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无墙之城》：美国城市的三重生态悖论

《无墙之城：美国历史上的城市与自然》，侯深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400页，82.00元

很长一段时间里，城市史学家都不曾试图厘清自然在现代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城市更多被视为人类聚居与活动的场所，而非“人类与自然生态相互交织、作用、共同演化的有机体”。城市史与环境史被人为地隔绝开来，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两者才得以交汇融合。早期城市环境史研究的范围多限于某一城市内部，直到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的《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1）的问世。《自然的大都市》开创了时间与空间维度上都更加广阔的新的研究模式，将目光放宽至城市以及其腹地的环境。近年来，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视角在不断拓展，环保运动中的城市边缘群体、环保思潮、城市郊区等问题受到关注；议题也更加丰富多元，学者对种族、阶级、性别等问题的思考也渗透到了他们对城市与自然关系的考察中。但他们的目光却一直未突破城市的边界，越过克罗农所圈定的范围，看到人类“城墙”之外不断扩展的城市腹地。

侯深教授的《无墙之城》致力于带领读者领略美国现代城市“墙”内“墙”外世界、追寻数百年来自然与人类城市演进。作者选取了“无墙之城”这一美国城市所具的核心意象作为标题，既独具典例，又富有意蕴。美国城市建立伊始便是没有有形城墙的现代城市。诞生于北美新大陆的城市年轻、开放，既无传统权威的约束，也无森严等级的束缚。美国城市开放的特性不仅表现在其腹地无限延展，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与生态景观逐渐为人类所消费，还表现在城市文化与思想的多元与流动，不同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新的思潮不断产生，主流的观念也不断变换。由此，在城市与自然交互的过程中，人们审视自然的目光也在数十年间不停流转，循序地探索着自然与城市之间的关联。人们最终认识到，对于美国城市来说，最难逾越的无形之墙是自然的边界与极限。这双重历程错综纷杂且多有反复，而《无墙之城》一书却细致地捕捉了双重历程的种种细节，对自然滋养、形塑、制约城市的过程擘肌分理。

作者在详尽分析了该领域的发展沿革、未来趋势和存在的问题后，将本书分为“增长的城市”“扩张的城市”与“城市的思想景观”三个部分，分别从城市的内部、外部与思想层面考察美国城市环境史的演化。作者选取了波士顿、堪萨斯城、旧金山等城市作为典例进行分析，深入还原并解读了其被自然塑造的历程，由此揭示美国不同现代城市环境史体现出的生态悖论。

作者提出的第一层生态悖论是追求自由与奴役自然之间的悖论。无墙之城标志着美国人对自由与开放的向往与追求，这不仅包括鼓励人们追逐财富的自由，还包含着赋予所有人掠夺、征服和奴役自然的自由。追求自由是被“文明”合理化的事业，即很长时间“自由、开放、机会均等、允许一切冒险”都是美国社会实现文明的标准之一。这一事业涵盖着初到北美大陆的清教徒对荒蛮自然的开垦，以及之后大队人马挺进并开发辽阔西部等等。随后“一座座新的城市不断出现、崛起，以不建城墙的坦荡方式赋予所有人掠夺与征服自然的自由，告诉人们自由就在其中，予取予求”。（11页）而当美国城市化日益发达，令“自然屈服，文明欢庆”后，人们感到窒息，于是开始保留荒野，重返山林，或自然化他们的城市，寻得审美与情感的救赎。人们这时寻求的是一种新的自由——接触与享受自然的自由，文明标准中自然的位置也在此过程中转变。

作者以波士顿的城市环境变迁为例，阐述了这一悖论的产生与消解。波士顿及其周边地区是北美大陆最早开始经历资本主义革命带来的生态革命（Ecological Revolutions）的区域。当白人到达波士顿及周边地区之后，通过奴役自然的方式自由地追求财富的样例如数尽显。土地被白人视为私有财产，包括土地上的资源、生灵与景观。出于对毛皮贸易的高昂利润的追逐，白人开始了对北美河狸的猎杀。大量森林变成了波士顿港口交易的木材。水也纳入了商品的范畴，大小水坝的建成令水力可以无视自然节律的限制，昼夜不息地为人类创造财富。

直到波士顿平山填海工程之后，这种不加节制的“自由”开始发生转变。随着十九世纪初涌入波士顿的移民不断增加，以及波士顿水源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波士顿开始对被污染的海湾进行填埋，以获得更多用于安置移民的土地成了当时最切实有效的处理方式。这一事件不仅是对波士顿生态与环境的重大变更，更是一次试图修复城市化造成的环境问题的实践。这不禁令该城的政治与商业精英们反思过去对待自然的态度，他们开始意识到，除经济价值之外，自然还具有文明发展所需的精神和美学价值。

