帝就只素服十五日，而醇王却享受到了皇帝在国丧期间期服的待遇；二、辍朝时限久。普通亲王薨逝照例辍朝三日，醇王薨逝则被慈禧加到了十一日，对比后来的恭王薨逝慈禧加到五日，可见规格不一般；三、“贤”字谥号由慈禧特加，而非内阁拟定，《大清会典》中将“贤”字解释为“行义合道”，终清一代只有怡亲王允祥与醇亲王奕譞获此美谥；四、强化皇帝在赐奠、致祭、行礼、素服及祭文等礼节中的出镜率与参与度。
醇王丧礼几乎就是削减版的国丧规格，葬礼、祭礼依亲王例办，祀礼则照天子礼办。比较突出的几点是：一、祭文是由翰林院撰写、以皇帝名义昭告，碑文由皇帝亲制；二、准许在醇亲王府新赐邸第中建立醇贤亲王庙为“不祧之庙”，庙制根据亲王例适度拔高，现居邸第中建立醇贤亲王祠，家庙家祠以供岁享，对比恭亲王奕訢死后则是“配享太庙，予祠贤良祠”的待遇；三、在礼节、乐舞、祭器、祭品等配享物上，祀以天子礼；四、以后奏折避写王名“譞”字，遇醇亲王字样双抬书写；这个过程中，光绪还据懿旨加恩醇贤亲王嫡福晋、第五子、第六子及第七子，可以说，整个醇亲王府享受到了终清一代绝无仅有的殊赏。
老醇王死后一个月，他的金棺奉移至园寓，皇帝亲临王府主持奉移礼，并谒适园目送金棺奉移，这象征着饰终典礼走完了最主要的程序。值得一提的是，奉移醇王金棺的园寝坐落于京西妙高峰下退潜别墅旁，这是同治七年二十九岁的奕譞踏勘选中后买下的风水宝地，这年他曾向两宫皇太后奏借俸银五万两于此处兴修坟茔安葬自己早夭的儿女，退潜别墅建成后，醇王不时来此别业居住，为此他还编成了《退潜别墅存稿》，专门记述同治七年至光绪八年间他在退潜别墅中的生活及心境，更是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对这块宝地的中意与满足。
光绪十三年四十八岁的醇亲王于妙高峰退潜别墅生活像
综上，在醇王的身后事问题上，慈禧采取“抓大放小”的处理方式。尽管光绪能够做主的事项极为有限，但是慈禧对于大臣们提议的由皇帝出面执行的礼节几乎全部照允，这个过程中，大臣们体察圣意，尽可能强化光绪在治丧过程中的存在感，慈禧也很体谅圣心，对光绪与本生父最后接触的礼法程序尽可能的满足。老醇王身后事办得风光圆满，从侧面也印证了此时的帝后母子关系尚协。
醇贤亲王园寝阳宅退潜别墅
孰料身后犹未宁？
醇王死时只有五十一岁，虽超过清代王公贵族的平均寿命，但对“气体素强”的他而言还是有点早逝的遗憾。史料显示，醇王病逝前三个月就已病重不能起，这个终生好习武艺，骑马、射箭、舞刀、弄枪无不在行，青壮年时常常出操南苑练兵、身体素来强健，先后还扛过疟疾、肝症等大病的他，终于没能熬过光绪十六年的寒冬撒手人寰，留给统治者的是“震悼实深”的悲痛，留给世人却是种种隐情的猜测。清廷上谕中解释，醇王去世前两年已感犯肝疾，经调治后就痊，光绪十六年夏因暑湿触发旧疾，最终死于病势已深、医药无效。
清末民初以来，不少笔记中将醇王的死因别有用心者地演绎成裹挟着阴谋论的宫闱疑案，矛头更是一致指向慈禧。其中，演绎色彩最重的当属胡思敬所记：“奕譞之死也，皆云遘恶疾。先是孝钦从勾栏中物色一娼妇入宫，旋以赐奕譞。秽而善淫，奕譞嬖之，遂得疾不起。”他称坊间传闻慈禧故意赐给奕譞一名娼妇淫而害之，这种说法最经不起推敲，清代最重家法祖制，统治者与亲贵之间大到议政、小到赏赐都有一套严格的制度与程序，高高在上的慈禧怎么可能用这种下流手段蓄意加害亲贵？更不可能随随便便找个妓女赐入醇王府兴风作浪。倒是遗老身份的胡思敬不遗余力地诋毁慈禧、诽谤醇王的意图比较可疑。
《国闻备乘》，中华书局，2007年版
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开放的内务府、宗人府档案显示，慈禧曾先后赐给奕譞三名官女子，分别是在光绪五年十月、光绪十年二月、光绪十二年二月。第一位官女子颜札氏，内务府秀女出身，系正黄旗裕兴佐领下护军校来福之女，死于光绪七年十一月，醇王有诗纪哀：“流芳遗挂都无迹，丹棘青棠莫慰情。戚戚鸡窗悲繐帐，煌煌鸾语降瑶京。梵文妙谛千华藏，仙馔奇珍七宝羹。没收殊恩生拜赐，旁妻几见此哀荣。”颜札氏很受慈禧喜爱，赐入王府后曾两度入宫受召见，她死后被慈禧追封为侧福晋，丧礼办得十分体面，而醇王与她感情也很不错。第二位官女子出自慈禧所居长春宫，系正白旗拜唐阿德纯之女大妞，第三名官女子未见姓氏记载。但是管理皇家宗室事务的宗人府会定期与王府门上咨文往来，不断更新着宗室子女嫡庶、名字、封爵、生死时间、婚嫁、谥号、安葬等事的记录，这些亲贵王公的福晋、侧福晋、妾侍、官女子年岁姓名无不记载在案，断不可能出现身家不清的情况。
