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白鹿原》的“乡土中国”

作者｜何青翰

简介｜清华大学哲学系在读硕士

兴趣｜儒家思想、政治哲学、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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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人类仅存的几个最原始的发明之一，“家庭”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今天这样繁多而严重的矛盾。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一过的生活。”长久以来，传统的中国家庭几乎蕴含着古典中国构建幸福生活的全部智慧。费孝通先生认为：“从基层上看，中国的社会是乡土性的。”构成这个广阔的基层社会的基本社群单位，即为以其结构复杂性而言的“小家族”。在以小农经济为基本生产方式的中国乡村，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它的主轴在父子之间，并在差序格局所形成的亲疏背景下，沿着这一单系的路线向外扩大。家族所承担的社会义务已经从单纯的生育繁衍扩展到了政治、经济、宗教等等领域内，并成为实现儒家文化中“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的重要载体。这也就是告诉我们，对于古典中国的观察，必须落实在对乡土社会中基本生活单位——“家”的深入、虔诚的理解之中。八十年代末，伴随着“思想”的落潮，也许是历史的自觉，彼时正在陕北窑洞里奋笔疾书的作家陈忠实，找到了这条线索。

平心而论，作为一部小说，《白鹿原》毕竟不能完全视为社会学的研究范本，但陈忠实凭借其高度的历史参与感以及丰富的地域经验，惊人地跨过了虚构与纪实之间的深堑。《白鹿原》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秦岭与陕北高原之间的关中平原，气候湿润，沃土广布，纵横平原中部的渭河养育了两岸古老的农耕文明；因其地理以分割成块的平原为主，既形成了以传统耕作为主要事业的社群组织，又在各自内部已达到高度熟悉的村落之间保持着相对的孤立与隔膜。而陈忠实所设计的小说情节的主线正是由白、鹿两大家族所组成的“白鹿仁义村”从晚清到建国初年之间所经历的剧烈变迁。

就其叙述而言，其所依照乡土社会而虚构的特定，空间具有极其复杂的多样性和真实性，对于传统家族以及家庭内部象征符号几乎无所不包。对这一小说展开社会人类学的文本分析，有助于揭示现代性与传统家庭之间所发生的冲击与回应的内在逻辑。通过对这种分裂性的张力的展示，《白鹿原》再现了中国近百年来传统家族的生与死。由于作者曾经亲身经历多年的农村生活，对关中平原乡土社会具有深刻而哀伤地生命性体验，使其小说承载了沉重的悲剧精神，这实际上在极大的疏解了由于作者哲学意识的先天不足而造成的贫乏与粗糙。虽然有时候看起来，它确实套上了一层魔幻现实主义的外衣。本文仅以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以及《生育制度》的相关理论为研究方法，对《白鹿原》的文学世界作个人解读。

▲《白鹿原》作者陈忠实

一 、乡土社会的家族标本

家族制度是构成乡土社会的主体原则。在小说中，身为族长的白嘉轩、关中大儒朱先生，白家长工鹿三，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人物。按照费孝通的理论，这三个人物分别代表着支撑乡土社会中家族制度的三种关键元素：以父系为主的继替原则和男权主义；儒家文化所树立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在亲属的层次扩展中所吸纳的劳动生产力。

白嘉轩的父亲是白鹿村的族长，其父亡故之后，顺承族长之位，立即率领村民修复作为两大家族的精神象征的祠堂。费孝通先生说：“在一个完全由传统所规定下的社会生活，这社会可以说是没有政治的，有的只是教化。”乡土社会是有别于于西方法治社会的礼治社会，以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来维持人与人之间交流合作。作为社会结构长期固化而形成的社会继替中长老权力的代表，白嘉轩担负着道德教化的任务，正如鹿家的代表鹿子霖曾经这样嘲笑到：“他一生就知道在祠堂里弄事。”白嘉轩一生所努力，就是为了努力营造一个能够产生情感认同的公共空间，他在祠堂内宣布共同遵守的“乡约”，惩戒伤风败俗，召开家族会议，都是为了以此强化个人对传统经验以及生活规范的信仰膜拜。

