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隋代三省制及相关问题研究》：三省制标准像的生成与看得见的手

《隋代三省制及相关问题研究》，刘啸著，中华书局，2021年9月版，256页，68.00元

三省制是唐代中央官制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理解唐代的基石之一。我们对于三省制的常识——唐代中书、门下二省掌握政令的形成，而尚书省负责政令的执行，三者之中，中书、门下处于更为核心的地位，这是《唐六典》所描述的盛唐以来三省制运作的实况，但是这一三省制“标准像”是否能涵盖其初生、发育时的状况？其在更早阶段的面目如何，期间究竟经历过怎样的变化，这些对于我们理解唐代的三省制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要理解这一切，我们必须将目光前移到唐制所出的隋代。同时，在这一演进过程中，三省之间，权责如何分配，其长官是否都是事实意义上的宰相；在隋代这一由门阀社会转向官僚社会的关键节点上，皇权在其演进过程中又扮演何种角色，凡此种种，都是引人入胜的话题。然而此前的讨论或将隋唐视为一体，忽略隋代三省制的独立性，或各执一词，在激烈的争鸣之后仍未有定论，因此隋代三省制的面貌仍旧暗昧不明，以上这些问题仍有相当大的讨论空间。而刘啸先生的新作《隋代三省制及相关问题研究》则试图在这些前人研究的缝隙间揭示隋代三省制的面貌及其运作实况及其背后的政治因素，尤其关注于制度在皇权这一看得见的手或明或暗的操弄下所呈现出来的变迁轨迹。

以清晰而精彩的学术史回顾揭出本书将要讨论的各个引人入胜的话题之后，作者却用了一整章的篇幅，利用《隋代墓志铭汇考》等新出材料，在山崎宏《隋朝三省长官任免原表》《隋朝六部尚书任免原表》的基础上对隋代三省主要官员作了补考。从篇章结构来说，类似纯考订的内容一般都会放在附录部分，从酣畅淋漓的绪论部分引起阅读兴趣的读者可能更希望直接看到作者对于隋代三省制方方面面的论述。不过作者之所以如此安排，则是因为此后各章的论述其实都是基于这一章扎实的考订，可以说这一章正是此后立论的前提和基础，例如第二章论炀帝朝权力核心由文帝时的四贵变为五贵，其立论基础即为本章据《杨文思墓志》和《苏威妻宇文氏墓志》确认苏威再次担任纳言在大业七年至大业十二年之间。因为五贵无一人在尚书省任职，因此标志着炀帝时尚书省权力的降低，而藉由苏威再任纳言的时间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变化所发生的较为精确的时间线索，其他权力中枢的一系列变化也因此有了坐标系。

在第二章中作者着重阐述了隋代尚书省性质的变化。第一节，作者讨论了隋代的尚书省的事实最高长官左右仆射是否是真宰相的问题。通过缜密的考订，作者梳理出这样一条线索：文帝开皇年间，高颎以左仆射专掌朝政近二十年，君臣相得，毫无疑问是真正的宰相，之后高颎却因废太子案而被文帝轻易罢免，这表明左仆射虽位高权重，却仍无法抗衡皇权威压下的无常。得位不正的炀帝对重臣的猜忌当然更甚于其父，在杨素和苏威两位尚书仆射之后，炀帝干脆不再增补尚书都省长官。尚书省长官的空缺使得仆射在皇权巧妙的干预下无法再行使宰相之权，也使得尚书省的地位因此降低。在本章的第二节中，作者讨论了隋代尚书省与九寺的关系。严耕望先生对两者的关系的论断已经成为我们考虑这一问题的常识和基础，但事实上彼此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是一开始便是如此，因为尚书诸部与九卿在职能上有所重合。魏晋南北朝以来，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否需要共存成为长久以来争议的焦点。在这一章的起首，作者向我们展示的是隋初试图废除光禄、卫尉、鸿胪三寺以厘清省寺关系的努力，然而这一努力最终以三寺恢复而告失败。文帝最终明确了两者之间的分工，初步形成了严耕望先生所提出的省寺之间理想化的合作关系。在省寺关系中，无论是存还是废，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皇权的恣意越过权力边界扰乱着制度的运行。第三节中，作者的目光投向了南北朝时代“录尚书事”的演变，它从南朝时权臣用以宰制全国政务的使职逐渐演变为北朝受品秩序列节制的职事官，到隋文帝最终废除这一职位，每一次变化都体现了皇权对于这一拥有更大权力的使职的警惕与打压。在本章中，作者用一个个具有说服力的例子说明了尚书省的长官，无论是尚书令还是尚书左仆射在制度上都是位高权重的真宰相，其地位与唐代三省制定型后仅仅处于政令执行者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但另一方面，作者也揭示了历史的另一面——即使尚书省长官身为百官之长，皇权仍旧能通过操控制度削弱其权力——无论原本已经极为接近于职事官的录尚书事在隋代的废除，还是刻意不除授尚书令，以及以非尚书省官员参与朝政，都是皇权这只看得见的手轻巧操弄的结果。

