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日本——从三内丸山到吉野里的考古文化之旅

可能很少人会注意到，在今年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以三内丸山遗址为中心的“日本北部的绳文史前遗址群”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毕竟在这次新增的33处世界遗产中，国内媒体所聚焦的无疑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古城。

我发现，即便是一些平日对历史和考古文化感兴趣的朋友，对此也并未留意，另有一些人虽然关注日本，但他们所关注的最早也是平安时代（794-1192年）以后的那个“日本”，这些陌生而遥远的史前遗址也在他们的视野之外。

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一点，因为绳文时代正是“最早的日本”，其重要意义在我们国内是遭到严重低估了。那不仅可以向我们呈现远古日本列岛居民如何生活，而且绳文、弥生文化对近现代日本的历史叙事、乃至历史进程本身带来了变革性的影响。即便撇开这些不说，日本相关考古文化遗址的保护、展示、宣传，在许多方面也都可以为国内的相关活动提供重要的借鉴。

绳文遗址：日本的源头

说实话，我对这次“日本北部的绳文史前遗址群”申遗成功并不意外，毕竟日本为此准备已久，可说下足了工夫。三年前的2018年8月，我和家人去日本东北旅行，在青森县的三内丸山遗址就看到许多海报，甚至还有一个“世界最大猪形土制品折纸”大赛，鼓动人们参与、支持这一遗址群成为世界遗产推荐名录。从展示资料来看，早在2002年8月，相关4个道县（北海道、青森县、岩手县、秋田县）就已提出“北部绳文文化走廊”的构想，2009年纳入日本的申遗预备名单。

最终申遗成功的这一遗址群由4道县内共17处遗址组成，包含大平山元、大汤环状列石、大森胜山、是川和龟冈两处石器时代遗迹等，遗产点包括聚落、墓地、祭祀场所、列石和土堆，覆盖山区、丘陵、平原、低地、内陆海湾、湖泊和河流等多种地理环境。它们全都位于本州岛最北端（青森县就占了8处）和北海道南端（6处），之所以能保存完好，恐怕是因为当地直至明治维新之前，原本都是最荒凉的未开发地带。这一遗址群的核心正是三内丸山，占地40公顷，而其他16处加起来也才102公顷。

当然，在去三内丸山遗址之前，我并不清楚这些。国内对日本的绳文遗址的介绍寥寥无几，中文的日本游记也极少会把这里看作是一个值得一去的“景点”，我那天在三内丸山也没遇到一个游客讲中国话，入口的陈列架上虽然有免费取阅的中文版小册子，但瞥一眼就知道，大概平日也没什么人拿，因而留下来的远比日文、英文的多。

对中国人来说，绳文时代的“日本”是非常陌生的——不仅仅是文化上的陌生，也极其缺乏系统的介绍。除了一些日本通史的书籍上提到一笔之外，对这一长达一万多年的时期，译介过来的似仅有日本考古学家森川昌和所著的《鸟滨贝冢：日本绳纹文化寻根》这一本。森川在1962-1985年间参与挖掘了被誉为“绳文的时间封存匣”的鸟滨贝冢遗址（约公元前10000-3000年前），因为这里属于低湿地遗址，植物性遗存可以保持着醒目的原色和形状。在考古学上，鸟滨贝冢的发掘成果有“五大收获”，即揭示了绳文人的饮食生活、栽培植物、木工技术、纤维工艺技术和漆工技术的奥秘。

相比起鸟滨贝冢，三内丸山是更完整的集中体现，毕竟这是日本最大的绳文聚落。这一大型聚落在约公元前3900-前2200年的近两千年间都一直有人居住，出土了4500年前的巨大木柱和许多颇具代表性的陶器，在展厅的一面墙上，镶嵌着无数出土陶片。在遗址内，保留有完好的环状配石墓道路遗迹、半地穴式房址、儿童墓葬、北之谷（垃圾场），复原了半地穴建筑、立柱式建筑——三内丸山的标志性景观，就是一个复原的大型立柱式建筑。

