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近日，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王水照的学生、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崔铭推出了历时七年完成的《王安石传》，为他的宋代“巨人三传”收了官（另两部分别为《苏轼传》、《欧阳修传》）。本文经授权摘自该书，标题为编者所拟。
王安石
耽溺于经史诗书，固然能令王安石感受到无限乐趣，但朝廷政事，却始终令他心有不甘。此时正是宋朝三百余年历史中最安定、最繁荣的一段岁月，外无战事，内无大灾大难，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朝野之间一片祥和，仁宗皇帝十分快乐地与大臣们共享这太平光景。
嘉祐六年（1061）三月二十五日，仁宗率群臣在皇宫后苑赏花钓鱼，随后在太清楼举行宴会，君臣唱和，其乐融融。
嘉祐七年（1062）正月十四日，正是举国欢庆的元宵佳节期间，仁宗登宣德门观灯，并对身边大臣说：“来此观灯，只因岁时与万姓同乐，并非朕出于私心，放纵游玩观览之欲。”
嘉祐七年（1062）十二月二十三日，仁宗率身边近臣、皇室子弟至龙图阁、天章阁，观赏太祖、太宗、真宗御书；又到宝文阁，亲自以飞白笔法，书行草数张，分赐群臣；然后在群玉殿宴飨。席间，仁宗作《观书》诗，令群臣唱和，并“传诏学士王珪，撰诗序，刊石于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嘉祐七年（1062）十二月二十七日，君臣再次相会于天章阁，一同观赏祥瑞之物，并在群玉殿宴饮。仁宗说：“前日太过匆忙，所以再次宴请诸位。天下太平无事，朕愿与众卿同享今日之乐。诸君尽情畅饮，不要推辞。”并赐禁中花、金盘、香药，又特召宰相韩琦，至御榻前，赐酒一樽。“从臣霑醉，至暮而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这些盛世欢会，王安石都有幸参与其中。然而，在热闹繁华中，他的内心却深感寂寞和忧虑。多年来从地方到中央的行政历练，以他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全面观察和深刻思考，他知道太平不可久恃，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可是，他无能为力，他只是这部庞大的政治机器上一个可有可无的部件，周而复始，重复着那些按部就班的程式化的工作。在《杂咏三首》其二中，他感叹道：
先生善鼓瑟，齐国好吹竽。操竽入齐人，雅郑亦复殊。岂不得禄赐，归卧自欷歔。寥寥朱丝弦，老矣谁与娱？
不能发挥才干，有所作为，高官厚禄又有什么意义？反而使他备觉生命空耗的无聊、郁闷！于是，思乡之情便悄然在心中生起：
辇路（天子车驾所经的道路）行看斗炳东，帘垂殿阁转春风。树林隐翳灯含雾，河汉欹斜月坠空。新蕊谩知红蔌蔌，旧山常梦直丛丛。赏心乐事须年少，老去应无日再中。
——王安石《季春上旬苑中即事》
北斗七星的斗柄，又一次指向东方，春天又一次来到，时光的流逝，实在令人心惊！自从嘉祐四年（1059）奉调回京，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着：日出日落，月缺月圆，花开花谢……当时间的焦虑，在心中变得越强烈，那重峦叠嶂、蓊蓊郁郁的故乡青山，便越来越频繁地在他的梦中出现。
岁月的流转，带来了王安石年岁将老的惶恐，也带走了恭俭仁恕的仁宗皇帝。嘉祐八年（1063）三月二十九日，仁宗驾崩，享年五十四岁，在位四十二年。对于仁宗之政，《宋史?仁宗本纪》有一段经典的评价：
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无）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
仁宗无子，过继濮安懿王赵允让第三子赵曙为太子，四月一日即位，是为英宗。在韩琦、曾公亮、欧阳修等宰执大臣的鼎力扶持下，朝政平稳过渡，一切波澜不惊。
然而，几个月后，王安石的家中却发生了重大变故。八月十二日，母亲吴氏夫人卒于京师，享年六十六岁。朝中士大夫纷纷去王安石府上吊唁，唯独礼院编修苏洵没有前往。
