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帕特南：美国的两阶家庭结构是如何出现的？

罗伯特 · 帕特南 | 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马尔金公共政策讲席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我们的孩子》是罗伯特 · 帕特南教授的最新作品，帕特南带领团队花了几年时间，追踪访问了生活在美国各地的107位年轻人及其家庭，用“以点带面”的叙述方式，展示了美国社会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日渐扩大的“阶级鸿沟”，讨论了穷孩子和富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全方位差距。贫富阶级之间的“剪刀差”在家庭结构、父母教育方式、学校教育、邻里社区内都有鲜明的反映。本文摘编自该书第二章“家庭结构”的“两阶家庭结构是如何出现的？”一节，由本公众号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婚姻并没有失去它的魅力。无论出身哪个阶级，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想要结婚，而且大多数美国人都对婚姻怀着一份期待，当然即便是在此处，阶级差距就已经开始暴露出来：回到20世纪70年代末，生活在父母只有高中教育程度的家庭中，孩子希望结婚的比例为76%，较之于那些父母读过大学的同龄孩子的78%的同比数据相差无几，但到了2012年，上层阶级家庭的孩子想要结婚的比例上升至86%，而下层阶级家庭的孩子却依然如故。

但问题在于，大量研究已经发现，无论教育程度高低，在其他生活条件等同的情况下，已婚人士对生活满意程度总是要高于单身狗。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基于阶级的两阶家庭结构从来都没有这般触目惊心地存在，但到了最近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两阶结构却变得如此泾渭分明呢？

经济问题当然是故事的主旋律之一。“自70年代初开始，没有大学文凭的男性就开始收入缩水了，”人口统计学家安德鲁·切林（Andrew Cherlin）指出，“而女性如果没有一纸大学文凭，她们的收入也是停滞不前。”自此后四十年间的美国社会，受教育程度低的下层阶级越来越贫困，其所看到的经济前景也越来越黯淡——工作不稳定，相对收入也在一路下滑，这让他们越来越难以获得并且维持传统的婚姻模式。

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不充分，经济前景一片黯淡，所有这些都破坏着稳定的家庭关系，甚至让年轻人从一开始就心灰意冷——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研究，这是大量研究近乎异口同声的结论。经济状况不佳的女性开始自危，在这个社会经济阶层内，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愿意同那些无法提供经济保障的男性结婚。正如我们在乔和达琳的案例中可以发现的，贫贱夫妻百事哀，生活中挥之不去的经济压力，正是导致贫穷伴侣难以长久的重要原因，即便双方结为夫妻，他们也难以成为靠谱的终身伴侣和父母。

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经济困境可以说是工人阶级家庭崩溃的先声：回到克林顿港，在地方经济崩溃之后，紧接着就是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双双飙升的十年。而且我们必须意识到，美国家庭危机的真正根源，并不是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动乱，而是发生在80年代的工厂歇业破产。这一现象也并非仅发生在工业衰败区（Rust Belt），而是蔓延至整个美国。

但是，文化因素也是故事至为关键的一部分。性别意识和性规范都已发生变化，社会价值观不复如前，特别会影响到教育程度低的男性和教育水平高的女性的行为方式。对于位于社会底层的男性来说，婚前性行为和非婚生育的污名已经消失，奉子成婚的社会规范也随之成为老黄历，因此，曾在生育和婚姻之间牢不可破的关联现在已经瓦解。而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而言，避孕手段便捷可靠，职业机会也唾手可得，推迟生育不仅可行，也是何乐而不为的人生规划。

人类学家凯瑟琳·埃丁（Kathryn Edin）和玛丽亚·凯弗拉斯（Maria Kefalas）已经发现：女性，无论贫穷还是富裕，都非常珍视婚姻；不仅如此，无论身处社会经济的哪个位阶，女性同样都相信：晚婚，只有在伴侣已经取得稳定的经济保障后才结婚，是婚姻成功的必由之路。但对于贫穷的女性而言，问题就是，经济安全似乎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而无论是否结婚，只要是女性就可以生儿育女；做母亲并不当即要求充沛的经济资源，但却能为女性的生活提供意义。如同达琳所想，她们经常认为做母亲基本上就是“陪”孩子。琳达·伯顿（Linda Burton）的一项研究关注了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贫穷单亲母亲，基于长期的民族志证据，她得出结论，“身处这种环境中，母亲所要的是浪漫，而不是婚姻，以此来暂时摆脱她们日常生活的穷苦和动荡。”

在解释上述两阶家庭体制为何出现时，“结构”说（强调经济因素）和“文化”说孰轻孰重，长期以来学者们莫衷一是。最合理的回答是——两者都重要。不仅如此，在这个问题上，原因和结果常常是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解的：贫穷导致家无宁日，而家庭的不稳定又会加重贫困；反过来说，富裕可以让家庭更和睦，而和睦的家庭也更易生财。在前述安德鲁和凯拉的家庭生活中，这种复杂的因果机制和互动全然清晰可见。

