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家事：《致身录》与吴江黄溪史氏的命运

有明一代，历十五朝，先后出现两次逼宫夺位事件，分别是发生于建文朝的“壬午之变”和发生于景泰朝的“南宫复辟”。尽管两次事件的性质存在着较大差异，却直接造成建文、景泰二朝的终结，两段历史也被人为地篡改甚至被刻意抹去。明宪宗即位后，重新恢复了其叔父景泰帝的历史地位，并定其谥号为“恭仁康定景皇帝”。然而，自明成祖即位之后，即刻意采取革除、扭曲、隐没等手段，对建文年号与治绩加以彻底抹煞，遭到抹杀命运的建文朝也因此被后世称作“革朝”。直至成弘时期，建文朝仍然是官方历史编撰的禁区，不仅实录严重失载该朝政事，建文君臣亦长期被塑造为反面形象。国史阙失，于是野史传说迭出，有关建文朝的各种历史记忆在民间以私相传述的方式延续下来。正嘉之际，以宋端仪的《革除录》、张芹的《备遗录》、黄佐的《革除遗事》和姜清的《姜氏秘史》等为代表，将各种有关建文朝死难忠臣的事迹陆续挖掘出来并编辑成书。建文帝出亡逊国的传说也在祝允明的《野记》、王鏊的《守溪笔记》等野史笔记中相继出现，并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拾，逐渐取代焚亡说的定论，成为建文帝下落的主旋律。万历朝，随着建文朝臣外亲的一体放赦及建文年号的恢复，相关文献更是层出不穷，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和朱鹭的《建文书法儗》为集大成者。万历末岁以后问世的《致身录》、《从亡笔记》等书则将这一趋势推向顶峰。

《致身录》托名吴江史仲彬所作，据说先由翰林修撰焦竑发现于茅山，后经史氏裔孙史册、史兆斗等整理后流传于世。该书以史仲彬为第一人称，叙述了自洪武三十一年（1398）至洪熙元年（1425）间仲彬在朝任官及与其他二十一名臣子一道随建文帝逃亡的过程。该书甫一出现，即饱受争议。沈德符率先发难，直斥《致身录》为伪书，不仅质疑了建文帝数度自由往来于西南和江南之间的可能性，而且尖锐地指出：“伪撰之人，不晓本期典制，所称官秩，皆国初所无。”作为一部经得起考验的史学著作，如果在典制上出现重大问题，在严肃的学者眼中是难以容忍的。之后钱谦益、潘耒等则对《致身录》的文本进行了更深入的辨析，他们对书中的典制问题作了具体的举证，并依据刊刻于正嘉年间的吴宽的《匏翁家藏集》及史仲彬后人史鉴的《西村集》中所记史仲彬的实际事迹，认定所谓“史仲彬”实为“史彬”，其身份也不是建文翰林侍书，而是明初吴江地方一粮长，不仅史彬在建文朝的官绩全虚，随亡之事亦全是空穴来风。然而，并非所有的文人名士均对《致身录》持怀疑态度，陈仁锡、陈继儒、文震孟、陈懿典、钱士升、李日华等江南名士纷纷为该书撰序作跋，高度认可了史仲彬的忠节事迹及《致身录》的价值，从而大大助长了该书的流传和影响力。史氏后裔也以《致身录》为利器，于明清之际先后将先祖“史仲彬”成功入祀嘉兴府和苏州府的乡贤祠。

《致身录》康熙八年刻本书影

乾隆初，随着《明史》的定稿，《致身录》的真伪终于得到了官修正史的“权威”认定，“仲彬实未尝为侍书，录盖晚出，附会不足信”。进入20世纪以来，除了极少数的学者之外，《致身录》的真伪问题已在史学界形成共识。胡适认为，《致身录》“完全是小说口吻，全无史料价值”；孟森认为，“夫言《致身录》等书为伪，即其所叙之情节亦皆伪，无足致辨”；黄云眉亦断言：“致身录系伪书，不足信”。

