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赓陛是暮年李鸿章的“总文案”，晚清最著名酷吏，曾活埋疑犯致死，也是查封继昌隆机器缫丝厂的罪魁，为人“棱角峭厉”，怨家甚多，却又极善钻营，总能化险为夷。徐赓陛跌宕起伏的一生，突出反映了一些酷吏的行事风格，有助于加深对晚清官场的认识。
李鸿章、徐赓陛在天津
活埋郑承望
徐赓陛（1847-1907），字次舟，浙江乌程（今湖州）人，1867年以副贡生报捐福建通判，因回避改省广东，历署遂溪、陆丰、南海知县。徐赓陛聪颖异常，笔头了得，在广东官场历练数年，窥见做官的底蕴。他为人极有主见，作风雷厉风行，颇得一些上司赏识，也经常得罪各方势力。徐赓陛当州县官以严酷著称，多次被人控告滥杀滥捕滥施酷刑，其中以活埋郑承望一案最为耸人听闻。
徐赓陛
光绪七年底，有京官参奏，徐赓陛光绪五年“在陆丰县任内，下乡催粮，一郑姓老人年七十余，因语言触犯，该通判令兵役将其活埋致死，掩至半体，令勇目黄德用加砍一刀”。朝廷降旨要求两广总督、广东巡抚严查。次年农历三月，署两广总督曾国荃复奏，因当事衙役供词游移，郑承望之子事发时不在现场，以“事关滥杀，亟应严究”复奏。朝廷收到复奏，重申“徐赓陛着即行革职，听候讯办。郑承望被埋身死一案，情节甚重，必须严切究办”。接奉上谕后，曾国荃派人查办，以“城厢内外并无徐赓陛”奏请通缉。（1883年10月2日《申报》）徐赓陛在衙门有内应，在下达通缉令当天马上自首，这样可以洗脱“负罪潜逃”罪责。
曾国荃
惠州知府将郑承望之子郑妈厚、勇丁黄德勇、门役郑安三人解到省城审问。羁押期间，重要证人郑安在候审公所病故。1884年，张之洞接任两广总督，传集更多当事人、证人，指定广州知府等官员会审，最后由张之洞亲审定谳。按张之洞1885年给朝廷的奏折所述，郑承望“素性凶横”，与分居胞弟郑承霖不睦，时相欺凌。光绪五年七月十八日，郑承霖雇人挑稻谷到圩市售卖，郑承望教唆其子郑妈厚纠集人众把稻谷抢走。郑承霖妻向县里呈控，差役抓获抢稻谷的郑牛建，在解县途中被郑承望带人将郑牛建抢走，并殴伤衙役。
当时，徐赓陛正下乡催征，即于八月十六日率领勇役来到郑村，将郑承望抓获，朝村外走，郑承望一路高声叫骂，徐赓陛叫衙役拿刀勒在郑承望脖子下，想让他停口，不料郑承望继续叫骂，衙役即用刀戳伤郑承望喉咙，倒地不起。徐赓陛察看伤情，认为不能存活，下令在路边挖一个两丈多深的土坑，把郑承望反缚双手放入坑中，填土至肚脐眼处。不过，填土高度，民间另有一说是到胸口处。不久，郑承望死于坑中。当时，郑承望妻重病，其子郑妈厚畏罪回避，没有亲人在现场，次日由郑承望两个女婿收尸下葬。
张之洞奏折的立场明显，即想尽办法为徐赓陛脱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郑承望的罪名加重，认为犯了“应死”之罪，这样徐赓陛虐杀郑承望就变成“擅杀应死罪人”，按大清律例定拟，最多只判杖责。（《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111辑第572-582页）其实郑承望抢夺胞弟郑承霖稻谷，仅值一两五钱，应是兄弟之间因细故而发生的欺凌行为，称不上“抢劫罪”。徐赓陛一定要杀死郑承望，主要是他极大地冒犯了官威：一则是殴伤差役、放走了郑牛建；二则是在解县途中破口大骂。通过虐杀郑承望，徐赓陛以雷霆万钧之势，给陆丰县一众“豪强”“土棍”敲了警钟，也给尚未缴纳钱粮的花户极大的震慑。
张之洞早就耳闻徐赓陛能名，欲加以重用。候审期间，徐赓陛不断给张之洞上呈禀稿，提出各种建议，还替张之洞写寿序；同时，徐赓陛也帮当时省里面的中高级官员代写条陈，这些官员都会在张之洞面前为他说情。全面检视张之洞奏折，各个环节都可以看到徐赓陛积极运作的痕迹。他发挥自己熟悉律例条文的优势，把郑家罪名加到最大，自身责任减到最轻，“刀笔吏”形象跃然纸上。
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后，下决心改革相沿已久的幕府制度，把幕友改为文案委员，削弱资深幕客对权力的把持。当时广东势力最大的师爷沈彬，与徐赓陛有过节。张之洞利用徐赓陛收集的黑材料，将沈彬驱逐，然后把徐赓陛等人引入督署，作为文案委员，代替之前“师爷”的工作。徐赓陛就这样以待罪之身，在张之洞幕府中充任“总文案”。（《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六卷第218页）张之洞为徐赓陛脱罪，正是看中他的利用价值。