如要解开这一谜团，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大萧条——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对家庭组建和家庭生活所造成的冲击。而来自大萧条时期的证据也无法回答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到底孰轻孰重。大萧条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男性失业和经济乱象，由此也导致结婚率不断下跌，这就显示出在盘算婚姻大计时，经济稳定始终都是重要因素。

（“那些男的连工作都没有，”当时一位芝加哥的女士这么说；“我想找个有工作的男人，”另一位女士则如是说。）不仅如此，根据1940年的一项调查，当时有150万的已婚妇女被自己的丈夫抛弃，因此造成超过20万的流浪儿童在全美各地游荡。在另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中，格伦·爱尔登追踪了167名在大萧条期间长大的白人儿童，他最终发现，当父亲失业同时也丧失经济收入时，父亲同家庭的关系纽带就会因之被削弱，这导致了家长控制能力在此时期的大幅下降。八十多年后，在美国社会又经历了多次文化革命后，经济上的艰难时世会劝阻和破坏婚姻，这仍是不争的事实。

而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生育率也在急剧下降，而在从1920年至1940年这段时期内，非婚生育始终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上。在大萧条时代，适龄男女迫于经济压力，连婚姻带生育一起推迟了。“不领证，不生子”，是当时的文化规范。不同于今天，回到20世纪30年代，一个男人没有工作，一贫如洗，就不太可能在婚姻外生下自己不管不问的孩子。而现如今，是否要做父亲越来越是一种自愿行为，正如玛西亚·卡尔森（Marcia Carlson）和宝拉·英格兰（Paula England）指出的，这就意味着“只有那些情感坚定、财务稳定的男性，才选择担当起父亲的角色”。文化的移风易俗大大地影响到穷孩子成长于其中的家庭。

那么公共政策和政治意识形态呢？它们的变化会不会造成破坏传统双亲家庭的恶果？迄今为止，最常被讨论的就是社会福利政策会破坏家庭，这是因为救济金拯救贫穷的单身母亲于水火，但也让她们有了要孩子的驱动。根据有些精细的案例研究，福利救济金会让单身母亲更愿意要孩子，这一命题在统计学上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确证。但是，在过去半个世纪内，单亲家庭的数量始终呈现为稳定的加速增长，而领取福利救济的母亲人数却时涨时落，两者之间并没有严格对应起来。

福利综援领受者的人数，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不断增加，但自1972年至1992年却逐年减少，而在整个90年代更是急剧下跌。不仅如此，考虑到许多经历传统家庭解体的母亲并不靠福利救济而活，福利政策因此不可能是这次大变动的主因。甚至在福利政策于1996年紧缩之后，传统家庭之崩溃也丝毫没有放缓脚步。

保守派信仰“家庭价值”，他们时常鼓吹，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是导致家庭解体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罪魁祸首。但是，非婚生育和单亲家庭在美国各地都广泛存在，并非为世俗化地区或“蓝色”州所特有，这些地区通常会实施更进步的社会政策，照理说，家庭碎片化会更严重。但真实情况看起来却正好相反：在共和党统治的东南地区，社会保守者心中的圣经地带，离婚和单亲家庭反而尤其普遍。

只是基于这些单纯的相关性，我们尚且无法做出任何关于因果关系的推论，但上述事实也足以教导我们，切勿将工人阶级家庭（白人的抑或有色人种的）的崩溃归因为有组织宗教或任何政治意识形态的衰落。个人价值观的变化诚然重要，但只有在与经济低潮同时出现时，才能成为美国家庭衰落故事的线索，而政治意识形态看起来则只是局外因素。

但20世纪80年代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从向毒品宣战（War on Drugs）、“三振出局”（three strikes）的刑事政策，到由此所导致的被监禁人数的飙升，这些都很有可能加速了家庭的瓦解。从图2-7中就可以看到，尽管自1980年起美国的暴力犯罪一直在下降，但这些年来却见证了监禁率的爆炸式增长。更重要的是，为这一数据飙升做贡献的，主要是那些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男青年，尤其是（但也并不仅限于）黑人男青年——其中有非常大的比例竟然都是年轻的为人父者。

数据来源：IPUMS/ACS data, as reported by McLanahan and Jacobsen, “Diverging Destinies Revisited.”

