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王安石：熙丰变法中的财政与货币问题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改革家，他在学术思考和国家治理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不仅对宋代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今年适逢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改革的先行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的青年学者共同发起“王安石变法研究青年学术沙龙”。第一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宋辽西夏金研究室、元史研究室承办，主题是“熙丰变法中的财政与货币问题”。2021年10月10日，在中国历史研究院阅微学术报告厅举行。

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邬文玲研究员为沙龙开幕致辞，她指出：王安石变法在当时和之后的千年历史中，一直存在十分激烈的争议，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就是变法中经济政策的利弊问题。王安石提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经济治理思想，而司马光等反对派士大夫则认为新法中存在聚敛剥削，反过来成了害民之政。双方论争的关键矛盾，就在于如何理解这场改革中的财政体系与货币制度。这个问题不仅在古代中国是一个涉及国家治理与政治文化的重大课题，在当代特别是中国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仍然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在经济治理中如何平衡中央和地方关系？如何防范各种利益集团上下其手？如何从制度层面和实际运行层面进行有效的设计与管控？这些课题可以说是治理中最复杂、最艰难的问题，但也因此是现代学者深入思考中国政治传统，乃至理解中国的当下与未来，绕不开、也不能回避的关键所在。

与会学者合影

本次沙龙即以这个关键问题为核心，共进行了三场学术报告，每场报告有一位报告人和三位与谈人。

第一场报告人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俞菁慧，主题是《“开阖敛散”——王安石变法中的“大常平体系”与新经济体制》，与谈人是中国社科院古代史所的葛焕礼、雷博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张亦冰。

俞菁慧的论文视野宏阔，她以熙宁常平青苗法为切入点，对王安石新法的诸多层面展开探讨。所谓“常平”，广义上讲即大宗物资储备、管控与流通手段。在中国古代，粮食是最重要的常平物资，涉及收购、储备、平准、转运、赈济等多方面。然而，历史上“国家常平”观念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从汉武帝桑弘羊改革开始，便伴随着政治纷争，反映了中国古代关于国家经济职能和角色定位的困境。王安石变法从观念、理论、政策、体系等方面对国家常平体系进行全面改革：一方面，以基层农业借贷为突破口，从普通“赈济常平”走向“经营常平”，实现功能上的质变；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全方位的财政投入、激活、重组资源，做大做强常平储备，以应对大规模突发灾害以及长期军事战略储备，这是内涵上的量变。在基层领域，全面对接各项农业政策：小农借贷（青苗法）、编户系统（保甲法）、土地改革（方田均税、边疆营屯）、劳动力改革（免役法）、水利基建、灾伤赈济，以及基层人事系统等。从理论到实践，搭建起一种全新的“开阖敛散”机制，依托中央到地方各级资源、机构、渠道、信息、价格、仓储、货币等因素，形成规模化的流通效应，推动了北宋神宗朝财政结构与经济组织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在论文中，俞菁慧提出了“大常平体系”这一概念，认为王安石变法的起点与核心在于常平新法。变法以常平法为基点，全面对接各项政策、机构、人事系统，从中央深入到基层，以看似“复古”的方式，从理论到实践对当下的经济机制进行全面改造，牵涉财政、货币、物资流通等诸多方面，是一套完整的改革体系。

三位与谈人以及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方诚峰，从研究视角、制度逻辑、地域差异、文章结构、学术思想以及“大常平”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界定、王安石变法的手段流通还是储积，等诸多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

第二场报告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张亦冰，题目是《论宋神宗朝的“朝廷钱物”及其库藏》，与谈人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方诚峰，中国社科院古代史所的江小涛、王申。

张亦冰从文献来源、支用对象、财政功能等方面详细梳理“朝廷钱物”的内涵、管理方式及库藏的来源、用途、支取流程、支用钱物种类等诸多方面，对熙丰变法时期及其之后“朝廷钱物”与库藏的对应关系与流变展开了详细的探讨，同时也比较了宋神宗与王安石在制度措置思路和策略上的异同。

