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安半坡遗址的整理发掘是中国人第一次发掘出的古人类完整的史前居住遗迹。世人皆知陕西半坡遗址，但可能却不知道石兴邦老人。
半坡位于陕西西安半坡村，是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半坡遗址是有6000－6700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聚落遗址，于1953年被发现。1954年－1957年，由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主持，先后对半坡遗址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发掘。
在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知名考古学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石兴邦荣获终身成就奖。石兴邦先生是中国首届考古学大会设立终身成就奖后，我国第二位获此殊荣的考古学家。本文选摘自石兴邦口述《叩访远古的村庄——石兴邦口述考古》一文。
当年的半坡遗址发掘
仰韶文化 人面鱼纹彩陶盆 国家博物馆藏
1953年，由李仰松先生带队的北大考古专业班的三十二个“学生军”，在半坡整理发掘中，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这些年轻的学生，事业心强，学习热情也高，还很勤快，技术处理也很专业。鉴于这个，我给他们安排发掘的都是那些重要部位。那些房屋、窑穴、瓮棺葬和大批的工具和陶器，都是这些胆大心细、学风严谨、听从招呼、精力集中的大学生一铲一铲清理出来的。他们的精心劳动为半坡博物馆的建立，保存下来不少基础性的实地原貌和实物资料。
在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石兴邦荣获终身成就奖。石兴邦先生是中国首届考古学大会设立终身成就奖后，我国第二位获此殊荣的考古学家。
一九五三年，我带领一支考古队回到陕西搞发掘。北京大学的杨建芳、俞伟超也是那次来陕西实习的。第一班四个人，第二班七个人。邹衡是第一班的学生，是由夏先生辅导的。徐苹芳、黄展岳、俞伟超他们几个在龙首塬那边实习。
那时候，我已经和陕西当地合作做了些“课题”，觉得陕西要做的东西太丰富了。号称“九朝古都”的西安的近郊，封建时代的文化积淀十分丰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和当地的吴懿祚沿着浐灞把两条河看完了，发现西安东郊电厂的基建区有许多“上三代”的建筑遗址和墓葬。这是以前考古工作者一直没能认真注意过的遗址。
遗址和墓葬的地点不同。在没有形成“城市”之前的古代人，住的地方一般要比河床高些，既要有饮用水源，又不会闹出水灾。他们一般是选择距离河岸较近的土岭居住，也便于农作物的灌溉。
墓葬却很难说，为了选择一些背靠高点、前边有盘水的“风水宝地”，有些墓地反而选择在低洼地带。
那一天，大概是中午时分，我腿困脚乏地走了不少路，就找了个土坎坎坐了下来，无意中发现河对面地势比较低的那个土梁梁有一道很整齐的断崖。
按照考古者的职业习惯，这些季节河水冲刷出来的层次比较鲜明的断崖，也是我们最愿意查看的地物。一个是这类断层不需要动手“做”就很完美地展示了地层，再一个是
此类断层纵深很好，土层堆积一目了然。到了近前，经仔细观察，我立即判定这个断崖的横切面应该是现代人为取土挖下的，不是自然形成的。
那个时候，无论垫个庄基，还是生产队垫牲口圈，都会在村庄周围的高地下边取土。而这种人为动土遗留的土茬，要比那些自然冲刷的更容易保留一些土层信息。我仔细一看，那个取过土的断茬上边已经露出很多东西，地下也散落着一些碎陶片。
我静下心来，攀到高点的地方用镐头打了打，发现土层里遗留着不少器物陶片，还有明显不是河水冲刷形成堆积的小石片，一层一层的，十分丰富。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也是很随意地拿起一个陶片打量了一下，半坡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开始露出她那很惊人的本来面目——一块陶片，仅仅是一块小陶片，我就做出了这个判断。
当时，我手里拿着那一小块显然是古人精心打磨过的陶制片状物，抑或就是他们曾经使用过的“生活工具”呢。当时我那个心跳得都快不行了，好像亲眼看见了这块土地的先民们就在周围那些依然长着蔬菜的地里劳动着……回去以后，我立即将这个情况写成报告交给所里。
