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字适之）与丁文江（字在君）均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知名学者，是各自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一个是人文学者，却竭力为科学而呐喊宣传，热情辩护；一个是科学家，却热衷于人文学科，为人文学科的科学化而殚思竭虑，煞费苦心。”大约1920年3月，经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介绍，胡适与丁文江初次晤面。他俩经历相似，志趣相投，因此一见如故。此后交往频繁，相互影响而又相互支持，成为一对相知相惜的好朋友。但是思想体系的差异也曾使二人观点相左、思想对立，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
胡适
挚友
作为自然科学家的丁文江，对政治也极为痴迷，对胡适早前津津乐道的“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很不以为然，他对胡适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丁文江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正是在丁文江的大力推动下，胡适介入政治，一对挚友携手缔造了议政论政的共同事业。
1921年5月，在丁文江的鼓动下，胡适、王徵、任鸿隽等组织了“努力会”。胡适草拟的组织大纲中提出了“我们当尽我们的能力谋中国政治的改善与社会的进步”。有了“努力会”这个议论时政的组织，就要去寻求合适的发言方式。1922年3月，胡适与丁文江书信往来，讨论建立一个公共平台来公开政见，监督政治。4月，丁文江与胡适面谈，落实具体事宜。最后由丁文江提议努力会的成员每人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5％作为办报经费，报纸由胡适命名为《努力周报》。
1922年5月7日《努力周报》创刊，其核心成员除丁胡二人外，还有高一涵、朱经农、徐新六、任鸿隽、陶孟和、张慰慈等，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首次聚集。5月14日，在《努力周报》第2期上发表了胡适、丁文江和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他们思考已久的治世良方——“好政府主义”，引起社会各界热议。
早在1921年，胡适就提出要一班“好人”都结合起来，为实现好政府作积极的奋斗。“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丁文江则呼吁“好人出来奋斗”。正当胡适和丁文江在全力以赴宣传好政府主义之时，现实政治出现奇异一幕：在政治主张中签名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三人于1922年9月出任内阁总理、财政总长和教育总长，史称“好人内阁”。丁文江、胡适大喜过望，提出全盘方案，满怀信心地指导王宠惠等治国理政。可惜，军阀当道，翻云覆雨，两个月后，王宠惠内阁被迫辞职，罗文干锒铛入狱，“好政府主义”宣告破产。《努力周报》也在四面楚歌中于1923年10月31日停刊。胡适、丁文江“努力”介入政治，却以惨败告终。胡适回顾这段历程说：“一年半来一切谋求政治改革的梦想都失败了，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
《努力周报》停刊后，丁、胡二人并未远离政治，一直游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更是迎来了倾力问政的另一高峰。
国难当头，丁文江和胡适再次走到一起，和几个朋友成立了“独立评论社”。后又按照丁文江的提议，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作为办刊经费。经半年筹备，1932年5月22日，由胡适任主编，丁文江任助编的《独立评论》正式出版。《独立评论》出版后，社会声誉和影响越来越大，发行量节节上升，到第4年高达13,000多份，在全国报刊中独树一帜，被胡适称为“小册子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
《独立评论》于1937年7月25日停刊。5年间，共刊载了1309篇文章，其中胡适撰写的文章有123篇，是编辑时间最长，作文最多的。丁文江仅次于胡适，从创刊到其去世前三年零七个月的时间撰写文章64篇。胡适说，就在丁文江最忙的时候，我的一封告急信过去，他总会腾出工夫写文章寄来。丁文江也常常自夸，他是胡适“最出力的投稿者”。研究胡适的美国学者贾祖麟认为：“《努力周报》与其说是胡适的事业，不如说是丁的事业。”《独立评论》同样如此。胡适对此亦深有体会，他说：“在君治学之外，实有办事的干才，不像我们书生只拿笔杆，不能做事。”
战友
