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纬四十度》：历史中的风云际会

“北纬四十度”是一个地理概念。由于蒙古高原地质构造高海拔的缘故，以长城为标志，北纬四十度地理带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族群与生活方式：在它的南方，定居民族修城筑寨掘土开渠，男耕女织安居乐业；它的北方，游牧民族辽远开阔骏马驰骋，寒风劲凛雨雪交加。

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陈福民以《北纬四十度》为名，写作了一部围绕北纬四十度进行探究的文化散文集。最近的一场新书发布会上，陈福民也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会长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杨早等就《北纬四十度》进行了分享。

陈福民

充满魅力的“北纬四十度”

发起这次分享会的杨早认为，《北纬四十度》这本书很像一个“棱堡”式的书，从任何地方进攻棱堡，都会受到两个面以上的军事攻击。也就是说，这是一本比较复杂的书。陈福民感觉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他说：“这本书所处理的题材完全都是历史题材，预示我自己根据自己的兴趣、趣味，根据我个人的积累把我自己的工作从原来当代文学研究批评转向了这样一种历史性的写作。”

陈福民介绍道，他从春秋战国写起，一直写到17世纪末期，所处理的题材基本上是北方的民族史。这本书的名字叫《北纬四十度》，北纬四十度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按照中国版图，东起辽宁丹东，向西延伸走到秦皇岛、北京、大同，再往西走包头、呼和浩特，再往西走到喀什，这条线正好跟中国的万里长城基本是重叠的。这并不是一种巧合，长城之所以修在北纬四十度这条线上，是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特殊，是蒙古高原和平原的交界处。

陈福民认为，中国历史2000年来，我们民族的发展、进步，或者我们民族遭遇的挫折，都跟北纬四十度有关。2000年来，中原定居的汉民族与北方的游牧民族，比如匈奴、突厥、鲜卑、契丹、蒙古人等，定居的汉民族跟北纬四十度以北的游牧民族打了两千年，最后融合成华夏民族。北纬四十度并不是保守的，固步自封的地方，实际上是民族的生存进行伟大的创造，为了共同的生存空间而产生的事实上的文化、文明的冲撞的结果，这是北纬四十度特殊的魅力。

不同的文明在北纬四十度上冲撞：“现在女孩子穿衣服都喜欢穿小短袖，这完全是大唐宫廷向波斯人学习的结果，包括今天吃饭的圆桌上，也是跟少数民族‘取经’来的；我们在东汉以前有个著名的成语是‘齐眉举案’，暗含着我们使用的是一种放在地上的长案，现在的围桌吃饭是我们向游牧民族学习的，因为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的匮乏，一旦打到一只羊他们就会烹制，大家围起来吃。民族间的冲撞交融给广义上的华夏大民族做了巨大贡献。”陈福民说。

评论家杨早认为，“‘北纬四十度’这个角度很巧妙，北纬四十度是什么呢？那一条线上的城市、边镇，归结起来是民族表演舞台、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桥梁，也可以说是人文大熔炉。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想了解中华民族什么时候开始叫汉族的，汉族到底是怎么来的，这本书做了比较好的叙说：汉族就是消失的少数民族。”

《北纬四十度》书封

“有文学的品性”

陈福民在分享中表示，写这个书的另一个动机、也是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研究性的写作说老百姓的话，让老百姓看得懂：“我希望我的写作是有文学的品性，但它有一副知识的容貌”，他希望知识是能够跟普通公众沟通的，而不是藏在学院里，束之高阁，只跟少数人聊天时用。“这本书里面会涉及民族史和民族习惯的问题，我个人希望把这些属于民族史的专业问题通过这样一种叙述通俗化。”

“当然，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私心，我们中国史传播和接受的途径很奇怪：专业的历史书放着，中国民间史学的接受大部分来自于评书、戏剧，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情况。我们前半生辛辛苦苦通过民间传说、通过评书戏剧建立了我们关于历史的想象，后半生因为逐渐接受了新的知识，我们再一个一个推翻。中国人接受历史有一个习惯，就是你正史说的我都不爱信，我专爱听道听途说的。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小小的目的，就是想在这种看待历史的方法上做一个矫正和提醒。”陈福民说。

杨早提到，“《北纬四十度》里面陈老师几乎每一段都要引原文，还要解释一遍。为什么这这么做？他内心有一个很重大的决定，用前者来保障知识的面貌，用后者来传达文学。就是在两难之中推进叙事，所以我觉得是负重前行。”

“各种元素在里头交错，所以很难简单说它是个什么书，但是这个让我觉得也很好，让你越觉得什么都能说，什么都不能把它完全地概括和表达，那恰恰是很好的一种丰富性。”白烨表示，从书中的《右北平》这个作品中可以看到文化寻根，还有精神还乡的意味。这条线在书中体现得很充分，整体上是围绕民族做的一个文化寻根。“我始终觉得陈福民跟历史学者不一样的是，他比较个人化，个人化或者说有‘我’，可以把我的看法，我的选择，我的体会，我的感受都在里头体现得很充分。他的很多写作都有这样的意思，同时他有个人很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