近年来的研究趋向出现了新的转向。一些学者对《致身录》本文的真伪存而不论，转而从文本生成、历史叙事、历史记忆、读者反应、商业文化等角度，审视后人是如何对建文朝历史进行收编、重构和再诠释的。与此同时，出于建文朝臣的事迹在有明一代被同籍乡绅和地方官员不断挖掘的历史事实，地方史的视角亦逐渐成为国史撰修之外另一重要研究取向。丁修真是首位利用吴江黄溪史氏家族文献《史氏家乘》研究《致身录》的学者，他从士人交往、地域家族和建文传说的传播与衍变等角度出发，对《致身录》所依托的历史背景及其流传过程中所呈现的地域因素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讨，认为史氏家族利用地方传说修改家族历史以谋求新的发展机遇的特殊需要，乃是《致身录》产生和流传的主要动机。此外，部分史氏后裔出于宗亲情结，从家史的角度持续介入史仲彬和建文历史的研究，成为《致身录》相关文献搜集及研究的另一支力量，他们或许缺少必要的专业素养，探讨的也未必是重要的学术问题，但其发现关键线索的能力却往往不容忽略。

丁修真所引的《史氏家乘》全称《吴中派史氏家乘》，清抄本，现藏于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编者为史积中。原书40卷，现存24卷，封面盖有“柳亚子先生赠书”章。史积中生平事迹未详，根据清刻本《史氏吴中派族谱》中的世系和行辈信息，积字辈为五十四世，比活跃在康熙中后期的五十二世裔孙史编年和史炜晚两代，由此可以推测，史积中大概生活在乾嘉时代。家乘目前所存的24卷，自第十一卷始，至四十卷终，十卷之前的世系、谱序等内容不存，现存的部分主要包括诗文、传记、杂记等。其中，卷十一至十三为传记、墓志铭、神道碑、墓表等，达百余篇之多，是全面了解吴江黄溪史氏的重要线索。丁修真前揭文只利用了其中的9种，史氏家族元明以降的发展脉络仍有很多谜团未解，家族内部不同房派之间的复杂关系亦未深究。而后者恰是解开《致身录》编撰和流传之谜不容回避的环节。《吴中派史氏家乘》卷二十二收录了《致身录》全文，卷二十三则收录了史炜针对钱谦益的“十无说”和潘耒的“四谬三妄说”的辩驳文字，将之视为史氏文献的“百科全书”似并不过分。近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陈乃乾在该书封底题道：“《史氏家乘》四十卷，佚存二十四卷，所采诗文颇有溢出专集之外者，而字句亦多异同，欲聚诸家刻本刊之，苦未暇也。”此处所谓《专集》当指史鉴之《西村集》。考虑到《西村集》与《致身录》之间存在较为激烈的文本冲突，《吴中派史氏家乘》中所收的包括史鉴在内历代史氏族人的丰富诗文，或可成为解开《致身录》出生证明的一把钥匙。

除此而外，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还保存了另外几种与史氏家族相关的重要文献，迄今几乎未引起学界的应有关注。第一种为《史氏吴中派文献谱》（抄本），计5册，第一、二册作者题名为“吴中裔孙鹏生述、册总辑、在相重订，在枚参校”，第三至五册作者题名为“四十九世册纂述、五十一世在相重辑、弟在枚参订，男凤来、侄奎光仝校”。史鹏生生活于嘉万时期，卒于万历十八年（1590）；史册为鹏生嫡孙，卒于崇祯十二年（1639），是《致身录》发现、整理与流传的关键人物；史在相和史在枚均为史册之孙，主要生活在康熙时期，在相曾于康熙八年（1669）重刻校定《致身录》。凤来为在相第三子，奎光为在枚之子，与康熙朝积极运作将史仲彬入祀苏州府乡贤祠的史编年和史炜为堂兄弟。《史氏吴中派文献谱》的内容与《吴中派史氏家乘》有所交叉，但更具自身特色。第一册主要记载史氏远祖东汉溧阳侯史崇的事迹和后人拜谒溧阳史侯庙的相关题咏；第二册收录了史崇后裔特别是五代时期迁至嘉兴支派族人的传记、诗文等；第三册则专录史仲彬及乃父史居仁的传记，史仲彬入祀嘉兴、苏州二府乡贤祠的往来公文及户帖、勅谕、勅命、诰命、免役帖等重要文件；第四册内容庞杂，以文人名士为《致身录》和史忠献公祠所作的序跋、题咏为主，兼及少许史氏族人的传记；第五册主要辑录了府县志和同时代建文朝文献中的史仲彬传记，朱国桢、陈仁锡等人所撰史氏家庙碑记及王廷宰、陈继儒、钱士升、张溥、丁澎、顾汧、杜臻等为《致身录》和《流芳录》（即《致身录》之增订本）所撰序文。其中，《流芳录》诸序文为其他版本的《致身录》和史氏家族文献所缺失，故弥足珍贵。《史氏吴中派文献谱》漫长的成书过程，恰与《致身录》从发现、刊刻到流传的过程相始终，将两者作必要的比勘，无疑有助于了解《致身录》成书的动机与吴江黄溪史氏命运的脉动。