醇亲王奕譞的三位侧福晋合影：中坐者刘佳氏，载沣、载洵、载涛三子皆其所出，右坐者李佳氏，育有一女，左坐者身份暂未知。
而更多的说法则指向慈禧在醇王生病用药时的干预。如小横香室主人在《清朝野史大观》中称慈禧剥夺奕譞的延医权，求医用药皆出自宫廷；金梁在《清帝外纪·清后外传》中煞有介事称慈禧明知奕譞患内热却故意赐冰水而致命；而来自陈孚恩家族后人、袁世凯幕僚的陈灨一更是生动记载老醇王病死情形，称其病中慈禧日派御医轮流诊视，用药皆从内廷颁出，暗中杂少量毒物渐渐中毒，直隶总督李鸿章与醇王交好，遣名医入都会诊，醇王却不让来者诊脉，挥泪称自己的病只是寒热交替，喝药后挥汗如雨，以为将愈，太后施恩迭遣御医、药物来自宫中，甚至说出：“予以今上故，久任劳怨不辞，今病必不起，君归为我致言少荃，高情厚谊，没齿不忘也。”仿佛醇王为光绪而死，且不得不死。
尽管死因的传闻只是种种猜测，但死后坟头风水遭到破坏确有其事。本文开头所引的白果树事件是来自王照口述、王树柟笔录的版本，王照字小航，直隶顺天府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散馆后为礼部主事，让他声名鹊起的是在百日维新中应诏言事受阻、光绪帝罢免礼部六堂官事件，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民初回国致力于近代拼音文字的推广。王树柟，字晋卿，河北新城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官至新疆布政使，辛亥革命后历任清史馆总纂、沈阳萃升书院主讲等职。二人修清史期间往来密切，曾合作过《德宗遗事》，一个是受过光绪帝恩遇的老新党，一个是对前清眷恋颇深的遗老，他们所述的白果树故事重在塑造光绪的可悲无奈与慈禧的专断压迫的对立形象。
与王照同榜进士出身的胡思敬早在宣统年间自著的《国闻备乘》中，对此事的记载不但错漏较多，而且添油加醋成分颇重：
兵部侍郎英年善堪舆术，一日扈驾游醇园，令相视园地吉凶，英年骇曰：“是气尚旺，再世为帝者，当仍在王家。”时光绪己亥九月，已立溥儁为皇子矣。孝钦曰：“天下已有所归，得毋言之妄乎？诚如卿说，当用何法破之？”英年顾视墓旁有老楸一株，夭矫盘拿且百年物，因指树奏曰；“伐此则气泄，是或可破也。”孝钦还宫，即遣使伐树。树坚如铁，斧锯交施，终日不能入寸，而血从树中迸出。次早趋视，断痕复合如故，监工者惧而请止。孝钦大怒，自谒园，督数十工人，尽一日之力仆之，中毙一巨蛇，小蛇蠕蠕盘伏无数，急聚薪焚之，臭达数里。
胡思敬煞有介事称此事发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九月，兵部侍郎英年观察醇贤亲王园寝有帝王之气而向慈禧进言，此时朝廷已立大阿哥，慈禧欲借厌胜之术破坏王坟风水，于是听从英年建议强行砍伐古白果树，以致异象频生。这个版本将醇贤亲王园寝帝王风水说与己亥建储联系绑定在一起，且不说溥儁被立为大阿哥时间错误（实为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其中细节更被注入不少文学想象成分。作为清末后起清流的胡思敬，他“创作”的这个版本不止放大慈禧与光绪的矛盾，而且也神话了宣统即位的合法性。
另外，早于王照前两年中进士的吴士鉴，入民国后以“钱塘九钟主人”笔名作《清宫词》，词中也有记：“寝园新?妙高峰，锯釜摧残马鬣封。银杏半枯松柏老，宵深风雨泣潜龙。”自注：“醇贤亲王园寝在妙高峰峰巅，巨树可数人合抱。某年，孝钦皇后命人断之，根深树大，有巨蛇盘互其下。”记载较简，但字里行间都能读出对老醇王身份地位的同情态度。而民国年间掌故大家徐一士也有记“光绪二十二年，孝钦后以不慊于德宗，并惑于风水之说，定议斫伐，德宗阻之不得，率人亲往伐却”，认为慈禧不满光绪且又迷信风水，而光绪反抗无果。
王照、胡思敬、吴士鉴、徐一士等人所记载的白果树事件，均为事发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加工版本，距离事件本身最接近的记载还是出自光绪帝老师翁同龢。白果树事件发生于光绪二十三年三月，翁同龢在四月间的日记里平淡地写道醇贤亲王园寝古白果树原为金、元时旧物，上月刚被慈禧以“使明堂开展”的名义砍去，除此别无一语。明堂指的是醇亲王宝顶前地气聚合的地方，白果树既是大几百年前的古树，坟穴又是醇王生前亲勘亲定，醇王死了六年多，白果树挡住明堂又不是一天两天，而且慈禧带着光绪多次来到宝顶前祭奠，难道现在才发现风水不合？显然，砍树开堂只是一种迷信风水的说法，背后多少能折射出的帝后母子、子君父臣关系的微妙与紧张，但是身为亲历者的翁同龢并未将此视作恶性事件。