由此，城市自然化改革者们开始行动起来，并在不断的思想交流和实践中重构着自由、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文明不再是通过自由无束地将自然资本化来实现，城市文明程度也不再是仅以经济的富足程度、城市的繁华程度来衡量，而是应包含自然资源的充裕，自然之美的保护，自然与人性的和谐共生。城市自然化改革者们将城市公园视为都市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认为它体现了一个自由、开放与文明的真谛。在此种原则的指引下，波士顿的城市自然化改革者完成了美国第一个都市公园体系的建设。波士顿都市公园体系完全免费向公众开放，所有公众都能自由地欣赏与享受自然之美。自然不再是被置于文明的反面，而是与城市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美国历史的长河中，自由与自然的悖论在诸多方面皆有演绎，尤其在健康与自然的关系变化中多有体现。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社会并未意识到个体健康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联系。自由在健康问题上的体现仅限于人类社会的个人与群体层面，个体健康与否是个人自由，个人没有危及群体健康的自由。但当化工产业不断侵蚀着城市中干净的空气、水源、土壤后，城市自然化改革者们率先看到了亲近、感受自然之于人类身心的益处。

二战结束之后，工业的腾飞和技术的发展为人们亲近自然带来了便利。逃离已被污染的城市，在郊区购置一处草坪树林环绕的现代化独栋住宅成为中产阶级亲近自然的方式。作者将其称之为“购买自然”。推土机成为这场郊区化热潮的标志，它们轰鸣作响、日夜不休，夷平了森林和山丘，毁坏了农田和湿地。取而代之的，是繁荣的郊区与幢幢独栋住宅。这样的生活一度被认为是兴旺发达的盛景，但随之而来的污水问题、化学用剂泛滥与自然灾害的威胁令人们切身体会到罔顾自然的代价。人们开始意识到，自然并不处于任人摆布、被人挑买的位置，而是与人类平等共存。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Rachel Carson, Silent Spr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2）的出版使更多数人意识到环境健康与人类健康的直接关联，即在环境健康无法得以保证的前提下，人类的健康也处于危险之中。随即展开的环保运动更进一步冲击了旧有的美国价值观，重构了自由的内涵——自由不再仅是不应妨害他人与公共利益，还包括这片土地上“其他生命生存的权利和土地共同体的利益”。

与第一重生态悖论相伴而生的是多元的文化与简化的生态之间的悖论。多元是美国最推崇的城市文化特征，而在城市化过程中生态却逐渐单一化，具体表现为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城市生态的简化两个方面。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贯穿于各个城市早期形成的过程当中，因过度猎杀导致生物灭绝，或是因水源变化导致鱼类濒危的案例不胜枚举。城市的扩张也在不断蚕食着许多动植物赖以生长的土地，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也在不经意间令一些动物的栖息地发生了改变。

旧金山金门公园

生态的简化在城市形成过程中不乏要例。自然先是被禁锢在私人住宅的草坪与花园之中，而后又被限制在城市公园的框架内。如果说波士顿都市公园体系的设计者们将自然从公园的边界中解放出来，那么旧金山金门公园的设计过程便是将自然框定在绿色公园这种单一形式的体现。旧金山砂质的土壤与频繁的海风不足以支持高大乔木树种的自然生长，干旱的气候和并不充沛的水源供应令草坪的维护也不似西欧与美国东海岸城市那般容易。但是，旧金山的精英们选择将开阔的草坪与高大的乔木强行移植在金山公园之中，而拒绝了奥姆斯泰德提出的展现西部自然壮美与野性的“非绿色”设计。他们将自然简化为绿色这一种色彩，忽略了自然环境的丰富与多元。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革新，城市的外围开始不断扩张延展。城市的生态简化也随之扩至城市的诸多腹地。作者认为城市扩张的过程也是其腹地的建构过程，并生动形象地将此过程称之为“制造气泡”（making bubbles）。在传统社会的城市与腹地关系中，城市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由其周边腹地的生态承载力而决定。而十九世纪资本与技术的加入打破了自然节律、地理位置、土壤水文等自然条件的限制，现代交通技术的发展令美国城市可将腹地建在任何区域。腹地的自然被城市的需求“改造”成相应的模样，同样地，对城市来说，其自身生态独立性也在日趋丧失，一个城市命运与它腹地的生态紧紧地绑定在一起。

