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好书五月榜单中，《弦诵复骊歌——教会大学学人往事》入选。作者岱峻将书写对象聚焦“教会大学学人往事”，展示出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教会大学的几度折转经历，尤其是一代学人的精神气质与人世遭际。本文为书评。
撰文 杨早
要说《弦诵复骊歌——教会大学学人往事》里提到的抗战时期成都教会大学学人，我最熟悉的应该是顾颉刚、钱穆，又或是吴贻芳、唐振常，但偏偏是头一篇《大地雄心：卜凯与赛珍珠及其弟子》。
为啥？借用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说话，这是“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区别。能在书里读出“我”，印证“我”，能不激动吗？
“我”当然不是晚生了三十年的本人。是书24页有一张照片，说明是“1941年夏，金大农经系学生杨汝纶等在成都东郊进行农村调查”。
轰地一下，我祖父的回忆录里有一段话涌上了心头：“按学校规定，这年暑假参加系里组织的农村调查，为写毕业论文作准备，住在外东一所农校里。同学们穿着草鞋，戴着草帽，手拿一根打狗棍，终日走村串户。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四川华阳县水稻、小麦、玉米、红薯四种作物生产成本的研究》。指导教授是美籍教授布克博士。”
金陵大学，美国基督教会在南京创办，是第一个向中国政府请求立案并获批准的教会大学。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史家程千帆等著名校友均出自于此。
这个布克博士，就是赛珍珠的前夫卜凯啊。而金陵大学农经系，是当年中国农学界的金字招牌。卜凯的先后同事与弟子，大抵经历康奈尔大学农业系（胡适是那里的逃兵）——金陵大学农经系，留在大陆的如乔启明、崔毓俊，1949年后也与胡适弟子俞平伯等一样，为了清除学派影响，遭遇“拔白旗”“反右”等一系列残酷打击；而去了台湾的钱天鹤（钱理群之父）、沈宗瀚（沈君山之父），则为台湾农业起飞勾勒了蓝图，夯实了基础。
祖父后来改当教师、从政，同样是卜凯弟子的祖母，却在四川富顺县农业局干了30年。1985年，她受到农牧渔业部的表彰，获得部颁“长期从事农牧渔业科技推广工作成绩卓著”的荣誉证书。
祖母是富顺县一个大地主家庭的四小姐，但她年轻时信奉雨果（Victor Hugo）的一句名言：“人生是给予，不是索取”（Life is to give, not to take.）这跟金陵大学的校训“诚、真、勤、仁”颇为契合。
我们现在将金陵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圣约翰大学、岭南大学都称为“教会大学”，其实是一种习惯。严格地说，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教育立法，收回教权，至1934年，所有教会大学都变成了半国立或私立大学（清华也是此时收回的），中国人开始执掌校政，宗教也从必修课改成选修课。我问过祖父：你上大学时一定要念《圣经》吗？他说：不啊，有同学念，不想念就可以不念。
燕京大学，1916年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司徒雷登任校长，曾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在国内外名声大噪。
这些大学至抗战时，已经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由于海外资金与教育资源（如金陵大学与康奈尔大学为姊妹学校），它们还是中国高等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弦诵复骊歌》正是通过一出出折子戏般的学人往事，展现出“教会大学”为大后方的中国教育与中国社会做了哪些事：从农业调查到国学研究，从藏地建设到中西交流，从妇女教育到牙医普及……战火纷飞的年代，现代文明的输入从未停止。
还不仅仅如此，启蒙者自己也在被以成都为中心的中国本土文化浸染与改变着。钱穆在赖家园子（齐鲁国学研究所）创造出的书院风味，大可看作日后香港新亚书院的滥觞；而1950年被驱逐出境的金陵大学教授芮陶庵，淹留香港参与创办崇基学院，两个儿子也都毕生致力中美文化交流，更不用说前述的台湾农复会事业。是时候正视这些“教会大学”的影响与意义了。
辅仁大学，1925年由罗马教廷创办，20世纪初与北大、清华、燕京并称北平四大名校。
第24页的那张照片，由我祖父提供。我觉得可以说明两件事：一是《弦诵复骊歌》的作者岱峻不满足于现有的文字资料，对金陵大学师生及其后人的访谈在书中俯拾皆是，大都是我祖父那样的普通人，这让这本书的层次感变得非常丰富；第二，我想岱峻能够找到这些受访者及当年的影像、文字，像金陵大学校友会这样的组织功不可没。念初中时，我在祖父书房里看到过金陵大学校友会寄来的各种材料，深受感染，几乎将其后身南京大学列为高考首选。
一些已经消逝了的大学，仍有那么多的学生、后辈在执着地怀念它们，书写它们。这是一种很伟大的情感。这两日我看到一位中山大学的学弟在嘲笑中大岭南学院总是顽固地标明“岭南（大学）学院”。我觉得他可能没有理解岭南校友那种无望的留恋之情。就像北大2014年设立燕京学堂，用意之一便是要给燕京大学校友一个交代。燕京、岭南与金陵都不太可能复现于世，但记住它们，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
《弦诵复骊歌》
岱峻 著
商务印书馆
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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