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流水集》：因“事”见人、寓理于“事”

《流水集》，戴海斌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256页，50.00元

仅就时间跨度而言，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围宛如一条短巷，起讫相对分明；而且在某些叙事框架中，其“主线”与“走向”显得较为“清晰”，世人对此也颇为“熟悉”。不过，若从内涵容量审视，近代百年则似多彩光谱，诸多巨变纷繁复杂；但不少粗疏的刻板印象背后“疑案”重重，细节“分辨率”有待提高。又因近代史材料丰饶，可以支撑较为细致而立体的研究，吸引了众多学者投身其中。近年学界更有“深耕”“重审”“去熟悉化”与“去脉络化”等倡导与实践，多与这些现状有所关联。是在“短巷相逢”中无从措手，还是在“绚烂光谱”中独得一色，则视乎研究者自身的识断、功夫与际遇。

戴海斌近刊《流水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出版，下文引述仅注页码），对于有志斯业者，应当有所启迪。此集归入该社“日知文丛”，收文凡二十二篇，乃著者2011-2020年间在专题研究论文之外，发表于中国大陆及台港地区书刊及报纸的文章，其范围主要涉及“学术史和学术评论两个方面”（自序，第2页）。文集目录未作分章和编号，但以空行分开，提示文章性质之内部区分，笔者尝试大别为：人物考论（五篇）、学术书评（十二篇）、治学取径（三篇）及学林纪事（两篇）。以下循此线索，略草读后杂识。文集者，因文成集，非如研究专书题旨之集中，笔者难免兼顾不周；又本文提及前哲时贤，皆未冠尊称，非敢不敬，乃循通例而求简明。统希识者谅察。

一

此集可分为四部。第一部所收五篇文章，主要涉及近现代学者其人其学，以及近代史研究之为“学科”。著者经年覃研近代历史，尤其重视“人物研究”，着力考论身份地位“介于达官显贵与草根平民之间”、知识阅历“往往具备传统与新学双重训练”的“中等人物”（218页）。此种入手取径，意在发覆中国传统史学强调“以人系事”“因事见人”的意旨，兼能呼应当代学者对于史学研究中“人的隐去”（罗志田语，180页引及）甚至“人的消失”（王汎森语，235页引及）之省察。虽然同重人物研究，不过相较而言，著者前刊《晚清人物丛考》初编及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较多侧重于政治、外交、军事议题，而本集则侧重于学术、文化乃至生活面相。在对象人物的“层次”上，《丛考》主要涉及著者所谓“中等人物”，如钱恂、陶森甲、赵凤昌、周善培、余联沅等，属于“发现”研究；本集所涉如郭廷以、罗家伦、蒋廷黻、吴晗、邵循正等，则属近现代学术文化领域的“重要人物”。著者出于学术史及学科史的关怀，从中探寻其“来路”与“前路”之间断裂与延续。

具体而言，文集论析罗家伦对郭廷以早期成学的影响，以及罗家伦、蒋廷黻、郭廷以在政、学之间的不同因缘与抉择，并提示郭廷以与三、四十年代史学“主流”之疏离，及其可能的“结果”与“后果”（1-23页）。揭示往后以考古学名家的夏鼐，早期求学方向的转折与内心的挣扎，特别是其与近代史研究的独特“因缘”，以及学生时代清华园中吴晗与夏鼐之间的密切过从、相互赏识，亦着意提示两人性情及行事风格之差异，以及此后人生境遇之殊途（24-58页）。考覆原本清华政治学系出身、后以史学研究名世的邵循正，在1945年二战结束之际，与康奈尔大学教授葛德邻（George Catlin）之间，针对战后世界政治前途充满张力的对话，以及其间中国政局的走向（59-71页）。应该说，针对此类重要人物，已多有专门研究，而集中文章多能得其“蹊径”，体现著者所倡以“考据”把握“人物”的旨趣。