史家追溯史事，多以结局反推过程，似乎一切事皆有迹可循。近人言及慈禧与光绪母子失和的悲剧，戊戌政变无疑是标志性的节点，而白果树事件似乎是二人关系不和的端倪。其实，醇王死后，帝后的权力格局在他生前苦心画策的“皇太后有限度归政”的模式下维持如常，国务大体上按照寻常事皇帝决定、稍难事枢臣参酌、疑难事懿旨裁决方式来处理。醇王府内的诸世子皆年幼未从政，醇王府基本淡出政坛，坐享极尽优荣的岁月。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间醇贤亲王嫡福晋、慈禧胞妹叶赫那拉·婉贞薨逝，这位光绪帝本生母获封“皇帝本生妣”封号，被隆重地与醇贤亲王合葬于园寝，她的饰终典礼当然也是清朝亲王福晋丧仪中的异数。皇帝本生父母的先后离世，使得光绪与慈禧之间彻底失去了最有力的缓冲。
而以后的帝后母子关系走向清晰，恶化显见、昭然若揭。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帝主持的百日维新以流产方式告终，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光绪称疾、慈禧训政，光绪被囚禁于中南海瀛台，母子关系冷到冰点，次年（1899）慈禧公开册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以同治帝嗣子身份教养内廷，史称“己亥建储”，公然破坏秘密建储的家法、行废立之事。光绪二十六年（1900）慈禧利用载漪等大阿哥党人联拳抗洋，招致联军侵华，慈禧带着光绪上演仓皇辞庙的戏码，朝局遂一发不可问。及至条约签订、两宫回銮，清末新政中帝后关系据说有所缓和，但光绪最终还是遗憾地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瀛台涵元殿驾崩，二十个小时后他的养母、大清国圣母皇太后慈禧离世，这对帝后母子至死都没能摆脱权力纷争与情感纠葛。
及至光绪、慈禧身死，围绕光绪朝母子君臣的秘辛故事俨然成为清末民初遗老遗少最喜乐道的内容，同一故事往往被演绎成诸多版本，故事中的主人公更是被标签化、脸谱化甚至妖魔化。正如柯文《历史三调》中呈现义和团历史在事件、经历与神话三个层面中的不同解说，事件代表的是对过去的一种特殊解读，神话则是“以过去为载体而对现在进行的一种特殊解读”，按照这种思路，翁同龢记载白果树事件是亲历者的历史，并未植入帝后关系恶化的猜疑，而十几年后作为老新党的王照、徐一士，作为后清流的吴士鉴、胡思敬，他们出于为清朝灭亡找罪人的用意，将亡国的责任程度不同地推向慈禧等人，这就出现了白果树事件成为慈禧打击光绪的恶性事件、醇王死因出自慈禧加害等种种版本。
清末民初，反满、反清思潮涌动，同情光绪、贬低慈禧的舆论甚嚣一时。其实，有关醇王的死因在史料中有明确记载，光绪十三年入夏后奕譞生了场大病，十月间王府频频传出病重消息，皇帝非常牵挂惦念，但只能从亲近的翁师傅和军机大臣们口中侧面打听，慈禧带着光绪多次临邸视疾，自以为病将不起的醇王亲手将上年巡阅北洋海军时慈禧特赐的护身金如意交给光绪，并嘱咐他“勿忘海军”，后又通过翁师傅传话给皇帝“请勿惦记，好读书”，可见就是到了病重的时候，光绪与醇王之间至死依然恪守君臣礼制，慈禧没理由再对醇王、光绪有何不放心，经过这场大病，醇王身体一直不太好，直到三年后病逝。
除了官方记载中，醇王常年患有肝疾外，他的死因与他晚年长期背负巨大的心理负担与高强度的繁难政务也有很大关系。且不说甲申易枢后醇王接替其兄挑担主政、直至去世，六年多无一日不在忧思惊惧中，光绪朝十六年里，哪一天又是轻松的呢？任何起于青蘋之末的风吹草动都能触动他敏感的神经，他的抱负与能力、理想与事功皆不相侔，种种不平衡的积累、种种不得已的苦衷，成为摧毁他身体健康看不见的真正杀手，醇王悲情的结局或许早在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那晚他的嫡子载湉成为嗣皇帝就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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