当时之所以要在行程中特意安排到此一游，是因为我模糊地知道，三内丸山是日本现存规模最大的绳文时代聚落遗址，又就在青森市区边上，难得有机会来了，还是应该去看一下。更何况，它旁边就是青森县立美术馆，对考古遗址毫无兴趣的家人也可以在那里逛逛。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本身就是一个考虑到游客体验的巧妙安排：三内丸山遗址发现于1953年，大规模正式发掘始于1992年，2000年被指定为日本特定史迹了，而青森县立美术馆则是2006年才开馆的，一开始就特地选址在它旁边。

最古老的遗迹和最现代风格的美术馆（美术馆内最受欢迎的艺术家是青森县出身的奈良美智和寺山修司，作品也都很超前）并置在一起，乍看似乎有点混搭，但其实却自有道理。因为从一开始，绳文文化的意义就并不仅仅只是“与现代人生活无关的一堆史前破烂”。

1877年，在东京大学执教的美国动物学家Edward S. Morse乘坐新开通没几年的京滨线，从横滨前往东京，在今品川区的大森车站发现一处贝冢，从中找到了原始陶器。由于陶器上有类似草绳的纹样，他在两年后的报告中称之为Cord marked pottery，一开始被日本学者译为“索纹土器”，后来由白井光太郎改译为“绳文土器”。由于日本很晚才进入文字时代（约8世纪中叶出现片假名），上古历史更是茫无记载，在近代考古挖掘之前只有传说，因而这些以陶器为主的绳文时代遗迹的出土，立刻轰动一时，可说其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为过。

这首先当然刷新了世人对日本早期历史的认知。日本历史上一般从镰仓时代（1192-1333年）起算作中世，而此前则是“原始”和“古代”时期——正如井上亘指出的，这一漫长的黎明时期其实占了日本史的94%之久。如果把绳文时代划定为公元前13000年至前400年之间，那么仅绳文时期就占了84%，而没有考古遗迹，重建这一段历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更进一步讲，这一“客观真实历史”的出土，为人们重写日本史、进而批判地认识日本的正统史观和政治话语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思想史学者小岛毅强调指出，现代的“日本”，其实是受这些文化思想观念所形塑的政治共同体：

所谓“日本国”，并不仅仅是地理性的，不是因为自然界里有日本列岛才存在的国度；而是基于被记录下来的，而且被记忆在人们心中的“日本历史”而孕育出来的文化才形成的国度。所以，我特意不在前作中触及绳文时代。因为绳文时代生活在如今我们称为“日本列岛”上的人，应该并没有自己是“日本人”的意识。……如果没有《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日本应该就不是现在的日本了。（《东大爸爸写给我的日本史》，中译本第2页）

正因为绳文人既是日本人的祖先，但却又不是后世意义上的“日本人”，因而其存在本身就促成了一种批判性的新史观。这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人，在已被基督教化一千多年后，忽然重新发现了希腊罗马时代的异教精神，这就为反思当下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在中国也一样：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问世，无疑也是受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刺激，让顾颉刚等“古史辨派”质疑“三皇五帝”之类的正统信条很可能不过是传说。

不过，虽然这种寻求客观历史书写的思潮在战前就已兴起，但日本当时占据正统地位的仍是把“记纪”神话当作真实事件的“国史”，1940年还隆重纪念了“建国二千四百周年”（从传说中公元前660年神武天皇开国算起），以此灌输“忠君爱国”，但在战后，日本教科书上的历史记述就变成了从绳文时代开始的“日本史”，以此清除围绕在原先这种皇国史观上的意识形态。

与中国有所不同的是：考古发现并不只是起到补充、反思历史认知之用，出土的绳文陶器、土偶从文化、审美的层面也提供了一种批判性的思想资源，借用现在时髦的术语，可以说是“绳文考古作为方法”。早在1960年代初，艺术家冈本太郎就强调认为，日本真正的民族传统，在于健勇的绳文式文化，以此反对后世的浮华艺术风格。冈田武彦在《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中也认为，陶器图案从绳文时代到弥生时代的演变，“就是简素化的过程”，古坟时代的埴轮则是“这种简素化达到极点的标志”。

