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熹年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一书的序言部分写道：“研究古代城市规划的特点和手法，最好的实例是那些按既定规划在生地上创建的城市。”“中国古代的理想城市”这一命题对中国古代都城形态和规划的考察，正是建立在对上古时期目前最能代表西周王室都城制度的周鲁城、中古时期的新建都城东魏北齐邺城和隋唐长安、近古时期两座完全新建却尚未建成也没有真正作为都城使用的城址元中都和明中都，共计五座大致可视作在“生地上创建的城市”的深入分析之上。将这五座城址与诸多学者视作中国古代理想都城规划的《考工记·匠人营国》部分文字及推测复原图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其中周鲁城、曹魏邺城和元中都三座城址都是多重方形城垣内外相套的形制，不同城市功能要素被贯通城市南北的轴线串联在一起，城市的几何中心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建筑，说明这些城址的规划不仅与《考工记》理想规划的思想精髓基本吻合，而且它们的规划方案还得到了比较理想的实践与实现，能够通过城市考古提供的材料复原出较为规整的城市结构与形态。相较而言，隋唐长安的宫城、皇城所构成的子城位于外郭的北部中央，属于重城相叠型的城市分区模式，它有别于《考工记》理想规划描述的重城相套的格局；尽管明中都的原始方案可能很接近《考工记》理想规划，但因修建于江淮之间的丘陵地带，实际建设未能完全依照规划执行，所以皇宫偏居城址的西部，禁垣和郭城都多有拐折，城市边界并不完全规整。如从城市边界和分区的角度看，周鲁城、东魏北齐邺城和元中都三座城址是目前所知最符合《考工记》理想规划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也是当下比较适合研究《考工记》理想规划的渊源与影响的古代城市实例。
以《考工记》理想规划的文本释读与图绘推测为研究基础，以中国古代都城的形态和规划发展为研究线索，以对周鲁城、东魏北齐邺城和元中都的田野考古及城市平、剖面复原为研究核心，重点考察这三座城址与《考工记》理想规划的关联性，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上古时期的理想城市周鲁城的规划思想可能与《考工记》营国思想的渊源和背景有密切关联，考虑到两者存在的一些明显不符之处，后者更有可能是基于既有城市规划经验所提出的大一统国家城市建设的理想。从时间上看，基于目前考古工作所探明的鲁城城垣的修筑年代和关于《考工记》成书年代的主流考证观点，周鲁城空间形态的成熟完备应当早于《考工记》的成书问世。从空间上看，一方面，周鲁城外有大城，中心为宫殿，南有夯土基址，北有手工业作坊，贯穿城址内外有明确的轴线，它的布局与《考工记》城市思想有不少相符之处；另一方面，《考工记》城市思想较之周鲁城空间形态的变化，如王宫地位的上升，祖、社分处都城左右，墓地迁居城址之外，都符合周代后期诸侯国都城空间结构与形态的变化趋势，在秦汉以后的都城中更是极少有反例。因而，比较周鲁城空间形态与《考工记》理想规划的时间先后与空间异同，可以认为，周鲁城作为目前所知极具代表性的周代前期城址，作为目前所知出现时间比较早的城宫相套型周代城址，它的规划思想与建设经验很有可能正是《考工记》理想规划主要内容的重要渊源与背景。
曲阜鲁城遗址遗迹分布图
第二，上古时期的理想城市东魏北齐邺城与近古时期的理想城市元中都皆受到《考工记》理想规划的影响，这一方面得益于《考工记》城市思想的可操作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古代追慕先古的思想倾向与普遍风气有关。
在20世纪城市规划理论家凯文·林奇提出的城市意向理论中，“边界、路径、节点、区域和标志物”是界定城市空间特征的五要素，该理论认为，城市形态主要表现在这五个城市形体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人提出的《考工记》城市思想，尽管文字简短，却已基本涵盖了现代城市形态与规划学认为构成城市形态必备的几个方面。具体说来，《考工记·匠人》所说的“王城方九里”，规定了城市的形态、规模、比例与尺度；“旁三门”“九经九纬”，大致是关于边界出入口、城市节点和路径的要求；“面朝后市”“左祖右社”，又规定了城市主要功能区的方位及彼此关系，这些建筑同时也是都城的标志和象征。上述三方面要素的具备使得《考工记》理想规划不是一纸空谈，而是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的规划纲要，能够用来指导现实城市的形态架构、交通组织与功能配置。东魏北齐邺城以及包括元中都在内的蒙元都城都明显受到《考工记》理想规划的影响。
东魏北齐邺城是中古时期洛阳都城制度的又一次实践，它很可能具有内外相套的三重城垣，城址的中心是宫城正门，宫门之前的御道两侧顺次排布中央衙署、左右分列宗庙和社稷，并具有统领不同城圈的南北轴线，应该说，除了市场的布置，其余城市要素的安排都基本符合《考工记》理想规划。以往的主流观点认为，元大都略呈方形，设十二座城门，内有“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是高度实现《考工记》理想规划的城市实例。根据考古工作，元代中期修建的另一座都城元中都，从已经建成的最内一圈城垣内的建筑布局显示出对元大都制度的继承与坚守；此外，由于从平地上完全新建而成，其形态较之元大都又更为理想，不仅有内外相套的三重方形城垣，还有穿越三重城垣中线的南北轴线，更有目前所知中国古代修建的最接近正方形的一座外郭城。由于选址生地，如能完全实施规划，元中都的布局与《考工记》理想规划应有更高的吻合度，甚至超过元大都。