第二种为崇祯《吴江县志》（抄本），编撰者为史册，增补者为史在相。该志十册，二十二卷首一卷，记事至清初止，与《史氏吴中派文献谱》属同一时期文献。其中卷二《市镇》、卷十《园第》、卷十二《风俗》、卷十四《宗祠》、卷十五《人物志（附乡贤议）》、卷二十《集文》，对黄溪史氏家庙、族产、家族、名人等相关的情况多有记述，可补《吴中派史氏家乘》和《史氏吴中派文献谱》之阙。崇祯《吴江县志》的前身为史鉴所纂成化《吴江县志》，后者亦称《松陵志》，道光年间犹存。成化《吴江县志》的政令类部分被乾隆《吴江县志》以“史鉴曰”的方式节录于卷十二至十七的“赋役志”当中，史料价值极高，涉及额征、徭役、贡办、杂税诸门之高见，日本明清史大家森正夫先生将之称作《史鉴备忘录》，并以之为基础，探讨了苏州从“论粮加耗”到“论田加耗”改革的历程。

第三种为《西村先生集》（抄本），二十八卷，六册，作者为史彬之曾孙史鉴。与最为流行的四库全书八卷本《西村集》相较，内容要更为丰富。四库版《西村集》提要云：“王士桢《香祖笔记》曰：吴江门人徐翰林电发（即徐釚——引者注）寄西村集二十八卷，其乡前辈史鉴明古著也。……是鉴集本二十八卷尚非完帙，然今未见继儒所选本，故仍以此本著录，而附载具卷帙之异同备考证焉。”可见四库全书在征集《西村集》时，并未见到更为完整的二十八卷本，进而亦未敢确认徐釚手头的二十八卷本与世传之陈继儒选本是否为同一版本。南京图书馆所藏二十八卷的《西村先生集》首页题名曰：“松陵史鉴明古父著，云间陈继儒醇儒父校，门人文徵明阅耳，孙册编辑”，确定是陈继儒选定本无疑。目录之后还抄有晚清著名藏书家徐渭仁的亲笔鉴定：“此本正是陈眉公（即陈继儒——引者注）选定二十八卷，徐虹亭太史（即徐釚——引者注）之印记，前后俱存，第六本更有虹亭手写列朝诗小传一则，盖即《池北偶谈》所载四库未见之本也。”《西村先生集》的重新发现，固然有其版本目录学上的意义，于《致身录》的真伪而言，价值也不容小觑，因为里面录有史鉴为其曾祖史彬所撰的行状。钱谦益和潘耒对史仲彬身份的认定，依据的主要证据即来自吴宽的墓表和史鉴的行状。四库本提要亦深深察觉到两者之间的关联性，直接挑明：“集中有曾祖文质府君行状，祗言洪武中缚贪吏诣阙事，无一语及靖难。” 表露出对这一公案的基本态度。

