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大瘟疫的元凶

人类历史的自然性

人类历史一直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是自然变化的一部分，“自然性”是人类历史的特征之一。这是无须论证的事实。但由于科技的发展，人类在自然面前的主动性越来越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我们的日常意识中，逐渐被淡化，以致影响了我们审视历史的角度。每当我们忽略自然的时候，它便会以自己的方式，提醒我们它的强大存在和巨大影响。事实上，气候暖寒、水旱灾害、地震发生、瘟疫流行，一直都是影响人类历史的重要因素，甚至有时会直接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相应地，中国古代的正史编纂也一直将天文、五行、地理，作为志书必不可少的章节。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史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也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著史的理想追求。可见，在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中，一直有将自然环境作为历史写作大背景的定位和诉求。随着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历史学和研究自然环境的学科，基本分属文、理两个不同的大类，尤其是在国内现行学科培养模式下，不同学科之间画地为牢、藩篱重重，导致历史学研究与自然环境研究之间有十分严重的隔膜。即使以研究自然灾害为主题的灾荒史，也长期倾向于关注政治举措，对于自然灾害本身的专业分析相对较少。当下生态史虽逐渐成为国际史学界的前沿方向，但由于历史学者本身在自然环境专业知识的储备方面先天不足，生态史的未来发展，无疑需要长期的艰苦跋涉，才能真正揭示自然与历史之间全面而深刻的内在联系。

作为自然环境影响人类历史的表现之一，瘟疫长期而巨大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具体进程。与灾荒相比，瘟疫不仅同样对于人类社会有巨大的冲击力，而且在古代，由于医疗技术不发达，医疗救助体系不健全，政府对于瘟疫的救治远逊于对于灾荒的救助，在很大程度上，民众只能仓皇无助地面对瘟疫，从而对瘟疫这个看似无形却十分恐怖的威胁，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中国古代由此形成了瘟神信仰与驱赶瘟神的各种仪式。在《封神演义》中，不仅有瘟癀昊天大帝吕岳，而且他麾下还有六位正神，分别是东方行瘟使者周信、南方行瘟使者李奇、西方行瘟使者朱天麟、北方行瘟使者杨文辉、劝善大师陈庚、和瘟道士李平。

中国古人很早便对瘟疫形成了深刻印象。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疫，民皆疾也”，强调瘟疫的流行性和传染性。在中国古代，瘟疫的名称很多，如疫、疠、瘟、瘟疫、温病、伤寒、时气等。对于瘟疫的产生原因，古人认为是塑造并维系世界的“气”未按正常顺序流转，从而导致自然环境和人体都发生紊乱，使人们普遍生病。《礼记·月令》便说：“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相应地，古人也从“气”的角度，推衍出认知、诊治各种瘟疫的医疗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体系构成了中医的重要内涵。

影视作品中展现明朝瘟疫状况

小冰河期气候的影响

从万历初年到明朝灭亡这段时间，大江南北暴发了规模巨大的瘟疫，北方地区尤甚。瘟疫种类多样，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造成了上千万人的死亡，严重削弱了明朝的统治根基，是明朝瓦解、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与这一时期在欧洲蔓延的黑死病形成东西呼应之势，是“十七世纪危机”的重要特征之一。

所谓“大荒之后，必有大疫”。晚明瘟疫暴发的直接原因是旱灾的频发。如万历十五年（1587）五月，“京师亢旸，疫气盛行”。万历四十五年（1617）六月，阁臣方从哲言：“日者天时亢旱，雨泽稀微，赤日流金，土焦泉涸，都城内外，疠疫盛行。”

明中后期，尤其是晚明，旱灾呈现密集性暴发的特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此时属于小冰河时期。太阳光照使地球保持了温暖，但太阳本身也在不断产生物理变化，对于人类而言，最能直接观察到的太阳变化，便是太阳黑子活动。所谓太阳黑子，是指太阳表面一种炽热气体的巨大旋涡，由于这一旋涡温度相比太阳表面温度较低，因此远看上去，好像太阳呈现出一些黑暗斑点。太阳活动比较强的时候，太阳黑子就比较明显；反之，太阳活动比较弱的时候，太阳黑子就不明显。太阳活动的强弱，直接影响地球的气温升降，因此太阳黑子活动的情况，便可以作为全球气候寒暖的直接表征。

元明时期，太阳黑子并不明显，全球气候变冷，处于气候学的小冰河期。气候变冷的直接后果，便是降雨量减少。降雨量减少对于湿润的中国南方地区而言，影响并不明显，但对于降雨本就较少的中国北方地区，尤其是400毫米等降雨线附近敏感的地区而言，会形成直接冲击，引起生态环境的变化，甚至直接促成旱灾的发生。

