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教授是比利时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师从包弼德（Peter K.Bol）教授，著有《义旨之争：南宋科举规范之折冲》。2016年，她又推出新作“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2021年，该书中译本《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信息、领土与人际网络》收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近日，本书译者刘云军副教授应澎湃新闻之邀对魏希德教授进行了邮件采访。采访稿经魏希德教授本人审定。
魏希德（Hilde De Weerdt）
澎湃新闻：请问您为何撰写《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信息、领土与人际网络》（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本书与您的前一本书《义旨之争：南宋科举规范之折冲》（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有何联系？
魏希德：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没有第一本书《义旨之争》，我想我不可能写出第二本书《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在写作《义旨之争》的过程中，我找到了宋元时期刊刻的许多指南书和手册并加以阅读。在阅读一些比较罕见的刻本时，我认为，在这几个世纪里，人们对学习行政事务有着广泛的兴趣。例如，为应举士子们编写的行政类书里，经常提到宋朝的档案汇编和历史记录的汇编，包括会要、圣政、实录，甚至国史等等。我开始追踪这些材料是如何出版和被人们使用，以及这些材料为何出版，人们为何使用这些材料。我也想更广泛地探讨这类档案资料的流通，对生活在宋代的人们的角色和自我认识，以及对中国历史上更广泛的政治交流的意义。
在这一过程中，我也对更大的问题产生了兴趣，即为什么我们看到在一个经常被描述为政治危机的时期——女真人占领了宋朝的半壁江山——这些与宋政权和当时政务有关的材料的出版和使用有所增加。我认为，我们应该将政治信息种类的广泛传播和扩大视为对这种弊病的回应，并视为十一世纪中央集权政策的副产品。
澎湃新闻：写作《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过程中您遇到哪些困难，您又是如何一一克服这些困难的？
魏希德：在写作《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时，我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我是否以及如何将诸如朝报、档案汇编、地图和地图册、使节报告等时事文本的出现，与这些文本如何在读者群体中发挥作用的文化和社会历史联系起来。对我来说，一个大问题是，我是否应该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搁笔，不谈论我们如何重新构建通讯网络的部分，在这个网络中，这些文本以笔记作为主要史料。本书第二部分是最后完成的，在某些方面更具实验性。我决定把两部分内容合为一书，这是否是个明智的决定，我希望留给读者来评判。
《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信息、领土与人际网络》，魏希德著，刘云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512页，98.00元
澎湃新闻：本书出版后，英语学界发表了多篇书评，您对这些评价有何看法？
魏希德：总的来说，我对这些评论和反馈意见感到非常惊喜。在我看来，《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与我的第一本书《义旨之争》不同，本书的写作更富冒险性和实验性，因此，我之前和现在都有点不确定读者是否会理解我的想法。这些评论表明，总体而言，情况确实如此。书评人称赞本书对行政类书进行考古文本式的挖掘，通过档案汇编和笔记等通常未被人们整体考察的体裁之间建立联系，并绘制出这些文本构思和传播的社会网络。
澎湃新闻：假如现在让您重新写作本书，您会在哪些方面进行修改？
魏希德：我想我不会重新写作本书。每本书都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这是我们必须接受并试图理解的事情。如果现在重写《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的话，我可能会对本书的第二部分进行调整。在涉及到我在对笔记涵盖的主题进行概述时，我可能会在第二部分以某种不同的方式嵌入数字分析。也许我也会忍不住把本书这两部分拆成两本书，把第二部分扩展成阅读中央档案的社会史。然而，考虑到本书只是政治交流数字化历史研究的第一步，我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我在2010年前后进行的学术研究。