当然，论析夏鼐上下求索和蒋廷黻慧眼识才等个人行止，还可引申关联一层更大的时代与环境影响，亦即全面抗战爆发前“清华史学”的水准和特色。青年夏鼐的专研领域能够实现社会学—近代史—考古学的转向，得益于此种学术氛围和训练奠下的关键基石。彼时同样在学的何炳棣，曾如此回溯：“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并强调“清华史学”在他身上留下的深远影响（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9-73页）。当日卓越学群的课程与教学，及其师生的阅读和选题趣向，对于今日大学经常念兹在兹的“专业建设”“培养方案”等问题，应当也有所裨益。又著者论列郭廷以之“史事日志”系列，偏重于日志之“外部史”。若能补充稍解其体例特色及去取原则，简析得失（郭氏日志疏漏之处不少），以及后之学者在同类著述上的推进，读者更加有得；而且对于今日史学偏重“撰述”而轻忽“记注”的问题，也能提示参鉴例证。

对于历史研究中“人”的关键地位，以中世纪研究驰名的荷兰史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亦有发人深思的质问：“如果我们看不到生活在其中的人，怎么能形成对那个时代的想法呢？假如只能给出一些概括的描述，我们只不过造就了一片荒漠并把它叫做历史而已。”（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杨豫校：《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页）历史研究不能不涉及人物，但历史人物自己及后世书写所造就的“脸谱”甚多，如何见其“真人”遂为研究中很有意思和意义的问题。著者在人物研究中，注重综合各类公私文献，本集所涉人物，尤重解读其函札、日记、回忆录等“私领域”书写，因此在学术文化“名片”之外，常能见其作为“人”之生活、心灵与情感世界。此外，著者在集中亦提及近年热议的史学研究“碎片化”问题（136页、233页）。在先行研究积累甚丰、新见史料层出不穷的近代史领域，致力于“整体”“重建”之宏论固不可少，而此类入手点具体而微、着眼点通贯而宏的“实证”研究，甚为关键。同时，著者在细致的人物考论之中，又多能注重前后贯通、左右关联，亦即其所称许的注重“相对长时段”的视野（171页、176页等），而且较少“就事论事的局促感”（144页），笔者读之有省。朱熹书答张栻，曾言：“大率议论要得气象宽宏，而其中自有精密透漏不得处，方有余味。”（朱熹：《答张敬夫》，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39页）此语意味深长。

二

严肃书评对于推进学术研究，甚有裨益。本集内容之主体，即为第二部所收学术书评十二篇（72-214页）。其中起首之篇《补说“老新党”》为评介论文，其余均评介学术专书、论集或史料集。当然，编入第三部之《由文及史及由史及文》一篇（223-233页），其性质亦属学术评论。集中所评著作，多属著者整体肯定的作品，因此切实指出其优长与贡献，并适时提出自己的论见，同时指出原书不足之处。评议之中，尤其注重论析原书的史料运用及学术得失。其中所涉书籍、主题甚多，以下循文扼要回溯，以利读者了解所评原书主题，兼见著者之“评法”。

针对李典蓉《清朝京控制度研究》，除了肯定原作者所揭示的法制史及社会史面相，亦强调围绕京控问题，皇帝、督抚及州县之间的政治运作纠葛。评王建伟《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及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则注重引述关联研究展开对话和拓展，前者突出该书对重新认识北洋时期政治运作和政治文化的研究，以及其与此后国共政权的统治方式的“断裂”问题；后者标举该书在“革命外交”的视角之外，重估北洋时期以“弱”政府而行“强”外交之得失。评李廷江编著《近代中日关系源流：晚清中国名人致近卫笃麿书简》，则结合自身研究实例，指明该集对于研究晚清中日关系史的价值，又论列其释文断事的不足之处。针对吉辰《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则在诸多先行研究中为其“定位”，肯定作者在围绕中日谈判及签约的诸多议题上，所取得的“接着做”之贡献。针对李欣荣及曹家齐《张荫麟评传》，则彰明其在详密史实考析以描画“天才史家”之外，注重在“‘关系’‘网络’中探究人物命运”，同时“藉由人物趋向探明‘潮流’”。针对冈本隆司、吉泽诚一郎所编《近代中国研究入门》，则置诸日本研究近代中国的学术史及其“方法史”的脉络之中，解析其编纂旨趣与特色，兼顾省思中国学界自身的研究现状。评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则标举作者通过细密考证，阐明荣禄在反对变法、后党“帮凶”等刻板形象之外，其政治生命的历史样貌及其对晚清政局的重要影响。评冈本隆司等《出使日记的时代——清末的中国与外交》，则透过作为“公使与随员共同作业”的出使日记，称述此书对该文类及史料的独到定位与处理，以及由此揭示的晚清外交官的观念与行动对于外交体制及对外关系的影响。评姜鸣《却将谈笑洗苍凉》，称叹其踏勘现场、排比史料，“万里行路且成书”而发覆光绪一朝重要政事与人物之所得。对于陆胤《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及张仲民《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两书，则重在称表前者之“由文及史”与后者之“由史及文”，以及两者分别对近代学术史及文化史研究的推进。

