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宪法从制宪权的角度分为钦定、协定、民定三种，很有可能是日本明治时代宪法学家的创造，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明治制宪的理论指导。20世纪初年，这一学说被中国人袭用，却引来一段血雨腥风，朝野围绕中国宪法究竟该钦定还是协定、民定，相争相杀，直至帝制终结，共和降临。
这场制宪权之争虽以君权的失败和民权的胜利告终，但是，开始的时候，君权却并未意识到自己可能失败，恰恰相反，君权深信自己能够获得成功。因为清廷派出的两波考察大臣，一则认定宪法可以巩固君权，二则找到了借宪法巩固君权的途径：用钦定的办法制宪。并且，似乎不能说考察大臣们所言为无根之谈。他们的考察对象都是日本，日本用钦定的方法制定了一部宪法，立宪之后，天皇的权力增强了。日本能通过立宪巩固君权，大清当然也可以！于是，从预备立宪一开始，清廷就打定主意，要通过立宪巩固君权，并且认定，巩固君权的一个重要法门，就是用钦定的方法制宪。而确保钦定的关键，在于不给人民参与的机会。在立宪政体下，人民参政的主要途径是国会。因此，为了确保钦定，就必须制定宪法在先，召开国会在后。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曾被慈禧太后幽禁在这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死于此地。
1908年，立宪派呼吁宣布召开国会年限之际，清廷颁布《宪法大纲》，明确规定，大清的宪法，将以钦定的办法制定。同时颁布的九年筹备清单，规定先颁布宪法后召集国会议员，无疑也是为了确保宪法钦定。
1910年，人民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清廷被迫宣布缩改于宣统五年（1913）召开国会的同时，宣称在开国会之前，有很多必须事先做好的事情，其中至为关键的一项，就是依据《宪法大纲》，制定大清宪法。因此，国会请愿运动虽然缩短了开国会的年限，但并未改变清廷钦定制宪的方针。而在宣布开国会年限的次日，清廷即派遣溥伦、载泽两位皇亲主持制宪，可谓紧锣密鼓。
但是，虽然机关算尽，却非但未能巩固君权，甚至未能保住君位，那又是为何？从根本上讲，乃是因为巩固君权的追求，违背了立宪的基本原则。
原来，清廷的师法对象日本，虽然确实通过立宪巩固了君权，但这只是立宪的特例，而非立宪的通则。各国之所以会有立宪运动，都是人民不满于独裁君主的专制统治，起而反抗，其结果都是民权得到伸张，君权遭到削弱。唯独日本，在立宪之前，国家大权不在天皇，而在幕府。天皇名号虽尊，但徒拥虚位。倒幕立宪之后，将原属幕府的一部分权力划归天皇，故日本在立宪之后出现了君主的权力比立宪之前增强的独特现象。也就是说，同样是立宪国，一般国家因立宪前君主拥有专制大权，都是通过削夺君权而成，而日本，则因立宪前君主徒拥虚位，乃是通过加强君权而成。
显然，限制君权才是立宪的基本原则，巩固君权则违背这一原则。当然，如果立宪前的状况与日本相似，则也不妨以巩固君权为追求。但是，中国在立宪前的君主，不是日本那种没有实权的君主，而是别国那种拥有专制大权的君主，因此，日本其实无法作为大清师法的对象。清廷之所以坚持师法日本，而不师法别国，仅仅是因为日本通过立宪巩固了君权这一现象，与自己一心要死守君权的私念相合而已，并未深究日本的情形是否符合立宪的通例，也未深究中国在立宪前的情形是否与日本相同。结果，它越是一意孤行要巩固君权，越是让人觉得它缺乏改革政治的诚意，最终使自己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君权、君位一并失去。
当然，清廷在最后时刻还是放弃了钦定。这一过程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乃是它迫于压力宣布修正制宪方式的第一道上谕。该上谕命令以溥伦和载泽为首的制宪班子迅速遵照钦定的《宪法大纲》，将宪法条文拟齐，以便交给资政院“协赞”。这在清季制宪史上是一个转折，表明清廷已放弃钦定，承认协定的制宪方式。之所以能出现这一转折，是因为此时的清廷已切实感受到，这一回遭遇的可能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但即使在这个时候，它也还在垂死挣扎，试图将一份以巩固君权为依归的宪法草案提交给资政院，以便尽可能地保住君主大权。在这一上谕遭到强有力的反对之后，清廷才宣布，宪法的起草权交给资政院，放弃溥伦和载泽主持拟定的宪法草案。
在这一幕活剧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清廷对于君权的执念，堪称执迷不悟，至死方休。
（本文节选自《钦定、协定与民定 : 清季制宪研究》，彭剑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谭徐锋工作室2021年6月出版，330页，79.00元。彭剑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以辛亥前后史事为学术专攻，尤致力于清朝季年的宪政，已出版《清季宪政大辩论》、《清季宪政编查馆研究》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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