吉野里：日本诞生于此？

绳文时代的日本列岛居民，过的仍是一种分散的渔猎-采集原始生活，这无法供养、聚集起大量物资和人口。三内丸山遗址虽是日本现存最大的绳文时代聚落，但占地也不过40公顷，在中国人眼里会觉得非常小，毕竟像“上海之根”的广富林遗址公园都占地130公顷。从约公元前400年起的弥生时代起，日本才出现了更大型的聚落，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九州岛佐贺县占地117公顷的吉野里遗址——三内丸山步行就能参观完，但在吉野里就得坐游览车了。

虽然几乎是三内丸山的三倍大，但吉野里的门票并不高多少（成人460日元，三内丸山则是410日元），几乎只有良渚遗址的1/3。吉野里历史公园在2001年开园第一年就接待了多达68万人参观，到今年4月21日开园二十周年之际已有累计1243万人来访，在新冠疫情之前的几年里基本都维持在70多万人次，去年才降至40万人。这些数字是各绳文遗址望尘莫及的：三内丸山遗址2019年度仅有19.23万人参观，去年受疫情冲击更是剧减六成至7.56万，仅及吉野里的一个零头。

吉野里如此受欢迎，绝不是偶然的。和三内丸山不同的是，它集考古文化和游乐园的功能于一身，既有严格的遗址保护，也有设计完善的游玩线路。国内现在不少考古遗址公园（如良渚）也在效仿这一模式，只是它在日本运营得更为成熟，无论是周边产品的开发、收费体验项目，都做得更为细致专业。也因此，它吸引了不同的游客前来：据2009年的统计，到吉野里的游客，39.5%是为观光，26.0%是为历史探访，11.8%是学习体验，6.4%竟然是为了制作勾玉，另有4.1%是来散步，3.6%是来“野餐”！

要让人们对一个与现代生活距离遥远的考古遗址产生兴趣，生硬的说教是很难起效的，这不仅需要生动的展示，更需要注重让人们体验历史文化。在这方面，日本人可以说做得一丝不苟：吉野里区域内的所有植被，都完全模拟出土的弥生时代的植物重新种植，像西红柿这种后来才引入的外来物种是绝对见不到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体验工房的各种定期课程，按当时的工艺制作染色布、陶器，而最受欢迎的当然是勾玉制作——每年有不下4万人就是为此专程来吉野里。

在三内丸山的出土文物里，几乎看不到金属器物、兵器、权杖、玉石，那还是一个以陶器为主的原始平等社会；但在吉野里，这些都大量出现了。在北坟丘墓（距今2100年前），还集中埋葬着当地首领，说明已有“王者”。吉野里也是日本现存最大的环壕聚落，据推算在公元3世纪全盛期时可能聚居有5400人之多，无论是建筑、文物和表现出的社会组织形态，都远比三内丸山要复杂、先进得多，一些学者甚至将它称为日本最早的“都市”。

更重要的是，自1986年开始发掘以来，就一直有人提出假说，认为这很可能就是《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提到的邪马台国（Yamata，即日语“大和”的音译），换言之，这里可能是“日本”这个国家的真正诞生之地。在入口处的展示架上，有大量相关的研究书籍。前些年，流行的邪马台国九州说遭遇挑战，学界认为至少卑弥呼时代的日本政治中心已经在向大和移动，因而有人推测奈良县樱井市的箸墓古坟才是卑弥呼的墓地，连宫内厅也将该墓划为“陵墓参考地”。不过，尽管如此，在吉野里，卑弥呼女王的形象仍然到处都是——她是正史记载的第一个日本统治者。