而对于尚可补充者，著者也不讳言。比如针对学术前辈所论清末民初之“老新党”，著者益以“补说”（72-76页）。在商榷讨论的某些部分，甚至不避峻厉之辞。比如，著者指出所评之书存在“非历史”和“不专业”之处（120-135页）；案覆关联著作部分内容之涉嫌“剽窃”（201页）；指摘一些著作之篇章与前人商榷时“无的放矢”，以及“在日本学者原有研究基准上的退步”（223-226页）等。杨联陞曾言，“写书评最重要的，是要先知道这一门学问的现状、行情，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杨联陞：《汉学书评》，商务印书馆2016年，461页）。严肃书评的写作，颇能考见论者的学术功力与学术公心。无论臧否，著者多能将所评作品置于历史脉络、史料脉络及研究脉络之中，加以论列。借用著者之言，此种评论乃是“结账式的整理”，非止为“账单式的罗列”（165页）。此外，集中部分针对日文著作的书评，乃作于未有中译本之时，直接依据原著评议，同时引述其他日文著述加以讨论，尤为难得。除了以之与中文著述对关联主题的推进参照对观，著者亦藉东邻同行之“手眼”，反复强调注重基础史料、学术门径的研究取向。

书评之作，本无“一定之规”，重在让读者了解被评著作选题之价值、内容之梗概及论述之得失，并在必要时加以补正（详参荣新江：《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14-225页）。现实之中，常见空泛揄扬而鲜少批评（甚或全无），或者攻其一点而不顾全体的书评。前者如“托”，常远公义；后者似“刺”，独矜己长。书评写作如何能不离但又不囿于所评著作，于其优长之处切实剖明，未尽之处平允补正，兼顾拓展推进，同样也是“知易行难”的严肃问题。

三

除了从著者的具体研究中得见其法，该集第三部所收三篇文章，尤其是在《以“考据”把握晚清的“人物”》（234-240页，原为《晚清人物丛考》“自序”之部分内容），以及《多注意“史料的历史”和“中等人物”》（215-222页）两篇之中，著者也扼要剖明其研治近代史的取径及心得。除了上文已述著者重视政治史研究、人物研究等特点之外，集中所示学术研究及写作取法，另有以下几点值得留意。其一，提倡带着“旧学”理解去研究近代。近代风会趋向渐新，学问“旧绪”仍存。如若不能尽量切入传统士人的“知识资源”，则其文字已为障碍，遑论欲与立说之人“处于同一境界”、真正生发“了解之同情”！（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279页）。本文集中，著者展现出对于先秦典籍及传统文史的熟稔，不仅有助增加文章论析深度，且能时常将之融入行文之中，添其意趣。古典学识之于文献解读，借用著者“弈喻”之言，可谓“读懂一词，而成活一片”（142页）。笔者近年与学生稍微选读传统典籍关涉“教育”之篇章，即常遇“文字障”；即便是晚清文献如《劝学篇》《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以及两项“学制”文本等，若无必要“旧学”为援，不少文义几乎无从索解。其间又见名家大社之古籍注译，尚不乏冗注、失注与误注之处，既知其中艰辛，益信著者此论之不虚。