1923年2月，张君劢应吴文藻之邀，向一群即将出国赴美的清华学生作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在演讲中，张对“科学万能”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断言：“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该文随后刊发在《清华周刊》第272期上。此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丁文江的注意，在私下多次与张君劢商榷无效后，他不得不撰文公开予以反击，从而挑起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这是中西文化接触以来的第一次大论战。这次论战参与人数之多，内容之广，意义之深远均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所罕见。
丁文江在公开发文前曾多次与张君劢私下交流，并于3月26日的信中将他与张在24日的一次论辩详细告诉胡适。私下交流无法达成一致，为防“谬种流传”，丁文江在4月份《努力周报》第48、49期发表一万字的长文《玄学与科学》。他把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斥为“玄学”，称张君劢“玄学鬼附身”，并从八个方面驳斥了张君劢。丁的结论是：只有科学才能解决人生问题，玄学只能误人子弟。
丁张的论争引起了广泛关注，学界名流纷纷卷入。科学派除主将丁文江外，还有胡适、任叔永、朱经农、吴稚晖、唐钺、王星拱、章鸿钊、孙伏园等，玄学派除主将张君劢外，还有梁启超、张东荪、菊农、林宰平、范寿康等。
论战期间，胡适正在杭州烟霞洞养病。他抱病通读了张丁“打的笔墨官司”“未免有点手痒”，于5月11日，挥笔写就《孙行者与张君劢》一文加入科学派，成为与丁文江并肩作战的“战友”。文中他把张君劢比作孙悟空，而把“赛先生（科学）和罗辑先生（逻辑）”比作如来佛；认为玄学纵有天大的本领，也跳不出科学的掌心。此后因乐享“烟霞山月，神仙生活”而无暇参战。直到11月29日为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写了长序，对这场论战进行了总结。在长序中，他较为系统地批评了张君劢的论点，但同时也指出丁文江等科学派的不足，即没有具体说明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却抽象地力争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
这场论战以科学派的获胜而告终，丁文江、胡适等人大力提倡科学，影响、启发了一代中国人的理论思考。
诤友
与胡适的学者身份不同，丁文江兼有“实干家”的秉性，这决定了两人论政中虽在许多问题上屡有契合，但关注角度不同。胡适着眼于民主制度的构建，丁文江多注重实际的“可操作性”，这使二人观点出现差异，最终在国难日益危迫的特定形势下发展为民主与独裁之争。
民主与独裁之争，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国际上，西方民主政体因日益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受到严峻挑战。国内，《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于1931年5月被通过，国民党一党专政以法律的形式被确认，因此有人开始倡导实行专制政体。
1933年11月，蒋廷黻发表《革命与专制》一文引起胡适警觉，胡适随即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再论建国与专制》等文对蒋的观点表示反对，由此开启了民主与独裁之争。
这场争论吸引了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当时社会的重要舆论力量，如蓝衣社、独立评论派、再生派、救国会、中社，以及《申报》《中央日报》《大公报》《民国日报》《晨报》等，无不卷入，形成了一场阵势壮观的思想大论战。
争论的初期，丁文江并未参与。此时，他刚从美国、苏联考察回国。考察中，举目所见尽是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辉煌业绩和罗斯福新政的勃勃生机。这对丁文江产生了触动，他的政治思想发生了一定转变。
1934年12月，胡适再次发文《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以批评钱端升、吴景超等人鼓吹独裁政治的观点，从而触动了丁文江。丁文江撰写了《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发表在《大公报》上。并在当月14日致胡适的信中说明这篇文章正是对胡适上文观点的“针锋相对之作”。事实确实如此，胡适认为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决定独裁绝无可能。丁文江则相信“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丁为此提出“新式独裁”作为现实政治的改进方向，所谓“新式”是指：独裁的首领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尤其是能够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调动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
