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华诞。一千年来，围绕王安石的争议似乎从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伟人”还是招致“靖康之祸”的祸首？他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了厘清上述问题，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千年王安石”专题，邀请多位宋史学者从政治、文学、哲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王荆公的面貌，以飨读者。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宋代杰出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他在宰相任上主持、发动了一场由上至下、从朝廷到地方的变法革新运动，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变法以理财为核心，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对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也由此被冠以“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等称号。
自仁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及第至熙宁二年（1069）拜参知政事之前，王安石曾历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南东路刑狱、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等官职，政绩卓著。所谓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王安石变法”中的诸项新法，以及指导变法的革新思想，早在他任职地方官时便已初显端倪，尤其可追溯到他知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市鄞州区）时。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一载：
王荆公知明州鄞县，读书为文章，二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故煕宁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
以下从政事、文学、交游三个方面，分别缕述，以凸显知鄞三年在王安石一生及宋代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政事
庆历七年（1047）四月初，王安石以大理评事赴知鄞县。此前，作为进士甲科高第，他本可按惯例于扬州签判任满后献文求试馆职，获取晋升的捷径，然而他未曾申请，宁愿远赴浙东海隅的一个小县，去施展治民的抱负。
（一）起堤堰，决陂塘
鄞县属明州，地势跨江负海，水有所去；又深山长谷之水四面而出，沟渠浍川，十百相通，原无水旱之忧。但自吴越钱氏所置营田吏废后，六七十年间，当地官吏因循苟简，水道堤防年久失修，渠川浅塞，山谷之水转以入海而无所潴存，致使鄞县经常面临干旱威胁。根据这一基本县情，王安石把“治水”列为治鄞的“重中之重”。庆历七年十一月初七，他自县城出发，跋山涉水，在十二天内周巡鄞县东西十四乡，对各地水利情况进行实地堪察调研，督促乡民浚治渠川，兴修水利。这一过程，完整地记载于他的《鄞县经游记》中。动工期间，恰逢冬雨滥淫，王安石遂两谒县北的永泰王庙，为县民浚川祈晴，恤民之情，殷殷可鉴。（《王安石文集》卷八十六《祭鮑君永泰王文》）
鄞县东南有东钱湖，由明州七十二条溪流汇潴而成，周回八十里，可溉田八百顷，“特湖为堰牐所限，莼菰菱芡莲葑之流杂生其闲，滋蔓不除，则渐淤。”（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五《万金湖铭》）庆历八年（1048），王安石调夫浚疏，重清湖界，并于县东南海晏乡命县民开凿通山碶，保障了东钱湖的灌溉功能。（《宝庆四明志》卷十二）县西又有广德湖，大五十里，县西七乡之田依此浇灌，“舟之通越者，皆由此湖。”（《曾巩集》卷十九《广德湖记》）只是湖堤经常颓坏，严重影响了它的正常使用。庆历七年，王安石发动民众浚筑湖堤，（《乾道四明图经》卷十载舒亶《水利志》）使得县西七乡之民虽旱无忧。
（二）贷谷与民，立息以偿
鄞县是明州大邑，农民生活极为困苦，“大抵数口之家，养生送死，皆自田出，州县百须，又出其家。”（《王安石文集》卷七十六《上运使孙司谏书》）于是，县民往往以田为质，向地方豪强借贷，受到高利贷的剥削，常至倾家荡产。（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一）针对这种情况，王安石“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即于每年青黄不接之际，将官仓中的存粮轻息贷给农民，以备生活耕种，等秋收时则连本带息收归公家。这样，既可使农民免受地主豪强的剥削，继续生产，又可为官府增加一些利息收入，使官府存粮可得以旧换新，不致腐烂损耗；同时，又抑制了当地的豪强兼并，维护了社会公平。官府、民众各取所需，可谓两全其美。
