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和议（宋仁宗四年，即1044年与西夏达成的和议，内容包括元昊取消帝号，宋朝每年赐予西夏绢、银、茶等，重开沿边榷场贸易——编者注）缔结后，宋辽边界仍有一些问题需要交涉。主要的问题是两国边境的百姓互相争地，或越界引起争执。宋辽在河东边境设有缓冲地带，称为“禁地”，但北方人马时常侵入。庆历元年（1041），代州报告，谓契丹旧界在苏直等耕地，却移文以故买马城为界。朝廷下诏由代州以牒答复。皇祐五年（1053），韩琦在河东任地方官，将禁地的范围划为距边界十里，让百姓可以利用荒废的田地重新耕种。比较严重的越界交涉发生于嘉祐二年（1057），河东发生地界纠纷，契丹遣使至宋廷，指控宋人侵入北界。宋廷以河东地图示契丹使，辩称所谓入侵不过是恢复过去被北人占领的田地。治平二年（1065），英宗遣官员与契丹定疆界。司马光（1019-1086）批评知雄州赵滋（？-1063）处理北人在界河捕鱼的手段过当。这些纠纷，双方都有责任。后来韩琦指出，百姓侵占北界的田地应当交还：
宜遣使报聘，优致礼币，开示大信，达以至诚……且疆土素定，当如旧界，请命边吏退近者侵占致地，不可持此造端，欲隳祖宗累世之好。永敦信约，两绝嫌疑。
自神宗熙宁五年（1072）起，宋廷开始收到契丹人马越国界擅入宋境樵采及在界河捕鱼的报告。五年正月，宁化军送契丹西南面都招讨府牒到府州，称南朝兵骑越境，射伤百姓。宋廷下诏给河东缘边安抚司，令其移牒北界依理交涉。当时正值王安石当政，与神宗忙于西夏事势。
四月，王安石对神宗说：
边事寻当帖息，正宜讨论大计。如疆场尺寸之地，不足校计。要当有以兼制夷狄，乃称天所以畀付陛下之意。今中国地广民众，无纤芥之患，四夷皆衰弱。陛下聪明齐圣，忧勤恭俭，欲调一天下，兼制夷狄，极不难。要讨论大计而已。
神宗认为兵粮皆不足，又无将帅。王安石不认同神宗的观点，说：“自古兴王，皆起于穷困寡弱之中，而能为富强众大。若待富强众大然后可以有为，即古无兴王矣。方今之患，非兵粮少，亦非无将帅也，若陛下能考核事情，使君子甘自竭力，小人革面不敢为欺，即陛下无为而不成，调一天下，兼制夷狄，何难之有？”
显然，王安石的意思是当政者不必计较细枝末节，而应该讨论制伏夷狄的大计。为了说服神宗，王安石说即使国家还没有富强起来，只要有心努力改革，最终一定会成功。神宗听了，“大悦”。
王安石
同月，河北缘边安抚司报：“北人渔于界河及夺界河西船，并射伤兵级，虽已指挥都同巡检以便婉顺止约，虑彼国不知边臣不顾欢好，信纵小民，渐开边隙。”朝廷下诏同天节送伴使晁端修等谕北使，称宋廷素来信守条约，从来没有挑起事端，请转告辽廷，严加约束。不久，知雄州张利一报告，北界有七八千骑兵越过拒马河，到两输地。归信、容城县尉带兵前往，辽骑即离去。所谓两输地，又称两属地，是上述两县之地，其中人户向辽宋两方纳税，双方均不可派兵进驻。两输地是宋辽之间的缓冲区，辽方在此之前从未派兵进入此地。朝廷令安抚司调查后提出报告。
五月，雄州上报，涿州又来牒，谓白沟增修馆舍及添驻兵甲。神宗下诏缘边安抚司官员仔细调查后速具上奏。