现在，我们来对比两组孩子的数据，第一组孩子出生于1978年（1978年组），第二组出生于1990年（1990年组），如果统计在孩子年满14周岁时父母中间是否有人坐牢，那么无论是黑人孩子还是白人孩子，后一组父母被监禁的风险要远远高于前一组，而且父母教育程度越低，则风险就越大。统计出生于1990年的孩子，若是他们的父母是高中辍学生，那么对比同年出生，但父母为大学毕业生的孩子，则前一组孩子的父母入狱率是后一组的四倍还要多。而在1990年出生的黑人孩子中间，如果只统计父母最多读到高中的孩子，则过半数以上的都曾经历过父母入狱的悲剧。

这段美国监狱人口爆炸式增长的时期，也正是单亲家庭在美国底层社会越来越普遍的时期。当然，相关性并不能证明存在因果关系，但是严打监禁（mass incarceration）将相当多年轻的为人父者带出了穷困社区，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父亲的缺席对于孩子的成长而言当然是一种悲剧，会留下难以弥补的创伤。从俄亥俄州的大卫，到俄勒冈州的乔，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

只要父母中间有人入狱，则不论这个孩子的其他背景，比如父母的种族、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我们基本可以预判他在学校的表现会是一团糟，学习成绩经常一落千丈，有时甚至直接辍学。事实上，父母入狱还会有恶性的“溢出”效应，也就是说，只要班级内有同学的父亲在蹲监狱，那些父母没有入狱的孩子也会受到“感染”。虽然坐牢在少数种族中间更为普遍，入狱好比家常便饭，但只要发生在白人家庭头上，也会对孩子造成难以避免的创痛。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碰上一个吃牢饭的父亲，是穷孩子人生中最常见的事情。

两阶家庭的恶果

无论原因何在，两阶家庭模式已是美国社会的基本事实，对美国孩子的生活有着无可置疑的影响。现如今，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上层美国社会，大多数孩子都同双亲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样的家庭通常都有两份经济收入。但在家长教育止步于高中的底层家庭中，大多数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最多只能生活在单亲家庭里。

事实上，许多孩子都成长于一种混乱、多伴侣的拼盘家庭，虽然家庭成员杂多，但能打工挣钱的往往却只有一位。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孩子的许多不良表现都可以追根溯源至下层社会家庭所特有的模式，反过来，上层社会家庭的环境和氛围也造就了孩子的许多优异表现。如要理解两阶家庭之间的天壤之别，只需对比一下：在安德鲁和切尔西的生活中，来自父母坚定不移的支持始终都在，但凯拉和大卫的成长环境却只是令人绝望的混乱。

太早生养或者多伴侣家庭难免要付出代价，父母当年种下的恶因，现在却要由孩子收获恶果——人生走向成功的可能性要因此大打折扣。如果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其亲生父亲不在身边，其他在标准化测试中会表现得更差，在校期间的成绩也更低，而且更容易辍学。这无关种族或家庭。单亲母亲抚养的孩子更有可能表现出一些行为问题，比如腼腆、暴力倾向，甚至是深度焦虑或抑郁这样的心理问题。如果孩子在成长的某个阶段只有母亲的陪伴，那么他们更有可能提前发生性行为，甚至变成年轻的单身父母，重复上一代人的轮回。

生活在离婚或再婚家庭的孩子面对着特有的难题，首先是此类家庭的经济资源原本就有限，现在还必须要在不止一个家庭之间平摊；其次是因为父母无法克服的感情创伤，彼此之间的距离感，凡此种种都会妨碍新家庭内的沟通和合作。而在多伴侣生养的家庭内，常见的就是更少的父母关爱、更少的亲戚介入，同时却有更多的摩擦、嫉妒和竞争，特别是如我们在凯拉生活中反复看到的，当来自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孩子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时，情况会变得尤其糟糕。若是这种拼盘家庭的多对伴侣在当初生育孩子时并未步入婚姻殿堂，那么上述所有问题更是会雪上加霜。

当然，对于成年的家长来说，家庭的破裂常常更有好处，有些时候甚至对子女们也有好处，尤其是父亲有暴力倾向，虐待成瘾，或者因为入狱而时常缺席。不仅如此，在探讨家庭结构和孩子幸福之间的关系时，许多研究只是关注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所以我们仍无法确定，是否确实是家庭的脆弱导致了坏的结果。

某种程度上，单亲家庭和孩子糟糕表现之间的相关性只是表层的，只不过是反映了低收入和家庭失序所形成的综合症状。（比如，凯拉的家庭可以说是诸事不顺，因此我们很难确定乔和达琳的离婚就是其中的关键因素，虽然这家三口人都这么说。）但是，晚近的研究证据比较坚实地表明，因果关系确实存在。正如家庭研究专家伊莎贝尔·索希尔（Isabel Sawhill）所言，“从个案推出一般结论是危险的。在极困难的环境内，很多单亲父母也出色地完成了为人父母的角色。但普遍看来，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都要表现得更差，无论是在学校读书时，还是在生活中。”

单亲家庭问题丛生，最近的研究也已证明，在美国，单亲家庭比例最高的地区，同时也是社会流动最缓慢无力的地区。当然，家庭结构并不是“绝对的第一推动力”。它同一系列因素交织在一起，包括种族、居住隔离、社区活力，以及学校教育等。既然如我们所见，家庭的破碎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经济困境，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家庭结构就可以被视为只是一种中介变量，事实上是上一代人的贫穷造成了家庭的解体，而家庭解体又造成了下一代人的贫穷。但无论如何，家庭都是事关全局的重要因素。单亲父母越多，也就意味着社会流动性越低，这其中的相关性虽然不是绝对无例外的，但也是非常坚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