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民本”、“民贵”来概括孟子思想过于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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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得民心 得天下》一书，对孟子思想进行了个人化的生动解读，力求从微言大义中挖掘孟子思想对于当下社会的意义，从中领悟古今相通的治理之道。

孟子主张执政之要在以德服人，切实把仁爱、贵民等道德精神贯彻到政治实践中

《礼记》说：“人道，政为大。”中国传统文化从来就把政治看得极为重要。孟子热衷于讨论政治问题，面对天下无道的政治危机、礼崩乐坏的道德危机，他主张执政之要在以德服人，切实把仁爱、贵民等道德精神贯彻到政治实践中。这是大格局的政治观。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以德服人的本质是将善性贯穿于政治之中，实现良法善治。执政者的德行越高，政治的稳定性就越强，不讲德行的政治注定是败坏的政治、短命的政治。面对“寡人愿安承教”的君主，孟子滔滔不绝、乐此不疲地推行他的政治伦理哲学，竭力将对善的欲求灌输给执政者。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将其视为一个徒劳无功者。

王蒙为孟子没有获得展示与证明自己的无敌仁政之机会而叹息，而且不以为然地认为：“你大谈仁者无敌，也许很漂亮，而在你并无实力、处处落后的情况大吹大擂自己的仁者无敌，则未免是牛皮空谈。”笔者认为，王蒙与孟子的心灵是隔膜的。思想家固然不可能拥有权力者那样的实力，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站在思想和道德的制高点上。孟子并不是一个空谈者，他的表达充满逻辑和思辨的力量。他这样论述礼治的必要性：“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统治者不施行礼治，就会导致民风日下、秩序混乱，最终使国家走向灭亡。

孟子打通了生活规律和政治规律，引导执政者回归生活常识

孟子是民本政治、德性政治的执着追求者，在孟子看来，民心民意是政治昌明的根本，厚利民生是政权巩固的关键。虽然民本和民主的内涵外延有很大不同，但是，孟子仍不失为中国古代民主的开创者。吕思勉说：“然民主的制度可以废坠，民主的原理则终无灭绝之理。所以先秦诸子，持此议论的即很多。因后世儒术专行，儒家之书，传者独多，故其说见于儒家书中的亦独多，尤以《孟子》一书，为深入人心。”

孟子坚持认为，民心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失去了民心，政权必然走向衰亡。孟子并不空洞地讲大道理，他注重从细节入手来分析政治问题，诸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孟子打通了生活规律和政治规律，引导执政者回归生活常识。

在谈到孟子劝君王与民同乐时，王蒙认为，孟子讨论执政者的娱乐问题，是把快乐高度政治化。笔者却认为，孟子较早地意识到了嬉戏逸豫的亡国危险，是一种远见卓识。孟子的忧患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忧患。与民同好、与民同乐是良善政治的基本表征，是富有极高信任度的政治文化。孟子的政治设计建立在较高的道德期许和欲望克制之上，在现实中落地的可能性也较小。王蒙作出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孟子的与民同乐、以民为本的理论，中国的封建王朝政事，会不会更坏呢？不好说了。”这种质疑贯穿了《得民心 得天下》整本书，王蒙的意思很明显，孟子的理论是极好的，姿态是极好的，甚至充满了政治抒情，但是，始终“未能说清该怎么去落实”。一套难以落实的政治理论，只不过是一堆装饰品而已。此言不谬，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政治理想的落地尤为不易，以民为本政治目标的实现需要一整套保障公民权利和人民利益的制度安排。“政治应该是什么”与“政治实际上是什么”是两个不同的视角，我们不必硬要用现实主义来批评孟子的理想主义政治观，但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监督权力、保障权利实现的运行机制，势在必行。

用“民本”、“民贵”来概括孟子的思想，显然是过于简单了

孟子将孔子的“仁”发展到“义”，他更加关注政治正义问题。政治正义牵涉政治统治的根本问题。因此，孟子的政治观是一种大格局、大境界，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他的主意都不是权宜之计，他善于由小及大、由身及家及国及天下，引申开来。所谓“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仁里面体现着政治宽容，也包含着政治战略。他劝那些鼠目寸光的执政者气度大一些、眼界宽一些，这里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教育，而是契合了治国理政的规律。孟子意识到，秩序不可能来自权力的专擅和暴政。王蒙对此的解读是有意味的：“天下之安靠的仍然既不是勇也不是怒，而是智慧、心胸、必要的实力条件，尤其是对于历史大势的洞察与因应。”仁政是对混乱秩序的正面回应，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能量。仁政对于孟子而言，既是一种政治理想，也是一种政治批判。王蒙说：“孟子及其学派对自己的使命期待甚高，他们抓住的正是让凡夫俗子、让‘小人’庸众心惊胆战的一条原则，曰：有义无利！”对仁义的认同和践行实质上就是对政治理想、政治道德的坚守。

孟子认为，政治家应当有超越功利的大视野、大情怀。他认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利益是政治的焦点问题，贯穿于人类社会始终。“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不愿意局限在利益圈子里讨论政治，他更看重利益之上的道义。孟子的政治利益观是辽阔的、长远的，不贪恋小利小惠，不放弃大道大义。在孟子那里，舍利取义并不是道德自诩，而是政治上的大智慧、大境界。孟子对于人民的意见、人民的权利看得极重。政治利益与人民利益只有紧密联系在一起，须臾不可分离。《孟子·梁惠王》中说：“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国人”在孟子那里是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它决定着国家兴衰、政治成败。用“民本”、“民贵”来概括孟子的思想显然是过于简单了。孟子给人们留下了相当丰富的阐释空间，为我们理解政治提供了一个微言大义的重要文本。（文/丁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