俗话说，“天上雷公，地下海陆丰。”广东海陆丰地区民风骠悍，彭湃同志能在此率先开展农民运动，与此不无关系。案发时，徐赓陛正在乡村征粮，他担心的是民间抗粮，必须用强硬手段处置民间反抗行为，以此威慑全县，让花户知所畏惧，乖乖纳粮。活埋郑承望是徐赓陛立威的手段。对省级高官来说，徐赓陛的做法固然过火，但目的在树立官府权威，无论如何必须加以支持。故而，历任两广总督张树声、张之洞都想尽一切办法包庇他。郑承望罪不至死，而各级官员却一定要给他定“必死之罪”，这是由官场共同利益所决定的。
查禁机器缫丝厂
光绪七年（1881年），徐赓陛从署陆丰知县调署南海知县。南海为广东首邑，兼辖省城西关，是广东经济最发达县份，以丝业闻名于世。我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陈启沅创办的“继昌隆”即诞生于此，徐赓陛则是破坏机器缫丝业的罪魁。
1881年岭南酷暑时节，南海县官山圩举人陈植榘向县署报告，八月十三日下午两点钟，来自大岗圩的1000多名手工业工人冲进官山，将“裕昌厚”缫丝厂大门打烂，抢走厂内物品后逃逸。“裕昌厚”是机器缫丝厂，由举人陈植榘、陈植恕于光绪五年（1879年）开办。陈植榘请求知县派出武营兵丁到场弹压，维护正常治安秩序。这一年，是陈启沅创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的第9年。
徐赓陛立即派人下乡探查，闻知：南海县学堂乡有“裕厚昌”“继昌隆”“经和昌”三家缫丝厂，采用机器缫丝，每付机器每天可缫丝四五十斤，与400个手工工人的产出相当。大岗圩手工工人对此积有怨气，遂以“锦纶堂”名义纠集人众，捣毁“裕厚昌”丝厂机器，乘机抢掠丝茧、银钱、衣服，并有杀人情事。徐赓陛批词曰：“匪徒借端搜抢，固属罪不容诛；而市侩专利病民，亦属情难曲恕。”表面上各打五十大板，但倾向性十分明显，把事件的发生归咎于机器缫丝厂“专利病民”，并勒令所有机器缫丝厂立即停工，“概行封禁”；当然，查办闹事主谋以及杀人嫌犯，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徐赓陛《不自慊斋漫存》卷六）
徐赓陛出示晓谕的第二天，仍有手工业工人二三千人持械摇旗攻扑学堂乡，虽经兵勇弹压，依然呐喊冲锋；学堂乡也有了准备，增筑围墙，双方枪炮齐施，打死1人。徐赓陛这才意识到，手工业工人依仗人数众多，仗势欺人，甚至藐视官府。他不得不派出大队兵勇，赴华夏乡、莘涌乡抓捕匪徒冯亚敬、冯兆炳等人，首犯冯亚津、冯亚蒂则已闻风潜逃。
徐赓陛对此事的认识，深刻地反映了鸦片战争四十年后，与西方接触频繁的广东南海地方官对世界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毫无了解。他认为“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徐赓陛以为丝业大量采用机器导致手工业工人失业，实际上并不成立。几年后，候补知县李长龄在给张之洞的报告中说：“自用机器以后，穷乡贫户赖以全活甚众，而向来缫丝工匠执业如故。缘机器所缫丝经，质细而脆，以销外洋，颇获厚利。若内地机房，既不肯出此厚值，且因其丝过细，不甚坚韧，以织绸缎故不相宜，仍以土车手缫为便，故两不妨碍。”
观念陈腐的州县官扼杀近代工业，不仅徐赓陛一个例子。1872年，南海知县杜凤治处理中国第一家机器纺纱厂案件，也是不公不平，在债务金额甚小的情况下逼迫大股东贱价拍卖机器，初步形成的近代生产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广州厚益纱厂的债务问题，很容易通过债务重组、招徕新股东注资加以解决，重获生机，但南海知县不觉得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勒索香港首富计划
1882年，徐赓陛赋闲时，为广东官场人物捉刀写了不少禀稿，其中一份《请诘究奸人密揭》可谓惊世骇俗，提出以莫须有的罪名指控香港首富李陞家族、勒罚巨款的诡计。这个诡计最终没有被上司接纳，但李陞家族事后闻知应该吓出一身冷汗。
香港首富李陞
