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夏，史学家柴德赓先生嫡孙念东老师发来一份柴先生手稿扫描件，谈到想要请人整理，询问有无认识的合适人选。笔者因先后责编过《史学丛考（增订本）》、《青峰学志》、《书目答问补正（批注本）》等，对柴先生学问十分倾慕。遂当即主动请缨，蒙念东老师信任，得以参与柴先生此遗稿之整理工作。
柴德赓先生（1908-1970），字青峰，浙江诸暨人。早年在家乡读中学时，受教于蔡东藩先生，对史学产生兴趣。1929年，与同学数人北上，考入名师荟萃的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师事陈垣、邓之诚、钱玄同诸先生，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毕业后先是辗转任教于中学，后因恩师援庵先生赏识，由辅仁附中教员而为辅仁大学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一度任教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师大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1955年，南下支援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创建了江苏省属高校第一个历史系，并任教授兼系主任。作为陈垣先生史学的重要传人之一，柴先生在宋史、明清史、辛亥革命史等诸多领域，均有创获，撰写有论文多篇。柴先生身后，家属与弟子陆续整理出版有《史籍举要》、《史学丛考》、《清代学术史讲义》，以及先生批点本《新五代史》、《书目答问补正》等。
这部手稿，封面有柴先生所题“潜知斋读书记”五字。内文用的是静文斋笺纸，半页十行，行字不等。柴先生的《识小录》，用的也是静文斋笺纸。静文斋为民国间海王村一笺肆，鲁迅、郑振铎等北平学人均曾购买过静文斋的笺纸。“潜知斋”斋号出处不详，或许是柴先生受顾亭林《日知录》与钱大昕“潜研堂”启发而来。而题目中的“读书记”三字，当系效仿清人陈澧《东塾读书记》、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由云龙辑）诸作。
《潜知斋读书记》封面
《潜知斋读书记》主要以天水一朝史实为主，偶尔旁涉其他。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读书心得，如对《金石录后序》“颁金”、《秦妇吟》“彭门”等之考证，对邵晋涵《南江札记》、杨守敬《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郑振铎《中国文学史》等之订误，考辨翔实，信而有征。二是原始史料之节录或摘编，间或下以按断。如摘录十国疆域、北宋经略安抚使略表、越南史籍、西夏史料等，并间有考辨，对于专题研究，亦饶有启发。这百余条札记，对于研究宋史等，均颇具参考价值，值得珍视。
关于《潜知斋读书记》的撰写时间，柴先生手稿并未言明。念东老师指出，该手稿应当是柴先生1930年代所作，笔者则拟在念东老师基础上，略推进一层。由“孔冲远”条“昔在怀宁，周君予同举《唐书》孔颖达字仲达，而《汉学师承记》称孔冲远，不知出于何书相询。余时惟知宋元以来称冲远者多矣，然不详其出处，及归京师询诸时贤，亦均莫能详也。顷读欧公《集古录跋尾》……”可以约略推知。柴先生1933年秋因“塘沽协定，形势紧张”，南下任教于安庆省立一中。而据《周予同自传》：“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在安徽大学任教，兼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3页）安徽大学在当时省会安庆，故柴先生与周先生二人得以时相过从。1935年8月底，柴先生收到辅仁附中聘书，遂北上，之后历任辅仁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等。故《潜知斋读书记》的上限，当为柴先生重返北平的1935年8月底。
《潜知斋读书记》倒数第二页，有柴先生所写“借书登记”：
其中，秦粟桥借阅的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发表于《辅仁学志》第8卷第2期，1939年12月出版。故《潜知斋读书记》的下限，当晚于1939年12月。据《私立辅仁大学男生名册（三十年度）》载：秦粟桥（山东黄县人）时为国文系二年级学生。（第6页）又据《私立辅仁大学女生名册（三十年度）》载：刘崇信（湖北汉川人）时为史学系二年级学生，（第39页）张学礼（湖北宜昌人）时为国文系三年级学生，（第11页）许棣芬（浙江绍兴人）时为国文系四年级学生（第13页），叶一琳（福建闽侯人）、万心惠（江西九江人）时为史学系四年级学生。（第44-45页）
又据《辅仁大学毕业同学录》，许、叶、万三人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六月毕业，万心惠《回忆张星烺先生》一文中云：“虽然连年考第一，毕业时终不得留校。因为我非教徒，又勇于反抗，深不为天主教修女所喜。张先生虽身为系主任，但大权在洋教士手中，于我也是爱莫能助。我只得回天津，找了个中学教书，奉养贫病交加的寡母。”（《泗阳文史资料》第2辑，1984年，第11-12页）可知万氏毕业后即离开了北平前往天津任教，自然不可能向柴先生借书。
这份借书单，从字迹墨色看，显然是同一时间所写，则此时借书单中诸人时均尚在辅仁大学就读，故而得以向柴先生借阅藏书。诸人借书当在1942年上半年，或者1940、1941年。而秦粟桥1940年秋入学，其所借“《颜氏家训》”后，柴先生书“一月十二日”，则诸人借书时间可以排除掉1940年，当在1941年或者1942年上半年。《潜知斋读书记》“南宋末改谥岳飞为忠文”条，提到“近傅沅叔先生购得《岳忠文王实录》一部”，此书即《忠文王纪事实录》，傅氏共和八九年购得此书，后撰《宋本忠文王纪事实录书后》，载1940年3月印行的《图书季刊》新第二卷第一期。柴先生当是由傅氏刊于《图书季刊》上的这篇题记，方获知此事。也可作为旁证。
柴先生旧藏《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抽印本
又据《（民国三十年度）私立辅仁大学一览》（辅仁大学印书局1941年印）载史学系学科说明：“中国史纲要，柴德赓，内容分年代、官制、地理、经济、姓氏、民族、学术、科举、避讳、史部目录等门。各门中仍以类相次，分题讲述。所举多普通常识，尤致意于史学工具书之运用及史料来源指示。一年级必修。每周二小时，全年四学分。”（第65-66页）“中国历史研究法，柴德赓，内容分史料、考证、著作三部。史料则论其分类、搜集、来源之大概。考证则论校勘、辨伪、考异之方法，而多举其史料。著作则论古今著书之体例、历代著述之风气与今后作者应取之途径。二年级必修。每周二小时，全年四学分。”（第68页）