（三）兴学校，严保伍
王安石一贯重视教育。在他知鄞之前，鄞县并无正式的县学。庆历八年（1048），王安石将县内的孔子庙改为县学，并致书聘请当地著名士人杜醇任教。杜醇与楼郁、王致、王说、王该等人友善，皆为州闾所师。王安石对他们尊礼有加，书启往来，或道仰慕之意，或讨论县政，或诗歌唱酬。后世认为，鄞县文风肇始于此。至于“严保伍”，史不及载，具体不详，或许与强化地方治安有关。
此外，王安石治鄞善政还包括：庆历八年二月，刻《善救方》于县门外，令县民可以自得而无需求助官府；皇祐元年（1049），上书两浙转运使孙甫劝止捕盐；皇祐元年，奉敕书寻访义夫节妇；荐能吏汪元吉等。
文学
鄞县三年是王安石诗文创作的发轫期。他此期所撰古文，均有为而作，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往往抨击弊政，阐述个人独特的政治、文化理念。它们叙事简洁，说理透辟，议论高奇；在学习韩愈的同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峻峭文风。一些篇章受到古文领袖欧阳修的赞誉，并入选欧阳修编撰的《文林》。这标志着王安石已经在文坛上锋芒毕露，确立了古文名家的地位。
诗歌方面则创作了《秃山》、《龙泉寺石井》、《登飞来峰》等名篇，或托物言志，或直抒胸臆，如“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等等。虽略无含蓄蕴藉，但意境高远，卓然不群，典型地体现了他前期的诗歌风格。值得一提的是，在鄞县时王安石无意中获得了二百篇杜甫诗歌，开始精研淬磨，数年后写下了杜甫接受史上的名篇《杜甫画像》，将北宋诗坛上的学杜之风推拓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同时，对杜诗的揣摩学习，也使他本人的诗歌创作从精益求精，开启了诗风转型的契机。
王安石雕像（浙江鄞县王安石纪念馆）
交游
知鄞县的三年里，王安石以其高尚的品格、出色的政绩，通过频繁的诗歌唱酬、书启往来，拓展出一个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而又跨越地方的社会交游网络，为日后的发展积累起丰厚的社会资本。在这个网络中，他与杜醇等明州地方士人的交往，为他在士林中赢得了广泛的声誉，直接推动了明州地方文教的发展。而他与庆历革新领袖范仲淹的交往，则别具意义。范仲淹与王安石父亲王益为同年，于安石为父执，素受安石敬仰。皇祐元年（1049）正月，范仲淹自陈州改知杭州。当时，王安石正自江宁返还鄞县，途经杭州，遂上先状问候。此后又屡有书启往还，颇见揄扬。皇祐二年（1050）夏秋之际，王安石于杭州正式拜谒范仲淹，亲受教导。可以想见，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抱负，以及数年前的改革实践，应当深刻地启迪、引导了王安石的政治理念。
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王安石与当地浮屠的交往。北宋时，明州佛教异常兴盛，佛寺遍布，（刘昌诗《芦浦笔记》卷六）高僧大德多出其间。王安石在周巡鄞县督导乡民兴修水利的途中，曾投宿景德寺、慈福院、广利寺、旌教院、开善院、普宁院、资寿院等，与禅宗大师常坦、怀琏、虚白、瑞新等诗歌唱酬，交游甚款，结下了深厚友谊。这对王安石的文学创作、学术思想甚至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很多诗歌即以佛教为题材，或描写佛教寺院、僧侣生活，或模仿诗僧的创作风格，或以通俗形式阐发佛教哲理，往往别具韵味。在与浮屠交往的过程中，王安石深深感受到他们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人格修养，从而逐渐认识到发展儒家心性之学的重要性。他的“性无善恶”、“性可以为恶”等心性思想，以及以平治天下为己任的入世精神，除自传统儒家的熏染外，也不无禅宗、天台宗思想的影响。甚至王安石的生活作风，也深烙佛教的痕迹。他日常生活异常俭朴，不事奉养，不修边幅，与儒家严谨礼法、礼制不合，时人称为“无欲似头佗”：“然荆公气习，自是一个要遗形骸、离世俗底模样。”（《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
皇祐二年（1050）初，王安石知鄞秩满。此时，凭借出色的政绩，他已成为北宋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被视为东南地方吏治的典范，并获“江东三贤”之目：“是时，荆公王介甫宰明之鄞县，知枢密院韩玉汝宰杭之钱塘，公弟师直宰越之会稽，环吴越之境，皆以此四邑为法。处士孙侔为文以纪之。”（范纯仁《范忠宣公文集》卷十三《谢公墓志铭》）“（石牧之）移台州天台令……于時故相王荆公知鄞县、枢直陈公襄令仙右，号江东三贤。”(苏颂《苏魏公集》卷五十五《朝议大夫致仕石君墓碣铭》）
二十年后，王安石入参大政，雷厉风行地推行变法。其中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科举改革等，皆于鄞县之治可略窥一斑：“即后此执政时农田水利、青苗诸法，而小试诸一邑也。”（梁启超《王荆公》）就此而言，王安石治理鄞县的地方经验，成为他日后从上而下推动全国性变革的一个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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