明中后期北方旱灾的发生，还与北方生态环境的恶化有关。随着人口的增长，大量民众为生存开始开垦草地、砍伐森林，开辟出更多可进行农业种植的土地，农垦规模的扩大加剧了地表水的蒸发。不仅如此，明后期皇家和各种政治势力，开始大兴土木，开展工程建设，对木材产生了巨大需求，这同样严重加剧了对森林的破坏。这些活动无疑都恶化了生态环境，减少了地表水的储存，诱发了旱灾的发生。明代山西有“十年九旱”之说，成化时期便出现由于发生旱灾而导致瘟疫流行的现象。万历时期，瘟疫大多是在旱灾发生之后开始大规模暴发的。

天灾已至

明末的瘟疫致命性高、暴发地点广、种类繁多复杂，因而对社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对时人的心态、国家的政局也都造成深刻影响。

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北京一带盛行“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崇祯十七年（1644）秋，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长治市）大疫，病者“多腋下、股间生一核，或吐淡血而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吊”。

史籍中所记载的瘟疫远不只于此。明末诸多种类的瘟疫，多是当时人们根据患病者症状所命名的：

上文所述之“疙瘩瘟”，出现于北京等地，患者身上全身红肿，长满“血块”，严重者“发块如瘤，遍身流走”，“数刻立死”，因此而得名。

“西瓜瘟”，出现于江苏地区，又名“瓜瓤瘟”，患病者胸口肿胀，“目赤肿痛”“呕血暴下”，“吐血一口，如西瓜状，立刻死”。

“羊毛瘟”，出现于崇祯年间的北京等地，患者胸口后背长出黑点，“如疙蚤斑”，黑点内有白丝，状似羊毛，“用小针于黑处一挖，即出羊毛一茎”，故名。有的患者身上的黑点甚至多达上百，能用针“取数百茎”的“羊毛”。

明末瘟疫之所以对时人造成难以磨灭的印象，不只是因为各种瘟疫的致死性强，有的地区“瘟蝗沴厉，尸山血海，万死一生”，“绝户”“灭门”之语数见于史籍；还有更令人们感到恐怖的，就是患病者的病状。患病者的身体几乎都产生了可怕的变形，患病后或是口吐如西瓜瓤的血块，或是背上长出“羊毛”。这些可怕的症状，带给人们的恐惧比战争、灾荒更甚，给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心态都造成重大影响。

瘟疫造成的恐惧，使百姓感受到了深深的绝望，在当时医疗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百姓自然将这些病状可怖的恶性传染病归为超自然力量，从而诉诸鬼神。在“西瓜瘟”盛行的江苏，“巫风遍郡，日夜歌舞祀神，优人做台，戏一本费钱四十千，两年钱贱亦抵中金十四金矣”；人们为乞平安，祭拜瘟神，希望能逃出其魔爪，祭拜者人数众多，“日行街市，导从之盛，过于督抚”；吴江地区“一神甚灵”，甚至连当地县令都“行香跪拜”。

巴蜀地区瘟疫盛行之下，民间开始出现传说：“时鬼魅昼见，与人争道；夜聚室中，噪聒不休。有梦魂魔者，人就枕，隐隐摄魂去，觉者疾呼，可活，少顷不救。抹脸魔者，黄昏时寒噤如冰，面皮自脱。二物来时，影形模糊，梦魂魔犹可赶逐，抹脸魔必明火震鼓以守之。”这或许是由于患病者、病死者的状况而引发的传说。

崇祯十六年（1643），“河北传一小儿，见人白而毛，逐之入废棺中，发则白毛飞空几满”，不久后“羊毛瘟”开始迅速蔓延开来，传播至江南地区。当时民间认为，“羊毛瘟”来源于茄类植物，故有“无食茄食，食者必病”的传说，有人“以手折茄中分之”，发现茄中有“羊毛”，认为这就是导致瘟疫的“白眚”（不祥之兆、妖魔），并“断之以刀”。又有谣传，认为“羊，金也。金气伤，故羊祸转”，相传一种“釜底朱书”的道符，这种道符可“解疫生民短折，人主不能救，而天救之”，一时间“民争效之”。但显然，这些做法不可能制止瘟疫。