作为史学系讲师，柴先生此年还与张鸿翔、赵玉生、启功、周祖谟等开国文课，为文学院全院必修。（第38页）刘崇信此年为史学系二年级学生，柴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属必修课程。柴先生1940年代所开的这门课程的讲义，没有留下来。幸运的是其1950年代在北京师范大学和1960在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也曾开讲过“中国历史研究法”，讲义残稿已经收入《史学丛考（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细审这篇残稿，除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而增加了新史学唯物论这部分叙述外，其底本当是采用了1940年代的讲义。在这篇讲义中，柴先生在论及选择题目的标时，提出了三点：一不可太熟，二不可太生，三要显而隐。第三点下，并举例云：“余季豫先生《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宋江事极‘显’。然以小说中人名求之于正史、杂书来相印证，这是平常人所不知道的。”（第479页）
据《（民国三十年度）私立辅仁大学一览》所载《学则》，三十年度第一学期的课程，学期试验是三十一年（1942）二月二日至七日，寒假是二月九日至二十二日。（第2页）故笔者推测，柴先生在1941年度上学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课上，向诸生盛赞过余嘉锡这篇《宋江三十六人考实》。秦粟桥在旁听柴先生此课后，遂向老师借阅此文抽印本，同时还借阅了《颜氏家训》，柴先生所书“一月十二日”当即1942年一月十二日。在这份借书单后，柴先生写下了《潜知斋读书记》最后一则札记，即《宋史》卷二六一：“刘重进，以习契丹语，应募使北边。”因此，《潜知斋读书记》的下限，当为1942年春。虽不中亦不远矣。
1941年柴先生任辅仁大学时的聘书
要之，这部《潜知斋读书记》撰写的时间上限是1935年8月底，当时柴先生重返北平，回到老师陈援庵先生身边任教。其撰写的时间下限则是1942年春，当时的北平，早已经成为沦陷区。之后的1944年，柴先生不堪做亡国奴，便悄然南下国统区，最终漂泊西南天地间。这部《潜知斋读书记》便是柴先生在辅仁大学初次任教时所留下的学术札记，是柴先生为研究宋史所做的准备工作之一，而且这一时期还发表了《宋宦官参预军事考》。（《辅仁学志》第十卷第一第二合期，1941年）因而，抗战胜利后，再度重返北平的柴先生遂为诸生开讲“宋辽金史”，其讲义手稿，近年商务印书馆已线装影印出版，读者亦可藉以一瞻柴先生“潇洒流畅，得张阆生先生（宗祥）之传”（启功先生语）的书风。
今将整理好的柴先生《潜知斋读书记》先行刊布，以飨读者。因柴先生引书并非完全照抄原文，而是时有节略或改动，整理之时，对此均酌加引号。柴先生手稿眉批，则沿袭《识小录》整理本之体例，以“柴眉批”的形式标明。手稿中明显的误字则径改。整理稿蒙友人宋健兄审阅一过，并荷指正，谨致谢忱。由于水平所限，整理本一定还存在谬误之处，尚祈读者教正。
1.李方叔
宋李廌字方叔，华州人。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二人者，生同时，文齐名，同为苏轼所知，《宋史》又同在四百四十四卷《文苑传》。廌作《祭东坡文》云：“道大莫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朱弁《曲洧旧闻》所称“人无贤愚，皆能诵之”者也。格非撰《洛阳名园记》，邵博《闻见后录》十七卷载之，《宋史》本传故撮记其语，不相混也。毛晋《津逮秘书》于《洛阳名园记》题华州李廌撰，《四库提要》已辨其误，不知陈眉公《宝颜堂秘笈》本亦题华州李廌撰。《提要》引王士祯《居易录》曾见书前有绍兴张琰德和序，首称山东李文叔，以证《名园记》必为格非之作，语已可省。至谓序已佚去，则《秘笈》本固存张序，作《提要》时实未考《秘笈》本也。
2.二十七
元代行杖，以七为断。初不解其故，及阅阮葵生《茶余客话》，述元世祖之语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故十则以七，百则以九十七。说似矣，惜不知其何据。偶读裴庭裕《东观奏记》：“崔罕为京兆尹，内园巡官不避马，杖之五十四方死。上赫怒，令与远郡。宰臣论救，上曰：‘罕为京兆尹，锄强抚弱，是其职任。但不避马，便杖之可矣，不合问知是内园巡官，方决，一错也；又人臣之刑，止行二十七，过此是朕刑也。五十四杖，颇骇闻听！’”止行二十七杖，又不知是何规制也。
3.西瓜
明祁骏佳《遯翁随笔》云：“《古本草》不载西瓜，偶读五代郃阳令胡峤传云：峤于回纥得瓜种之，结实如斗，味甘，名曰西瓜。是西瓜至五代时方入中国，故不见于《古本草》也。《文选》‘浮甘瓜于清泉’，当是甜瓜之类。”又见杨慎《丹铅总录》卷四云：“余尝疑《本草》瓜类中，不载西瓜，后读五代郃阳令胡峤《陷虏（虏字俗本讹作庐）记》云：峤于回纥得瓜，种以牛粪，结实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是西瓜至五代始入中国也。《文选》‘浮甘瓜于清泉’，盖指黄瓜、甜瓜耳。”乃知祁氏全袭升庵之语，臆改《陷虏记》为《胡峤传》，不料《五代史》本无此传。《陷虏记》大略撮取于《四裔附录》中，祁氏殆未之见。文人剽窃割碎，其可笑如此。又见胡侍《真珠船》云：“西瓜，《尔雅》、《本草》、《齐民要术》及诸类书并不载，知昔所无。《草木子》云：‘元世祖征西域，中国始有种。’余按：五代时胡峤《陷虏记》云：‘真珠寨东，行数十里，入平川，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又文文山《西瓜吟》云：‘拔出金佩刀，切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不始于元世祖。”以余观之，胡峤食瓜，未必定携种入中国，故洪皓《松漠纪闻》谓自皓奉使归，始得其种，莳之禁圃乡囿也。
4.木灯檠
