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组严复英文信札中，一窥清末新政的风云变幻

严复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翻译家，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地位和影响。除却他的翻译著作、编纂文集外，后人也常通过他的日记、信札等私人资料来了解他、感悟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近日，中国嘉德2021秋季精品展广州站展出了一组未曾披露过的严复英文信札，信札共11通，时间横跨清末至民初，信中语关国事与家事。从严复一行行考究而优美的英文书写中，我们也得以即小观大，看到新旧思想碰撞之际的家风家教，体味清末新政时代的家事国事天下事。

严复英文信札十一通，严伯鋆题“先伯父瘉埜公遗墨”。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戚学民介绍：“严复信札往还者多为晚清民国重要人物，信中多涉及晚清民国的史事（如致熊纯如信），含有非常重要的信息，因此早就为学界关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严复集》第三册专收严复书信，一向为学人所重视。”

此次披露的这组信札为严复侄孙严群旧藏。从通信对象论，这批信札可分为两类，一是严复致弟子伍光建和上海中西女塾友人书，属于友朋书札。二是家书，即家族内部通信，全部为严复致侄子严伯鋆书。从时间上，也恰好可分两类。其中三通写于1911年之前，属于清末。而其他八通写于1916年至1921年之间，是民国早期，也是严复生命的最后阶段。

“这些信件是关于严氏生平和清末民初社会状况的新资料，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化研究意义，信中谈及的国事和家事均值得深入探讨，”戚学民教授在研究该组信札后介绍，“以严复致弟子伍光建长信为例，信中严复以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二届留学生归国选拔考试襄校官的身份，披露了考生分布、考官分配、考试时间和结果、阅卷等关于归国留学生选拔考试的诸多细节。”

随着洋务运动官费欧美留学生的派出，出国留学成为晚清青年学子一种新的追求。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废除之后，又进一步促使大批青年负笈海外，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留学热潮。这些留学生知识结构新颖，思想活跃，热情高，创新意识强，是难得的人才。清政府迫切希望利用他们的才能来巩固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于是由统管教育的学部对非军事类归国留学生的任用逐渐形成了以考试为主的选拔录用办法。

戚教授介绍：“光绪三十一年（1905）到宣统三年（1911）学部共举办七届留学生归国选拔考试，严复作为襄校官，参加了其中的第二届（1906）、第三届（1907）、第四届（1908）考试，负责考试、阅卷事宜，并对归国留学生学位文凭等第作出评定。”

严复在1906年给伍光健的英文信札中提到，考生总计41人，其中20人来自欧美，主要是美国，其余21人来自日本，而日本考生不如欧美考生。学部奏定了三位主试官和六位襄校官，每人有专门负责的科目，需要出题和阅卷。这些考官多为某领域的专家，每人只管一两个学科。严复自己则要负责五至六个学科，即哲学、经济、法律（宪法和国际法）、商学和图书保存。考试分为两场，第二场考试的论文题目是“中国是否适宜推行义务教育”。最后严复还提了一句，考试举办得很顺利，但他觉得题目还是太简单了，减低了考试成绩的说服力。

严复（1854-1921）

“伍光建（1867-1943）是严复的弟子，广东新会人，就读北洋水师学堂，后被派往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后转入伦敦大学，习物理数学，转习文学。1892年，伍光建学成归国，回到天津水师学堂教书，在邓世昌手下工作。伍氏后来被清廷赐予进士出身，辛亥后定居上海，成为中国著名翻译家。”戚学民解读道，“严复写信给伍光建，颇有为伍氏不能参与留学生考试的不平之意。他认为，伍光建和辜鸿鸣不能参与留学生考试，是因为不是学部总裁唐绍仪一路之人。”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十三日，清政府宣传预备立宪。立宪在当时影响巨大，严复也在信中从旁观者的角度向伍光建解析了丁未政潮前夕的京师政治格局，并提到他在京师与张百熙、袁世凯等政界要人的交游情况。戚学民表示：“这部分内容以前从未披露过，对中国近代教育史、晚清民国政治史、严复思想研究而言，都是重要的一手资料。信件内容仅部分内容在《严复大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中有引述与出版，但全文未收录于《严复集》之中。”