同月，雄州报告，点交岁币中绢的部分，辽人不顾过去的交割方式，要一匹匹验收。朝廷下诏：北界多不循旧规，近来颇生事，虑可能另有阴谋，令河北、河东以丰厚赏金找人刺探对方动静。不过，后来派人检视交给辽人的绢，发现真有几百匹穿孔的绢。宋廷因此处罚了雄州官吏。
六月，知雄州张利一报告，辽人修城隍，点阅甲兵，一定有阴谋，宜先做准备。王安石认为不要无端引起对方的疑心，对契丹应当“静以待之”，对方自会安定。张利一又报告北界差兵过拒马河巡查，要派官兵驱逐，宣示强势。王安石说，恐不宜如此。若争小事，恐坏了大计。于是神宗令张利一不可轻妄出兵，只以文牒诘问。
七月，神宗同意经略使孙永的意见，命令雄州归信、容城县不得无故乡巡，免致骚扰百姓。王安石主张停止乡巡，希望双方都不要升级对抗。参知政事冯京（1021-1094）认为这样会让契丹占领两属地。王安石辩称必无此理。他认为如果朝廷有“大略”（大计划），即使放弃两属地四千人户也没有损害。王安石还劝神宗不要“只与彼日夕计较边上百十骑人马往来，三二十里地界相侵，恐徒劳圣虑，未足以安中国也”。冯京和枢密使文彦博（1006-1097）都反对罢乡巡。王安石则强调“契丹主必不容边吏如此非理生事也”。
结果契丹巡马不停地入侵。七月，契丹来牒，指责雄州修驿馆，作箭窗、女墙、敌楼，制造事端。神宗命拆去。闰七月，雄州张利一追逐过界的契丹巡马。王安石反对用武力，并谴责张利一生事，神宗也同意。九天后，张利一说，因朝廷决定罢乡巡，辽人见宋人怯弱，巡马过河的次数更多，担心辽向南移口铺（边界的地标），占两输地。王安石认为辽人充实守备，是恐怕宋人陵蔑，力主“遇之以静”，“应契丹者，当以柔静而已”，并劝神宗：“契丹主即位已二十年，其性情可见，固非全不顾义理，务为强梁者也。然则陛下以柔静待契丹，乃所以服之也。”又说张利一“生事”，不能留在雄州。于是，神宗罢张利一，命客省使、文州防御使冯行己知雄州，皇城使、端州团练使、枢密副都承旨李绶为西上门使知代州。
八月初，冯行己尚未到雄州，张利一上奏请“理会”（理论）巡马过河一事，王安石不肯。神宗仍令回复“婉顺”的牒本。几天后，王安石对神宗抱怨张利一移牒涿州不讲理，所以涿州来牒言语“甚激切”。又说张利一“非理侵侮北界事极多”。文彦博指出辽人要求宋人将送礼物到白沟称作“送纳”，以前称“交割”，张利一当然可以和对方理论。王安石说，从前争“献纳”，现在“送纳”与“交割”为何争论？文彦博说，不理会的话，他们必定会移口铺。王安石答，等他们移了口铺再说。文彦博等人退下后，王安石对神宗说：
交割与送纳无所校，陛下不须令边臣争此。臣保契丹无它。若出上策，即契丹移口铺，陛下亦不须问。若出中策，即待移口铺，然后与计校未晚。若纵边臣生事，臣恐以争桑之小衅，成交战之大患……只契丹移口铺，陛下便须为之惶扰，即听惑，听惑即奸人过计或误而见听，奸人过计或误而见听，即宗庙社稷安危未可知。陛下既未能堪事，即未宜使边鄙有事。陛下欲胜夷狄，即须先强中国。《诗》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然则强中国，在于得人而已。