周密《癸辛杂识》载宋末杨琏真伽发宋帝陵，徽、钦二陵，皆空无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钦陵有木灯檠一枚而已。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极辨木灯檠之不可信，谓绍兴二十六年，钦宗殁于金，至乾道七年三月，金人以一品礼葬钦宗于巩洛之原，自后无归丧之事，安得有木灯檠之语。余按：钦宗葬巩洛，柩未南还。明沈德符《敝帚轩剩语》已先辨之。黄百家《至兰亭寻冬青树记》则谓“公谨之朽木灯檠，事固有之。但以邢后（高宗后，同徽宗梓宫还）为钦宗，误矣。钦宗遗殖实未尝南还”。赵氏殆未见二家之说也。万斯同辑南宋诸陵遗事、黄百家寻冬青旧址，亦不知正统间会稽人赵伯恭奏孝宗、理宗殡宫在会稽，安定郡王坟在诸暨，福王夫妇坟在山阴，被豪民侵为田宅及樵牧其中，上乃戍豪民于辽东边卫事。黄、万诸公，亦岂未见《敝帚轩剩语》耶？又《癸辛杂识》云先是选人杨炜贻书执政，乞取神榇之最下者斵而视之。《剩语》则以为王之道事，不知何所据？
5.隋有二彦琮
援庵师示余元和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其“人名易混者加注例”一条云：“《唐志》僧彦琮，《大唐京寺录》注隋有二彦琮。”按：著《崇正编》者隋彦琮。著《大唐京寺录传》者唐彦悰，原注云：“龙朔人，并隋有二彦琮。”并隋者，连隋计，有二彦琮，非谓隋有二彦琮也。孙氏省去并字，则隋有二彦琮，而作《大唐京寺录传》者，唐人耶？隋人耶？又彦琮、彦悰，本自有别，此则《唐书》已混而为一矣。
6.《论语》十三篇
郑振铎著《中国文学史》，自负甚高，然识者鄙之。如以郑板桥为福建兴化人，人咸知其误。余见其第七章《辞赋时代》谓扬雄摹古，“甚至《论语》十三篇，他的《法言》也是十三篇”。《论语》二十篇，虽乡曲陋儒，尚能道之，乃曰十三篇，闻所未闻矣。余按：《汉书·扬雄传》云撰《法言》十三卷，象《论语》，郑氏盖误以为象《论语》者，与《论语》尽同也。世安有胶柱鼓瑟之病，一至于此哉！
7.颁金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云：“先侯疾亟时，有张飞卿学士持玉壶过视侯，其实珉也。不知何人传道，遂妄言有颁金之语。或传亦有密论列者。余大惶怖，又不敢遂已，尽将家中所有铜器什物，欲赴外庭投进。”颁金二事，久不得其解。年前台静农君曾谓见一旧本，作颂金。当时亦颇然之。迄今细思，亦不可信。丙丁之际，欲为金人臣妾而不可得。钦宗上大金皇帝徽号，至云崇天继统昭德定功敦仁体信修文偃武光圣皇帝，颂之至矣。安所得罪？余按：《靖康纪闻》：靖康二年正月十四日，“恭候大驾者，云集于南薰门，有榜云：应民间金银，限十五日前纳入官。出限不纳、私有藏匿者，并依军法。自今后不许以金为首饰、器皿等。及出旧新城候门，遍行天下”。则清照所谓颁金者，乃颁白之颁，以白金为壶，显违诏令，故曰其实珉也，而云传颁金者，妄也。
8.彭门
韦庄《秦妇吟》云：“仍闻汴路舟车绝，又道彭门自相煞。野色徒销战士魂，河津半是冤人血。”自张应麟《秦妇吟校辑》（整理者按：即LionelGiles撰，张荫麟译《〈秦妇吟〉之考证与校释》，《燕京学报》一九二七年第一期）疑指彭门为四川之彭门山后，周某作《秦妇吟注》（整理者按：即周云青《秦妇吟笺注》，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四年版）因之不改，世遂不知其非。余按：彭门，即彭城。盖彭城之一门也。《旧五代史·梁祖纪》：“文德元年九月，移兵伐徐。十月，遣朱珍领兵与时溥战于吴康镇，徐人大败，连收丰、萧二邑，溥携散骑驰入彭门，闭壁坚守。”“景福二年四月丁丑，庞师古下彭门，枭时溥首以献。皆其地也。”（柴眉批：东坡《河复》诗序云：“彭门城下水二丈八尺，七十余日不退。”又《答吕梁仲屯田》：“乱山合沓围彭门，官居独在悬水邨。”是宋时尚有此称也）《新五代史》已削去之。为古今地名辞典者，又不知搜求，注书者遂以四川之彭门山当之，昧矣。
9.农工商学兵
自北伐军兴，以军队为革命之先锋，举凡开会标语，率以农工商学兵五字连举。是则四民之外，又增一民矣。余按：袁褧《枫窗小牍》云：“古人称士农工商为四民，今有六民。真宗初即位，王禹偁上五事，有云：‘古者井田之法，农即兵也。今执戈之士，不复事农。是四民之外，又一民也。自佛教入中国，度人修寺，不耕不蚕，而具衣食。是五民之外，又一民也。’”则宋人已有此说。惟王氏所谓四民之外有二民，谓其不事生产也。李泰伯《富国策》又以佣书雇纳、巫医卜相、倡优豢养之徒，并不入四民之数，亦王氏之意。与今之五民并列异也。
10.曾几
陆放翁《老学庵笔记》卷八云：“张邦昌既死，有旨月赐其家钱十万，于所在州勘支。曾文清公为广东漕，取其券缴奏，曰：‘邦昌在古，法当族诛，今贷与之生足矣，乃加横恩如此，不知朝廷何以待伏节死事之家？’诏自今勿与。予铭文清墓，载此事甚详，及刻石，其家乃削去，至今以为恨。”按：曾文清者曾几也。《渭南文集》卷三十二有墓志铭，然亦无缴奏张邦昌赐钱券事。放翁集经手编，何以有此疏漏。岂因既载之《笔记》中，遂不重出耶？《宋史》卷三八二《几传》，取资墓志，然删削移置颇有不当，文笔亦远逊也。
11.晁宗悫
《宋史》卷三〇五《晁迥传》：“子宗悫，字世良。”邵氏《南江札记》据《南丰集》谓宗悫父名遘，则宗悫非迥子矣。然余按《元丰类稿》四十六《光禄少卿晁公墓志铭》：“公姓晁氏，其家先济州之巨野人，今为开封祥符人。皇考讳遘，尚书驾部员外郎，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皇祖佺，赠太傅。皇曾祖讳宪，赠某官。公讳宗恪，字世恭。少以世父太子少保、赠某官、谥文元、讳迥，恩补将作少监簿，十四迁至光禄少卿。”则邵先生误以宗恪为宗悫，世父为父矣。岂其所见《元丰集》本有讹误欤？又《晁迥传》云：“世为澶州清丰人，自其父佺，始徙家彭门。”与《元丰集》不同。《宋史·文苑·晁补之传》亦云济州巨野人，是史有抵误。子固为宗恪女夫，其言自可信也。
12.《宋史翼》一人二传
陆心源《宋史翼》补传至七百八十一人，可谓勤矣。然刺取各家墓志、方志多见谬误。最可笑者，沈度已见于卷廿一《循吏传》，又见于卷二十四《儒林传》，二传互有详略。《循吏传》以为仪真人，《儒林传》以为武康人，不似出一手。三十卷书尚致重出，然则《宋史》四百九十六卷，仅重出李熙靖、程师孟二传，犹未足病也。
13.《元丰类稿》
《四部丛刊》影印诸书，以集部为佳，然集部中如元刊黑口本《元丰类稿》触纸尽讹字，不能卒读。亦殊可不也。《类稿》卷四十二《王容季墓志》谓容季卒蔡州新蔡县簿，及为其母曾氏撰墓志，则谓：同，陈州宛丘县令；冏，蔡州新蔡县主簿。同即容季也。按：同父名平，母曾为曾公亮女弟，同兄弟五人，回、向、固、同、冏。按文似非刊本之误，子固偶不检点耳。《宋史》谓同仕止于县主簿，盖本之容季墓志也。
14.《养新录》论黄裳
《养新录》“宋人同姓名”条：“黄裳，一字冕仲，延平人，元丰状元；一字文叔，剑门人，南渡有传；又有政和中福州知州黄裳，见《渭南文集》，恐别是一人，非元丰状元也。”德赓按：文叔，《宋史》“隆庆普城人”。剑门虽属隆庆，并非一县。冕仲，元丰状元，绍圣末权兵部侍郎，徽宗即位，转工部礼部侍郎，为礼部尚书。久之，提举杭州洞霄宫。政和四年，以龙图阁直学士起知福州，建炎元年致仕，卒年八十七。有《演山集》六十卷行世。放翁所指，即是此人。陆心源《宋史翼》据《演山集》、《闽书》列入《文苑传》。
15.孔冲远