由于现代性知识的匮乏和隔膜，乡土社会是一个充满着魔幻色彩的神秘社会。人们对于自身命运的把握总是软弱无力，生命的脆弱和自然的不可预测性强化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为了克服这种恐惧所造成的焦虑而完成繁衍生息的宿命，家族领袖必须以最大的意志确立将恐惧转化为敬畏的符号系统，以此构建共同的心理基础。白嘉轩将重修族谱作为白鹿原的第一件大事，建立以血缘关系为主的符号系统，使所有人在家族的体系内找到生命的归属感，由此强化以父系为继承主线的纵向的时间观念，从而减轻乃至消除个体生命的虚无，赋予每一个人保障种族绵延的使命感。他亲自主持祭祀，力图化解诸如干旱、瘟疫之类的自然灾害。通过营建祠堂、修订族谱、确立乡约、主持仪式等等一系列公共行为巩固和维护了白鹿原的家族制度，使得白嘉轩成为男权社会中父系继承的最高权威的化身，亦即家族为中心的礼教符号。

关中大儒朱先生是白鹿原实际上的精神领袖以及行为规范的制定者，儒家文化在乡土社会中起着代替宗教的作用，一是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二是建立礼治秩序以涵养德性。自张载以来，关学即作北方儒学的代表。朱先生为白鹿村所制定的乡约被白嘉轩用石碑镌载，树立在作为家族象征的祠堂内，体现了儒家知识分子为乡土社会提供处理家族内部关系的理论依据以及技术标准。费孝通先生在介绍“差序格局”的同时对乡土社会中狭隘自私观念作出了隐性的批评，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重建。而小说中朱先生正是作者笔下国家整体与乡土社会中互相独立疏离的家族之间的精神纽带，在抗战的艰苦岁月，激励白、鹿两家报国御侮。分散的农业生产方式对国家的依存程度非常的低，尽管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必然存在的隔膜和误解，但是只有像小说中朱先生这样理想中完美的儒家士人所提供的义理和知识，才能维系家族与民族国家之间稀薄的认同感。忠孝这一道德条目毕竟不是高悬于乡土世界之外的，要说明“天下”，还得回到“父子、兄弟、朋友”这些具体的伦常关系。

作为白家长工的鹿三，为乡土社会提供者主要的物质资源，然而就其社会地位而言却处于乡土社会的最底层。白嘉轩称其为三叔，即将其纳入亲属称呼的系统之内，属于一种感情的扩展，也是维系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必要手段。鹿三这样的劳动者，多依附于具有绝对生产资料优势的大家族，生存在既得利益集团的边缘地带。他们既是乡土社会的主要劳动力，又是习俗规范的直接承受者。但是基于费孝通所说的乡土社会的有机的团结所形成的熟人世界，在这种亲密感觉之中，渐成一种习俗性的自由。鹿三的儿子和白嘉轩、鹿子霖的儿子似乎并无尊卑贵贱的身份意识，幼年时代亲如兄弟。白嘉轩与鹿三主仆之间那种亲切、温情的关系，在小说中消解了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对立冲突。这种消解必然合于真实吗？我们不必替作者发言。像鹿三这样的乡土社会的秩序规范的受制者，有时对于秩序规范本身的信奉程度甚至要高于这些秩序的制定者。鹿三毫不犹豫地处死了作为他儿媳的田小娥——乡土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就是对这种精神价值的坚决捍卫的体现。

在陈忠实统摄全局的雄健书写下，一个极尽浓缩的“乡土中国”范本出现了：白嘉轩、朱先生、鹿三，分属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以及功能角色，三者互为支持，在充分尊重天理、天道、天命的前提下，使得农耕文明中的家族既能遵循着长期形成的传统经验，在已成的合理秩序中各取所需；又能保持内部的疏通交流，人与人之间得以在不同的阶层中和睦共处。从功能主义的解释角度来看，这完全符合对社会结构内在稳定性的制度需求。一切制度的设计都应该基于人的生存的需求。白鹿原无疑是理想的乡土社会家族的标本。至于它最后的毁灭，则理应从内外两方面加以审视。