“新式独裁”论点一出，迅即引发新一轮论战热潮。这其中作出最激烈反应的是胡适。看到丁的文章，胡适感觉极度惊讶和失望，想要狠狠批驳丁文江的观点，急忙写出《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一文，和丁文江的文章同时刊登在《独立评论》第133号上，隐约有挞伐异端以正视听的用意。胡适认为丁文江对民主政治并不了解。他指出观点的分歧倒在其次，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关重要。他阐明实行独裁政治的危害性，并警告丁文江不可助纣为虐。他说：“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
对丁文江的激烈情绪也反映在胡适日记里。1935年初，胡适在日记里录有对前一年的简短总结，主题即为此次论战，文中提及的唯一他人就是“丁文江先生”，这一称呼在胡适日记里仅此一次，一般都称“在君”“文江”或“丁在君”“丁文江”，隐含对丁氏立场的极度不满。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他看了丁文后颇感失望，即作长信（即《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答他，又附一短信说：“你们这班教猱升木的学者们，将来总有一天要回想我的话。那时我也许早已被‘少壮干部’干掉了，可是国家必定也已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时你们要忏悔自己误国之罪，也来不及了。”
对胡适的反驳，丁文江很不服气，撰写了《再论民主与独裁》，指出“我们饱尝专制的痛苦，而不能得到独裁的利益。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持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有自杀或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他反诘说：“胡适之先生忘记今日中国的实际了。‘猱’也罢，‘三岁小孩’也罢，木已经升了，火已经放了，我们教不教是毫无关系的。我们的责任是使这种火少烧几间有用的建筑，多烧几间腐朽的庙堂。”
对丁论极为不满的胡适20多年后再次通读丁文江的文章，豁然体悟到了“他的爱国苦心、他的科学态度、他的细密思考”，尽管仍然不同意他的看法。
益友
胡适和丁文江相知很深、相惜甚重。胡适说：“在君是最爱我的一个朋友，他待我真热心。”丁文江住在天津的时候，胡适只要去天津，大多时间住在丁文江家。后来，丁文江搬到北平，当时寓居上海的胡适到北平开会，一个多月的时间，在丁文江家住了半个月。
胡适爱喝酒。丁文江担心胡适饮酒过量伤害身体，就多次劝胡适戒酒，还选出胡适《朋友篇》里的诗句请梁启超写在扇面上送给胡适，委婉地劝他戒酒。1930年，胡适从上海回北平，丁文江知道朋友们为胡适送行，免不了要喝大酒，接连写了两封信，力劝他戒酒。几天后，丁文江读书时看到有首《樊推官劝予止酒》，特地抄下来寄给胡适。这都令胡适很感动，说：“我很感谢他的情意，从此把他看作一个人生很难得的‘益友’”。
胡适说丁文江“最注重生活的舒适和休息的重要”，几乎每年都要找地方避暑。他还邀请朋友同去，受邀最多的就是胡适。1931年，丁文江邀胡适来秦皇岛度假。胡适带儿子祖望到秦，和丁文江一家度过十天快乐时光。临别依依，丁文江用他俩一起背诵过的元稹送白居易诗原韵，作两首诗为胡适送别：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流连别更难。从此听涛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欢。逢君每觉青来眼，顾我而今白到须。此别原知旬日事，小儿女态未能无。
胡适回到北平后，也以原韵作诗答丁文江：
乱世偷闲非易事，良朋久居更艰难。高谈低唱听涛坐，六七年来无此欢。无多余勇堪浮海，应有仙方可黑须。别后至今将七日，灵丹添得几丸无？
除了日常生活的关怀外，丁文江更关心胡适的学术活动。1923年，胡适向北京大学请长假在南方休养。假满后，何去何从，胡适犹豫不决。丁文江出了三策：“移居南方，专事著作为上策；北回后，住西山，专事写作为中策；回北大，加入漩涡为下策。”胡适感到“上策势有所不能，下策心有所不欲”，遂采取了中策。丁文江在1935年4月给胡适的信中说：“你最好还是著你的书……你的朋友虽然也爱你的人，然而我尤其爱你的工作。这一年来你好像是一只不生牛奶的瘦牛，所以我要给你找一块新的草地，希望你挤出一点奶来。”
1936年1月5日，丁文江在长沙去世。胡适悲痛不已，情难自禁。2月9日夜，他写了长文《丁在君这个人》，赞扬丁文江的学问人格。又用元稹诗原韵写了两首诗纪念好友：
明知一死了百愿，无奈余哀欲绝难！高谈看月听涛坐，从此终生无此欢！爱憎能作青白眼，妩媚不嫌虬怒须。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风流一代无！
2月16日，胡适收集丁文江众多好友、学生的回忆文章18篇，利用《独立评论》第188期专门编辑了一期《纪念丁文江先生专号》，以示怀念。
1955年秋，客居美国纽约的胡适放下手中的所有工作，集中精力，搜集资料，历时4个月，撰写了一本长达12万字的《丁文江的传记》。这是胡适写的篇幅最长、用力最深的一本值得称道的优秀传记，这本传世之作表达了他对丁文江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