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男装丽人：女权的一种戏剧表达

【编者按】

《特洛伊的暮光：关于城市的24种想象》一书以“城市”为主题，结合24部人文类图书，分城市之初、城市人物、城市空间、城市发生、城市生活、上海故事六辑，以发散的笔触，从建筑、文学、历史和艺术等角度，记录下对众多著名城市的观看与思考。本文摘自该书，关于萨拉·沃特斯（Sarah Waters）与她笔下的伦敦与伦敦的男装丽人，澎湃新闻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取得肯特大学英语文学学士、兰开斯特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后，萨拉·沃特斯（Sarah Waters）在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拿到了博士学位。她的论文题目为“狼皮与宽袍：1870年至今的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历史小说”。

萨拉·沃特斯小说 《轻舔丝绒》

沃特斯的学术背景是其小说与众不同的根基所在。在博士论文即将完成时，她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轻舔丝绒》的构思和创作。因此，这本小说除却被读者广为赞叹的故事性之外，扎实的学术研究带来的社会性和批判性也十分突出。《轻舔丝绒》是一个女同性恋（以下简称“女同”）故事，同时亦是一个伦敦故事和一个女权故事。它发生在19世纪末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呈现出女权主义在伦敦这座传奇都市的各种奇异表现形式。

故事的主体情节发生在1888—1895年的伦敦城。这座城市当时正被包裹在世界女权运动第一波浪潮的高潮里。时间上，第一波女权运动（一般认为其时间段为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紧接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约于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而发生，后者最大的特点表现在“机器”的发明及其大规模运用上。

“机器”弥补了女性与男性先天的劳动能力差距。同时，“机器化大生产”也瓦解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生产结构。女性得以同男性一样进入劳动力市场（据统计，1888年，女工约占英国工业劳动力的 1/4），参与到工业化生产的新经济中，伴随而来的必然是经济地位的提高和个体独立性的增强。第一波女权运动的核心，是解决女性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与政治地位依然低下的不协调状态，目标是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

《轻舔丝绒》电影海报

把《轻舔丝绒》放到上述大背景下就会发现，“女同故事”只是小说具有的丰富维度中的一维。事实上，沃特斯在叙述中安排了大量有关女权的人物、线索、细节，用批判性的笔触，精心描绘出一幅 19世纪末伦敦女权众生相。

众生相最中心的人物，是小说的第一女主角南希。整个故事围绕她先后发生的三段同性恋情和三位女性情人而展开。故事发生的地点从滨海小镇到伦敦，从各大剧院到穷街陋巷，从西部富人区到东边贫民区；出现的人物有小镇淳朴的牡蛎餐馆一家、剧院圈子的各种角色、上流社会的贵妇组群、工人阶级的男男女女，等等。有关女权的主题，就被安插在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地点和形形色色的人物身上。

《轻舔丝绒》电影剧照

“你吃过惠特斯特布尔的牡蛎吗？”小说的第一部分，讲述滨海小镇牡蛎餐厅爱唱歌的小女儿南希，爱上了前来巡演的男装丽人（male impersonator）姬蒂，在狂热的单恋状态下，以服装师身份同她一起到伦敦发展，因机缘巧合也成为一名男装丽人演员的故事；这段恋情以姬蒂最终无法面对自己的性取向，选择嫁给经纪人沃尔特而告终。

基于将女性的活动范围严格限定在“家庭”的男权制的社会控制理念，东西方文化在历史上曾不约而同地禁止女性参与戏剧表演。在英国，现代戏剧起源于教会，为了让文盲和低文化水平的教众能更好地理解教义，弥撒的一些部分会以简要的戏剧化表演呈现。同不允许女性担任神职工作一样，参与该项“表演”的人，被严格限定为男性。

这种宗教性的表演后来慢慢从教会脱离出来，有了自己的生命力，最后发展成正式的戏剧。然而拒绝女性表演者的做法却一直被延续下来，原因是男权对表演行业的垄断。莎士比亚戏剧的核心女性角色——奥菲利亚、克利奥帕特拉、朱丽叶等，最初都是由年轻俊美的男性（姑且称之为“女装俊男”）扮演的。一直到17世纪下半叶，女演员才得以登上舞台，亲自出演原本由男性错位替代的女性角色。

以男装丽人作为一部维多利亚时期历史小说的描写对象，很有时代性，也十分绝妙。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戏剧舞台上出现的男装丽人，是女性第一次在公共生活领域以“男性”身份抛头露面的实践。与之前的“女装俊男”不同，“男装丽人”是主动地、挑战性地自主选择了男性的外表。

小说中，姬蒂首次现身的时候，“穿着一套剪裁得体的男士西服，袖口和前襟镶着闪亮的丝绸。翻领上别着一朵玫瑰，前袋里插着一副淡紫色的手套。她背心下面穿的是雪白笔挺的衬衫，立领有两英寸高。她的领口系着一个白色蝴蝶结，头上戴着一顶礼帽”。这是当时男装丽人演员的典型形象，她们看起来像帅小伙，但又在细节之处“穿戴”细腻的女性符号。她们表演的内容，通常包含带有一定讽刺性的歌词和对男性举止讽刺性的模仿。

男装丽人与女权主义在心理层面上有着非常微妙的联系。女性对自身“第二性”地位的反思，首先来自“身体上”两性生理性别的差异。这种生理差异如何最终导致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差异，是女权主义先行者所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

男装丽人首先挑战的，就是男女生理性别的差异。表演者在生理性别之外，获得了一种“表演性别”，在戏剧世界中毫无障碍地“践行”了男性的生活状态。其次，男装丽人也挑战了女性在心理层面亦必须作为女性的桎梏，在非黑即白的男权制性别观念上，创造出了一个本就存在的模糊地带。戏剧表演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是通过“表演”来进行个体和群体身份构建的。

当代女性主义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出：“性别不应该被解释为一种稳定的身份，或是产生各种行动的一个能动的场域；相反地，性别是在时间的过程中建立的一种脆弱的身份，通过风格/程式化的重复行动在一个表面的空间里建制。”这个观点具有相当深刻的创见，本质上，性别难道不是同其他被拟制和信奉的符号一样，是人类用以进行身份构建的整个“表演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吗？

历史学者不常空穴来风。南希和姬蒂的这段故事，可以从真实历史中男装丽人表演风靡时期的许多人物身上找到影子。英国最著名的男装丽人演员维斯塔·提里想必就是姬蒂这个人物的原型，她3岁就登上了舞台，6岁开始男装丽人表演，坐拥女粉丝无数，而最后她也嫁给了剧院经理人沃尔特（与小说中姬蒂的丈夫同名）。真实版的男装丽人的爱情故事上演在美国，著名男装丽人演员安妮·辛德尔嫁给了她的服装师安妮·莱恩（生理性别女，社会性别男），婚姻一直持续到莱恩去世。小说中，作者没有安排这么美好的结局，南希被姬蒂无情背叛而流落街头。

相对于当下尖锐热辣、大胆挑衅的“变装文化”，维多利亚时期的男装丽人表演是隐晦斯文、模棱两可的，以一种讽刺、调侃的方式对传统的两性差异进行了探索性的挑战，在当时的流行文化中注入了一抹女权主义的色彩，可以说是女权的一种戏剧表达。

《特洛伊的暮光：关于城市的24种想象》，赵琦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思202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