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华诞。一千年来，围绕王安石的争议似乎从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伟人”还是招致“靖康之祸”的祸首？他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了厘清上述问题，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千年王安石”专题，邀请多位宋史学者从政治、文学、哲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王荆公的面貌，以飨读者。
两宋之际，有一篇署名苏洵所撰的《辨奸论》颇流传于士大夫之间。《辨奸论》中有云：“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显然此文针对主持熙丰变法的王安石而作，指责王安石“不近人情”，为“大奸”。因此，此文面世之始，即颇存争议。叶梦得质疑“荆公（王安石）性固简率不缘饰，然而谓之食狗彘之食、囚首丧面者，亦不至是也”。（《避暑录话》卷上）朱弁云王安石“性简率，不事修饰奉养”，故“人見其太甚，或者多疑其偽云”。（《曲洧旧闻》卷十）甚至对王安石变法持坚决否定态度的朱熹也说“《辨奸》以此等为奸，恐不然也。老苏之出，当时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为然，故其父子皆切齿之”，（《朱子语类》卷一三〇）即认为苏洵因私愤“切齿”王安石，故撰《辨奸论》咒骂王安石为“奸”。
至清初，李绂作《书辨奸论后》、蔡上翔撰《王荆公年谱考略》，更直指此文乃两宋之际邵伯温托名苏洵的伪作，并认为载录《辨奸论》的张方平所撰《文安先生墓表》、苏轼致谢张方平撰写《文安先生墓表》的《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二文也是邵伯温所托名之伪作。李、蔡之说，几成定说。清末梁启超撰《王荆公》，又据李、蔡之说立论，影响至大。民国初，胡适也尝撰短文《苏洵的辨奸》，申明《辨奸论》为伪作。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章培恒先生撰写了5万余字长文《<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兼论〈王荆公年谱考略〉中的有关问题》，从版本材料、史事记载、文章义理等方面，进行颇为严密的辨析考证，欲从根本上否定李、蔡二人所持的《辨奸论》等三文乃邵伯温伪作之说。此后，邓广铭先生、王水照先生等多位学者就此文真伪问题先后发表论著，展开数轮颇为激烈而有益的探讨，新见时出，但仍然众说纷纭，迄今难以定论。下文即就李绂、蔡上翔之说以及章培恒先生以下诸位学者之质疑、辨析的主要内容分别作一简要的述说。
《辨奸论》题名苏洵所撰，一般都会收载苏洵文集中，确实今传的南宋刊本《嘉祐集》内收入此文。但蹊跷的是，两宋之际诸学者称苏洵撰《辨奸论》时，都是根据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立说的，虽然苏洵文集在北宋时已传世，但这些人都未能在苏洵文集中阅读此文，而只能通过《文安先生墓表》转引，也就是说，北宋时传世的苏洵文集内未收入《辨奸论》一文。因此，李绂、蔡上翔再通过辨析《墓表》、《辨奸论》中众多文字、史实讹误，指出《辨奸论》等三文皆为伪作，是最早提及《辨奸论》的邵伯温托名伪作，并载入《邵氏闻见录》，用以诋毁王安石以及其主持的“新法”。
对此，有学者指出《邵氏闻见录》成书于南宋初绍兴二年（1132），而在此之前即北宋末钦宗时成书的方勺《泊宅编》三卷本中已述及苏洵《辩奸论》，故《辨奸论》不可能是邵伯温之伪作。但有学者对此说提出质疑，认为邵氏编辑《邵氏闻见录》虽绍兴二年，然其开始写作则应在宣和七年（1125）以前，即在方勺《泊宅编》成书行世之前，因宋人所撰文章往往先单篇传世，其后再收入其文集，而当时邵伯温伪作《辨奸论》后，“为求扩大其影响而广为散布、宣扬”，故方勺所见《辨奸论》即为邵氏之伪作。此一说法，因全出推测，显属勉强。从现见史料及宋人撰写笔记的一般情况来看，大抵可认定方勺《泊宅编》三卷本成书在《邵氏闻见录》之前，故称邵伯温伪作《辨奸论》的理由不充分。