总之，求神和谣言，都可见社会上下在面对瘟疫时的绝望心态。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信奉“天人感应”，认为各种灾害的发生都是上天的惩罚或预警，预示社会将要出现更大的动荡和灾难。瘟疫也是如此，历代的史书和地方志，均将瘟疫大规模暴发和流行的事件记入“灾异”“灾祥”“五行”等目录下，这同样反映出“天人感应”的思想。明末瘟疫对社会造成的破坏甚大，又恰逢明清易代的历史节点，更是使当时文人士大夫将其视为上天的警示。在明末清初的文人徐树丕的记述中，仅在崇祯甲申年（即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年，北京暴发了“疙瘩瘟”、江苏暴发了“西瓜瘟”，各地百姓祭祀鬼神祈求保佑，徐树丕将这一年南北的大疫称作“甲申奇疫”，并叹道：“国将亡，听命于神，哀哉！”很明显，徐树丕将明末的瘟疫与明朝的灭亡联系在一起。

而同时代的刘景伯在叙述巴蜀地区瘟疫时，更是认为：

终春秋二百四十年无疫瘟魔者，以予观遗书叙略，皆谓灾害为人事所致，信矣。孟子曰，人性皆善，其不善者习为之。今不责贪官污吏之横于上，而概谓顽梗难驯，是诬民也。

刘景伯直接把“疫瘟魔者”定性为“人事所致”，并指明“贪官污吏之横于上”，同样也是将恶疫与明末政治的腐败联系起来。

影视作品中展现明朝瘟疫状况

“瘟神”的真面目

对明末流行的种种瘟疫，传统中医积极地寻求医治方法，他们多基于“气”的理论，对瘟疫进行分析。比如中医认为“羊毛瘟”的病因是“凉气”。清代咸丰年间，昆明地区出现“羊毛瘟”疫情，清人许起观察病情后，查阅医书典籍，认为病因是“天气郁勃，潮湿酷热，夜不能睡，将曙，露体承凉风中，有丝乘虚而入者也”。

中医根据“气”的理论对明末流行的瘟疫进行病理分析，与现代病理学分析相差甚远，使今人无法准确判定这些瘟疫属于哪些疾病。而且瘟疫病情的严重，“惟疙瘩瘟之阖门暴发、暴死”，也令当时的中医无法对其进行分析解释，“不敢妄加名目也”，“瓜瓤瘟、疙瘩瘟，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此又诸疫之最重者，幸而几百年来罕有之证，不可以常疫并论也”。史料中对于病死率的记载多是“十室九空”“死者枕藉”“阖门俱灭”“十无一二”等词语，这些形容表述模糊，不乏夸大之嫌；考虑到明末瘟疫正值明清易代，战乱频发，兵燹遍布，诸多的人口死亡可能并非由于瘟疫，但也包含在疫情肆虐下的“十室九空”中。记载明末瘟疫的方志、笔记等史料，大都是入清以后，甚至是在康熙、乾隆年间完成，距离瘟疫发生的时代，已经过去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对明末疫情的叙述，难免发生偏差；而时人对瘟疫的恐惧心态，也加重了文献史籍中对瘟疫影响的描述。

这些因素都无法让人们探究出明末瘟疫的真面目，也无从得知病源是什么。不过，文献中对于瘟疫的病症、暴发和流行时间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这给了现代医学家、疾病史专家提供了重要线索。

吴有性在《瘟疫论》中记载了“疙瘩瘟”的症状之一，就是“瘿痎”；而暴发于潞安的瘟疫也出现了患者腋下、股间有“核”的症状。近代医学家根据这一病情，对此类疾病进行了定性。清末民初的医学家余伯陶总结认为，“盖疫毒恶血，凝结成核，核痛甚剧。审是，则鼠疫之必夹核，核瘟之必夹瘀，益明矣”，“有核”和疫区有无死鼠，这二者是诊断瘟疫是否是鼠疫的关键情况，所谓“有鼠无鼠，有核无核，界限分明”。而以现代医学标准来看，腺鼠疫会导致患者淋巴结肿痛而结核，这与文献记载的“生核”症状极为相似。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的创始人伍连德博士认为，潞安瘟疫的“患者项部和腋下长有硬血块，而且还记载患者会突然吐血死亡。就我所知，这是目前有关中国肺鼠疫的最古老的记载”。

“西瓜瘟”除吐血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症状。在崇祯十七年（1644）北京的“西瓜瘟”疫情中，判断患者病情严重与否的方法是“看膝弯后有筋肿起”，“紫色无救”，而“红色速刺，出血可无患，以此救活多人，病亦渐息”，当时的中医将此解释为“血出则疫毒外泄，故得生也”。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膝弯后有筋肿起”且呈红色或紫色，明显是股间结核的症状，属于典型的黑死病症状。