其次，特别注意“史料的历史”，即史料本身的性质，及其形成与衍变的历程，此于理解史料、考论史事，同样关系菲浅。无论是前刊《丛考》及本文集的写作，还是著者自己考辨、整理近代史料的实践，如整理《袁昶庚子日记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以及整理许同莘所辑《庚辛史料：外一种》（与裘陈江合作，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等，皆属身体力行。严耕望论治史经验，尝谓：“新史料固然要尽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上”，真正高明的研究者“要能从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严耕望：《治史三书·治史经验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23页）。著者在文集中，也对“档案原教旨主义”作出反省批评（169页、219-220页），提倡重视对已刊“普通史料”的充分利用。再次，强调“文史互济”，注重“普及与提高”，这诚然是今日专业史学界难以回避的问题。著者在文集中，称扬“兼顾可读性和学术性”（203页）、能够“沟通文史”的著作（226-233页）。整体来看，著者也在积极践行此道，集中讨论严肃议题，而行文畅达，且常有读之令人解颐、拍案之处。此外，文集第四部收录《忆沈老》一文（241-247页），以及记述著者在东京参加《顺天时报》研究会的经历（248-256页），透过两项“学林纪事”，亦能得见著者强调史料、推重沉潜的治学取径。

亦应指明者，上述治学取径实际多属通则常例，而非高深“秘笈”，关键在于“实习”。王阳明答徐爱之问，有“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之训（王守仁：《传习录》，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页）。著者在研究与写作中，既将其措诸实践，又将心得笔之于书，近乎“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凡论治学或作文者，自身文字即在现场证实或证伪其所持论，难以遮饰。

四

为读者计，也应针对此集另提几项期待。其一，不同文字因缘各异，前后篇章或相发明，或无关涉，皆属常情。而同入一集，则不宜交叠，庶几称于顾炎武所谓“古人集中无冗复”之意（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04页）。集中少数篇章，尤其是前两篇皆以郭廷以为中心人物，且侧重论列其研治近代史之历程与业绩，因此两篇史料取材及论述偶见重出（1-23页），应当稍作调整，更加判明侧重。其二，《由文及史及由史及文》一篇，按诸原文，标题主要对应及称表第二、第三小节所论著作；而对第一小节所涉著作，则不甚契合；且第一小节因涉严肃批评，若能独立成篇，或详尽增补，读者更加得益，对于原书作者也更公平。其三，文集长所之一，在于评介日本学者及其著作与活动。正因如此，其中偶见直接引述原著题名。若能顺附汉译，对于不通东文的读者会更加友好，而且更加符合汉语写作表达习惯。又如第五十六页引及夏鼐忆述与吴晗论“时中”之通信，专门名家吴晗尚有此疏漏，著者若能稍补其《中庸》出典及本义，更利普通读者理解而拓展学识。

此外需要藉以稍作辨析者，第一百九十六页谓：“从不替人作序的钱锺书，罕见地为《走向世界丛书》破例，‘序’内有一妙语……”，易滋误解。即如新近重刊钟叔河《念楼学短》（湖南美术出版社2018年），部分宣传亦称作者得钱锺书“唯一破例作序”云云。此事乃当代学林佳话，不过今日表述也应稍作解明。首先，钱锺书确实赞赏“走向世界丛书”，但他并非为该丛书作序，而是专为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一书作序，此乃钟氏1980-1983年间为“丛书”各本所写“叙论”，并“加以补充修订”结集而成（中华书局1985年）。其次，今日提及钱序的独特性，也应加上适当的限定补述。其一是钱锺书极少“主动”作序，此次确属“特例”，但并不排除尚有“被动”为序者。这也是为何钱锺书当日信函说他“素不肯为人作序”，而杨绛二十年后的信则加了“他生平主动愿为作序”的限定（参见钟叔河：《记钱先生作序事》，载《小西门集》，岳麓书社2011年，226-232页）。其二是钱氏此序作于1984年，只能说代表到此为止的大致情形。其实，在此前后，他还是为人作了一些序文，《人生边上的边上》即收录此类序文十一篇、跋文一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213-235页）。更不用说，青年钱锺书尚有代父操觚、为钱穆《国学概论》作序这段著名的学术“公案”。当然，以钱氏的学问与人望，请序者应当甚多，而所作较少，亦可见其眼光之高与持己之严。