▲电影版《白鹿原》一景，鹿兆鹏娶妻

二 、传统家庭的裂痕

功能主义学派有两个明显的弱点：太过于强调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和合理性，而且对社会文化的历史进程和个人的情感漠不关心。过分重视社会的一体化，导致对社会中利益冲突的忽视。费孝通先生在其著作中对此多有纠正，并已经在许多层面上关注到了乡土社会与现代理性之间逐渐扩大的矛盾。而陈忠实笔触深刻之处，正是《白鹿原》中素称仁义的白鹿村也在和睦安定的背后潜藏着白、鹿两家的激烈斗争，在白、鹿两家的内部，父权家长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家庭成员之间既有的尊卑关系和相应的权力义务日趋崩坏瓦解。伴随着家族权威衰落，女性反叛与男权主义的冲突逐渐成为乡土社会最具破坏性的因素之一。

小说一开篇就写道:“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在乡土社会的传统家庭之中，传宗接代是最重要的人生目的，所谓“传续香火”，家族存在的认同感需要从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希望中去寻找，唯有延续不断的世代交替才能确保家族成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费孝通说：“种族绵续决不能说是个体所要求的，而是性的满足中不经意的生理结果。”“一个社会之所以要规定继替原则的目的是在免除社会混乱。”白嘉轩的父亲去世之前，嘱咐白嘉轩不惜卖地卖房也要再娶女人以生下儿子，其用意就在于此。传统家庭中严父慈母的双系抚育是其基本的教育方式，通过父权统摄下尊卑名分的确立，建立起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本末关系以及兄弟之间的平行关系。

白嘉轩在家族中身为族长，在家庭中更加具备无可争议的绝对权威。他是家庭财产的支配者，是子女的监护教育者，是劳动产品的分配者，是家庭生产以及生活的唯一决策者。而他的第七个妻子吴仙草在小说中形象模糊，随着情节展开，个性越发苍白，实际上这正是传统家庭中妇女的基本生存状态，其所负责的是家庭成员的生活起居，协调家庭关系。费孝通说：“没有感情联系，相敬如宾，一天话也不说上三句的男女，同样是能维持他们共同抚育儿女的责任。”“我常认为我们应当把人类的感情看成社会所培养出来的结果，不能看成社会制度的基础。”白嘉轩与其妻子的夫妻关系，可以视为以上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诠释，这几乎就是整个中国传统家庭的基本婚姻状态。作为父母生命延续的子女，白孝文、白灵、鹿兆鹏、黑娃，在家庭生活中必须完全服从于家长的权威与指命；作为父亲的白嘉轩和鹿子霖拥有支配子女一切生命活动的至高权力。在白鹿书院暂时关闭之后，他立即宣布白孝文的读书事业从此终至，并为其置办婚事，从而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将白孝文纳入设计好的人生轨道。父母把子女看成自我的一部分，把他们的理想交卸给了子女。在此过程中，白孝文毫无自我的选择余地，他代表着单系继替中纯粹出于客观需求而存在的一环。一般而言，白孝文因其在传统家庭中既成的服从的心理，绝不会有任何逸出固定命运的企图。但是我必须指出，此种稳定性的顺从只是不会产生，而并不是不能产生，其原因就在于白嘉轩式的家庭模式本身种下的苦果。费孝通先生在“差序格局”中提到个人为己的处事原则，在“种族绵延的保障”提到从生殖到抚育的外在制约的必要。倘使个人将自己推向差序格局的极端情况，外在的制约失去了效力，子女的顺服也许就会产生裂变。

在接受传统书院教育以外还接受了县城的现代教育的鹿兆鹏和白灵都选择了对包办婚姻的强烈抵触；“爱”，作为婚姻的主要因素，首次出现在古老的白鹿原上。现代理性有着一套与传统经验所构成知识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它建立在现代社会共时性和内在本质不断变迁的基础上。它不再将生命的存在理由构建于与过去的联系，也不再以个体的生活完全服务于种族延续的需要。在两种知识体系的正面碰撞中，以朱先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节节败退，以至书院最后关闭。