神宗说：“契丹庆历中亦为西事故来求关南。”王安石说：“庆历中，为仁宗计事者，皆全躯保妻子，妨功害能之臣。如公孙弘之徒众，而如汲黯者寡。此中国之所以不强而契丹敢侮也。”枢密院打算令雄州牒涿州理论送纳字。王安石反对，说：
天命陛下为四海神民主，当使四夷即叙。今乃称契丹母为叔祖母，称契丹为叔父，更岁与数十万钱帛，此乃臣之所耻。然陛下所以屈己如此者，量时故也。今许其大如此，乃欲与彼疆场之吏争其细，臣恐契丹豪杰未免窃笑中国。
孙永奏：张利一移牒辽人不当，妄要占两输地为南朝地，以致辽人回牒不逊。王安石指出张利一的过错是“创馆驿不依例程，添团弓手，决百姓为不合与北界巡兵饮食，又行公牒要占两属地界，此即是利一引惹”。
因朝廷派到雄州调查的孙永、阎士良等人的上奏所见不同，神宗再令入内供奉官、勾当御药院李舜举前往查看。
不久，雄州又奏契丹巡马过河。枢密院认为契丹必定会增置口铺。王安石仍说，契丹大国，怎会争区区口铺？他们争到口铺地，有何利益？双方地方官将对抗升级是为了争功劳，而这都是张利一生事。辽人未必肯渝盟，神宗要想经略四夷，就应当讨论所施先后。
九月，雄州报告契丹欲以兵来立口铺。文彦博、枢密副使蔡挺（1014-1079）主张如果来立口铺，必须拆除。神宗说：“拆却若不休，即须用兵，如何？”蔡挺说：“不得已须用兵。”神宗为难。王安石说：“大抵应口铺事当宽柔徐缓，修中国守备当急切。以臣所见，口铺事不足计，惟守备为急切。苟能修攻守之备，可以待契丹，即虽并雄州不问，未为失计。若不务急修攻守之备，乃汲汲争口铺，是为失计。”几天后，朝臣为宋辽争口铺事辩论，文彦博力争保持口铺，说：“国不竞亦陵。”王安石则说，等对方不可柔服然后用壮。神宗担心引起战争。朝廷上，文彦博与王安石辩论：
文彦博：“交兵何妨？”
王安石：“河北未有备，如何交兵无妨？”
文彦博：“自养兵修备到今日，如何却无备？”
神宗：“朕实见兵未可用，与契丹交兵未得。”
文彦博：“契丹若移口铺，侵陵我，如何不争？”
王安石：“朝廷若有远谋，计契丹占却雄州，亦未须争。要我终有亦胜之而已。”
文彦博：“彼占吾地，如何不争？占雄州亦不争，相次占瀛州又不争。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
王安石：“太颠、闳夭之徒为文王卿大夫。文王事昆夷不以为辱，以为昆夷强，非由我不素修政刑，以致如此故也。要之吾终有以胜昆夷而已。自古大有为之君，其歙张取与必有大过人者。非特中国，虽四夷之雄亦必如此。冒顿邻国请其所爱阏氏，乃曰与人邻国奈何爱一女子！至请弃地，乃发兵，遂灭邻国。其操纵如此。此所以能当汉高也。若但一口铺尺寸之地而必争，恐非大有为之略。”
吴充：“冒顿至请弃地即必争。”
王安石：“臣所论者，以为当如冒顿知歙张取与，非以为如冒顿争地也。”
文彦博：“须先自治，不可略近勤远。”
王安石：“文彦博言须先自治固当，即七十里、百里可以王天下。孟子曰：‘未有千里而畏人者也。’今以万里之天下而畏人，只为自来未尝自治故也。”
神宗：“呼契丹为叔，契丹邻敌乃呼为皇帝，岂是不畏彼？岁赐与金帛数千万已六七十年，六七十年畏契丹，非但今日。”
文彦博：“吾何畏彼？但交兵须有名。如太祖取河东亦须有蜡书之事。”
神宗：“患无力，岂患无名？”因言太祖答江南使人事。