《剑桥中国古代史》丛书的序言部分写道：“在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君臣在提出新政策时，多从历史上寻找先例。他们总是颂揭本朝的先祖及其常常被神化了的起源；他们以为自己的职官来自古代，仰慕过去的圣人、德王和贤臣。王朝的儒者和官员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对上古和三王有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周代，大概没有多少人会否认其伟大。尽管像我们一样，古人一定也知上古时代亦不乏饥饿、战争和各种痛苦，并非总是太平盛世。但是这种历史观对他们所有的学术看法和政治思想都有极大的影响，以致形成变革的障碍。”除了《考工记》城市思想的先天优势之外，这种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始终的思维方式与社会风气或许正是使得《考工记》理想规划对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划与建设产生巨大影响的主要推力。
第三，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城市规划受到《考工记》城市思想这一经典文献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这体现了唐宋以来崇儒思想深化、复古思潮兴起的直接影响。
由于邺北城在东魏北齐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东魏北齐邺城的布局也可以理解为皇宫北墙与外郭北墙重合、内城居于都城北部中央，或许正是受到这一布局模式的影响，隋唐都城长安、洛阳城的宫、皇城布置别树一帜，都采取了有别于《考工记》理想规划的重城相叠模式。较之东魏北齐邺城，元中都的外形更趋近东西、南北等长的正方形，数重城垣内外相套构成逐渐扩大的回字形，如以元大都对城门、宫庙朝市的布局方案来完善尚未完全建成的元中都，那么从形态、出入口、功能分布等多个角度它都是与《考工记》理想规划相似度最高的都城实例。此外，这座城址的空间形态与明中都的原初规划设计方案多有相似之处，我们认为，元中都城址与明中都规划共同反映了宋元以来都城规划的整体水平和发展趋势。比较东魏北齐邺城、隋唐长安、元明中都这些城市个案可以见得，《考工记》理想规划对于中国古代新建城市的影响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减弱，随着东亚腹地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游牧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最终在近古时期末段迎来了高潮，这一路径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的演进趋势、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与建设发展的过程相吻。
唐长安城平面复原图
统一中国的事业，最终并不是由文明更为发达的、东方的齐，而是由文化上相对落后的、西边的秦来完成的。可能是由于中国统一事业，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诸如《考工记》近似儒家喜爱托古改制的东方学者所构拟出来的政治理想及营国制度，并没有受到非常务实、重法轻儒的秦政权的重视，而恰恰是秦国及秦王朝最终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汉承秦制，秦以后的汉王朝，仍然沿着上古都城的发展轨迹推进和延伸，从汉惠帝时期围筑拐折殊多的长安城来看，西汉初年并没有刻意按照《考工记》构拟的营国制度修建自己的都城。不过，形成《考工记》的某些思想及某些构成都城的要素还是难免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秦汉以后一些国家或王朝都城的规划和营建。所以，在汉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城等都城的布局和形态中，我们都还能够看到一些受到《考工记》理想规划影响的因素。
隋统一中国，以及紧接其后强大的唐王朝，将从汉代开始被倡导的儒家思想加以强化。隋代创立的科举制度更改了中国官僚机构的人才选拔制度，对中国整个社会影响深远；唐代“尊孔抑周”，完善了儒家基本典籍体系，《考工记》随着《周官》一书成为儒家基本经典“三礼”的组成部分。随着科举考试科目从文学、经典并重到独重经典的转变，这些千年以前的“故纸”成为社会知识阶层主要的学习对象和行为规范。作为儒学经典之一的《考工记》规划思想随之深深留在了人们的印象中。
伴随着遵经崇儒思想的传播与深化，至宋代中期以后，复古思潮开始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渗透。当那些饱学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进入高级官僚阶层，当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又开始承担或参与新的都城的营建时，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考工记》理想规划付诸当时的都城规划与建设之中。因此，造成了宋代以后元、明、清时期都城越来越接近《考工记》营国制度的现象，而这正是当时复古思潮在都城规划和营建上的具体体现。
元中都航拍图
纵览中国上古、中古、近古近四千年都城形态与规划的流变，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核心与发展主线：《考工记》所反映的理想规划吸收了中国上古夏、商、周三代都城规划的基本思想和实践经验，并将其理想化和规范化，这种过于理想和规范的城市思想在此后的两千年里得到了重新认识和模仿，尽管在各个时期都有一些新的城市设计思想汇入，但都城规划的核心理念并没有脱离上古时期形成的思想精髓，伴随着中国社会逐渐趋于保守和复古，最终在近古时期的末段得到了比较全面和理想的实施，使得中国都城的演化进程，似乎并不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步繁化或升华，而给人一种循环往复的感觉。
本文节选自《中国古代的理想城市：从古代都城看〈考工记〉营国制度的渊源与实践》，陈筱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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