白灵和田小娥作为小说中的两位主要女性，均以传统反叛者的身份出现，又都以悲剧性的结局收场。白灵出生在白鹿原的最优越的上层家庭，她的反抗属于女性主义和革命之间的话题，这个我们留在下一章在讲。

田小娥是她原本是地主家的小妾，与黑娃私通后一起逃回白鹿村。两人的结合从来没有得到家族的承认，也就失去了进入祠堂从而进入正常继替关系的权利。黑娃被迫离开白鹿村后，她一次次挑战男权社会的道德底线，并一次次得到肉体的惩罚和精神的羞辱，在千夫所指的荡妇的道德罪名之下，她唯一的反抗的武器就是“性”。田小娥先后与鹿子霖与白孝文发生性关系，成功地摧毁了白鹿村两个最重要的家庭的原有的稳定，白嘉轩的事业几乎毁于一旦。

费孝通说：“现在若让性爱自由地闯入已有的重要社会关系中，它不但可以破坏相结合的男女之间原有的关系，还可以紊乱整个相关的社会结构。”田小娥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其原因还是在传统家庭本身。出于维护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的考虑，男女间的不能发生激动的感情，于是家庭的异性组合必须替换为家族的同性为主的单系组合。在传统家庭中，既强调婚姻的正当性，极力营建婚姻制度，又有必要压制男女之间的激情和个性追求，防止情感追求的扩散。按照这种逻辑，传统家庭的稳定男女结构隐藏着诸多裂痕，一旦出现心智坚决的叛逆女性，伦理世界的缺口就会被彻底打开。这也是费孝通先生在“名实的分离”中所指出的传统家族的道德原则在与现实冲突时所产生的虚伪。但是，这种“虚伪”并不致命。

田小娥死后被白嘉轩率族人修筑砖塔所镇压，证明其破坏力的极限，终究不能到达一个纯粹的守礼者的内心。只要还剩下一口气，他就能开启礼教的应急模式，把失控的世界带回正规。

▲《白鹿原》中制定乡约的儒家精神代表朱先生的原型牛兆濂

三 、“家”的根本性危机

陈忠实将《白鹿原》的叙事时间起于辛亥革命而终于土地改革，他所记录的乡土世界从白嘉轩担任族长的那天起就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大时代的激流碰撞之中。早前宪政运动尝试的失败导致极左思潮迅猛兴起，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下，革命成为最为高效的救治方案。革命，是一种在所有的改革方案都归于失败的情况下才会被迫做出的暴烈行为，其行动原则就是推倒一切旧有秩序和道德，彻底改造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诚如汉娜·阿伦特所言：“只有发生了新开端意义上的变迁，并且暴力被用来构建一种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缔造一个全新的政治体，从压迫中解放以构建自由为起码目标，那才称得上是革命。”鹿子霖的长子鹿兆鹏将“革命”这一名词带入白鹿村之后，现代理性经由最极端的手段不断被强行导入，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开始走向最后的完结。

吉登斯认为，在传统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断裂。这种断裂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变迁的过程更加神迅速，一是变迁所涉及的范围空前扩大。革命的特征就是压缩时间，集中目标，自下而上，全面展开。费孝通先生说：“孩子不但不容易和父母契洽，而且还时常会走到相反的路上去。推己及人是自我的扩大，可是子女要把自我扩大到包括父母也是不容易的。”时代间的隔膜正如费孝通所言，乃潜在而时时有扩大的趋势的。在单系继承和男权统治的乡土社会，父子矛盾是动摇稳定的家庭三角结构的主要因素。鹿兆鹏，小说中最坚决地革命者，一度凭借大革命的动荡背景成为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并能取得别人信任的时势英雄。他能够利用新的知识系统支配民众，从而在心理上和事实上默认了对白嘉轩的族长统治的取代。在破除精神枷锁的号召下，他率领村民砸毁祠堂，拔除乡约，并将自己的父亲押上农会公审土豪劣绅的大会，标志着乡土社会的最高权威的彻底坍塌，由此引发的是父权统治之下父子关系、男女关系、文化认同、社会等级的全面失序。其直接后果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混乱与破裂。在陈忠实的描写下，从“大革命”对白鹿原进行过彻底的现代革命洗礼之后，白鹿村不断陷入夫妇隔离、兄弟反目、父子对立以及各种政治势力厮杀所制造的族群破裂。