澎湃新闻：本书中文版即将面世，关于本书，您对中国读者有什么要说的话？或者说提醒读者在阅读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魏希德：我希望中国读者也能带着一种对过去的距离感和好奇心来阅读中国历史。我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地方的历史是这样的：因为人们一直认为它是这样的，所以它就是这样的。比较思维可以使我们从关于文化和文明差异的广义概括中产生陌生化和距离感。当我们把宋朝历史和政治交流放在比较的背景下（例如，将其与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欧洲、日本或印度历史并置，甚至与汉朝或以后的发展相比较），十二至十三世纪印刷术的发展或档案使用的具体历史特征变得清晰可见；然后，我们还必须对北宋晚期和南宋初新的信息制度的出现做出更及时的解释。我们要敢于对全世界人类历史的结构和模式提出根本性的问题，并把中国历史的发展放在全球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解释。
澎湃新闻：您将宋朝视作帝国，请问您眼中宋帝国是什么样子，与其他帝国有何异同？
魏希德：“帝国”当然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宋史学者偶尔也会反对将这个概念应用于宋朝政体。我主要使用“帝国”作为一种正式的分析范畴，它允许我们对不同类型的政体和国家进行比较分析。从这个角度来看，宋朝是个帝国，因为它是一个疆域相对较大的国家，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类型，宋朝通过中央权力和州府层级的权力机构之间的各种协商和协议来进行治理。以宋朝为例，我们可以说，与西亚、中亚、南亚或欧洲其他历史上的帝国相比，宋朝的民族相对单一，宗教和军事精英对中央的影响力相对弱于官僚精英。其高度的中央集权和官僚化，也有助于在州府层级的精英中形成高度的认同。
澎湃新闻：您在数年前曾经提出过“新政治史”的构想，您现在对“新政治史”有无新的看法？
魏希德：“新政治史”这个词的提出恐怕不是我的功劳。我曾受邀参加过一个关于“新政治史”主题的会议，然后回顾了欧美政治史上其他的“新政治史”运动。我反对“新”类型的历史，正是因为它们不可能一直都很新。当然，这种限定也遗漏了描述性内容。尽管如此，我真诚地认为，将政治史从主要政治人物、事件和机构的历史扩展到不同类型政治行为者群体、个人和群体之间的互动、事件和政治实践对机构影响的更具活力的历史目标，关于制度、政治交流和实践的转变，跨越士人和其他地方群体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和行政写作，而不是对政治哲学的广泛描述，是重要的发展。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希望首先完成一个关于中国镜像文学或政谏文学的全球史研究项目，展示关于唐太宗宫廷政治思想和文学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然后，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也希望回到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读研究生时就一直梦想的另一个项目。我想启动一个关于中国和东亚政治史中关键概念史的合作项目。通过阅读行政类书和制度史，这个项目将旨在考察如“国论”“国体”“议论”“民”“国事”等关键术语的不同定义以及定义的变化。
澎湃新闻：多年来，您一直致力于数位研究，您能简单谈一下数位研究未来发展的前景以及对人文历史的作用吗？
魏希德：这个问题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现在我想要强调一下信息检索和人工智能方面的进展。这对于历史研究尤其重要，因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回答那些只能通过搜集现有档案中的文本和（或）图像来回答的问题。我认为并希望我们将看到文本和图像资料库的各种注释的不断拓展，并在信息检索中实现更高的精确度。这意味着历史学家能够收集各种资料，并更好地将这些资料背景化。例如，通过使用史料本身的时间和空间参考及其他信息，我们有可能将任何特定的时间段或特定地点的任何主题的可用手稿或印刷文本以及图像史料搜集在一起。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跨越文本和视觉材料工作，并能更精确地检索相关文件，我们应该能够以一种与现有资料库相称的方式更准确地构建起我们的解释。
澎湃新闻：最后，您方便说一下您目前的研究内容及未来的研究计划吗？
魏希德：除了完成《贞观政要》的长时段全球史研究，我还将开始一个关于物质基础设施（如城墙、道路和桥梁）历史的新项目。这是一个规模更大的集体项目，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查阅地方志、考古报告和图形图像中的建筑记录，以追溯大约从1000年至1800年间中国领土和周边社会基础设施的发展和收缩情况。你可以说，我正从前两本书的官僚基础设施的历史转向物质基础设施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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