昔在怀宁，周君予同举《唐书》孔颖达字仲达，而《汉学师承记》称孔冲远，不知出于何书相询。余时惟知宋元以来称冲远者多矣，然不详其出处，及归京师询诸时贤，亦均莫能详也。顷读欧公《集古录跋尾》，云：“孔颖达碑，于志宁撰。《唐书》列传云字仲达，碑云字冲远。碑字多残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传之谬不疑。以冲远为仲达，以此知文字转易失其正真者，何可胜数。治平元年端午日书。”欧公之说如此。惟余尚有疑者，《新唐书》欧宋二公所共修者，列传虽属宋公，欧公顾不以其所闻告之欤？殆《唐书》先成，不及更定耳。积年疑文，一旦雪明，诚快事也。
16.欧阳永叔论学书
欧阳永叔跋王献之法帖云：“余尝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人也。至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弃百事，弊精疲力，以学书为事业，用此终老而穷年者，是真可笑也。”跋唐僧怀素帖亦云：“魏晋人逸笔余兴，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后人乃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事业，而终老穷年，疲弊精神，而不以为苦者，是真可笑也。怀素之徒是已。”又跋杂法帖六之二云：“学书不必惫精疲神于笔砚，多阅古人遗迹，求其用意，所得宜多。”
17.《吴氏家谱》
坊间所售有《吴氏家谱》者，余见其首册有于志宁序，署大唐贞观二十三年七月三日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撰。按：志宁永徽元年始进封燕国公，三年始拜尚书左仆射，显庆元年始迁太子太傅。次为欧阳修序，署有宋嘉祐七年三月望日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给事中知制诰庐陵欧阳修撰。按：欧公嘉祐初成《唐书》，即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五年拜枢密副使，六年参知政事。次为宋祁序，署大观三年九月六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尚书吏部侍郎京兆宋祁撰。按：大观三年，祁卒已四十八年矣。五为李邦宁序，署延祐五年冬十一月甲寅集贤大学士李邦宁撰。按：延祐五年十一月丁巳朔，无甲寅。此乃序者颠倒错乱，殊不值一笑，书之亦见家谱之不足恃。为子孙者，欲如此而荣其祖，亦愚矣。
18.《南宋乐府》一册。光绪二年归安赵氏刊于成都，会稽章季英鼎芗著，归安赵葆燧砺峰纂注。
《喻林一叶》廿四卷，十四册。江阴王苏，乾隆甲寅序。
《锦里新编》六册。汉州张邦伸云谷纂辑。因段成式有《锦里新闻》，故易为编。嘉庆五年刻。
《仰萧楼文集》不分卷，一册。新阳张星鉴纬余，陈倬序。陈硕甫学生。
《古今类传》四卷，四册。董农山、董霞山同辑，潘耒序，仅岁时一门。康熙三十一年刻。
《野棠轩摭言》八卷，二册。吉林奭良，全集之五，民国十八年刻本。
《孟晋斋文集》五卷，三册。会稽顾寿桢祖香。有吕儁孙序，述其人之事略，同治丙寅刻。
《历代名儒传》四册。高安朱轼，雍正七年刻，是书与《名臣》、《循吏》合称三传，同刻。
《安吉施氏遗著》五种，共八册。施文铨、浴升父子。光绪辛卯刻。
《通鉴补正略》三卷，二册。严衍。光绪丁亥时报馆排印。
《履园丛话》廿四卷。钱泳梅溪辑，孙原湘序，同治九年男曰寿重修刊。
《海天琴思续录》，侯官林昌彝惠常辑，方浚师序，同治己巳刊。
《密斋笔记》五卷，《续笔记》一卷，二册。宋谢采伯撰，文澜阁传钞本、活字版。
《此木轩杂著》八卷，四册。焦袁熹，光绪八年扫叶山房藏版。
19.《文献征存录》
此书所载，尽清初□文学儒林之士。凡十卷□人，行谊学术，略称赅备，惜其编次无可铨综，凡所引据，亦未标举。东生卒于道光八年，故如钮树玉卒于道光七年，即已收入。然名家如侯方域、陈瑚、段玉裁、秦蕙田、王念孙、姚鼐、恽敬等，多未收入。又如洪震煊既列于卷七，而不及乃兄颐煊。冯山公已列于卷一，又附传于卢文弨后。取去剪裁，殊属疏漏。盖钱氏未竟之功也。王藻序支离讹乱，未能道其著书之旨，自不能订正其讹误。独恨其与俞理初交有年，此书不及理初为之校正耳。
20.王明清《挥麈后录》记访徐敦立度于霅川，及敦立语以史官记事所因四事曰：时政记、起居注、日历、臣僚墓碑行状。余考徐度《却扫篇》未载此语，而朱弁《曲洧旧闻》卷九所载与《挥麈录》尽同。惟将度字易为予字，而稍省减数语。尤可怪者，《挥麈录》后有欧公《归田录》一条，连书于后，《曲洧旧闻》亦有之，然另为一条，何二人所记相同如此，当细考之。
21.《元史》六：“至元二年正月癸酉，敕徙镇海、百里八、谦谦州诸色匠户于中都，给银万五千两为行费。又徙奴怀、忒木带儿炮手人匠八百名赴中都，造船运粮。”
卷七：“至元七年七月乙丑，阅实诸路炮手户。”
《元史》七：“至元九年十一月，参知行省政事阿里海牙言：‘襄阳受围久未下，宜先攻樊城，断其声援。’从之。回回亦思马因创作巨石炮来献，用力省而所击甚远，命送襄阳军前用之。”
卷八：“十年二月丁未，宋京西安抚使、知襄阳府吕文焕以城降。”
卷十二：“至元廿年四月，发大都所造回回炮及其匠张林等，付征东行省。”
卷十三：“至元廿一年六月庚申，改炮手元帅府为炮手万户府，炮手都元帅府为回回炮手军匠万户府。”
“廿二年十二月，增阿塔海征日本战士万人、回回炮手五十人。”
22.钱竹汀谓《宋史》有四弊：一曰南渡诸传不备，二曰一人重复列传，三曰编次前后失实，四曰褒贬不可信。案：钱氏所举四弊，尚有未尽。寻《宋史》之弊，可分二大类：一为繁简失当，一为去取无法。而其所以致弊之因：一则年代太长，史事繁多，难于搜求，困于翦裁。一则欧阳玄本一古文家，非良史才，不能总其成。
23.《宋史》于元祐新党之争，大抵偏护元祐，诋诽新党。例如《王安石传》全取朱熹《名臣言行录》，殊难置信。
23.读《宋史》必须参考书：
一、关于纪传者：李焘《续通鉴长编》、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徽、钦、高）、叶绍翁《四朝闻见录》（高、孝、光、宁）、失名《宋季三朝政要》（理、度、德祐）、王偁《东都事略》、朱熹《宋名臣言行录》、赵汝愚《宋诸臣奏议》、吕祖谦《宋文鉴》、陆心源《宋史翼》。
二、关于表志者：马端临《文献通考》、王应麟《玉海》、李攸《宋朝事实》、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窦仪《宋刑统》（法制局刻）、章得象等《宋会要》（徐松辑）。
24.邵二云作《南都事略》，未刻。
缪荃孙《宋史翼序》云：“邵氏二云《南都事略》，其儒林文苑一目，载《养新录》，而《宋史》以外止增刘克庄一人。”
25.《涑水记闻》一书，司马光身后始出。其中纪载，不尽可靠。论王安石诸事，尤疑非司马光之言。