广东新会人李良、李陞兄弟，饶于资财，咸丰年间广东各地发生洪兵起义，为安全计避居香港，经营金山庄（从事北美、澳洲贸易）、当铺、银号、赌场、鸦片、包办苦力出洋等生意，迅速发家，1876年列香港纳税额第12位，1881年跃升到第1位，是名副其实的香港首富。李良早逝，李陞负责管理整个家族生意，兄弟子侄众多，在商业上均各有成就，其中李陞、李德昌1882年出资创办广东华合电报公司，铺设从广州至九龙电报线，对中国在中法战争收集传递法军情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徐赓陛摭拾浮言，诬指李陞兄弟曾随英军北上参与进攻京津，提供十几万元给英军作军费，战后从英军索取的赔偿中得到数百万元，家中还保留着从圆明园劫掠的皇家珍宝古玩。徐赓陛做了一点调查，李氏家族在本籍新会县有财产20万，在广州、佛山约30万。徐赓陛进一步诬陷，说法国此次侵略越南，李氏家族还在经济上接济法国人。徐赓陛私下给李氏家族判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以中国臣民，叛向外酋，协助军资，攻犯京阙，迹其罪状，本可夷族。……该犯拥赀如此之多，所犯如此之罪，若能诱获到案，从重罚捐，则一二百万饷需不难立致。”（徐赓陛《不自慊斋漫存》卷七）当时法国侵略越南，两广总督张树声正发愁军费无着。徐赓陛向张树声献计，把李陞引诱回内地，用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恐吓，随便勒索一二百万不成问题。好在张树声并不糊涂，这个诡计最终没有实施。
徐赓陛《不自慊斋漫存》
徐赓陛诡计体现了当时不少官员对商人、企业家的态度。毋庸讳言，早期香港企业家曾经从事过诸如鸦片贸易、贩卖猪仔这样的生意，道德有亏，但当时的法律并没有明令禁止。清廷严禁猪仔贸易之后，李氏家族已经收手，法律的一般原则是不究既往。所谓跟随英军进犯京津，查无实据，至于说从中国战争赔款中取得数百万元，则完全是无稽之谈。徐赓陛只是想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恐吓，目的是敲诈一笔巨款，向上司邀功。当时广东省每年的岁入（财政收入）也就四五百万元，若此计得逞，确实能拿到一大笔意外之财。李陞家族早年的经营活动中确有道德污点，可以劝谕他们捐款办理慈善事业，事实上他们已通过向香港东华医院捐款，帮助救助华人难民，也协助内地救灾。若仅从法律角度看，李陞家族可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张之洞力助脱罪
徐赓陛这样一个凶狠毒辣的酷吏，却是“清流”张之洞心目中的宝贝。督抚治理广阔的地域，为完成维持治安和钱粮征收两大任务，有赖于任用一批能干的酷吏，这是在明面上不能说出来的官场秘密，以学问著称的张之洞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徐赓陛是官场文案写作的顶尖高手，张之洞也需要这样的刀笔吏。
徐赓陛在知县任上突然被撤职，还有应纳钱粮任务未完成，也即官场常说的“亏欠”。为给徐赓陛脱罪，张之洞下令给一些优缺州县官，让他们一起出钱替徐赓陛弥补亏欠，据李鸿章所述这笔数额巨大，应在万元以上。1889年，广东雷琼道朱采写信给李鸿章，把张之洞帮徐赓陛脱困、脱罪的秘事披露出来，引起李鸿章的极大注意。李鸿章回信说：
徐赓陛自是奇才，夙闻毁之者、誉之者俱不遗馀力，心识其人断非庸品。来示评骘，符于向者之誉词，然誉一而毁百矣。今日有如此人，何可多得，闻其年方壮盛，正可有为。曩者振轩拔之冗中，而任以首剧，今香帅复脱之罪籍，而令其典军，又隶旌麾，乡里深知，与为推挽，不可谓不遇，而再起再踬，讵非数奇，殆亦不善用其才之过。然以模棱巧避为善用，则更无任事之人。香帅能以万金弥其官亏，必不令去粤可知矣。异日有事，此材必见思也。（《李鸿章全集 34 信函六》第528-529页）
李鸿章之意，徐赓陛勇于任事，张树声重用他当首邑南海知县，张之洞集资万金为其弥补官亏，为之脱罪，虽然毁之者众，誉之者少，仍是奇才，来日有事，此人可当大用。徐赓陛于1891年由山东巡抚张曜奏保，开复原官，以直隶州知州发往山东，1894年奉旨交张之洞差委，1896年被参降三级调用，1900年初调入李鸿章幕府。
跟随李鸿章北上
光绪二十五年年底，慈禧立大阿哥，北京的形势对洋务一派十分不利。李鸿章走荣禄的路子，得以署两广总督，离开是非之地。此前广东在李瀚章、谭锺麟两个老迈的总督治下，盗匪遍地。李鸿章此来，借助徐赓陛霹雳治盗的经验，“以毒攻毒”，杀人无数，一时之间，“地方亦赖以小安。”（梁启超《李鸿章传》）