王安石：“苟非无力，便取幽燕，不为无名。陛下以尧舜文武有天下，肯终令契丹据有幽燕否？”
文彦博：“要服契丹，即先自治，当令人臣不为朋党。”
王安石：“小人乃为朋党，君子何须为朋党？……”
从这场辩论来看，可见王安石的主张仍然是不计较小利益。文彦博本来力主争口铺，不惜用兵，但后来也认为要先自治。可见神宗赞成王安石的大策略，由他主导外交。不过最后辩论的焦点竟是朋党，而大臣因意见不同动辄指责对方为小人，颇为偏激。总之，关于辽人巡马侵入两输地一事，王安石认为，契丹的举动引起一些小冲突不足为虑，宋廷应以充实国防为重。虽然契丹骚扰宋边境的报告仍不断地传入宋廷，但是诚如王安石所料，河北方面并没有发生重大冲突。神宗派冯行己去调查雄州的情况，冯行己回来说增加弓手骚扰百姓，百姓怨，才引起北人巡马过河。李舜举的调查报告也说辽人并没有移口铺的意思，但增加乡巡弓手的确扰害百姓，现在已经罢乡巡，情况已经安定。王安石认为张利一罪状明确，于是神宗将张利一降为皇城使、达州刺史、卫州钤辖。
张利一显然企图建立功名而又操之过急。王安石为推行自己的主张，必须除去张利一。《宋史·张利一传》则没有记载他被罢的事，反而说他曾知保州、雄州，辽人抓两属地的百姓当兵，当地人不胜其扰，利一安抚百姓。有大姓南迁，同来的达两万人，都得到张利一的接济。而且利一移文诘问涿州，让辽人不敢再来两属地抓人。
熙宁六年（1073）二月，起居舍人、直集贤院章衡等使辽回朝，说河北沿边罢乡巡弓手不便。提点刑狱孔嗣宗也附和。神宗说，此事在开始就有过失，但现在如复置，辽人必定增兵，不可不谨。王安石指孔嗣宗为张利一游说。
六月，雄州上报北界巡马五百余骑进入两输地。神宗说：“北人渐似生事。”而河北兵器都不可用。王安石说，增强边备并不难。
十一月，宋廷得到有关辽人将争蔚、应、朔疆界的消息。熙宁七年（1074）二月，神宗担忧契丹事，又收到谍报称辽人欲再求关南地。
三月，辽道宗遣林牙兴复军节度使萧禧来，将要求重新划界的国书呈给宋神宗，并抗议宋朝地方官在河东沿边越界实行的措施，要求双方共同调查疆界：
爰自累朝而下，讲好以来，互守成规，务敦夙契。虽境分二国，克保于和，而义若一家，其思于悠永，事如闻于违越，理惟至于敷陈。其蔚、应、朔三州土田一带疆里，祇自早岁曾遣使人止于旧封，俾安铺舍，庶南北永标于定限，往来悉绝于奸徒。洎览举申，辄有侵扰，于全属当朝地分，或增修戍垒，或存止居民，皆是守边之冗员，不顾睦邻之大体，妄图功赏，深越封陲。今属省巡，遂令案视，备究端实，谅难寝停。至于缕细之缘由，分白之事理，已具闻达，尽合拆移。既未见从，故宜伸报。爰驰介驭，特致柔缄，远亮周隆，幸希详审。据侵入当界地里所起铺形之处，合差官员同共检照，早令毁撤。却于久来元定界至再安置外，其余边境更有生创事端，委差去使臣到日，一就理会。如此，则岂惟疆场之内不见侵逾，兼于信誓之间且无违爽。兹实便稳，颛俟准依。
王安石不认为辽使会提出无理的要求，但神宗认为辽人会要求关南地。及至见到辽国书，神宗认为争疆界“此细事，疆吏可了。何须遣使？”，认为派一个官员和对方官员去办就好了。神宗问萧禧还有什么事，萧禧说：“雄州展托关城，违誓书。”神宗说：“誓书但云不得创筑城池，未尝禁展托。然此亦细事，要令拆去亦可。”萧禧说：“北朝只欲南朝久远不违誓书。”神宗说：“若北朝能长保盟好，极为美事。”又问萧禧还有何事，萧禧答：没有其他的事。