26.南宋末改谥岳飞为忠文，李纲为忠定，《宋史》所不载。近傅沅叔先生购得《岳忠文王实录》（整理者按：即《忠文王纪事实录》，傅氏所购为宋本，曾撰《宋本忠文王纪事实录书后》，载《图书季刊》一九四〇年新第二卷第一期。此书一九四九年后入藏北图，中华书局一九八七年据之影印，为《古逸丛书三编》之二十六）一部，足证《宋史》遗漏。
27.宋之国名无所根据，以赵匡胤曾为归德军节度使，归德，宋地，故国号即曰宋。
28.韩通、李筠、李重进，在《宋史》曰《周三臣传》。此体仿《五代史记》之《唐六
臣传》。（柴眉批：欧阳玄仿欧史，如《周三臣传》，《辽史》之《卓行传》、《伶官传》，《金史》之[整理者按：后阙而未书]）
29.朱温以四镇兵灭唐，四镇者：宣武（汴）、宣义（滑）、武宁（徐）、天平（郓）。
30.唐庄宗以河北四镇即位，四镇者：卢龙（幽）、成德（镇）、魏博（魏）、义武（易）。
31.宋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殿前军都指挥使为三衙。
32.宋北方三关：高阳（保州）、益津（霸）、瓦桥（雄），皆以水为关，均在河北境内。
33.民国三年，韩通夫妇墓志于洛阳出土，文见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中。
34.十国疆域：南唐帝李景，今江西全省，江苏、安徽之江南地，福建之建宁、邵武。后蜀帝孟昶，今四川全省、陕西之汉中、甘肃之陇南。南汉帝刘鋹，今广东、广西全省，湖南之郴县。北汉帝刘钧，今山西之中路、北路。吴越王钱俶，今浙江全省、江苏之苏州、福建之福州。南平王高保融，今湖北之鄂西。武平节度周行逢，今湖南全省。平海节度陈洪进，今福建之漳州、泉州。闽帝王氏。楚王马氏。
35.樊若冰后改名知古，见《宋史》本传。然各本《宋史》，均作若水。案：《宋史》本纪：“太祖问其命名之由，对以慕唐倪若冰为名。然倪名若水，不名若冰，时人笑之。”则《宋史》应作若冰，作若水误。
36.南唐最喜藏书。宋太祖灭南唐，取其书之汴梁，于是东都始有藏书。《崇文总目》即以南唐旧书为基本。
37.五代宋初学者，多南唐宦族，如徐铉、徐锴、乐史、陈彭年等，无不与南唐有关。宋制，新进士之高材者，授以馆阁校勘。所谓馆阁图书，又无非南唐旧书。
38.宋三馆：昭文、集贤、史馆。
39.五代时，南唐画家有董源山水、徐熙花鸟。淳化阁帖，亦系从南唐所摹硬黄帖而出。
40.五代时，有监之制，大于县小于州，凡有矿冶之地立监。
41.《南唐书》向有马、陆二家。陆氏书，清祥符周在浚为之注，近刘承幹又为之补注，甚详备。马令祖元康，谙悉南唐时事。
42.缪荃孙著有《五代方镇年表》（整理者按：即《补五代史方镇表》，后入藏北大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丛书》第九册收有此书，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印行），未刊行，近闻其后裔拟出售。（整理者按：《介绍北大图书馆》：“稿本中如王念孙多种著述，缪荃荪《五代方镇表》等，皆世间之珍物。”[载一九三四年九月三十日《北平晨报》，转引自蓝鸿文《范长江记者生涯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九页]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五续）》：“筱珊先生子子寿，名禄保。己未岁，以所藏书售之上海古书流通处。所余抄校本及刻本之罕见者尚不少，并家稿携之入都。十余年来，零售略尽，并先生自撰《五代史方镇表》，亦售于北京大学。”[《正风》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三六年]故柴先生撰此条札记时，缪氏手稿已入藏北大。或是柴先生一时误记）
43.五代地理，最纷乱难考。今试以《宋史·地理志》、《文献通考·舆地考》、《五代史·地理志》、《五代史记·职方考》、乐史《太平寰宇记》、欧阳忞《舆地广记》、王存《元丰九域志》比对，多不相同。
44.杨守敬《历代地理险要图》（整理者按：即《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以《宋史·太祖本纪》有北汉卫州刺史（某），又有耀州防御使（某），据以为北汉时所置之州，不见于史者尚多云。今案：卫、耀两州，当时均有其地，而不在北汉封域以内。刺史、防御云者，盖遥领职衔，非增设地名也。
45.唐各州收入，用途有三：一曰上供，归中央。二曰送使，归省库。三曰留州，地方留支。
46.宋三司：一曰度支，二曰户部，三曰盐铁。
47.汉献帝建安八年，交阯刺史张津、交阯太守士燮共表请改交阯为交州，以与其他州名不同，由是有交州之名。
建安十五年，交州刺史移治番禺（南海郡治番禺）。
孙休（吴景帝）永安七年，以交州地远，分为交、广二州，交阯还治龙编，领汉之交阯、九真、日南、合浦四郡地（时称为海南四郡）。广州治番禺，领汉之南海、郁林、苍梧三郡地（时称为海东三郡）。
交州吴氏称臣于南汉，与平海陈氏（漳、泉）称臣于南唐，其例正同，不得以外国论。
唐贾耽《入蕃十道图记》：“由交州以通天竺。”
交阯，汉晋人写法。交趾，唐宋以后写法。
48.宋分广南为东西，广南东路安抚使兼知广州，广南西路安抚使兼知桂州，此为今日广东、广西名称之由来。
49.《宋史》称交阯人传檄中国，历诋新法之害，云欲出兵救民。王安石见檄大怒，自草敕榜诋之。今案：此敕在王安石集中，敕中但声交趾攻陷城邑、戕杀官吏之罪，语非挟私嫌者，《宋史》所言殊为诬妄（此事蔡上翔《王荆公年谱》已辨之而不详）。
50.《越史略》三卷，《四库》著录。《守山阁丛书》本，不著撰人名，以所记事实考之，盖当宋末时安南人所撰也。上卷记安南自赵佗以来割据诸人之事迹，中下卷记安南王家李氏事迹。
51.《越史略》中称其国姓为阮，与《宋史》不同，《提要》据黎崱《安南志略》云陈氏得国后，改前王家李氏之姓为阮氏，国人之姓李氏者一律亦改为阮氏，以绝民望，可证此书为宋末陈氏王朝人所作也。
52.《安南志略》十七卷，《四库》著录，通行日本排字本，元黎崱撰。
崱字东山，爱州人。本姓阮氏，继黎琫为子，因从其姓。仕安南陈氏王朝，为侍郎。后仕元为奉议大夫，侨居汉阳。其书纪述安南自秦汉以来人物、风俗、地理、政教，以及文章案牍，备载无遗，洵为治安南史者不可不读之书。因现存安南本国人所撰史籍仅此书与《越史略》两种，《越史略》体例略似纪年、本纪之式，未免过略。此书则兼用传志之例，较为详赅。
53.近见《越南道里记》钞本一册，亦越南人撰，《四库》及诸藏书家均未著录。
54.《东坡集》：梅尧臣诗，西南蛮人织诸弓衣之上。（整理者按：此事不见于苏轼集中，而见载于欧阳修《六一诗话》，或是柴先生一时误记）《续通鉴长编》真宗咸平五年：“有华人亡入蛮境者，乃与蛮俱来朝贡，以冒赏赐。诏知益州马知节辨认厘革之。”所谓蛮者，盖即南诏也。大理段氏虽与宋不交通，而所属蛮洞，犹时来朝贡，盖此时南诏尚为部落，非统一组织之国。
