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的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期间，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展开了为期一天半的学术研讨。共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南京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14名学者通过线下和线上参会相结合的方式作了学术报告，并参与了交流和讨论。报告议题涉及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建筑考古研究、建筑考古学方法论及建筑遗产保护利用等方面。
10月18日下午为专委会报告和讨论第一场，以新石器时代至南北朝时期建筑考古为主题，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怡涛教授主持。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马晓以龙山时代岱海老虎山文化房址为例，对其中半窑洞性质房址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先从建筑结构的角度阐释了窑洞与地窨子的差异，根据遗址面貌，对照国内外的民族志资料，对地窨子的选址、建造方式、居住文化等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提出了判断该地区窑洞和地窨子遗址的依据，对遗址中一些房址进行了重新判断——可能属于地窨子类型的建筑遗址。这为更好地认识新石器时期的建筑遗址，为判断建筑遗址类型和进一步复原研究提供了思路，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何乐君代周学鹰教授作报告，探讨了汉代墓葬（阴宅）与地面住宅建筑(阳宅)之间的内在联系。报告利用丰富的考古实物材料，从史前时期的居址和墓葬谈起，认为地下墓葬自诞生之日起，就应是对地面住宅的表征，是地下的居住场所。汉代以后，墓葬由抽象模拟地面建筑向比较具象模拟地面建筑转化，并从平面布局到空间立体造型都逐渐“第宅化”。因此，他认为要重视研究汉代墓葬建筑本身、出土的明器、画像砖石及其关系密切的地面祠堂、阙观等考古材料。这对研究汉代建筑史、建筑考古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九原岗壁画墓发掘现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彭明浩博士对忻州九原岗壁画墓墓门上的建筑图像进行了再探讨。他认为墓葬建筑图像不应独立考察，而需首先将其置于墓葬空间中分析。他结合九原岗壁画墓中的绘画表现形式，辨析其所表现的建筑形象，指出墓门上的建筑图像所表现的建筑布局和结构都非完全写实，而是为了适应墓葬空间形式和表达意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重构。他认为，该建筑图像所反映的建筑是典型的五开间门殿式建筑，而非门楼。其结构并不超前，当时尚不存在“双柱”和“斜栱”等特殊作法。此外，他通过对建筑构件细节的分析对比，判定该墓葬年代位于北朝偏晚的北齐时期，丰富了我们对当时建筑的认识，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墓葬建筑壁画的解读方式。
其后，与会学者对史前房址的性质确定和复原、以及九原岗壁画墓中的建筑图象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对于九原岗壁画墓中的建筑图像是门楼还是门殿，是庑殿还是歇山，是否是斜栱，以及门的性质意义都发表了意见，并对建筑平面和建筑结构及复原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研讨现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考古系硕士研究生王贠赟利用ArcGIS软件建立起战国秦汉云纹瓦当考古分布的地理信息系统，对收集的云纹瓦当材料进行信息数字化处理和系统整理后，她讨论了云纹类型、时代分期以及流变关系。她细化和校正了一些先前瓦当研究中的年代分期，并对云纹的源流进行了探讨。这一研究可加深我们对云纹瓦当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钱国祥对汉魏洛阳城遗址进行了详尽的梳理、介绍和研究。他从宫城格局出发，依次介绍了以太极殿院落为中心的南部朝殿区和北部显阳殿及西游园寝殿区的考古收获。接着他对遗址中门址、殿址等建筑的遗迹现象和叠压打破的层位关系进行了细致分析，对各门楼的位置、形制和结构及太极殿的开间演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是北魏洛阳城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中国古代城市和宫殿布局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汉魏洛阳城宫城“神虎门”门址及阙间广场 河南考古微信公号 图
其后，与会学者对瓦当云纹的来源及与雷纹的关系，以及北魏洛阳宫中轴线问题、太极殿开间问题以及建筑基础等细部作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10月19日上午，为专委会报告和讨论第二场，以隋唐两宋时期建筑考古为主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钱国祥主持。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历史与遗产保护研究所教授林源和博士研究生张淙洲通过在线直播发言。林源教授首先介绍了该校建筑考古方面的人才培养和课程设置，已完成了多项考古遗址的复原研究工作。接着以唐东都洛阳上阳宫园林遗址复原研究为例，介绍了她对建筑遗址复原研究方法及建筑考古学的思考，她认为，遗址考古信息、历史文献和建筑史知识与理论缺一不可。接着张淙洲详细介绍了洛阳九洲池遗址的复原研究，他运用建筑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以考古发掘成果和历史文献为依据，推测四号基址应为瑶光殿遗址，在九洲池的总体布局中处于统率地位，兼具赏景与交通两个主要功能。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对瑶光殿遗址进行形制复原：根据遗址数据推算其营造尺，进而确定其建筑性质及建筑等级，根据赏景的功能确定其层数为二层的殿阁，根据交通的功能确定其交通组织方式，根据考古基址柱础与台基残面的关系推测其平座做法为永定柱造，并根据唐代建筑实例和法式做法推测其上部结构。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馆员王书林以唐宋时期建筑遗址中出土的砖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唐武成殿-宋文明殿遗址的用砖情况和历代用砖制度，认为从隋至宋已形成较为稳定的用砖逻辑，用砖尺寸与建筑重要性密切相关，即重要建筑用大砖、厚砖，次要建筑用小砖、薄砖，其中墁地方砖较条砖具有更强的等级象征意义。她通过比较唐代重要建筑遗址用砖数据，指出砖的边长数据偏小，但厚度数据呈正态分布，从而认为砖的厚度比边长更能反映用砖差异。在此基础上结合《营造法式》，推断砖瓦尺寸可能与材分制度存在比例关联。这一判断对建筑材料的研究及遗址的复原有着积极的意义。