因两宋之际引述《辨奸论》者多据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但此《墓表》内容却存在不少严重的舛误，其中争议最大的当为以下这段文字：“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数人而已。’造作言语，至以为几于圣人。欧阳修亦善之，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之，先生独不往，作《辨奸论》一篇”云云。
其一，《墓表》说《辨奸论》撰于嘉祐八年王安石之母死后不久。但苏洵本因王安石“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等“不近人情”的行为而指责其为“奸”，然现在却在王安石母死居丧期间，“不仅不往吊，反作《辨奸》一文恶攻之”，在重视礼教的宋代社会，显然也属“事之不近人情者”。应有鉴于此，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便将《辨奸论》的撰作时间提前至嘉祐初年。对于苏询嘉祐初年撰作《辨奸论》的动机，方勺《泊宅编》、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与张方平《墓表》同，称苏洵甫见王安石就视其为“奸”。而叶梦得《避暑录话》认为苏洵“嘉祐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而王安石“方谈经术，独不嘉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龚颐正《芥隐笔记》则认为王安石、苏洵二人乃因宴会上分韵赋诗争胜而致隙。但据今人考证，嘉祐元年王安石、苏洵同时参与的聚会酬唱活动至少有三次，其中有一次在嘉祐元年末。可证苏洵嘉祐初因与王安石交恶而撰作《辨奸论》的说法，实无依据。
其二，《墓表》所叙王安石嘉祐初“党友倾一时”之说与事实相违背。虽然在嘉祐初，王安石交游颇广，但宋代“党友”并非仅指朋友、交游，而与“党与”等词同，皆含“朋党”之意。而据诸史籍记载，在嘉祐初年的政坛上，“根本不存在王安石及其党友们组成的政治力量”。
其三，《墓表》“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数人而已。’”更是明显有悖于史实，因为王安石于熙宁三年（1070）拜宰相，其拜相制词乃翰林学士王珪所撰，制文今存，其中根本没有“生民以来，数人而已”八字。而且苏洵卒于治平三年（1066），王安石拜相在此后数年，非苏洵“所及闻也”。又，张方平也尝任翰林学士，熟稔相关制度，“安得错缪至此”。对此问题，章培恒先生解释道：据张方平《谢苏子瞻寄乐全集序》自言《乐全集》乃由两个略通文墨的小吏抄写而成，抄完后，张氏并未覆阅，因此此四字“显有鲁鱼之讹”，原文“其命相制曰”当作“其党相谀曰”之类语句。邓广铭先生指出《乐全集》其余篇章均未出现如此关系重大的抄写错误，因此章氏之猜测不能成立。更有学者指出“‘命’与‘党’、‘制’与‘谀’，字形、字音均无相近之处”，而“在以理校改字时，无疑应该符合事理、情理和文理，而不能根据‘事出有因，而非向壁虚造’”就将“其命相制曰”改作“其党相谀曰”；而且《墓表》“蓄意辨奸”，若此处文字真作“其党相谀曰”，则是王安石与其党友在“相互吹捧”，而“又与下文‘生民以来，数人而已’相抵牾”，于是其文意“更加经不起推敲”。又有学者更指出“熟知麻制的起草规范”的张方平“又岂敢造作语言，伪用制词中根本没有的八字攻击王安石而授人以柄”。
《墓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确实为持《辨奸论》非伪作之说者颇难予以合理解释，故有学者别开思路，认为《墓表》上述那段文字，自“嘉祐初”至“党友倾一时”是讲王安石在嘉祐初的影响；自“其命相制曰”至“至以为几于圣人”是讲王安石在熙宁初的影响，故“党友倾一时”处“不应用逗号而应用句号，‘嘉祐初’三字只是前句的时间限制词，并不包括后句（自‘其命相’至‘几于圣人’）”；自“欧阳修”至“一篇”是讲苏、王之关系：自“欧阳修”至“天下患”是讲嘉祐初的苏、王之关系；自“安石之母死”至“一篇”是讲嘉祐八年的苏、王之关系，故这段文字“完全文从字顺，意思清楚”，不存在“鲁鱼之讹”。但通过细辨原文，就可见此一解释过于缠绕勉强了。
