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向17世纪迈进的二十年间无疑是东亚格局剧烈震荡的时代：风雨飘摇的明帝国进入至关重要的万历朝；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半岛，战争的烽火断断续续燃烧了七年；公元1603年，德川家康出任征夷大将军，日本开启江户幕府时代；公元1604年察哈尔蒙古林丹汗继位，开始重新统一蒙古各部。处在这种变革与震荡之中的女真（满洲）社会不但完成了自身部族的统一，更时刻参与新格局的形成与稳定。
能在历史的大潮中进退自如，除了对自身实力的切实评价外，还离不开对外部环境的准确拿捏。历史以令人无法辩驳的客观实际宣告着，驾驭女真（满洲）航船的努尔哈赤是那个时代优秀的舵手之一。
16世纪东亚之主
对女真诸部：攻抚并用 先弱后强
国人在讲述历史人物的成败荣辱时喜欢从传统的“天时地利人和”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当然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考察明末女真各部的形势。海西女真的哈达部与叶赫部先后受明朝廷的“优待”，被扶持为明廷在女真地区的利益代言人，凭借着千余份敕书的贸易便利占据“天时”；而且，其地近明边境马市之地“南关”与“北关”，从“地利”的角度看是明、蒙古和女真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集散地，海西诸部还轻而易举地操控着其他女真部落对外交往的“贡道”，长期从中渔利。可是，正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最终完成民族统一大业的还是占据“人和”的努尔哈赤。
“内”与“外”的概念始终动态的，当努尔哈赤仅仅拥有十三副遗甲时，仅在建州女真五部之一的苏克素护部内部，萨尔浒城、嘉木湖寨、沾河寨等等“族寨”对他而言都是无法驾驭的“外部势力”。对此，努尔哈赤充分汲取先人的经验教训，起兵后坚持“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归附日众。对以“五大臣”（额亦都、安费扬古、费英东、何和礼、扈尔汉）为代表的“来归”者均委以重任，亲如手足，仅用了六年时间（1583—1589）便成功实现了对建州女真的统一，兵锋直指海西女真。
努尔哈赤在处理与海西女真（扈伦四部）的关系上，充分利用了四部间的矛盾，采取远交近攻、联大灭小的策略，首先吞并了实力较弱的哈达部和辉发部，并以“恩养”和“联姻”的方式与实力较强的乌拉部、叶赫部结盟，争取外部空间以充实内部实力。随后三征乌拉、四次与叶赫媾兵（不含古勒山之战），以“伐大树”的方式对强敌进行分化瓦解，集中优势各个击破。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起，一直到后金建国后的天命四年（1619），才最终砍倒乌拉和叶赫这“两棵大树”，基本完成对女真各部的统一。《满文老档》中称：“是年，自明国以东，至东海，朝鲜国以北，蒙古国以南，凡属诸申语言之诸国，俱已征服而统一矣。”
扈伦四部分布图
对明朝：明修栈道 暗度陈仓
朱明王朝建立伊始，一改元朝政府扩张的外交政策，转而致力于以“朝贡—册封”的形式构建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地处辽东的东北边疆地区当然也在这种构建之内。明朝廷在图们江流域设置建州卫（建州女真），在松花江流域设置兀者卫（海西女真），在黑龙江下游设置奴儿干都司（野人女真），并“因其部族”广设卫所，虽然给予了部落酋长“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等世袭官职，却无固定治所、无衙署、无薪俸，其主要意义在于“夫夷狄自相攻击，见谓中国之利，可收渔人之功”。
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保证女真各部“各自雄长，不相归一”，便成为辽东边镇的第一要务。成化、正德、万历年间，明朝廷曾几次出兵对崛起中的女真部落进行有计划的“捣巢”之征，在重创“豪酋”的同时大肆屠杀女真部民。其中可以确知的、对努尔哈赤有重大影响的行动便有两次——万历二年（1574）王杲之征、万历十一年（1583）阿台之役，前者不但让16岁的努尔哈赤见识到部族分裂的恶果，还给了他一段充分了解汉人社会的经历；而后者带给他的，则是迅速崛起的历史契机。
万历十一年，当努尔哈赤得知自己的祖父和父亲被明军误杀时，并未贸然向明问责，而是顺应明朝廷“离其党而分之”的政策，刻意将矛头指向了女真内部的尼堪外郎，声称“杀我祖、父者，实尼堪外朗唆使之也，但执此人与我，即甘心焉”，从而博取了明朝廷的同情与好感，不但颁赐给他“都督佥事”之职，给予“敕书30道、马30匹”作为安抚，还“岁输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通和好焉”，将他扶上历史的舞台。自此一直到天命三年（1618）之间，努尔哈赤始终对明廷保持着“忠顺”的姿态，一边博取明朝廷的信任，一边积蓄实力以图霸业，上演着一出长达三十余年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戏。
万历十七年（1589），女真人克五十率部抢掠柴河堡，被明军追杀后逃入建州领地，努尔哈赤将其斩杀并送还其所劫掠人畜，明朝廷以努尔哈赤“屡还汉人口，且斩克五十有功，得升都督，制东夷”，并认为他“宜拜爵大都督，而称忠顺也”，努尔哈赤从这一年起开始进京朝贡。万历二十三年（1595），努尔哈赤“以保塞功，升龙虎将军”；二十六年（1598），对赴京的努尔哈赤“赐宴宠劳之”。次年，努尔哈赤灭哈达引起明朝廷的不满，斥责其擅杀孟格布禄之罪，并要求使哈达“复国”。面对明廷这种明显偏袒于海西女真的做法，努尔哈赤仍旧表现出“忠顺”的样子，惟命是从。