神宗任命权判三司开拆司、太常少卿刘忱至河东路商量地界，并与知忻州、礼宾使萧士元，检详枢密院吏、后房文字、秘书丞吕大忠共同商量，且与契丹的萧素、梁颖在边境会商。
萧禧等辞行，神宗面谕，令官员与北朝官员一同检视地界；雄州修城并非创筑城隍，北朝既然关注，会停止后续工程；朝廷向来约束边臣不令生事，有人擅入北朝地方，都已被处罚。宋廷回复辽朝的报书指出两国应和平共处，有如一家：
经界之间，势形可指，方州之内，图籍具存。当遣官司，各加覆视。倘事由夙昔，固难徇从，或诚有侵逾，何吝改正？而又每戒疆吏，令遵誓言，所谕创生之事端，亦皆境候之细故，已令还使具达本国，缅料英聪，洞垂照悉。
即疆界以图籍为依据。宋廷以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韩缜假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为回谢辽国使。
四月，王安石罢相。吕大忠请枢密院将有关疆界的地图文籍交韩缜赴辽廷交涉。神宗下诏，命韩缜说明两朝通好以来，宋朝一直遵守旧规，未尝挑起争端；白沟馆驿增建部分已经毁去，雄州旧城的修复并非创筑；河东边界，已遣人与辽朝派来的官员商量；苏直一带，过去双方已经画定标示，今日却要变动，不可；彼此都是大国，应守信约。神宗令韩缜“随宜应答”。韩缜到辽廷，与辽相李相熙“略相酬对而还”。另遣刘忱往河东与辽人商议地界。
七月至九月，刘忱、萧士元与辽使萧素、梁颖在河东大黄平会谈。萧素以自己是平章事，要正南面坐，并且以座位的高下分坐。刘忱等人不从，移文辩论十几次，后来国信所查出，“至和元年，国信使萧德带平章事，与馆伴使行马坐次，皆分宾主以报”，有了这样的先例做依据，辽使才不再争，终以宾主礼相见。
十一月，宋廷改以西上门副使、知石州吕大忠代替萧士元。刘忱等与辽人谈判，萧素等人坚持蔚、应、朔三州以分水岭为界。吕大忠参与后，屡次以理辩论，但萧素等人仍不肯让步。同时，刘忱报告辽人侵入宋界横都谷，边臣观望，而不驱逐。刘忱希望朝廷遣郭逵驻代州，协力办理边疆事务，但没有得到回应。到了月底，宋辽官员在大黄平举行的会议进展并不顺利，萧素、梁颖决定回去请辽主另派大使。于是，刘忱、吕大忠回朝，双方只以公牒往还。
熙宁八年（1075）二月，吕大忠建议置地界局于代州，刘忱、萧士元主持与辽人长期谈判。吕大忠认为辽人只会在一种情形之下用武，就是被激怒了。但不可妄动的原因有五点，主要原因是不会放弃岁币，且辽人兵力已不如以前。后来，宋廷在太原建地界司。
二月，王安石复相。
辽使萧禧至白沟驿，逗留了几十天，由太长少卿向宗儒、皇城使兼门通事舍人王择接伴。引起宋廷疑虑。
三月，辽使林牙兴复军节度使萧禧再来致书，由韩缜馆伴。萧禧面见神宗，抱怨宋人迁延，催促划界：