在日本历史上，拥有壕沟、围墙等大规模防卫设施的城镇密集出现的时期只有两个，那就是弥生时代和战国时代（1467-1600）。这样的防御体系是社会冲突剧烈的建筑学反应，也表明原有的社会秩序在瓦解之后，正在激烈冲突中酝酿着全新的国家形态。不过，在弥生时代能出现这样大型的环壕“都市”，首先意味着当时的生产力已经能供养大量人口。

绳文时代日本列岛的渔猎居民只有靠散居才能维持生存，还无法达到催生“国家”所需要的临界条件。据山内清男估算，绳文时代生活在列岛的人口约为25-26万之间；小山修的估算更悲观，认为直到绳文晚期（公元前5世纪）也只有7.6万人，但到弥生时代（前4世纪-公元3世纪）就有了约60万，古坟时代（250-710年）则达到540万，出现了成熟的王权。井上亘认为，绳文时代散居的“村”（mura）在进入弥生时代后发展为“国”（kuni），开始使用以铜铎、铜剑等为代表的青铜器和铁器，社会组织复杂化，竞争加剧，战争也由此开端。

为何弥生时代能产生飞跃性的变革？很多学者相信，这与中国大陆战国晚期的发达文明向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扩散有关。日本人类学者埴原和郎运用人口增殖模式演算方法，推导出从公元前300-公元600年（从弥生时代开始到古坟时代结束），从大陆来的渡来人从40万增加到150万，这就是“埴原百万移民说”。

不论当时的移民数量有多少，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在当时属于技术文化高度先进的文明人，也参与了大和朝廷势力中心。这一时期出现了徐福东渡的传说，虽然未必是信史，但却很可能是无数大陆移民经历的缩影。安志敏就曾从稻作农耕、干栏式建筑、鬲形陶器和印纹陶、海流和交通诸方面，论证认定弥生文化与吴越文化之间有深厚的渊源。

现在被认为是日本最典型文化象征的一些事物，例如寿司、鸟居，在弥生时代之前都不存在，而它们极有可能都是从长江下游的稻耕民族那里借入的。更重要的是稻作文化的输入，在日本社会形成了以稻米为中心的饮食文化，并由此支撑起更密集的人口。2003年，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曾用放射性碳元素年代测定法检测了北九州弥生时代遗物的年代，结果发现北九州在公元前10世纪就已经开始了水稻耕作，弥生时代的开始，比之前断定的时间早了500年。中国殷周革命的激荡，给北九州的水稻耕作带来了机会。

1975年，美国学者克里斯蒂·特纳二世（Christy G. Turner II）通过古人牙齿形态比较，提出日本列岛人群的“二重起源—混血说”，认为在日本列岛居民中同时存在巽他型（Sundadonty）和中国型（Sinodonty）两种牙齿形态类型的人群，绳文人和阿伊努人属于巽他型，弥生人和现代日本人属于中国型。从现有的考古证据来看，弥生文化的新势力由西南输入，向北扩散较慢，因而北海道的阿伊努人仍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绳文时代原住民的体质特征和文化元素，保留了自己的基因池。换句话说，现代日本人其实是混血的弥生人的后代，而真正纯种的土著（更接近绳文人的阿伊努人）倒是已经濒临灭绝了。

因此，虽然日本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孤立的文明，但弥生时代的考古发现却证明，它实际上和其他文明一样，是在强化与外部交流、甚至输入大量先进文明的情况下才形成的。这不仅仅涉及到日本这个国家的起源问题，甚至还包括“日本人”这个群体的起源——因为大和民族向来有“单一民族”的神话，但弥生时代考古却让人们意识到，日本人的基因库里极有可能混合了大陆移民的血液。

从这一意义上说，绳文时代和弥生时代遗址虽然看似都是一些与现代生活无关的考古发现，但它们的出土都对日本人的历史观造成了深远的冲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重新界定了“日本”和“日本人”的内涵，迫使人们去反思其最初的意涵究竟如何，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乃至破除了原先那种占据统治地位的神话。仅就这一点而言，中国人对这些日本考古文化的重要性是太过低估了，国内对它们的了解不仅不多，而且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