苏洵与王安石的不和，在嘉祐元年（1056）那次分韵赋诗的饯别宴上，已经表面化。但那次事件，似乎并非两人矛盾的起始，真正的原因，应该肇端于彼此政治观点的分歧。苏洵喜欢谈论军事，早在庆历前后宋夏战争期间，便对朝廷政治颇多不满，认为“天下事有当改作”（叶梦得《避暑录话》）。于是，穷数年之功，将自己对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的诸多看法，著书立说，于嘉祐元年（1056）来到汴京，寻找用世的机会。在欧阳修的大力推荐和揄扬下，苏洵声名大噪，“一时推其文章”（同上）。然而，同样不满现实、主张变革的王安石却并不欣赏。王安石认为，“苏明允（苏洵字）有战国纵横之学”“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邵博《邵氏闻见后录》）。战国纵横家以善揣摩、通辩辞、会机变驰骋世间，朝秦暮楚，事无定主，被儒家视为见利忘义的投机派。就文章风格与技法而言，纵横家之言，“词往往胜于理，其虽说理透达，然每乞灵于比喻，其气虽盛，然一泄无余，少含蓄纡郁之态”（梁启超《王荆公》）。王安石向来以正统儒家自诩，与苏洵在学术渊源、思想观念，乃至文章风格，各方面都极不相同，并多次在众人面前横加诋斥，因此，“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叶梦得《避暑录话》）。当然，思想上的不认同是双向的。如果将他俩同期的著述作一比较，不仅可以看出二人的分歧，“而且还可看出，苏洵的一些话，似乎是专门针对王安石而发”（曾枣庄《三苏评传》）。这样两个人，虽然同为欧阳修所赏识，却注定无法成为朋友。
据说，他们初次见面，就是在欧阳修家的饭局上。那天，客人众多，仅苏洵一人是新客。席间虽有介绍，但彼此并未全部熟识。饭后，当客人陆续散去，只剩欧阳修与苏洵两人时，苏洵问道：“刚才坐在我对面那个头不梳、脸不洗、囚首丧面的人是谁？”
欧阳修回答：“是王介甫，他是一位文章道德超拔群伦之士啊，你没听说过吗？”
苏洵不以为然，说：“以我的观察，不近人情者，很少不为天下大患。此人将来必乱天下！内翰，您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交往？”
此后，两人虽又多次在欧阳修举行的宴席上碰面，但思想上的分歧导致的恶感，并没有丝毫减轻。嘉祐六年（1061），苏轼兄弟参加制科考试，矛盾又进一步升级。这年八月十七日，朝廷诏令王安石与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权御史中丞王畴一道，负责秘阁制科考试。制科不同于三年一次的进士、明经一类的常举，是由皇帝特别下诏，并亲自主持，为选拔非常人才而特设的一种考试。包含六个科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制科又叫大科，制科出身的人，升迁速度远远超过一般进士。所以，很多具有进士出身的人，仍会争取参加制科考试。但整个考试过程难关重重，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由近臣推荐，应试者向朝廷提交五十篇策论，由朝廷安排专人进行考评，排出名次。第二步，考评合格者被召集到京城，参加秘阁考试，写作六篇命题作文，称为“秘阁六论”。第三步，在“秘阁六论”中，获得“四通”“五通”者，可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御试对策”，即回答有关当前政治的一系列问题，写成对策，再由考官按五等评议，第一和第二两等照例空缺，第三等极为罕见，第五等以下不予录取。
嘉祐六年（1061）制科招考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王安石参与了“秘阁六论”的选拔。通过几天紧张的阅卷，选出王介、苏轼、苏辙三人。八月二十五日，仁宗皇帝亲临崇政殿，主持“御试对策”。其中苏轼入第三等，王介第四等，苏辙第四等次。苏轼、王介的录取十分顺利，而苏辙的录取过程，却充满了争议和波折。因为，苏辙的对策，有些话语极为切直，他说：“自西方解兵（指庆历四年宋与西夏停战议和），陛下弃置忧惧小心二十年矣。”又说：“陛下无谓好色于内，不害外事也。”又说：“宫中赐予无艺（没有定法，没有限度），所欲则给，大臣不敢谏，司会（指掌管经济的三司）不敢争。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北狄、西戎之奉，海内穷困，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余。”