乃者萧禧才回，韩缜续至，荐承函翰，备识诚悰。言有侵逾，理须改正。斯见和成之义，且无违拒之辞。寻命官僚同行检照，于文验则甚为显白，其铺形则尽合拆移。近览所司之奏陈，载详兹事之缕细，谓刘忱等虽曾会议，未见准依。自夏及冬，以日逮月，或假他故，或饰虚言，殊无了绝之期，止有迁延之意。若非再凭缄幅，更遣使人，实虞诡曲以相蒙，罔罄端倪而具达。更希精鉴，遐亮至怀。早委边臣，各加审视。别安戍垒，俾返旧常。一则庶靡爽于邻欢，一则表永敦于世契。
神宗命兵部侍郎、天章阁待制韩缜和西上门使、枢密副都承旨张诚一往河东与辽人会识地界，速速结案。吕大忠与刘忱觐见神宗，神宗有意接受辽使的请求，吕大忠说：“敌他日若遣魏王英弼来尽索关南地，陛下将欲从之乎？”刘忱说：“大忠所言，社稷至计也。愿陛下熟思之。”神宗默然，于是改命韩缜。
又遣右正言、知制诰沈括假翰林院侍读学士为回谢辽国使报聘，西上门使、荣州刺史李评假四方馆使为副使。因萧禧久留不走，所以神宗命沈括为泛使，到辽廷当面谈判。神宗问沈括：“敌情难测，设欲危使人，卿何以处之？”沈括答：“臣以死任之。”神宗说：“卿忠义固当如此，然卿此行，系一时安危，卿安则边计安。礼义由中国出，较虚气无补于国，切勿为也。”神宗对于边界问题有几点指示，担心使人的处境。中书、枢密院的意见，则是以分水岭为界的问题，使人不能自作主张，不过辽人没有“苦辱使人”的道理。
沈括在枢密院看案牍，发现辽人过去以古长城为分界，现在所争的是黄嵬大山。沈括在资政殿觐见神宗，神宗惊喜，对沈括说：“两府不究本末，几误国事。”神宗自己画地图，责备大臣，并以图示辽使。另赐沈括银千两。根据沈括的研究，蔚州所争地东西约七里以上。朔州以黄嵬大山分水岭为界，所争地南北约三十里。武州所争地南北十里以上。应州所争地南北约十七八里。
沈括
四月，辽使萧禧辞行。宋朝答辽朝书指出辽使理屈，要点是：“重念合天地鬼神之听，共立誓言，守祖宗疆土之传，各完生聚。不啬金缯之巨万，肯贪壤地之尺寻？特欲辩论，使无侵越，而行人留馆，必于分水以要求。枢府授辞，则以兴师而移拆，岂其历年之信约，遂以细故而变渝。已案舆图，遥为申画，仍令职守，就改沟封。遐冀英聪，洞加照悉。”要点是两国交好，辽国得到岁币，难道为了贪图疆土小事，不顾誓约？
神宗赐韩琦、富弼、文彦博、曾公亮手诏，问：“敌情无厌，势恐未已。万一不测，何以待之？”韩琦认为过去“好进之人不顾国家利害，但谓边事将作，富贵可图”，献策图幽蓟之地，让辽人怀疑。他主张遣使，“优致礼币，开示大信，达以至诚”，要把近来侵占的土地退还，再将辽人所疑之事，如在河东河北增置将官之类罢去。文彦博主张不退让，重守备。曾公亮主张遣使报聘，说明疆界案验明白，不可侵越，使辽主知道，不被邀功之臣所惑。
神宗诏雄州移牒涿州，说明沈括为回谢使，“不可以审行商议为名”。原来涿州移牒雄州，要改宋使的名称。王安石建议回答：“受旨回谢，不合预商议。”如果一定要改名，请派泛使来谈。神宗问王安石：“他们真的派泛使来，如何？”王安石说：“他们以为我们怕泛使，我们无所谓。”神宗问：“泛使来了不走如何？”安石答：“若不肯走，就厚待他们。”经过讨论，神宗诏雄州等沈括过界几天后再移牒。
六月，宋廷立法禁止边民卖地给北人，因过去边民与辽人买卖土地，日久疆界不明，往往引发事故。
沈括至雄州，辽人不让入境，沈括在雄州待了二十多天，直到萧禧北归，才能入境。沈括将遗奏交付兄长、雄州安抚副使沈披：“臣不还，敌必倾国为寇。敌之器甲、材武皆不逮中国，所恃者惟众而习劳苦，不持粮。”沈括提出“制敌之术”在于充实边防。