说到这一点，如果不是社会经济大发展，国家也不会派出这么多工作队深入到各省参与保护地下文物。如果这些陶片和石片遇到的不是一个专业的考古工作者，一般民众也绝对不会关注动土的时候出现的这些毫不起眼的东西。可以说，从半坡遗址的发现到最终发掘，虽有着许多的偶然在里边，也有着其必然的因果。
半坡真正的发掘，是第二年的事情。当时，北京所举办的第三届考古训练班开课了。不同的是，这次的学员全部是北大的在校学生。办班结束后还是实习课，有些老先生提出，这次是否可以考虑去南方实习一次，毕竟有湖南的马王堆那一片已经发掘的墓葬可以做实地使用。最后，这些提议都被否决了。
梁思永先生（左）
这一年，中国考古界有个非常情况，梁思永先生去世了。夏鼐担任所长后，觉得陕西这个“点”多年来做得多，也做得好。他提醒地对大家说了一句：“石兴邦在西安‘半坡’东边那个建电厂的地方已经做过一个遗址，还发现周边不远处断崖有先民生活过的地质迹象，他个人有个大胆想法，在那儿一定能发现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那些遗址的发掘，有实习条件。加之白鹿原三级阶地上散落着各代墓葬。我看，这次实习遗址选择点放在半坡村一代，墓葬实习点选在国棉三厂福利区。那里正在施工建设，发现了不少汉、唐墓葬，两地相距很近，将来学员的工作生活都方便安排。”
那时候，我在所里也有发表意见的小“地位”了。一听有人还在那儿发表去南方的言论，我这头就极力劝说他们把实习点选在陕西。因为，那个时候，我冥冥中觉得半坡村那块地方，肯定有不少好东西需要我们去探清楚。究竟能搞出多大的动静，那时心里虽然没底，却敢肯定即便是大规模发掘，也不会劳而无功。最后，所里决定了将这次培训实习地址放在陕西。
那次，辅导员是黄展岳、俞伟超，实地教学工作相对轻松了些。我这次也算训练班的人手，负责田野实习总辅导工作。谁也没有料到，这次实习发掘开展不几天，居然揭开了一个人类六千年前的实地生活场景，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
记得田野实习大约是九月份开始的，先发掘墓葬，再发掘遗址。在发掘史前遗址方面，世界上谁家也没有经验可借鉴。于是，我们改变了前苏联那一套工作方法。以前打探沟，只是了解文化层堆积，并且将器物取走就算完事。要保留遗址的完整性、历史性，应当怎么去做？
我那个时候才三十冒头儿，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年轻人敢想敢干，没有包袱。经过反复考虑，我觉得只有采用全方位探测，大面积揭露，并以层位、层次向下发掘，所有迹象出现时均保留不动，以待全范围揭开后，再做观察分析，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研究第二步的发掘计划和方法。
正是采用了这种超常“大胆”的方法，与过去打探沟、切成条条块块分割的方式大有不同，我们最终才发掘出一座保存完整的倒塌的圆形房子和一座大长方形房子的残迹，以及其他房屋建筑遗迹。由于黄土高原气候干燥，出土遗址迹象清晰，令人感到十分震撼。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发掘出的古人类完整的史前居住遗迹。
半坡遗址
1950年代的半坡遗址
应当被历史记录下来的是，由李仰松先生带队的北大考古专业班的三十二个“学生军”，在半坡整理发掘中，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这些年轻的学生，事业心强，学习热情也高，还很勤快，技术处理也很专业。鉴于这个，我给他们安排发掘的都是那些重要部位。那些房屋、窑穴、瓮棺葬和大批的工具和陶器，都是这些胆大心细、学风严谨、听从招呼、精力集中的大学生一铲一铲清理出来的。他们的精心劳动为半坡博物馆的建立，保存下来不少基础性的实地原貌和实物资料。
在举办结业典礼时，北京文物考古界的领导同志都来参加了这次隆重的工地结业，当时裴文中先生也来了。我记得他在大会上说：“用‘半坡’这个方法发掘遗址好，过去打探沟把整体房屋都‘切切糕’样切掉了，石兴邦这次做得不错。”
那次，裴文中先生看了当时半坡出土的器物后，认为这些东西形制有些怪异，是否属于仰韶文化还不能确定。直到这个遗址整理到了第三年，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份，又出现了很多新的类型后，学术界才确定了半坡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当然，我们当时在基础性挖掘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汲取了一些苏联和西方的传统经验的，工作那么忙，我还赶着翻译了多篇苏联专家的文章，一边实践，一边总结。