苏辙
对于苏辙的对策，考官们意见纷纭，争论不休。谏官司马光十分赞赏，将苏辙评为第三等；翰林学士范镇却不认同，要将他降等。蔡襄支持司马光的意见，说：“我是三司使，苏辙对司会的批评，我深感惭愧，不敢有所抱怨。”
胡宿认为苏辙答非所问，引唐穆宗这样的昏君，与当代明君相比拟，极不妥当，力主淘汰。司马光则坚持认为，本次进入御试对策的三人中，苏辙最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可不收。宰相韩琦、曾公亮等，也主张淘汰。大家意见难以统一，最后由仁宗皇帝拍板定案。仁宗说：
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于是，苏辙被评为第四等次。朝廷给三位制科及第者授予官职，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事，王介为秘书丞、知青海县，苏辙为商州军事推官。但是，知制诰王安石认为，苏辙对策偏袒宰相、一味攻击皇帝，和依附权臣的西汉大臣谷永毫无区别，因此拒绝为他撰写制词（即任命文书）。宰相韩琦苦笑道：
“苏辙在对策中说，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唐朝宰相）、郝处俊（唐代大臣）用之。还认为他像谷永？”
于是，朝廷命令沈遘撰写苏辙的制词。
这次制科考试，苏轼获得第三等，这是北宋开制科以来，破天荒的好成绩。在此之前，只有吴育一人得过第三等次，其他都在四等以下。作为“秘阁六论”的考官之一，王安石对苏轼的策论印象如何呢？《邵氏闻见后录》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
据说，一天，王安石问吕公著读过苏轼的制策没有？吕公著点头，极口称赞。王安石却不以为然，说：“和战国纵横家的文章没有两样，如果我是考官，一定淘汰他！”
苏轼的思想与文风渊源有自，王安石极有可能作出这样的评价。但《邵氏闻见后录》这段记载的讹误也十分明显，因本次制科考试，王安石就是考官之一，而苏轼仍以优异成绩，跃居榜首，并未像苏辙一样，在录取的过程中，遭遇如此多的曲折。
王安石拒绝为苏辙撰写制词一事，已足以让苏洵与王安石的关系雪上加霜。嘉祐八年（1063）八月，王安石母亲病逝，苏洵自然绝不会前往吊丧。不仅不前往吊丧，据说，看到王安石声望越来越高，京城士大夫无不趋之若鹜，苏洵心中不忿，还写了一篇《辨奸论》，对王安石大加挞伐。文章虽未点王安石之名，但所谓“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伯夷、叔齐）之行”，时人皆“以为颜渊、孟轲复出”，拥有“盖世之名”，以及“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诸如此类的描写，让人一眼即知。文章指责王安石表里不一，不近人情，并将他与历史上诸多大奸大恶相比拟，如：空谈误国的西晋大臣王衍，嫉贤妒能的唐代宰相卢杞，以及春秋时代善于揣摩、阿谀逢迎的齐国大臣竖刁，杀子邀宠、不近人情的齐国大臣易牙，表面忠心追随齐君、最终与竖刁、易牙等弑君乱政的卫国公子开方。甚至认为，王安石的危害性远远超过王衍、卢杞辈，断言其将为天下之大患。
这篇文章的作者究竟是不是苏洵？至今仍是一大疑案。当代文史研究界多位知名学者，均曾发表长篇论文，反复论辩，各执一词，并汇集成《〈辨奸论〉真伪考信编》一书。不过，无论作者为谁，此文的出现都折射出王安石其人的高度争议性。事实上，这种争议，早在他步入仕途之初，已经开始，且随着他声望的日益高涨，而不断加剧。正所谓，誉之所在，谤亦随之。这从王安石本人的诗作中亦可窥见：
当官拙自计，易用忤流俗。穷年走区区，得谤大如屋。
——王安石《寄吴冲卿》
但我行我素的王安石，终究不会因外界的争议而有所改变，在未来的日子，他将直面所有的争议，顽强不屈，继续前行。
《王安石传》，崔铭/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版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