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易立梳理了唐宋时期成都城内街道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情况，阐明了不同时期成都城内街道路面由早及晚发生了两大主要变化，一是路面宽度不断缩减，由唐五代时期的10-20米不等，大幅收窄至南宋至元代的2-3米，应与人口的聚集、商业的繁盛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所带来的“侵街”现象直接相关；二是南宋初年用砖砌筑路面，替代了原来的夯土或瓦砾路面，并且无论铺砌方式和用砖形制上，都是南宋时期行在和地方重要州府砖砌道路的官方做法，当系仿效江浙的结果，同时也与南宋成都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相符。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晖达系统介绍了绍兴南宋皇陵建筑基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他首先从文献入手梳理了南宋皇陵攒宫制度的营建理念和风水思想，接着详细介绍了包括帝陵上宫享殿建筑夯土台基和攒宫石藏、一号和二号陵园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复原工作。这些建筑遗址规模宏大、平面清晰，为认识南宋皇陵攒宫制度、南宋官式建筑制度以及皇家陵园制度和变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研究基础。
10月19日下午，为专委会报告和讨论第三场，以宋元至明清时期建筑考古、建筑考古学方法论及建筑遗产保护利用为主题，先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和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袁东山主持。
钓鱼城范家堰遗址 图片来自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袁东山介绍了钓鱼城范家堰遗址，这是目前钓鱼城经系统发掘的规模最大的遗址，出土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该组建筑群的发现对晚段城址考古、建筑考古等均具有重要意义，但其时代与性质在学术界仍存在一定争议。通过范家堰遗址出土遗物对比分析和文献资料梳理研究，推断范家堰遗址时代为宋末元初，性质为衙署建筑。由此可知范家堰遗址应是宋元（蒙）战争时期迁至钓鱼城的合州及兴元戎司的衙署治所。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海峰以清宫造办处旧址的发掘为例，指出紫禁城考古遗存的性质属重叠型城址类考古，紫禁城考古的理念、方法、手段，概况起来就是“最小干预、微创发掘、见面即停、拼缀复原”。他按照层位关系，从晚至早的详细介绍了遗址中清代造办处、明中晚期砖铺面、明早期大型建筑基址磉墩以及元代堆积层四个主要时期的考古发现，为我们了解清代造办处建筑遗址布局、形制及功能，明代早期大型宫殿建筑的格局、性质，正确认识和理解明早期紫禁城营建历史，探析元大内宫城与明清紫禁城因袭演变提供了重要的考古材料，也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紫禁城考古的理念与方法。
工作人员介绍故宫首次发现的明代宫殿遗迹。 视觉中国 图
故宫博物院工程师吴伟介绍了大高玄殿研究型修缮保护案例。作者作为项目负责人，首次将建筑考古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到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对建筑本体上的信息按照营建次序、修缮更替以及叠压打破的关系和规律进行全面、细致和系统的提取、记录和分析，他重点讲述了大高玄殿屋面、木作和彩画油饰不同时期叠压打破的历史信息发现与信息记录和考古学研究过程，获取了以往未曾发现的不同时期的建筑技艺信息和“透物见人”的历史，揭示出古建筑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复杂，不同匠人或地域技艺的差别有时候超越了建筑形制特征的时代差异。最后他呼吁建筑考古也需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古建筑修缮保护项目的考古研究中来。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怡涛指出，中国古代建筑受其文化制约，最重要的特征为等级秩序。它存在于建筑的总体格局、单体形制、构件造型、装饰纹样、色彩构图等直观可见之处，也存在于建筑的用材、用料、比例、关系等隐含之处。他结合南汉国宫殿建筑遗址为例，从总体格局研究、营造尺及建筑群秩序研究到木作复原步步推进，向我们展示中国传统建筑常见等级秩序特征运用于建筑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方法和规律。
陕州地坑院 （摄影作品：生活 作者：贾玉照 摄 图片来自中国摄影家协会网）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学院教授汪芳关注到，乡村民居等乡土建筑遗产，作为世代居民生产、生活的组成部分，也在社会变迁中无声无息地逐渐消失。她以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地坑院为研究对象，对其在城镇化影响下的发展变迁进行长达十余年的跟踪调查，揭示其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消失的原因，并探讨未来合适的保护利用方式。该研究将为未来传统村落保护、遗产价值挖掘等方面提供经验和见解。
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围绕建筑学与考古学如何更好的融合合作，考古遗址如何更好的提取建筑信息和复原，建筑遗产如何记录和有效保护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和交流，对建筑考古发展和未来都充满信心和期待。
研讨会现场
会议最后，由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袁东山做学术总结。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的报告，反映了学术界对建筑考古学的关注，涉及建筑时代广、类型多样，还覆盖了方法论、建筑材料及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研究，展现了建筑学与考古学多学科合作的良好态势和广阔前景。通过讨论，对建筑考古的内涵、意义及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本次学术研讨会搭建了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为推动建筑考古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积极地重要作用。未来，在推进学科交融、推进建筑遗址科学发掘和科学认知等方面，专委会将组织更多的学术活动，发挥更大作用，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学术力量。
（本文原标题为《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会议纪要》，全文原刊于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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