校书甚难。此集亦存在一些细节表述或排印问题，再版或可斟酌核正。如第二十七页谓夏鼐“自11月开始”始读《清太祖实录》，当为十月底（《夏鼐日记》1931年10月31日条）。第二十八页引夏鼐评论证伪之曼尼克斯（William Mannix）所作李鸿章传记“Memories of Li Hung Chang”，Memories一字系从日记整理本（《夏鼐日记》1933年10月18日条），依据原书应作Memoirs。按：此书中译题名照字直解作《李鸿章回忆录》（中国书店2012年），实际亦非真正的“回忆录”，而是近于夏鼐所批判的通过伪造日记、抄袭他书而拼凑的“赝制品”（作民[夏鼐]：《洋书辨伪》，《清华周刊》第40卷第9期[1933年12月]，90-105页）。三十六页引述夏鼐1934年参加庚款留美考试之英文作文首句My special line of study in history，汉译照录日记整理者括注之“我学习的专业是历史”（《夏鼐日记》1934年9月26日条）。若依英文，此句解作“我在历史研习中的特别进路”更佳；若依中文，则英文原句中in疑应作is？否则此处仅为一条短语而难成“作文首句”，殊为难解。以上三处，本属日记原载或整理问题，著者引用时若能稍作辨析更佳。第六十页康奈尔大学英文名之Uinversity，当为University。第八十一页之“聪目达聪”，或当作“明目达聪”。第一百零六页以“成员资格”对译full member，宜从次页解作“正式成员”或“完全成员”更契语境，而且两词英文书写常作分断处理；又同页“使命感的酿”一处，或漏“酝”字。第一百一十七页“嗣诸异日”当作“俟诸异日”。第一百三十一页“措置”当作“错置”。第一百六十五页译文“无论有怎样的学风”之前，加上“而是叙述”四字可能更好；句中instrumental（有助益的）也应译出，再扩注原词。第一百七十一页所引冈本隆司著作题名中“反日”二字，应有引号；笹川裕史著作题名中“銃后”当作“銃後”。第一百九十一页冈本隆司等著作题名《出使時代の日記》应作《出使日記の時代》。第一百九十五页“黎庶常”应为“黎庶昌”。第二百五十五页原正人著作题名“中国”与“知識人”之间脱一“の”字；熊本史雄著作补足副题“外務省記録にみる政策決定過程”（外务省记录所见决策过程），更为完整。

结语

若从篇幅规模来看，《流水集》并非“大部头”作品；其中各篇标题、叙事及论理，近于“轻学术”的风格。于其效果，著者自谓“有用与否，固不暇计”，有赖读者理解和判断（自序，第2-3页）。其实，有心读者于此，既可读到部分近代学人之“补传”，增益新知；亦可作为研读近代史有关著作之“解题”，乃至“因人所读之书而读之”（陈垣：《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7页），拓展视域；此外，还可从中得窥为学与作文之“门径”，一如著者强调“史学研究首重实证，见诸行事，方法、道理即默寓其中”（236页）。历史研究进路甚多，关怀各异；而其核心，窃谓大率不出“人事物理”四端，即因其人，论其事，见其物，明其理。戴氏此集及前刊《丛考》，均可得见因“事”见人与寓理于“事”并重的特点——前一“事”为既往之史事，后一“事”为研究之行事。

流水不争先，终有归海处，这是著者在文集自序中所曝表的“心迹”。或许只是巧合，本集选择论列的主要人物，如蒋廷黻与郭廷以，吴晗与夏鼐等，皆涉及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取舍与分合。作为学术论集，著者行文循“价值中立”之原则，较少在事实之外推衍裁断；不过在抑扬之间，似也寄寓某种“价值关怀”（238页）。诚然，近代中国社会剧变其“势”之强，常有个体之“力”无法转还之处；而个人的趣向与选择，往往也有强化损益之效。每一时代，都不乏争立潮头之“俱往”者；阅过升沉荣枯，识者得无省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