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追寻江村秘藏》：鉴藏史何为

《追寻江村秘藏: 高士奇书画鉴藏与流散研究》，励俊著，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390页，128.00元

我曾经的研究对象宋荦与《追寻江村秘藏》作者大著研究的对象高士奇是一对老友；在书画收藏事业上，宋、高二位也是同志，因此我对本书处理的时段与史料都相对熟悉。这部书研究康熙年间一位重臣高士奇（1645-1703）的书画收藏之路。那是收藏家群星璀璨的时代，不过，像高士奇这样身前身后文献齐备的情况实属难得，它们让这部书有一副坚实的骨架。

其正文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作者考证了传为高士奇所作的《江村书画目》。因为其中有向康熙进呈赝品的记录，民国间“发现”此目的罗振玉等学者便一再坐实此说，致使今日的学术研究很难绕开这个问题。过往的文献学者未必留心这类清中期非主流书画账簿，美术史学者又未必关心“文献生成”这类议题，竟至于无人想过，账簿的形成，常常有一个历时甚久的过程。在稿本状态下，它可以一直生长，至某一抄本，才可视为某条一支流的终点。作者详细讨论了《江村书画目》里的各个类目，从称谓、作品、书写习惯等角度，指出其中每一个具体门类的成书时间并不一致，各部分的编辑者也不会是同一个人。由此，高士奇本人向康熙进呈伪作的论断就不攻自破了。

一部书的故事尚且如此蜿蜒曲折，人的一生当然更加波澜壮阔。第二部分深描了高士奇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脚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白衣读书人，在家乡结了婚，从杭州来到京城；以门馆寒士之身，入宫佣书；投了康熙帝的脾气，终于苦熬得科甲正途，名正言顺地坐上好位置；遭遇政治盟友的背叛，在满汉官员斗争中落于下风，只好顶着招权纳贿的恶名夺职回乡；期间丧妻失子，又重新回到权力中枢，直至病亡。

尽管处理过大量机要政务，高士奇并没有养成矜严愍默的性格，反倒相当乐于作诗、写题跋，展现一部分私人生活面貌。康熙时期的满汉奏折已经整理出版，而瞻慕风流的后代文人又曾大力收藏当日的名贤尺牍。作者大量利用这些第一手文献，让它们彼此勾连互证，重现出古人复调的生活。他竭力细读了诗文中的每一个典故，也关心联句诗中各人出场的顺序，析论往往精微入妙。

高士奇入朝揽权之际，既是南方士人获得政治机遇的时期，也是新王朝渐渐稳定、书画市场存量充足、价值体系日渐形成的时期。他久居过的都城与江南，又正是书画传统悠久、传世作品丰富的地方。天时地利都是契机，名利场中揖让晤对、政治漩涡中载浮载沉的日子，也是闻见日广、藏品日丰的好时候。

每个人的一生都受制于各种方向的合力，并被它牵扯着走向终点。有时，我们管这种力量叫做命运。书画收藏这件事情，本来就在高士奇的命运线上。所以描述就是解释，讲他也就是讲它：他的人生经历，足以说明他是如何渐渐聚拢起一份书画收藏——甚至部分包括他为何选择主动公开一部分收藏。在得罪乡居的三年之间，高士奇曾经主动刊刻《江村销夏录》，这是当时第一部在作者生前公开出版的书画著录类文献。作者对此最大胆且巧妙的推测，是将它视为一份官员财产公示清单。刊刻它，部分是为了回应那份贪赃枉法的弹章。

这是一个无法证实的推论，未必人人都能同意。不过，倘若遗貌取神，倒可以说其间反映出作者选定的书画鉴藏史研究路径：把作品与言论放在作者一生的境遇之中来理解，就是在尝试还原收藏这件事对一位古人究竟可能意味着什么。倘若这掺杂着自污、自证与自白的一端过于现实，难以接受，那么也许值得提醒：我们所熟悉的销忧乐志、与古为徒那一端，也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甚至同地又同时。因为人是复杂的。

高士奇非常热爱写题跋。他的文辞不算优美，但少考证而多随记，谈天气、朋友、家人与花木，记下详细的日月岁时，故而亲切可读。这些材料极其常见，可形神俱散，并不能据以论述他的“鉴藏观”，是以过往的研究者并未就此用力。作者把这类史料按照时间顺序串联起来，真实展现了作品与鉴赏者之间的关系，也非常深切地说明了一个浅显的道理：收藏家会在藏品上投射种种现世的感情。