嘉靖八年《西村集》刊本书影

以上四种文献，虽与史氏族人有着深刻的联系，但均未记录家族世系和房派等重要信息。所幸上海图书馆家谱文献阅览室藏有乾隆刊本《史氏吴中派族谱》，该谱最早由史彬之子史晟开创，之后经史鉴、史鹏生、史中经、史册数代人的努力，逐渐形成目前的兼采欧苏谱法的基本结构。其中最大的一次改动是，自崇祯七年（1634）始，史册成功地在家谱的世传中“恢复”了史彬建文朝臣的身份，“仲彬，字文质，号清远，洪武戊寅明经科进士，翰林院侍读学士，直文渊阁侍书”。

史册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黄溪志》已经亡佚。清道光间，黄溪人钱墀曾蒙发编志之愿，拟用以作参考，“尝求其原稿,渺不可得,仅得其家乘中所录一卷,殆非全本”。钱志“五易稿而成”，保留了大量关于史氏的人物、传记、诗文、宅第和逸闻，且由于成书较晚，可补康熙朝至道光朝史氏文献之缺。

通过比勘及梳理以上文本之间的关系，不难厘清《致身录》与史氏家族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关《致身录》制造及流传的诸多谜团或可引刃而解。以往学者或将《致身录》置于建文史学的系统中辨其真伪，或利用其中丰富的“副文本”（序跋）试图建构出一条史氏谱系，固然可以部分探寻出《致身录》成书过程中的蛛丝马迹，但如果不回归到黄溪史氏几代甚至十几代的文献层累和日常生活当中，多少有隔靴搔痒之嫌。史氏家族文献将史仲彬事迹、致身录序跋、族人诗文、传记墓志及官诰文书加以混编，恰好为我们开启了一个独特的窗口。如果循着这一线索，不仅有助于了解《致身录》成书的真正动机和历次翻刻的基本脉络，而且可以通过一个家族历史的缩影透视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变迁中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结构性的图景。

[本文选摘自《国史家事：〈致身录〉与吴江黄溪史氏的命运》（吴滔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一书“导论”，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后附本书“后记”。]

附：

这本小书的最初构想，来自2015年岁末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出席AOE项目中期工作会议的会议间隙。当时，我以本书的副标题为题，提交了一篇会议论文，得到了赵世瑜教授的鼓励和认可。他认为这篇新作探索了一些有意思的话题，跟我之前的文风和取向有着很大的不同，应该将之扩充成一本五至十万字的小书，放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策划编辑的“历史人类学小丛书”里。而我也早有撰写之意，并想当然地认为原来就有近两万字的基础，改编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就欣然答应了。

在我刚刚入职中山大学的2005年左右，曾经花了一二年时间漫无目的地翻阅江南地区所有的乡镇志。在翻到吴江《黄溪志》时，首次接触到志中所记史仲彬护驾建文帝的传说，形成了较为深刻的印象。之后不久，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和上海图书馆家谱文献部先后浏览过《史氏吴中派文献谱》《史氏吴中派族谱》等黄溪史氏家族文献，于是萌生了围绕黄溪史氏和建文传说作一些专题研究的想法。恰在此时，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张妍妍想要探索建文帝的孩童形象，进而考察明清时代人们潜意识之中正统观的归属问题。由于一直没有可靠的史料做支撑，于是我就把黄溪史氏及其建文帝传说的题目先交给她来做。在我的指导下，她于2008年写成硕士论文《笔力乱神：<致身录>流传前后黄溪史氏家族史的建构》。

2011年，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举办全国博士生论坛，当初还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的丁修真也以《士人交往、地方家族与建文传说——以<致身录>的出现为中心》为题报名参会，并和同时与会的张妍妍分在了同一个小组。他使用了被我所忽略的史积中所辑《吴中派史氏家乘》，给我们以很大启示。之后数年，每有回南京探望父母的机会，我就会去南京图书馆抄录这部20余卷的大部头。于是，才会有《<致身录>与吴江黄溪史氏的命运》一文的问世。这篇文章是我和张妍妍合作撰写的，后刊发于《明史研究》第15辑上。