毋庸置疑，小说整体上呈现出对于暴力革命的反思与怀疑。白鹿原的伦理秩序之所以崩溃，其最深刻的动因，在于鹿兆鹏引入了现代革命的正义。因此，小说中的鹿兆鹏已然被塑造为白鹿原的“盗火”者，这一点非常清楚，无需辩驳。但是，小说里的鹿兆鹏，虽然表现了“恶”，但绝对没有显示出“伪”。革命者自我宣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缔造新的世界，怎么可能不真刀真枪地进行搏斗？陈忠实笔下的乡土世界，亦非纯粹美好，更何况腐败的国民政府虽然不能对乡村形成有效的动员，但绝不妨碍其横征暴敛。因此，鹿兆鹏尽管并不可爱，但他至少和妻子是圆过房的。他怀抱着真诚理想，并为之不择手段、奋斗不止。他对于发妻冷秋月的冰冷、酷虐，的确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用戴震的话说，这叫以理杀人，以革命的“婚姻自由”杀了古典的“父母之命”。这自然也不是没有原型，比如鲁迅先生之于朱安。此种苦难，似有无可逃于天地的宿命，毕竟他们都是纲常失效后所诞生的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黑格尔认为，悲剧发生的原因及其意义在于两种正义的价值观念的对立冲突。陈忠实或多或少接近了这一立场。

乡土社会的秩序是依靠社会成员的自我约束而实现的，如儒家经典《大学》所谓“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此与西方契约社会中用外在的法律制度或宗教神法来规范社会行为有着本质区别。在中国传统家庭，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已成的秩序的模式，将这一模式推己及人而实现外化，就成为了普遍的社会秩序。费孝通称其为“心态秩序”。他认为，每个成员内心中那一个稳定的心态秩序，是乡土社会之所以有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关键。而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打破了旧有体系的等级制度，诸如黑娃、田小娥之类的底层民众潜藏的报复心态被革命伦理导向了暴力破坏，肆意释放和扩大人本身的自然欲望，而这些欲望在乡约、族规等儒家道德规范被视为罪恶的源头而加以压抑。伴随着一系列传统制度的瓦解，人们稳定的心态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将传统家庭的裂痕彻底撞开，从而在根本上摧毁了乡土社会：差序格局与伦理本位逐渐演变为革命分工与友爱共同体。第一，革命队伍是在共同理想之下的友爱的共同体，革命的友爱共同体承认“友爱”之于政治事业的造血功能，但这种“友爱”的实质内容以及根本动力，并不是儒家思想中的“各美其美”、“有物有则”。革命的友爱否认人伦关系所造成的尊卑差别；为了实现排除先在不平等的最大可能性，个人的潜在德性必须通过革命的具体分工得以呈现，并以消灭或改造一切有悖于革命理想的历史阻碍为其任务，第二，革命者笃信，在解放事业中，原本以父子为中心的伦理关系中的某一角色的扮演者，获得了与一切参与者相同的尊严，并分享着这一事业的神圣性；除了革命者或为人民服务者，其他所有的社会身份均将退居次席。总之，经此事变，白鹿原的家族成员陷入了一种生存性的焦虑和紧张状态，人们心中对熟悉世界所保持的神圣感就此荡然无存。其最高表现就是白鹿原年轻一代的精神上的弑父和政治上的推翻父权——鹿兆鹏与白孝文先后脱离既有家庭，并亲手结束了预留给他们统治地位的宗族秩序。