而在某些记载中，“羊毛瘟”也有股间结核的病状。虽然在明末的记载中，有助于判断“羊毛瘟”的史料较少，但是清代的记述给出了明确的内容。嘉庆九年（1804）秋冬之际，昆明暴发“羊毛瘟”，疫情严重。时有传闻，点天灯可以祈禳去疫，一时间昆明城上下“树竿悬灯，火光烛天，限满一百八日始罢，计清油之费，万金不敷”。而在这场瘟疫中，有一个重要的现象被记载下来：“鼠先人死，病人皮肤中生羊毛，蔬果亦生之，俗名羊子，即吴梅村《绥寇纪略》所谓‘羊毛瘟’也。”当时也有诗云：“羊毛着物能生死，鼠鬼随人有后先。”出现大量死鼠的现象，让许多现代学者认为“羊毛瘟”也是某种鼠疫。

至此，明末瘟疫的真面目终于揭晓——对社会造成巨大动荡和严重破坏的元凶，正是鼠疫。

来自长城外的“敌人”

鼠疫是世界历史上，传播最烈、致死率最高、影响最大的瘟疫。英文中用“鼠疫”（plague）代指瘟疫。鼠疫曾经长期在世界范围内普遍传播，其中有三次大流行。第一次是公元6世纪的查士丁尼瘟疫，导致东罗马帝国失去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断送了帝国最后的复兴希望。第二次是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导致欧洲三千万以上人口的死亡，世界范围内约一亿人口的死亡。第三次是19世纪后期发源于云南的鼠疫，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播，导致一千多万人死亡。随着生活条件、医疗技术的提升，尤其是疫苗的研制，当前鼠疫不再流行，但仍不断有零散病例出现。

鼠疫易发于热带、温带的半干旱荒漠草原、半湿润草原（包括高寒草甸和草原）和湿热的沿海森林。广袤的内蒙古草原，是啮食草根及其他植物的野栖性鼠类即野鼠的生活天堂。鼠疫病菌寄生在野鼠及其他啮齿类动物身上，通过鼠蚤传播。但在气候干旱、变冷的环境下，草原上的草类及其他植物，无法满足野鼠的食物需求，于是野鼠开始离开自然疫源地，进入到南边气候温暖、人类集中的地区寻找食物，进而将鼠疫菌传播到没有抗体的家鼠、家禽甚至人类身上。人类之间通过呼吸、接触，从而造成鼠疫的暴发和传播。曹树基、李玉尚便指出：“历史时期北方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南界即当时的农牧分界线”。

中国历史上的农牧分界线，大体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这一条线大致经过大兴安岭—张家口—兰州—拉萨—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中国半湿润地区与半干旱地区的分界线。在北方边疆地带，农牧分界线最明显的标志便是长城。北方边疆在历史上，是瘟疫尤其是鼠疫的高发地带。首先，由于处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位置，北方边疆对气候变化最为敏感，降水量的微小变化，都会导致旱灾等一系列自然灾害的发生，最终影响社会体系乃至政权统治的稳定；同时也会导致生物界产生连锁反应，缺少食物的啮齿类动物，尤其是野鼠进入到人类社会，从而引发鼠疫的暴发和流行。其次，北方边疆长期的拉锯战争，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促使民众流离失所，容易遭受饥饿、寒冷的侵袭，给瘟疫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最后，在各种自然灾害、战争和国家赋役压力之下，北方边疆容易爆发大规模农民战争，从根本上摧毁地方秩序，进而引发大规模的人类灾难和瘟疫流行。

明代在气候上处于小冰河期，干旱少雨的气候，促使北方边疆长期处于生态恶化的临界状态；明朝、蒙古之间的长期战争，不仅促使北方边疆动荡不安，而且给这一地区带来了极为繁重的赋役压力。最终，在大规模旱灾和国家赋役的压力下，农民战争在陕北率先爆发，最终席卷了北方边疆，不仅成为明朝政权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造成北方地区大量人口死亡，引发了瘟疫的大规模流行。

明朝人可能永远都不会想到，长城外的敌人不只有蒙古部落，还有携带病菌的野鼠；恰恰是后者的“入侵”，成为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不是前者。长城可以阻挡游牧民族的南下，但无法阻挡自然环境的影响。

可见，在历史研究中，应从自然环境的视角，审视由其塑造的不同区域社会，在地理空间上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揭示其对于整体中国和历史进程的区域影响。长城边疆便是中国历史上鼠疫的重要疫源地和历史的“爆点”。

（本文摘自赵现海著《十字路口的明朝》，天地出版社，2021年9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