在第三章中作者则试图为读者展示内史和门下，也就是唐代作为三省制核心的中书、门下在隋代三省中的意义。而这一讨论则始于负责皇家生活起居的事务性部门的殿内省从门下省的剥离。东汉以后，从负责“乘舆服物”以及“关通中外”的侍中、黄门侍郎发展起来的门下省本身就有着皇帝家臣的属性，也因此迅速崛起，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权力，到南北朝后期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政务部门，却仍旧因为制度遗存，包含了相当多为皇帝私人服务的机构。直到隋炀帝正式设立独立的殿内省以安置从门下省剥离出来的负责皇家私务部门，门下省才成为纯粹的政务机构。但是即使成为了核心部门，即使已经采用唐代的三省制运行方式，制度运行仍旧不可能对皇权有所限制——门下省虽然有审核诏书的责任，但这一切皆是形式，哪怕诏书前后抵牾，也无人提出异议，一任其颁行天下。而内史令作为内史省长官，虽号称“任总枢机”，却在强势的皇权下丧失了其议政的权力，甚至两省长官人选也能通过任用亲贵来架空其职权，而负责起草政令的内史侍郎甚至只能行使书记的责任。在本章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作为最贴近皇权的机构，它们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获得远远超过最初制度设计所赋予的权力，最终在隋代完成了家国内外的分离，成为外朝的核心部门，其运转方式已与唐代相去不远，但因为强势皇权的存在，使得看似精密的运行方式徒有其表，而皇权却能巧妙地利用长官人选轻易地实现对两省的控制。

接下来的第四章作者的目光下移到继承了隋制的唐代，展示了“标准”三省制的诞生过程。在延续隋制的高祖时代，尚书省仍旧是三省中的核心部门，而尚书省事实上的长官右仆射仍旧总领朝政，因此这一时期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三省制。而三省制的变化始于太宗自抑皇权，要求中书、门下二省发挥其原有职能，防止诏敕过误。显然此时，二省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度，其地位在此时有了显著提升，三省制初具雏形。至高宗令尚书仆射带中书门下平章事，尚书省长官遂不再是当然宰相，欲得参决国事则先取得皇权背书，这标志着尚书省渐渐向纯粹的执行机构转变。开元十一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最终形成了以中书门下为中枢，尚书省为执行机构的“标准”三省制。

在笔者的印象中，此前三省制研究似乎更多偏重于对于中书、门下二省运作及中书门下体制形成的考索，但是本书却向我们展示了以尚书省为核心的隋代三省体系以及其由隋至唐长达百余年的演变历程，直至三省制“标准像”的生成。至此，作者清晰地为我们展示了隋代在三省制发展中的关键地位，刷新了我们的对于三省制乃至隋代本身的认知。然而，本书的成就并不止于这一点。正如作者后记所称，长久以来，他始终对历史上的权力及其结构深感兴趣，因此本书的关注点始终在于皇权这一政治因素对于制度走向的决定作用。虽然制度一旦形成，有其自己的运行方式，但是它归根到底是由人建立的，也是由人施行的。而在中国的古代社会，皇权毫无疑问是制度建立与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从本书中我们看到，所谓能够限制皇权的标准三省制，仅仅是明君自我抑制的结果，而皇权决意扩张的时候，任何制度都无法抵抗哪怕是最微小的操弄——只需要将可能形成掣肘的三省长官空缺不补或替换上可以控制的亲信就足可以达成目的。虽然漫长的历史也提供了足够多凭借制度的力量试图对皇权稍作限制的例子，但是所付出的代价一般都极其惊人。本书所展示的是隋代的特例，却也是通代的常例，同时也提示我们，制度史令人着迷的地方既在于其本身运行过程中所展现的古代官僚社会的方方面面，更在于其变迁背后权力斗争的波诡云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