在《白鹿原》的最后章节，黑娃被童年伙伴白孝文以反革命罪处决，其父鹿三在被田小娥鬼魂附体后身心俱衰，不久病逝；白嘉轩在见到这场有生以来所见到最浩大的群众集会之后彻底封闭了精神世界，双眼近盲，他一生的事业已经陷入了黑暗；另一个家族领袖鹿子霖则神经错乱，丧失了原有记忆。大儒朱先生在经历国民政府的极度腐败之后，默然离去，白嘉轩感叹道：“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先生了”。而白嘉轩最疼爱的女儿白灵则在红军时期早已被肃反运动冤杀了。白孝文和鹿兆鹏进入新政权的体制之内，他们的生命轨迹已经和其父辈的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了。随着土地改革的全面推行和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士绅阶层被连根拔起，代表着差序格局与伦理本位的儒家文化被革命伦理彻底否定，传统的家庭终于在时代的剧变中开始宣告退场——尽管这一历程直到改革开放才最终接近完成。陈忠实最后写道，白嘉轩在雪地上与疯癫的鹿子霖相遇，其意不言自明：革命所注入的现代性精神与乡土社会的较量虽然以表面上的革命最终胜利而结束，而实际上革命并没有在传统家庭的废墟上重建新的家庭关系，虚构的宏大理念破灭之后，所有人的心灵必将陷入无所适从的虚空地带。《白鹿原》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如同《阿Q正传》一样挣扎于虚无主义的民族寓言。这种挣扎的姿态，使其保有了最低限度的清醒，但也同时意味着，作者已经失去了回答任何问题的能力。

▲剧版《白鹿原》一景，革命前夕与《新民主主义论》

余语

电视剧 《白鹿原》的遇冷也许并非偶然，这与我们“痛感”的丧失或变异有关。

从前，“家”的重要意义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它也是精神信仰、道德伦理得以维系的基础,更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所在。它本身的存在首先是基于合理的社会需求的，即在长期安定的社会秩序中，通过婚姻制度、家长制度、单系继承制度以及亲属扩展原则，在差序格局的范围内充分较好地完成了种族绵延之一人类的根本目的。而其生活方式与共同心理，于短暂的生命和纯粹的生理需要而言，又实现了精神上的超越。辜鸿铭说：“真正的中国人过着成年人的生活而具有孩童般的心灵，也就是说，真正的中国人是具有孩子般的心灵和成人的头脑的人”。孩子的心灵是纯真而虔敬的，这类同于传统家庭对于过往岁月和生活经验的坚信；成人的头脑代表严格而审慎的思辨与分别，这类同于传统家庭从不懈怠的尊卑有序和行动准则。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传统家庭曾经保障了社会秩序的安定以及个人的幸福，并由此支撑起中国人的“天下”想象。但我并不是要完全肯认传统家庭的绝对合理以及永恒稳定。由于隔代差异和对个人世界的忽视，以及默认存在的道德虚伪性，传统家庭中的父子关系以及男女关系潜藏着压迫的因素。在现代理性对传统生活全面冲击之后，所有的裂痕都急速扩大并最终冲毁了整个乡土社会。在此意义上，费孝通先生讲出了“学理”，而陈忠实赋予了我们活着的“故事”。

《白鹿原》的结局似乎是传统社会的必然结局。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会清晰地感受到中国人的精神内战。在一个彻底的世俗化社会,我们应如何建构一种诸如传统家庭般必要的神圣观念? 现代社会早已经历了长期的现代化理论准备和启蒙运动。然而，在一个短时期内，现代意识强力地嵌入了中国人的家庭内部，却经常以异化的形态出现，像离婚、出轨、父母与子女的矛盾、空巢老人等等严重的现代家庭危机，都是结合失败的具体表现。一些原本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观念正在被工具理性所取代。革命之后，资本逻辑对于“家庭”的伤害有增无减。合上《白鹿原》，读者总是会想起那无垠的麦田和清澈的秦腔，男女悲欢，生老病死。也许陈忠实只是想告诉我们这些后生，解决这些问题，其前提，必须是我们以“革命”成果的享有者的名义，把目光从早已陷入资本主义“铁笼”之中的城市，移回正在慢慢消亡的乡土世界：重新与传统家庭所塑造的美德与遗憾展开对话，重新与那些曾经作为我们一切美好的人生意义的虔诚的守护者，展开对话。（文/何青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