作者以西部大平原的堪萨斯城为例，展示城市如何改变了城市腹地的自然世界。堪萨斯所在的大平原曾遍布着各异的草种，生活着数以百万计的野牛。内战结束后，铁路的修建直接令堪萨斯摇身一变，成为重要的粮食与牲畜的集散枢纽，牲畜和粮食的庞大利润进一步吸引了大量资本的涌入，堪萨斯城中开始陆续建立起两大商业链条——牲畜围栏、肉类加工厂、牲畜交易大厅与谷仓、磨坊、谷类交易大厅。在资本的运行逻辑下，大平原变成了商品经济掌控下的腹地。（253页）从此，肉质更为鲜美的家牛替代了野牛，小麦、玉米、燕麦、牧草等作物代替了多样的野草，大平原的生态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改变，原生的自然为更适应资本世界的环境让位。

然而，“气泡”是脆弱的，腹地也并非稳定不变的，自然以其极限、萎缩、剧变，不断挑战着城市与腹地的结构，迫使城市文化变革以适应新的环境。（24页）如果说城市自然化是对第一重生态悖论的消解，那么，灾害或是自然对第二重生态悖论的反抗。洪水与干旱在两个极端反复冲击着大平原上的资本运转，1930年代的尘暴更是在一时间摧毁了南部大平原蒸蒸日上的农牧业。自然以其极限与剧变反击了城市与资本，腹地不再以城市资本期望的方式继续产出，而是催促其进行反思、改变、革新与重新适应。

在作者对城市与其生态腹地的阐释中，值得提及的是其用城市扩张理论解释美国对荒野的热爱。作者认为，从嫌恶并改造荒野到热爱并保留荒野是城市不断膨胀之后人们心里需求的转变。“城市不断膨胀造成的异化，刺激了对自然世界的情感渴望，又再一次促使城市人对远离城市的地方进行保护。”（25页）对荒野的保护运动即源于城市之中，荒野保护者积极地借助城市中的媒体，促进更多人认知到荒野之美，继而形成公众舆论，推动当政者立法改革。荒野的价值被越来越多人看见，荒野与文明的关系重新被审视与思索。在很长一段时间，西部的荒野站在文明的反面，正确而道德的做法是开发这片野蛮的土地的资源，在此之上建造文明的都市，“消除”荒野。而正如作者所言，“真正文明的社会应为荒野的存在保留它应有的位置”。（221页）

接纳并欣赏荒野之后的旧金山成为作者笔下实现自然与城市融合统一的成功案例。在旧金山认识并尊重自然为城市扩张设下的无形边界后，旧金山的城市文化实现了真正的自由与多元。旧金山天然与开阔的荒野吸引了二十世纪渴望逃离东部传统禁锢和工业文明规训的艺术家们。自然的丰美与野性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灵感，给予了他们勇于反叛、恣意表达的精神力量与自由。他们的审美与思考逐渐超脱出西方既有的框架：他们发现并欣赏着自然之美的多样，自然不再拘泥于田园和公园的绿意，还有山脉与瀑布的野性；他们超越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哲学，认为平等的伦理应当延伸至所有物种；他们真正接纳并实现了文化的多元，东方文化在这里与西方文化融合共生。旧金山似乎与波士顿、堪萨斯城的城市环境史同样，都是城市在周围的自然环境中被创造、滋养，又为自身所处的生态所形塑、制约的历史。但旧金山的特殊之处即在于，它的自然强有力地催生了新的自然观念，并相应地改变了城市，这一改变并非是以自身的极限制约城市的发展，而是与城市共生。在书中，作者用诗意的话语对旧金山的城市自然观做出了概括：“在那些来到旧金山寻找自然力量的人不仅能够看到它，听到它，感受到它，也在用这样的思想改变他们所栖居的城市，在它允许所有文化共存交融的同时，也希望它不仅为人类所期待的美而定义，而成为所有生命共同绽放的栖息地。”（354页）

不断膨胀的城市与持续萎缩的星球之间的悖论是作者提出的第三重生态悖论。作者的目光从城市内部出发，跟随着城市的扩展，来到城市腹地，最终放眼至整个星球。美国城市的形成与扩张皆依赖于丰裕的北美大陆。从最初利用周遭的能源、土地水与生物换取财富，到由其腹地的自然支撑其运转，美国城市无一不在自然中汲取养分。当自然向人类展示了其极限并予之反抗后，人类无限索取的惯性被迫终结，并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停止了扩张，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对增长的野心与对创新的期冀已然在全球蔓延。现代的城市世界逐渐占据了这个星球的各个地区，相对应地，作为自然存在的星球在不断萎缩。