55.以越南为名，始于清嘉庆时，其国奏乞定国名为南越，两广总督孙玉廷奏改为越南。
56.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元史·李恒传》：其先姓於弥氏，唐末赐姓李，世为西夏国主。按：西夏之先本拓跋氏，於弥与拓跋音不相近，盖元时国俗之语。吴澄撰《李世安（即散朮?）墓志》云，公西夏贺兰於弥部人也。”又：“《元史·卜颜帖木儿传》作‘唐兀吾密氏’，《察罕传》称‘唐兀乌密氏’，北人读‘吾’如‘乌’，盖同族也。《李恒传》称於弥氏，与乌密声亦近。”按：《宋史·夏国传》仁宗明道二年，元昊自号嵬名氏，于是属族悉改为嵬名蕃号尊荣之，疏族不与焉。是嵬名为西夏所改国姓，史有明文。嵬名、於弥、乌密、吾密，皆译名不同，实为一姓，由李改嵬名，李恒既为国主之后，足证嵬名即於弥，李世安应亦同族也。钱氏不能据嵬名以释之，反以元时国语为解，已属失考。近人（戴锡章《西夏记》）又据以为西夏先姓於弥氏，更失之远矣。
57.吴广成《西夏书事》曰：“元昊以中书不能统理庶务，仿宋制置尚书令，考百官庶府之事而会决之。又改宋二十四司为十六司，分理六曹，于是官制渐备。”
58.曾巩《隆平集》曰：“夏兵长于骑射，不善刀枪。而柳子皮弦，遇雨则不能施。”又曰：“夏兵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备弓矢甲胄而行。”按：此则与《宋史·夏国传》云给马帐弓箭等异（疑《宋史》误）。又曰：“德明精兵十万而已，元昊遂逾十万。”按：《宋史》作“总兵五十万”（疑《隆平集》误）。
59.《西夏书事》：“元昊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特建蕃学，以野利仁荣主之。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写以蕃书。于蕃、汉官僚子弟，选俊秀者入学校教之。俟学习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并令诸州各署蕃学，设教授训之。”
《西夏书事》又云：“元昊（思以胡礼、蕃书抗衡）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字、汉字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其秩与唐代翰林等。汉字掌中国往来表奏，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字掌西蕃、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蕃字副之。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故蕃字特重。”
60.《凉州重修感通塔铭》，两面刻字：阳面西夏字，嵬名遇书；阴面汉字，张思正（整理者按：当作“张政思”）书并篆额。天祐民安五年正月十五日。石在甘肃武威。
61.莫高窟刻石，有蒙古字、西夏字、汉字、畏兀儿字。石在甘肃敦煌。
62.《蕃汉合时掌中珠》，清宣统三年，俄人尼智洛夫得之于张掖，罗振玉刻本。
63.《西夏书事》引吴兴祚《方舆纪要》（亡）云：“元昊河南曰盐州路，河北曰安北路。”
64.宋与西夏战事，以三川口刘平、石元孙之败，好水川任福之败，定川寨葛怀之败为最有关系。
65.北宋经略安抚使略表（吴廷燮有《北宋经抚年表》，石印单行本）（柴眉批：《宋史·地理志》：“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天圣析为十八，元丰又析为二十三。”）
京东东路，治青州（山东益都）。
京东西路，治郓州（山东东平）。（《养新录》云治兖州）
京西南路，治邓州（河南南阳）。
京西北路，治许州（河南许昌）。
河北大名府路，治大名府。
河北中山府路，治定州。
河北真定府路，治成德军（河北正定）。
河北高阳关路，治瀛州（河北河间）。河北置四路，在庆历八年。
（陕西）永兴军路，治京兆府（长安）。
鄜延路，治延州（陕西延安）。
（甘肃）环庆路，治庆州（甘肃庆阳）。陕西沿边四路，庆历元年分置（整理者按：“陕西沿边四路，庆历元年分置”，此“四路”，柴先生指鄜延路、环庆路、泾原路、秦凤路而言）。（柴眉批：《十驾斋养新录》：“庆历熙宁所置各路，特为军事而设。每路设安抚使兼马步军都部署，其民事仍领于转运使，故不在十八路、廿三路之数。”）
泾原路，治渭州（甘肃临泾）。
秦凤路，治秦州（甘肃天水）。
熙河路，治熙州（甘肃狄道）。熙宁五年置。
（陕西分四路，始于仁宗康定、庆历之间）
河东路，治太原府。
江南东路，治江宁府。
江南西路，治洪州（江西南昌）。
两浙东路，治越州（浙江绍兴）。
两浙西路，治杭州（浙江杭县）。包括苏州。苏杭分省始于明。
福建路，治福州（福建闽侯）。
广南东路，治广州（广东番禺）。
广南西路，治桂州（广西临桂）。
四川路，治成都（四川成都）。
淮南东路，治扬州（江苏江都）。
淮南西路，治庐州（安徽合肥）。安徽立省，始于雍正八年。
清初设江南左、右布政司，治江苏、安徽地。
荆湖南路，治潭州（湖南长沙）。
荆湖北路，治江陵（湖北江陵）。
燕山府路，治燕山府（河北北平）。
云中府路，治云中府（山西大同）。立于宣和六年，未几为金人所破。（整理者按：“立于宣和六年，未几为金人所破”，柴先生所指合燕山府、云中府而言）
安抚使设：京东东、京东西、京西南、京西北、广南东、广南西。
经略安抚使设：河北四路、陕西六路。
马步都总管设：江南东、江南西、淮南东、淮南西、两浙东、两浙西、福建、荆湖南、荆湖北。
四川则为兵马都钤辖地。
转运使区域：河北一路。
陕西一路。
四川成都府路，治成都。
梓州路，治梓州（四川梓潼）。
利州路，治利州（四川广元）。
夔州路，治夔州（四川奉节）。
66.都总管本名都部署（安抚使兼马步军都部署），避英宗讳（曙）改都总管。
67.鲍老旗：宋名傀儡曰“鲍老”，《皇朝类苑》有“鲍老登场”语，舞人亦谓之鲍老。
68.探马之名始于宋，唐曰逻骑。
69.《宋史》记载与夏国交涉事，词繁而事不赅，对于一时筹边人才，亦多缺传，兹刺取各书，录其荦荦大者于左：
王尚恭，字安之，曙之子。孙沔帅环庆，辟掌机密文字。元昊被弒，子谅祚立，尚恭谓沔请勿赐王爵，授以节帅之名，择其强臣，宠以高官，以分其权，沔奇其言，奏之（见范纯仁《忠宣集》）。按：王曙为仁宗时执政大臣，《宋史》有传（曙，寇准婿），乃传末于尚恭不及一字，且尚恭计划若行，西夏必不能复存。此事关系两国兴衰，万不可略也。
陈并，字巨中，执中之孙。哲宗绍圣中，上书言西夏事甚详，谏用兵（见《宋史翼》）。按：执中亦仁宗时宰相，《宋史》有传，传末亦不及并。又按：并字巨中，犯祖讳，宋人最重避讳，疑或执中侄孙，否则字误。
洪中孚，字思诚，歙州新安人。湛之曾孙。徽宗崇宁中为熙河兰湟转运使，兴鼓铸、榷酤、市易，博籴安西米，创烽火台，置邮传屯要害处，以闲田给侯人使自耕。复知太原府，夏人兵来，议地界，中孚饬诸将掩击，遁去（见罗愿《新安志》）。按：洪湛，《宋史》亦有传。