遗址当时一经揭开，东西一下子都出来了，场面很大。人骨最后才陆续有出现。其中，有两座房子保存完整，其中一个原样倒塌，下面也没有压人。这是个圆顶房子，最顶部就好像圆锥把上边那个“锥”取掉了，实物部分是圆台那个样子，就是上边那个“圆”很小。另一个大房子，被做坏了，没有画图，没有照相。当时我去了沣东那边挖周墓，不在现场，这是让我今生感到最最遗憾的事情。
当时，训练班结束后，考古所的同志留下继续工作，像俞伟超、金学山、杨建芳、张云鹏、王振江等同志都参加了发掘。训练班的陕西学员也全部留下工作，我还记得有王世昌、唐金裕、王玉清、杭德洲、杨正兴、郝树屏、尹绍祖、何修颐、王子华等二十人。没有挖到底的继续下掘，对揭出来的进行解剖，以了解内涵及层积。
那时，由于没有想到以后要在这里建博物馆，所以将几处很好的房址一块块地解剖掉了，大型房子除将两个柱础全部取出土拿回外，将房屋架构部分都一段段地切开，将其残块堆到已挖过的地方，将圆形房子一片片地取下，将居住面也一层层剥开，整个房子被化整为零，使现在的参观者再也看不到房子内部的结构和包含物了。虽然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固然是应该这样做的，但在博物馆成立后，要恢复大房子的原貌就再也不可能了。为此，我感到非常自责，现在想起来都遗憾得很。
后来，那些小孩儿墓葬陆续出土，“陕西半坡”一下子成为世界瞩目的窗口。日本人历来对考古比较热心。一九五七年，中日外交协会邀请日本的访华考古团学者来中国做访问考察，成员多是当时日本的主要考古学家，大约有六到七人，以《每日新闻》社的名义资助这次来华考察。日本考古界的学者看到半坡那个场面后，感到非常地羡慕，不论是文物发掘，还是在工地工作人员待遇等方面。那些专家都看傻了，觉得他们的考古在做遗址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了。
当时沣西在做大发掘，汉城也在搞发掘。那时还有个非常情况，正值要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世界上八十多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都要来列席中共的大会，上边通知说，完了，还得安排各国代表来西安参观我们这次发掘现场。
张忠培他们在半坡搞实习，这个时候房址、墓葬什么的都出来了，并开了展览会，大约有十几万人参加。那些北大学生的热情很高，不管来个什么样的人，他们都给大家一个一个地讲，还提出一个建设性的意见，为后来建馆起到了很好的提醒。他们当时呼吁说，应当在发掘现场举办一个展览会。因为工地紧邻着大路，已经吸引了不少群众来参观。我们经过研究，同意了学生们的意见。展览分为两部分进行，一是在发掘现场由学生现场讲解，再一个是在墓葬区的断崖下划出三十多米长的一段地方，挂了些图片和绘图，由群众自由观看（也有学生义务讲解）。
没想到，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连陕西省和西安市党政领导陈柏仁等老前辈也来参观，并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支持。当时，我们还接待了不少来访的外宾，多数是东欧人，是在华工作的苏联和东欧各国专家。
展会大约持续了一个月时间，参观的人数累计有数十万人，有附近的农民、工人、机关干部和中小学生。有些当地群众看到“古人”的坛坛罐罐居然这么重要，就把他们以前在附近其他地方挖土挖到的出土东西交了上来。
在这块地界，那些红陶尖底瓶时有出土，当地农民还给起了个名字叫“美人瓶”。令人惊讶的是，一些交来的东西比我们挖出的还完整。不但器物保存很完整，其形制工艺更精妙。这些古人遗留下来的东西虽然没有多少使用价值，当时被他们挖出来，还是被很仔细地保存着。农民们又不知道这是六千年前的东西，只是觉得古人烧的陶器很好看，当然也舍不得扔，至于那些破的，他们就没兴趣拿回去了。把这些完整些的东西拿回去后，他们也大都在后院的厕所墙边放着。当地人很迷信，主要是为了避讳，他们不敢把这些“墓”里挖出来的东西往正房里放。听他们讲，就是以前我发现的断崖那一块，早就有人拉土挖出不少那些坛坛罐罐，还觉得晦气，用镢头一个个全砸了！
苏联教育部的专家到西安参观完半坡，回到北京后就开心地给周总理报告了，说这是中国对人类一个了不起的贡献。说者无意，听者留心。总理马上让教育部长钱俊瑞亲自来了一趟，并且传达了国务院的意思。记得他那次来，从我这里一次拿走了我最初拍的三十张照片，用这些照片回去向周总理汇报。
石兴邦先生
（本文据国家文物局，摘自《叩访远古的村庄——石兴邦口述考古》，石兴邦口述、关中牛编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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