虽然作者在书中对于如何消解第三重悖论并未提供明确的答案，但作者提出的美国对抗前两重悖论的经验或许已为当下全球共同应对第三重悖论提供思路。作者对自由与健康的思考在新冠疫情肆虐的今天应时对景。作者在书中提到，如果说自由是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奔涌且势不可挡的思想洪流，那么健康问题便成为了阻挡这一洪流的最终关隘。（93页）放眼今日，自由与开放的理念仍具有显著的吸引力，城市的生态腹地扩至整个星球，城市与全球腹地之间的交换轻而易举，人们对全球城市的开放性已然司空见惯。然而，新冠疫情的到来与历史上的大型健康问题一样，成为了促使人类在习惯中惊觉，在困顿中反思的节点。新冠疫情的全球传播与全球人口的高度密集且迅速流动紧密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现代城市的全球扩张敲响了警钟。但这并不意味着要退回到孤立与封闭的过去，而是应该全球人类站在共同生态立场上一起努力、集体行动。这样的思想转向并非是振臂一呼便应者云集那般简单，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观念更新过程。

对自然与人类城市的关系思考也是如此。美国社会的反思从未停止：从将自然排除“文明”之外到“文明的社会必须保留自然”，从保护自然是“为人类功用”到“为所有生物共同栖息”……在一次次的反思中，自然不断重塑着城市的文化与思想，指引着城市渐渐弥合了它与自然间的裂隙，实现暂时的平衡。这一过程的主力军从关心市政的女性到知识精英，随后扩至整个美国社会公众。国家也在公众的不断要求下，加入到自然的保护者的阵营。在美国之外，这一历程还与跨大西洋的思想交流与传播交织重合。

书中对文化多元与生态简化的相关阐释启发着世人对当今城市的全球同质化趋势的警醒与思考。这个星球上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自然，不同的自然力量形塑了不同的城市与文明。然而，消费时代下的城市景观正在趋于同质。相似建筑风格的高楼大厦里贩卖着相似的产品，除了广告牌、商店的招牌可勉强感受城市特色之外，其他景象似乎别无二致。绿色龟缩在马路的两侧，学习了相同知识的园艺师将行道树与观赏花木修剪成相似的形状。如果认真地接连观察城市中不起眼的小型公园，不难发现上个世纪金门公园罔顾当地自然条件，对中央公园的强行模仿，在今日依然时有发生。

城市同质与生态简化的原因是多重的。首先，技术统御的影响在今日并未完全消却，异地迁移种植异地的树种、铲平路边的杂草再摆上盆花，科技与自然知识似乎让人对驯化自然充满了信心，以至于除了人类难以频繁踏足的雪山雨林等地暂免于难外，其他自然都在劫难逃。其次，同质化的消费导向催生了同质化的自然审美，继而导致了相似的草坪、海岛等自然景观的出现，在有些城市甚至出现了对其他国家与地区自然景观的劣质仿造。最后，全球在城市景观、自然生态和城市文明的同质化并不等值于实现了全球生态思想的联合与共通。相反，全球城市的同质化或体现了自然思考者的缺位或景观设计者的懒惰。

结合《无墙之城》对自然与文明关系的论述，全球城市同质化导致的文明趋同也令人警惕。特定的自然为其城市赋予了不同的气质，而忽略自然之美的多样极易令城市文化滑向单一无趣的深渊。这也会与消解第三重悖论的努力背道而驰——即使全球城市生态同化为一体，那也是轻视与远离自然的同质体，更无法在寻找膨胀的城市与自然的星球之间平衡的道路上找到出途。

了解美国城市的经验，或许能令我们更好地思考如何应对现代城市简化与同质在全球的蔓延。首先，城市的掌控者与栖居者不应在权力与技术的膨胀中肆意抹去城市生态的特性，技术不应成为简化自然的工具，而是应该成为实现和保护生态多元的工具。其次，生态全球化正要求和催促着人们快速转变与更新思想。人类不要试图用城市驯化自然，而是应保留自然赋予各地的天然特性。最后，自然与文化无时不在相互形塑：人们对不同种类的自然皆予以欣赏，对自然与文明关系做出更深层思考，带动着保护生态多样性的步伐不断前进；而多样的生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哺文化上的多元，全球国家在生态领域上进行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也是在拥抱着其他国家的文明与文化。

综上而言，《无墙之城》虽展示的是美国城市如何一步步地完成了对悖论的消解、对“奴役”的反抗、对扩张的限制，但在全球范围内，生态悖论并未消失。当读者跟随作者充满诗意与思想性的笔触，游历了其构建出的多重历史情境之后，对自然思想变革意义的理解会变得更加明晰，推动“同一星球”认知普及的紧迫感也会加倍明显。人类只有一个星球，维护这个星球上的自然与城市的平衡可谓是全球人类应当共同重视与思考的问题，也是消解第三重悖论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