郭景修，字伯永，汶山人。以武举为泾原第二将。安焘察访陕西，沈括知延州，皆倚重之。后知阶州，招青唐羌七族，使献其地，尽收潘州、邦州、叠州三州之地数千里，坑冶一百八十余所。徽宗时，擢为管勾沿边安抚司公事。阶州置帅自景修始。
70.王安石党有二人才：一为沈括，著《梦溪笔谈》。一为陆佃，著《埤雅》。
71.北宋经抚掾属之组织，《宋史》所记未详。《梦溪笔谈》云：“予为鄜延经略使日新一厅，谓之‘五司厅’。延州正厅，乃都督厅（唐宋之制，各州有设大都督者，其后虽不除人，而正厅犹曰‘都督厅’），治延州事。五司厅治鄜延路事，如唐之使院。五司者，经略、安抚、总管（即都部署）……节度、观察、处置三使，今节度之职多归总管司，观察归安抚司，处置归经略司。其节度、观察两案，并支掌推、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经略、安抚司不置佐官，以帅权不可不专也。”
72.哲宗初年，司马光为相弃地与夏事，《宋史·光传》讳而不言，欲考其时外交情形，当参观《孙路传》。
73.宋哲宗以后边帅：章楶，《宋史》有传。安焘，《宋史》有传，曾察访陕西。范纯祐，《宋史》有传。游师雄，《宋史》有传，《金石萃编》有墓志。李复，《宋史》无传，有《潏水集》，四库本。郭景修，《宋史》无传，有墓志。刘韐。
74.南宋人对于本朝史事，记载綦详，然于神宗以后之安边用兵诸事，不甚言及。综其原因，盖有数端：
一.自秦桧主和议，士大夫不敢多言兵事。
二.神宗以后开边之政，主之者为王安石党。《宋史》所采史料，多为元祐子孙所作，决不肯认以为是而为之宣传，甚至非王党若游师雄（张载门人）、范纯祐（纯仁弟）、孙路（司马光友）、张舜民（元祐党人），其兵略亦不备记云。
75.魏泰《东轩笔录》云：“转运使初带‘按察’二字，仁宗时削去之。”（《宋史·孙甫传》：范仲淹以旧执政知杭州，孙甫为两浙转运使，绳之不稍假借。可证此语不谬）《东轩笔录》见《皇朝类苑》。
76.石晋割让于契丹之地，当时称为山前后诸州，盖指太行山北脉也。山前为幽州等州，唐卢龙节度使辖境。山后为云州等州，唐振武节度使辖境，及义武节度使所辖之易州，即今之河北省北部（旧京地区）、察哈尔省南部（旧口北道区）、山西省北部（旧雁门道区）。
77.周世宗亲征契丹，取关南之地，设雄、霸二州，始将石晋所割之地，略为恢复，然亦不过三百里之地而已。宋太祖即位后，既渐削平各国，即有恢复燕云之志，尝于宫中设封桩库，广贮金帛，以为赎回故地。或募集健儿兴兵恢复之计。太宗既平北汉，欲乘时而下幽州，及曹彬一败，始不敢再议用兵。然契丹犹以恢复关南为词，屡有战事，至真宗澶渊之盟，宋辽俱约罢兵，自是宋人无谈恢复者矣。
《续通鉴长编》：“太宗既平北汉，众议乘势而下幽燕，曰：‘此如热鏊翻饼耳。’呼延赞独曰：‘此饼难翻。’”
宋神宗尝于宫中别建一库，贮财物以备边事，题诗于库，有云：“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亦犹太祖封桩之意也。
78.马扩于宣和末屡使于金，高宗初年与信王榛起兵于河北，未几南归。其事迹甚多，《宋史》未之详考，《三朝北盟会编》所载足证史阙。
马扩有《茅斋自叙》一书，《会编》屡引之。
79.李纲有《靖康传信录》，海山仙馆本。
钦宗初年，宋之执政大臣对金态度分二派：主张避兵或和议者，白时中、李邦彦、张邦昌。主战主守者，李纲、吴敏、种师道。
北宋之末，南宋之初，御营使为独创之官名，始于李纲之亲征行营。以后常以宰执大臣兼御营使，绍兴初罢之。
80.牟驼冈、天驷监，皆宋太仆寺养马之所，见《宋史》及《文献通考》。
81.《大金吊伐录》，失名。
82.《奉使金鉴》，清吕海寰著。吕，山东掖县人。此书整理自秦至明末对外族之交涉，泛大而不详核，未刊。
83.宋武臣为执政官者，除宋初曹彬等外，仁宗以后惟王德用为枢密使，狄青为枢密使，郭逵为签书枢密院，种师道为同知枢密院事。
84.钦宗时二次议和、议战二派：主和者，耿南仲、聂昌。主战者，李纲、许翰。
85.徽宗崇信道教，自号道君皇帝。以林灵素（道教首领）为温州人，改温州为应道军。
86.宋太宗取易州于辽，既而复为辽人所陷。《宋史》但记取易州，不言失易州。盖宋国史为宋讳，非参观《辽史》不能得真相。
87.烛影斧声之语，始于文莹《湘山野录》。李焘《长编》引其说，毕沅《续通鉴·宋纪》后有考证。
88.徐度《却扫编》（度，处仁子）记北宋末藏书事一则，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亦记及北宋藏书事。除此之外，北宋藏书不可考矣。
89.中国地图之最古者，为刘豫所刻之《华夷图》。
90.《太平御览》除悉收《修文殿御览》外，如《三教珠英》（武则天时修）《瑶山玉彩》（唐高宗时修）等亦并入之。
91.中国与外族订条约、送国书，始于澶渊之盟。
92.宋真宗天书中有赵玄朗字，云为宋之远祖，故宋人讳玄字、朗字。
93.张君房《云笈七签》为道教之类书，亦真宗时作。
94.宋制，遇有兵事，刺农民以充兵役，号曰刺义勇（此为临时性质。刺者，刺其面恐其逃役也）。
95.宋制，政府有大号令，用敕榜，榜示于明堂，俾臣民得以共见。南宋秦桧主张和议，恐人心不服，奏李光为参知政事，曰押敕榜（见《桧传》、《光传》）。
96.《梁溪漫志》云：“旧制，三省文字下部勘当，本谓之勘会。嘉祐末，曾鲁公当国，省吏避其父名，改为勘当，至今沿袭。省中出敕，旧用‘凖’字，辄去其下‘十’，或云蔡京拜相时，省吏亦避其父名。然王禹玉父亦名凖，而寇莱公亦尝作相。不知书敕避讳，自何时始也。近年稍稍复旧。”
97.《梁溪漫志》云：“文武官制，自元丰、政和更新，其后增改亦不一。因合而书之，以备稽考云。元丰三年，初行文臣官制，以阶易官，寄禄新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开府仪同三司；左、右仆射为特进；吏部尚书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书为银青光禄大夫；左、右丞为光禄大夫、○宣奉大夫（柴眉批：有○记号者为后来添置）、○正奉大夫；六曹侍郎为正议大夫、○通奉大夫；给事中为通议大夫；左、右给谏为太中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中奉大夫；光禄卿至少府监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农少卿为朝议大夫、○奉直大夫；六曹郎中前行为朝请大夫，中行为朝散大夫，后行为朝奉大夫；员外郎前行为朝请郎，中行及起居舍人为朝散郎，后行及左、右司谏为朝奉郎；左、右正言，太常、国子博士为承议郎；太常、秘书、殿中丞，著作郎为奉议郎；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中舍、洗马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为宣德郎；光禄、卫尉寺、将作监丞为宣义郎；大理评事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礼郎为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为承务郎。