严复在这部分内容里指出，1906年10月“当前形势下没有宪法这玩意儿”。当时北京存在两个政派，领导者分别是袁世凯和铁良。严复认为袁世凯想要抓住机会和铁良平起平坐，后者现在手握军权、财政权和官员任命权。而铁良一方则欲加强中央集权。端方和张百熙是袁世凯一派，而荣庆和瞿鸿僟是铁良一派。其他人物如载泽是没有实权的人物。

戚学民教授认为，严复这套对北京政局的观察和今日学者的认识颇有不同。“1907年丁未政潮，瞿鸿僟和袁世凯分别作为政争对手，而被认为是两派首领。可是严复根据他的观察认为，1906年铁良和袁世凯才是两派首领。瞿鸿僟是铁良一派的强人。学界对袁世凯和铁良的争夺讨论较多，但是指出铁良和袁世凯各是一派首领，瞿鸿僟是铁良一派者，我目前仅见严复明确此说。这个说法相当重要，可以和其他史料联合考察。”

信件最后，严复提到他在北京和政界要人的交游情况。他见到了张百熙，张百熙请他说服荣庆支持袁世凯的动议。严复认为任务艰难，没有接受。他去会见了袁世凯，等待了三小时之久，严复认为是因为旧怨存在。

严复致伍光建英文信札（部分）

严复在清末新政和民国初年政治地位逐渐上升，清末时期他担任的多是闲职。到了民国初年，严复在袁世凯的圈子里颇有地位。他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后来又进入袁世凯的幕僚班子，领衔翻译《居仁日览》，更被列名筹安会六君子，支持劝进袁世凯任皇帝。

戚学民教授认为《与伍光建书》也可以说明严复政治仕途变化的原因。“严复的另外一重社会身份是北洋人物。他原来是李鸿章之下的北洋系一份子，但是未能得到李鸿章重用。甲午战争之后，严复打算离开北洋，到南方谋生。1901年到1906年，他到处奔走，在南方停留的时间较长。期间他成为翻译家，以西学知识为士林仰望。他积极参与教育，成为地方教育管理者，先后任复旦公学和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等。这一系列事件背后是严复的社会地位的逐渐抬升，开始得到朝廷的重视。1906年他被推举为留学生考试的襄校之一，就是一个标志。”

戚学民教授分析：“离京数年，严复借做留学生考试襄校之机会，重新了解了北方政局中心的变动。北洋系在李鸿章之后，已经有了新的首领袁世凯，而且成为权倾朝野的重要派别。严复先后会见张百熙和袁世凯，就是他的选择。特别是他见到了袁世凯，尽管严复担心因为旧怨而等待三小时，且他和袁世凯具体会谈的内容不可知。但是袁世凯和严复的旧怨恐怕修复了不少，毕竟袁是个能延揽人才的枭雄。严复在民国初年袁世凯当国之时的职务升迁，恐怕最早要追溯到1906年此次会见。”

除了《与伍光建书》，该组信札中还有严复与上海中西女塾（MC Tyiereo School）某位女性朋友的通信，这封简单的贺信，间接反映出严复对近代女子教育的支持和贡献，是中国近代教育史的一则重要史料。

严复致上海中西女塾友人英文信札（1907年）

严复致侄子严伯鋆（严群之父）的九通信札则是完全未曾著录的新材料，有限的篇幅中有部分论及公务，但信中所谈更多的是家事，诸如身体状况、日常生活、严氏家族年轻一代的教育与品行问题等，由其本人讲述，细节格外生动。戚学民教授介绍：“严伯鋆是严观澜之子，曾在唐山工业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任教，后辞职南下福州，在福建省仓山前盐务稽核所就职。1986年中华书局版《严复集》第三册，收录有严复《与侄严伯鋆书》三封，篇幅较长，讨论家事国事颇多，久为学界所知。严孝潜先生2004年以后在报刊上发现严复信札34封，其中有严伯鋆信2件。这次披露的通信，是未曾著录的新材料，弥足珍贵。”

“这些通信中分别涉及严伯鋆的工作，生活，吊丧慰问等情形，有时严复也报告自己的健康状况。这些看似琐碎，但严复的家族情况，是中国近代新知识家族的一个精彩的案例。从中可以看出中西教育方式的抉择，中国传统家庭的成长发展等情况。而这些都由严复用漂亮的英文书写而成，可以看出中国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戚学民教授说。

严复致严伯鋆英文信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