很遗憾，收藏的故事一定是以聚拢始，以散失终。第三部分如同年谱的“谱后”，让这个故事染上了一点哀伤的色彩。几代后人层累的记载、藏品卷端的印章、《石渠宝笈》等后代著录和乾嘉年间的诗文笔记一起，帮助复现了江村遗藏逐步散失的过程。它们一部分进入乾隆宫廷，一部分在民间不断易主。于此，我们接近了另一个常识：书画实物承载着动荡不息的人事变迁过程。变是常态，而常，倒是变态。藏品由民间走向宫廷的流散之变，关涉着趣味改易、知识转型、交流减少等一系列情况。数十年后，不难观察到收藏者的整体水准有所下降。不论皇帝本人，还是像吴荣光这样的高官藏家，其一般知识与趣味，都很难再达到康熙时期的水平。固然曾有一些论文从各种角度论述过这个过程，但放在一个人的生命之歌里听，这段尾声便格外令人嗟叹徘徊。

全书正文像宫娥话旧，又像天孙织锦。只牵引话头，钩沉故事，而不引证驳斥，更不肯长篇大论，攀扯时贤。作者以高士奇本人的命运，来展现“收藏”这件事的方方面面，让读者不知不觉地走近众生喧哗的康熙时代，看帝王心术、人臣权柄、都市繁华，也看一幅画、几首诗、两三朋友，和终将抹平恩怨的溶漾江湖。

在作者业余投身研究的十余年里，我也从学生变成了学徒工。文科学问既讲方法，又诉诸人类生活的种种经验，但好像真不考校“科班出身”。掩卷增愧，并非虚语。不过也想借此机会，放言谈一点工作心得。此书关于高士奇如何收藏的描述，已经真实地还原了这种活动究竟会有多少维度。有一批顶级的经理人，同时为几家高级客户服务，帮他们收罗藏品、加以装裱。有一些最为优秀的画家，为高级藏家临摹副本。在我读过的早早晚晚几十部清代账簿和著录里，还有门客为东主整理藏品，区别等第；下僚向上官赠礼，送一堂写满吉祥话儿的十二扇屏风；父亲为儿子分家，在每一件作品下盖上木戳。书画是一种实物载体，大家爱它的动机有别，方式也不同。人们未必总愿意，也未必总需要深究它的品质。即便精鉴详考，断代定名，固然可能是为了某种理解和重建艺术史的理想，但也同样可能是为了展示权力，满足虚荣，或者转手卖更多钱。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可能”，还可能经不同人之手，叠加在同一件作品身上。

同一件作品，对进博物馆看展览的我们，和在书斋里展卷的鉴藏家们，在作坊里修补接割的装裱匠们，在真迹难觅的时代，对着粉本苦苦临摹的艺术家们，并不是同一种东西。若把名家书画——尤其是画——当成作品，讨论它事实层面的真伪、技法层面的优劣，从而建构起一部历史，那它当然只能是百家姓与报菜名的组合。既往的各种中国美术史课本之所以枯燥无趣，正因这一维度太过单薄。从前基于专家鉴定结论而完成中国大陆公藏书画编目工作，也正因这种思路，而刊落了太多“不值一提”的作品，令人朝夕悬想不置。

鉴藏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它能够告诉我们：在普遍意义上，作品的绝对真伪，相当不重要。相对优劣，偶尔也不那么重要。有时候，并且常常是重要鉴藏家的选择、认定和叙述，才为一段绘画史架起了价值体系，或者为一件早期的无名作品点定身份，并把它安排进那体系里去。那些进入书画史的名字，都曾经过无数轮这样的淘洗，是因为权重代代增加，才能够留得下来。所以，是明清收藏家为我们今天的故事写定了雏形；而他们熟悉的情节，又有着更久远的来源。可是操纵话语，决定这权重的一代代人，动机千变万化，水平天差地别，常常近于乱点鸳鸯谱，伪与真，坏与好，人人各一是非。写到这里，倒可以隔空回应一下高士奇的进赝之说。即便他确实曾经用假画儿做过贡品，也不见得全是奸臣的心术。回到那个时代的语境里，这没什么。

藏家选择什么，以及他“不选择什么”，意味着某些价值观。鉴藏史研究就是在讨论每一时期价值观的边界，并提醒从业者，我们或多或少都在这历史的边境线内展开工作，统统是如来掌心里的孙悟空。为艺术史增加一重鉴藏的维度，当然不是为了让枯燥繁冗的故事变成喧哗与骚动，也不仅仅是为了挖掘出几位影响过风势的大藏家，而是为了建立这样的认识：书上的顾陆张吴、文沈唐仇，本来就只是一个个朦胧的倒影。即便在托形以传的明清时代，董其昌、王石谷也莫不皆然。辨析不同层次的“实物”，为这倒影勾清轮廓，常似西西弗斯推石头；既然如此，倒不如看一看影子究竟曾经传播到多远的地方，人们对它的信仰有多深。

从创作的一面出发，有时是做减法。剔除伪品，正本清源，便如十五以后的月亮，清辉日减。从收藏的一面出发，常常是做加法。凡有月光处，都在同一段传统之下。这月色伴人云间水上到层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