1900年农历五月十九日，慈禧上谕“李鸿章着迅速来京，两广总督着德寿兼署”。李鸿章收到电谕，告诉广东巡抚德寿，他准备二十五日启程。徐赓陛判断北京形势不对，提醒李鸿章延迟入京。后来，张之洞亲信幕僚钱恂写成《金盖樵话》，认为慈禧此时召李鸿章入京，又不明言何事、调任何职，令人生疑，认为慈禧有杀李鸿章之意。李鸿章自恃功高，有些托大，幸亏徐赓陛及时提醒，止住脚步。
农历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发布向列强开战的上谕，宣称要向各国“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并严厉警告各省官员“……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决无宽贷”。这时从北京往外省的电报线已被义和团挖断，这份上谕在短时间内未能广为传播，二十七日才送达山东巡抚袁世凯手中，转发给李鸿章。
五月二十九日，徐赓陛为李鸿章起致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的电报称：“二十五矫诏，粤断不奉，所谓此乱命也。”（《凌霄一士随笔》）这封电报行文斩钉截铁，一字千钧，尽显徐赓陛风格。李鸿章以首席大学士兼两广总督，被视为疆臣领袖，电报奠定了“东南互保”的基础，虽由李鸿章决策，电报起草人徐赓陛也功不可没。
六月十二日，李鸿章被慈禧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不方便继续滞留广州，决定到上海观望形势。六月廿一日，李鸿章乘轮起行，随行幕僚为王存善、曾广铨、刘学询、徐赓陛，洋务唐绍仪，另有专任医官麦信坚。次日，李鸿章在香港会见港督卜力，有一张著名的合影保留下来，李鸿章左边第一人即徐赓陛。李鸿章左侧第二人是医官麦信坚，被错认为刘学询达数十年之久。
李鸿章与卜力、徐赓陛等合影
数年前，微博网友“浪客湛心”从1900年12月1日英文《海陆军画报》（The Navy and Army Illustrated）中发现了徐赓陛照片，标注为“Chui Kung Beh, Chief Secretary of Li Hung Chang”，意谓“李鸿章总文案徐赓陛”，Chui Kung Beh是按粤语读音拼写。借助这份画报，“浪客湛心”还辨认出了李鸿章与卜力合影中的徐赓陛、麦信坚。笔者受此启发，也在Underwood & Underwood公司发行的一张1900年的明信片中，认出徐赓陛在天津时与李鸿章的“合影”，照片中李鸿章倚靠茶几端坐，气定神闲，徐赓陛站在茶几另一边，神情有点紧张。
此次北上议和，徐赓陛一直陪伴在李鸿章身边直到病逝，其间不仅起早了不少重要文件，李鸿章病情也大都由徐赓陛负责对外发布。李鸿章死后，徐赓陛加捐候补道，到江苏任职，先后经管屯垦、盐务缉捕多项事宜，1907年去世。
馀论
迄今为止学界对徐赓陛这个人物尚无专文研究。台湾作家高拜石将传说中徐赓陛断案故事加以铺张渲染，塑造出一个所谓“徐青天”形象，未作深入考证，多不太可信。
徐赓陛这样的酷吏，具备混迹官场的特殊才能，却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世界大势全无认识，依然用陈旧的士大夫意识形态看待新生事物。1885年1月3日，日本学者冈千仞访问广州，与徐赓陛、文廷式有过一次笔谈。徐赓陛质问冈千仞：“贵国学欧米（美），以三千年礼义之邦，一旦弃其旧，不可痛惜乎？”冈千仞回答道：“敝邦国是，在学万国之长，而补其短。”（中华书局2009年《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第170页）两国士大夫胸襟、眼界之差距，于此可见一斑。
甲午中日战争以前，沿海、沿江地区初步具备发展近代工业的条件，也涌现了不少企业家，他们开矿设厂的努力，往往受到州县官的阻挠和压制。一些香港华商早着先鞭，掌握较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理念，拥有充足的资本，广东地方官本应邀请他们回来投资；徐赓陛想的是诱致香港首富回来加以勒索，这也让有意投资内地的港商望而却步。徐赓陛自我塑造的所谓“强项令”形象，在实际做法上往往与近代以来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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