崇宁初，又因刑部尚书邓洵武有请，以留守、节察判官换承直郎；掌书记、支使，防、团判官换儒林郎；留守、节察推官，军事判官换文林郎；防、团推官，监判官换从事郎；以录事参军、县令为通仕郎；知录事参军、知县令为登仕郎；以军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户，主簿、尉为将仕郎。五年，改太庙、郊社斋郎为假将仕郎。政和六年，又诏：‘旧将仕郎已入仕，不可称将仕，可为迪功郎。旧登仕郎为修职郎。旧通仕郎为从政郎。’寻又以假版官行于衰世，姑从版授，盖非真官，于是却以此三官易假授官，以处未入仕者。假将仕郎去假字为将仕郎，假承务郎为登仕郎，假承事、承奉郎为通仕郎云。政和二年，易武选官名：内客省使为通侍大夫；延福宫使为正侍大夫、宣正大夫、履正大夫、协忠大夫（政和六年置）；景福殿使为中侍大夫；客省使为中亮大夫；引进使为中卫大夫、翊卫大夫、亲卫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四方馆使为拱卫大夫；东上閤门使为左武大夫、正侍郎、宣正郎、履正郎、协忠郎、中侍郎（政和六年增置）；客省副使为中亮郎；引进副使为中卫郎、翊卫郎、亲卫郎、拱卫郎（政和六年增置）；东上閤门副使为左武郎；西上閤门副使为右武郎；皇城使为武功大夫；宫苑使、左右骐骥使、内藏库使为武德大夫；左藏库使、东作坊使、西作坊使为武定大夫（寻改武显）；庄宅使、六宅使、文思使为武节大夫；内团使、洛苑使、如京使、崇仪使为武略大夫；西京左藏库使为武经大夫；西京作坊使、东西染院使、礼宾使为武义大夫；供备库使为武翼大夫；自皇城副使至供备库副使，为武功郎至武翼郎（今呼武功大夫以下为正使，武功郎以下为副使）；内殿承制为敦武郎（淳熙改训武）；内殿崇班为修武郎；东头供奉官为从义郎；西头供奉官为秉义郎；左侍禁为忠训郎；右侍禁为忠翊郎；左班殿直为成忠郎；右班殿直为成义郎（寻改保义）；三班奉职为承节郎；三班借职为承信郎；三班差使为进武校尉；三班借差为进义校尉。”
98.宋初入贡者亦赐马。《独醒杂志》云：“李氏建国，国中无马，岁与刘鋹市易。太祖既下岭南，市易遂罢，马益艰得。惟每岁入贡，得赐马百余匹耳。朝廷未悉其有无也。王师南伐，煜遣兵出战，骑兵才三百。至瓜州，尽为曹彬之裨将所获。验其马，尚有印文，然后知其为朝廷所赐也。”
99.《独醒杂志》云：“王荆公为相，子妇之亲萧氏子至京师，因谒公，公约之饭。翌日，萧氏子盛服而往，意谓公必盛馔。日过午，觉饥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酒三行，初供胡饼两枚，次供彘脔数四，顷即供饭，傍置菜羹而已。萧氏子颇骄纵，不复下箸，惟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傍。公顾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类不过如此。”
100.《独醒杂志》云：“崇宁钱文，徽宗尝令蔡京书之，笔划从省，‘崇’字中以一笔上下相贯，‘宁’字中不从心。当时识者谓京‘有意破宗，无心宁国’，后乃更之。”据此岂今日俗书宁字作寕字，犹是宋代遗文耶？
101.《独醒杂志》三：“徽宗初，改元曰‘建中靖国’，本谓建大中之道，无熙宁、元祐之分也。将令学士撰诏，曾子宣言：‘建中乃唐德宗幸奉天时年号，不若更之。’上曰：‘太平亦梁末帝禅位年号，太宗用之，初何嫌焉？’遂下诏不疑。蔡京复用，尽变初元之政，改元曰‘崇宁’。崇宁者，谓崇熙宁也。”
102.《宋史》有全用《东略》论者，《韩亿传》是也。（《宋史》卷三一五）
103.《景德传灯录》廿五《天台山德韶国师》：“师云：‘昆仑奴，着铁袴，打一棒，行一步。’学云：‘恁么即石人木人齐应诺也。’”《杭州灵隐清耸禅师》：“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师曰：‘青山绿水。’曰：‘见后如何？’师曰：‘绿水青山。’”
104.《魏书》六七《崔鸿传》：“鸿经综既广，多有违谬。至如太祖天兴二年，姚兴改号，鸿以为改在元年。太宗永兴二年，慕容超擒于广固，鸿又以为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败于长安，而鸿亦以为灭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崔鸿传》：上表云：“始自景明之初（柴眉批：魏宣武景明元年，齐东昏永元二年，西五〇〇年），搜集诸国旧史，属迁京甫尔，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驱驰数岁。又臣家贫禄薄，唯任孤力，至于纸尽，书写所资，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柴眉批：正始元年，梁武帝天监三年，西五〇四年），写乃向备。……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所以未及缮成，辍笔私求，七载于今。此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其起兵僭号事之始末，乃亦颇有，但不得此书，惧简略不成。久思陈奏，乞敕缘边求采，但愚贱无因，不敢轻辄。”
《史通·古今正史》篇：“鸿始以景明之初，求诸国逸史。逮正始元年，鸠集稽备而已。犹阙蜀事，不果成书。推求十有五年，始于江东购获，乃增其篇目，勒为一百二卷。”
鸿子子元传：“永安中，乃奏其父书曰：‘先朝之日，草构悉了，惟有李雄《蜀书》，搜索未获，阙兹一国，迟留未成。去正光三年（柴眉批：魏孝明正光三年，为梁武普通三年，西五二二年），购访始得，讨论适讫，而先臣弃世。凡十六国，名为《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为备悉。’”
105.《宋史纪事本末》“平江南”条，言李穆奉使还，帝“命梁迥复使，讽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还，帝乃命曹彬为西南行营都部署”。按：《长编》李穆出使之日，梁迥与潘美、刘遇同领兵赴荆南。岂复有出使之事？《宋史·迥传》亦不及此，恐误。
106.《宋史》卷二六一：“刘重进，以习契丹语，应募使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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