但统一毕竟是女真社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选择，两年后，走投无路的哈达酋长吴尔古岱还是选择了归附建州。万历三十五年（1607），努尔哈赤又乘机吞并辉发部，海西四部中两部的接连消亡引起了明朝廷的不安与警觉。《明神宗实录》载官员奏议称：“国家本藉女直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更闻奴儿哈赤与弟速尔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妄自尊大，其志不小。”出于制衡的考量，明廷加大了对叶赫部和乌拉部的扶持，并以终止贸易的经济手段对努尔哈赤进行制裁。
这次停贡、停市使得建州女真损失惨重，仅人参就烂掉十余万斤。努尔哈赤为挽回损失，又一次做出了妥协，主动表示要“去车价，减贡夷，退还地界”，而已宗主自居的明朝廷再次被努尔哈赤的“忠顺”之心所迷惑。至于努尔哈赤如此“称臣纳贡”的缘由，诚如刁书仁师所言：“一是汲取明对女真‘捣巢’的历史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二是为了获得明廷的信任，借明廷所赐官爵，抬高身价，有利于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
对蒙古：盟誓联姻 满蒙一家
满洲（女真）人与蒙古人间的恩怨纠葛由来已久，从林丹汗那“统兵四十万蒙古国可汗问候水畔三万人大金国可汗”的信中，我们似乎还能读出当年成吉思汗平灭金国女真时的骄傲来。不可否认的是，蒙元时期女真社会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蒙古化过程，并且吸收了部分包括语言、制度、文化在内的蒙古元素。元明易代后，明廷对北疆的政策时而“以北虏制东夷”，时而“以东夷制北虏”，但两个族群间的交往始终持续未断。
描绘清代安抚蒙古的绘画作品
作为东北亚范围内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努尔哈赤从统一建州到与起兵抗明，与蒙古的交往始终是他外交策略中举足轻重的一环。女真（满洲）与蒙古，英雄的后代们再次上演了一场战与和的角逐。早在公元1593年海西女真叶赫部发动的古勒山之战中，蒙古科尔沁两翼就作为九部之一参战，结果大败而归。次年科尔沁、内喀尔喀五部（巴林、扎鲁特、巴岳特、乌齐叶忒、弘吉剌忒）遣使通好，自此“蒙古诸贝勒，通使不绝”。
公元1612年，努尔哈赤迎娶科尔沁左翼明安之女，满蒙联姻的序幕正式开启。天命四年（1619）努尔哈赤攻取铁岭、开原两城引起了蒙古人的不安，他们纠结万余骑围攻铁岭，结果再次惨败。同年11月，东蒙古与后金在内兴安岭塞忒勒黑地方正式结盟。1621年起因察哈尔蒙古内部出现分歧，不满于林丹汗残暴统治的台吉们或奔向漠北，或东走后金。努尔哈赤则以蒙古人最为看重的盟誓形式与其确立同盟关系，同时对固执为敌者加以讨伐，为自己在对明的战争中赢得了安全的外部环境和坚定的支持者。
这种承认满蒙文化中的相同特征、坚持“满蒙一家”的执政方针被后嗣帝王们如实秉承着，并成为有清一代独具特色的“国家特质”，对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起到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对朝鲜：主动结交 互惠通好
朝鲜半岛作为中国的东郊近邻，始终都被中原王朝纳入华裔体系之内，李氏朝鲜与明廷更是保持着密切而和谐的宗藩关系。在李氏朝鲜看来，自己是除中原明朝外东北亚地区当之无愧的小中华之“宗主”，不但女真尽是不开化的“野人”，就连日本也是其“藩属、臣民”，朝鲜世祖国王曾言：“予即位以后，南蛮北狄，来附者甚众，皆愿为我子”。
历史上的朝鲜曾多次对居住于今朝鲜东北部的女真人进行征讨、招抚，迫使女真人西迁，还遣使向明朝廷公开索要今咸兴以北的“辽金之地”，明成祖则慨他人之慷，大度的表示：“朝鲜之地，亦朕度内，朕何争焉”，将近北起今镜城、南抵今咸兴的肥沃沿海之地拱手相赠。作为回报，朝鲜出兵配合明朝廷对女真人的剿杀行动，以达到牵制女真发展的目的。
明成祖朱棣主动放弃的女真世居之地
努尔哈赤为了避免腹背受敌，决定利用朝鲜与明朝间的亲密宗藩关系，主动结交朝鲜。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大军入侵朝鲜，明廷则以维护宗藩秩序的角度出兵援朝抗倭。努尔哈赤得知后，主动以唇亡齿寒之由表示“情愿拣选精兵，待严冬冰合，即便渡江征杀倭奴”。但作为辽东局势的旁观者，朝鲜国内清醒的意识到努尔哈赤此举并单纯出于“睦邻”的考量，而是“夷情叵测，心口难凭”，遂婉言谢绝。
光海君即位后，迫于日益强大的女真威胁，朝鲜政权一改对女真的仇视态度，主动与建州建立外交关系，对明朝和女真实行等距离双边外交。萨尔浒之战朝鲜派出的参战部队惨败，努尔哈赤乘机加大了与朝鲜的交往力度，双方通使不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1623年光海君被废。
十六世纪中叶，东亚地区所经历的巨大变革为努尔哈赤的崛起提供了机遇，恰如日本学村井章介所言：“丰臣秀吉播下的种子，却为努尔哈赤所收获。”他凭借着出色的个人才智成功地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关系，不但成就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再次辉煌，也为自己在历史上书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文/开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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