此外，持《辨奸论》伪作者还从其文之风格不似苏洵，“支离不成文理”，文中称谓不合宋人习俗，用典有误，以及苏洵卒，苏家已请欧阳修“志其墓”，曾巩“为之《哀辞》”，故“不应复有《墓表》”等方面进行论证。但有学者认为《辨奸论》行文风格与苏洵并无明显区别，并例举史籍记载来辨说此文中称谓、于《哀辞》之外又撰作《墓表》等与宋代文人习俗也不相违，至于用典有误，乃是苏文染习纵横家之文风而偶然误用典故而已，即使《辨奸论》确实不是“好文章”，也不能由此便认定其为伪作。
此类辩驳，莫衷一是，但《墓表》内容上存在的问题又无从予以合理的解释，于是持《辨奸论》著者为苏询之说者，遂渐将论辩的关注点转向收载或述及《辨奸论》的苏洵《嘉祐集》与苏轼《东坡集》。
1983年，有学者刊文指出，可利用残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辨析《辨奸论》的最早出处，为《辨奸论》著者的真伪问题提供了新材料。此后，王水照先生也指出此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残本四卷乃宋麻沙刻孤本，其第三卷即收有《辨奸论》，其中“桓”字不讳，应定为宋钦宗以前麻沙刊本。然邓广铭先生指出此麻沙残本的版式、字体等特征，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全同，知两书刊刻时间应“相去不远，以定在宋孝宗在位期间较合事理”。虽然对此麻沙孤本究竟刻于何时，迄今尚存争议，但此本即使真是北宋末刻本，可用于证明《辨奸论》的传世要早于邵伯温《邵氏闻见录》的成书，却似不能用来证明《辨奸论》非伪作。
收载于《东坡集》的苏轼《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中有“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载《辨奸》一篇”云云，此《东坡集》今存南宋残本避讳至“慎”字，当刻于宋孝宗时，从刻工姓名等考察，当与杭本属同一版本系统；又明成化本乃据南宋蜀本覆刻，有学者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载，认为蜀本（少《应诏集》）与苏轼自编的杭本相同，而苏轼《谢书》出自《东坡七集》之《东坡集》卷二九，故此文应仍杭本之旧而非伪作，因而此文中提及的《辨奸论》一文当也非伪作。但有学者对此蜀本于杭本“一无增减”，“杭本在东坡无恙时已行于世，则此《谢书》必系东坡的珍品”的说法提出质疑，云此说只是出于推断，并无实据；并认为南宋孤本《东坡集》即使确属杭本系统，但也“不能把它与‘东坡手自编’的北宋时已经版行的杭本《东坡集》等同起来”，此南宋本仍存在后人羼入《谢书》的可能。
显然，讨论至此，《东坡集》的早期版本问题实成为了证明苏洵《辨奸论》不是伪作的关键所在。即就持伪作说的学者而言，其有关传世《东坡集》与苏轼手定文集、杭本等关系问题的相关论述，虽具一定合理性，但多属推理而来。而认为苏洵确实撰作此文的学者，其论述南宋刻本与北宋杭本、“东坡手自编”本之关系，也因《东坡集》北宋本已佚、且史料缺少直接的记载，故其辨析也限于据一般情况之推断。
因此，题名为苏洵、张方平、苏轼的三篇文章，其相互间关系十分紧密，就被质疑者如蔡上翔所言：“原作伪者之意，以为非有安道《墓表》，不足以实明允之果有是辞，非有子瞻《谢书》，不足以实安道之果有是《表》。”虽然苏洵文集、苏轼《东坡集》早期版本源流的论定上尚存有异议，但由于此三文的内容中存在着甚为严重的讹误以及有违史实之处，而持肯定之说者似未能予以充分而合理的解说，则此三文的著者为谁确实存有重大疑问。如若其确系伪作，则其作伪者为谁？因此人需将此三篇文章置于苏洵《嘉祐集》、张方平《乐全集》与苏轼《东坡集》，而不引起世人的质疑，所以我倾向认为其应当是苏门子弟或后学。因为，《嘉祐集》、《东坡集》且不论，其《乐全集》，据苏轼《乐全先生文集叙》，乃苏轼代为编纂于元祐二年（1087），并收藏于苏家，即所谓“手校而家藏之”，故苏门子弟或后学实具备了此一条件。当然，伪作《辨奸论》等三文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通过攻击王安石的道德人品，进而达到攻击王安石及其新法的目的。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