然而，随着2016年我被委派到珠海校区创办中山大学第二个历史学系，各项行政任务接踵而至，能够静下心来做研究的时间越来越少，修订扩充工作逐渐变得遥遥无期。就在书稿可能会“流产”的当口，特别要感谢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的唐力行教授和徐茂明教授，2017年和2018年他们坚持邀请我出席一年一度的“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论坛”，并让我一定提交参会论文，直接催生出《明代永充粮长与嫡长子继承——基于吴江黄溪史氏家族文献的考察》《技术传播、商业资本与绫绸之利：吴江黄溪史氏经商活动探颐》二文。有了以上三篇论文为班底，书稿的雏形渐明，修改终于变得更具操作性。

黄家溪访谈

黄家溪泰安桥今状

虽然赵世瑜老师及本书的总策划宋旭景女士在正式约稿时向我透露，即便是在探索过程中的“测水”之作亦可在丛书中拥有一席之地，然而，一旦真的要将这本小书“孵化”出来，却委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先是由于个人电脑操作不当，使数万字的史料长编变成乱码，又得重新输入，严重影响了总体进度。而由书稿所连带出来的各种难题诸如赋役财政、宗法礼制、国家祀典、正史编撰等等，均在不同程度上挑战了我既有的知识边界，充满“陷阱”的史氏家族文献也令我时刻保持着谨小慎微的警惕之心，甚至不敢越雷池半步。具有浓厚个案研究色彩的本书，或许注定得不出一些过于宏观或者中观的结论，也成为不了入行以来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但一旦涉及无法绕开的重要学术论题，我都会在前贤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发扬“小题大做”的优良传统，尽我所能发表对所涉问题的基本看法。正是因为有太多的“牵扯”，撰稿期间，我一方面向宋旭景女士不断展示着我的研究进展，另一方面，面对她的一再督促，却又不得不以各种理由对她加以搪塞。直至2020年初，随着创系工作逐渐走上正轨，又恰逢新冠肺炎疫情所引致的“禁足令”，让我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家中“闭关”，这多少给予我了足够长的修订书稿的时间。

在修改书稿的过程中，我又相继发现了《世祖学士忠献公致身自序》《奇忠志》等《致身录》的不同版本及之前误以为失传了的嘉靖刊本《西村集》，大大丰富了我对《致身录》《西村集》等重要文献版本源流和流传机制的认知。越是有了新材料的发现，越是觉得最初那篇小文之幼稚。最终形成的这部书稿，已经对之前的部分推论进行了较为彻底的颠覆，甚至可以用“脱胎换骨”来概括。特别要感谢系里的同事李朝凯博士和黄圣修博士，经他们之手让我第一时间获得了台湾学者李琼云和何幸真的相关研究成果。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周健副教授为我及时提供了上海图书馆疫情防控期间的开放信息，并专门复制了《致身录》崇祯二年刻本的书影；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的祁刚博士则提供了《西村先生集》中的《曾祖清远府君行状》的影印件；我的研究生阮宝玉、张叶、黄潇、田思晨或帮助核对史料，或帮助画家族世系图；责任编辑岳蕾女士尽可能地核对了书中所征引的史料，将错讹降到最低。这些援手对于书稿的最终完成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忱。

感谢刘志伟教授、赵世瑜教授、郑振满教授、夏维中教授、张应强教授、张侃教授、佐藤仁史教授、于薇教授、谢湜教授，耐心地倾听我尚不成熟的想法，并给我以具体的建议。尤其是于薇教授，她对我从事明清江南研究的诸多期待常常超出我的能力范围，然而，正是她每一次“纯学术的拷问”，让表面不太服气的我有了新的努力方向。感谢苏州科技大学的张笑川教授专程陪同我去黄家溪村寻访史迹，走进历史现场。感谢我们系的年轻同事，在2020年度校庆报告会上对我这项研究的关注。如果没有众多师友的帮助和鼓励，本书绝不可能以现在的面貌呈现于此。

最后，感谢我的太太，五年来我常奔波于珠海和广州两地，无暇顾及家庭，对于她的亏欠实在太多。在最艰难的时候，她始终鼓励我坚守学者本色，并默默地支持着我的工作，毫无怨言。随着父母进入耄耋之年，我却不能在身边时常陪伴，感谢姐姐和弟弟的悉心照料，让我在遥远的南国能够继续安心我热爱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