他认为：新法钱物不同窠名的管理、征调及利用方式，其演化并非同步；其对朝廷理财发挥的功能也未必一致，不可一概而论。在熙宁七年以前，王安石主导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宋廷多以新法钱物供吏禄、兴水利，主要服务于王安石的新政理想。但熙宁八、九年后，在宋神宗主导下，新法钱物大量封桩并征调入京，设立专门库藏，以供其“大有为”之政，特别是开边需要。宋人将宰相直属封桩钱物的大量出现，归因于王安石的制度设计，多属事后追述，并非事实。因此，熙宁新法的制度设计与推行，虽基本由王安石主导，神宗亦大力赞助其施政方略，但君臣二人在“理财”目标、思路与实际措置，始终存在参差，这不但影响了新法理财的效果，更对北宋后期特别是徽宗朝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位与谈人从行文思路（账簿思路），内库、朝廷钱物、三司钱物在不同时段的差异性、朝廷钱物概念的拆解、朝廷钱物与新法创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将研究视野拉长，从北宋熙丰时期到南宋末期，朝廷钱物的概念与功能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讨论。

第三场报告人是中国社科院古代史所的王申，题目是《从两税法到熙宁新法：论唐宋货币财政的成立与演进》，与谈人是中国社科院古代史所的张国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罗祎楠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俞菁慧。

王申以货币财政为视角，抓住货币财政中“钱”作为核算工具与主要结算工具这一职能，对比唐代的两税法与宋代的熙宁新法。唐代钱额征钱的两税法，最终退化为物额征物，未能实现货币财政的目标。宋代的熙宁新法则达构建的财政体系以开阖敛散之权为基础，动用货币这一工具，充分发挥货币的核算、结算职能，进而使国家控制价格，真正实现了货币财政。

王申认为：唐代两税法和宋代熙宁变法的设计都强调货币的中心地位。但保障货币中心地位的核心在于充分发挥货币的核算、结算职能，进而使国家控制价格。如果无法控制价格，国家在获取财政物资时就会付出极大的经济或社会成本，并最终导致货币财政失败，唐代两税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北宋熙宁新法能够建立起货币财政，并不只是大量铸造、使用货币这么简单，关键在于保障了货币的流通渠道，并利用青苗借贷、市易、均输法中官府大量占有货币调控市场的办法，发挥了货币的核算职能，比较好地掌控了价格。即将物资的市场价格固定为财政价格，并利用经济手段和超经济手段，把市场价格稳定在财政价格上下。这样价格就可以成为国家调拨财政资源的指令性数字，既便于调拨，又便于核算财政收支的盈亏。当然，由于国家并不直接掌握农产品的生产，货币财政也就不可能百分百地完美实现。

三位与谈人以及其他各位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十分激烈的讨论。俞菁慧以免役法的具体政策逻辑为例，为王申的研究做补充。罗祎楠针对现代经济学概念应当如何运用于古代史研究，如何解释中国历史上的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张国旺则从唐宋金元财政政策延续性的角度进行探讨。

沙龙现场

在报告结束后的圆桌讨论环节。中国社科院古代史所的乌云高娃、关树东、蔡春娟、康鹏、林鹄，历史理论研究所的常文相、刘力耘等各位学者也针对本次探讨的主题，结合自身的研究兴趣，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其中包括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辽金时期的税法与财政，各类经济史史料的解读方式，现代经济学理论、概念诸如“循环”“流通”等，如何反思性地运用于古代史研究，以及经济财政与教育文化的关系等多方面问题。讨论不仅涉及宋元时期经济、货币与财政等领域，更进一步延伸到了概念辨析、古今关系、中西关系以及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交互。

总体而言，三位报告人均提出最新的学术成果和大家交流，内容扎实、丰富、细密，且彼此之间形成了“同一视域，不同视角”的配合关系，大大深化了对于王安石经济改革的认识与理解。与谈人和各位参与讨论的老师也各抒己见，精彩纷呈。

学术沙龙最后，由中国社科院古代史所宋辽西夏金史研究室主任康鹏总结。康鹏回顾了本场沙龙的主要内容，认为这是一场非常高质量的学术对话，对相关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挖掘探索。而关于王安石研究，还有很多的议题可以展开，熙宁新法牵涉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学术以及宋辽夏之间的关系等诸多面向，以后还可以以此为基点，接续举办更多的论坛。也可以以此为契机，促进北京地区宋辽金元史学界的同仁经常聚会，打破断代史的藩篱，交流各自的研究心得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