沈括与辽南府宰相杨益戒在永安山远亭子会谈。沈括出使前曾在枢密院查阅有关宋辽边界的文件和地图，加以详细研究，并且令部属背诵文件，因此在与辽廷谈判时，他能根据历年宋辽双方的来往文书，振振有词，不肯让步：
括至敌庭，敌遣南宰相杨益戒就括议。括得地讼之籍数十于枢密院，使吏属皆诵之。至是，益戒有所问，顾吏属诵所得之籍。益戒不能对，退而讲寻。他日复会，则又以籍对之。益戒曰：“数里之地不忍，终于绝好，孰利？”括应之曰：“国之赖者，义也。故师直为壮，曲为老。往岁北师薄我澶渊，河溃，我先君章圣皇帝仁宗不以师徇，而柔以大盟。庆历之初，始有黄嵬之讼。我先皇帝于是有楼板之戍，以至于今。今皇帝君有四海，数里之瘠何足以介？国论所顾者，祖宗之命，二国之好也。今北朝利尺寸之土，弃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此遗直于我朝，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会，敌人环而听者千辈，知不可夺，遂舍黄嵬而以天池请。括曰：“括受命黄嵬，不知其他。”得其成以还。
根据沈括的报告《乙卯入国奏请并别录》，杨益戒指出蔚、应两州已经谈妥，只有朔州的天池、黄嵬大山有争议，要以分水岭为界。沈括提出证据，力争黄嵬大山属于宋朝，应以大山脚下为界。争执的地区最大的东西长约二十里，南北阔约三十里，也就是六百平方里左右。沈括与辽人会谈的结果，是在河东辽朔州与宋宁化军交界处，以黄嵬山脚和天池为界。
谈判中有一个有趣的插曲：辽帝居然到沈括随员的帐篷中谈话。沈括的《别录》中载，“五月二十九日，北朝皇帝与皇子各变服来帐前，书表司王纯、鲍忻，职员张履，御厨李回，指使王宣等，同皇帝相揖后，地上列坐。”兹引一段辽道宗与职员张履、御厨李回的对话：
时皇子亦在。吃茶罢，王纯谓皇帝曰：今日天凉，太师可饮京酒一两杯。皇帝曰：好。遂具酒果相次。皇帝先发问曰：地界还如何了当？张履云：地界事已了。萧琳雅已受了擗拨文字，别无未了。皇帝曰：黄嵬、天池本是北朝地土，昨因苏钤辖等强来侵占，今来只要依旧。张履云：康定中，两朝已曾定夺苏直所争地土了当。鲍忻云：记得北朝曾差教练使王守源、副巡检张永、句印官曹文秀计会。南朝阳武寨都监翟文秀、崞县令教练使吴岊指挥拨立定苏直地土。已立定黄嵬大山脚为界。此事甚是分白。张履曰：天池，南朝自有顺义军开泰五年牒，称地属宁化军，亦是照据的确。皇帝又云：天池既是南朝地土，因甚于天池庙左侧旋盖铺形？张履又云：亦是自家地土上修盖，有何不可？鲍忻因举手谓皇帝曰：北朝来理会五处地土，南朝已应副了三处，此两处为已经定夺了当，及有文字照据的确，决南为应副。北朝皇帝须是体认南朝皇帝意度，便是了当。皇帝又云：此处地土，某曾亲到来。遂指画铺形去处。鲍忻、张履同指李回谓皇帝曰：李司徒久在河东，尽知子细。皇帝问李回曰：萧纠格太保曾来否？回曰：今日不曾来。萧纠格太保便是萧爱六宅。皇帝曰：河东三州疆界，左藏甚知次第。黄嵬大山有些争竞事，为甚未了？回答云：闻萧琳雅昨来商量已了，更无争竞去处。已将过文字来，太师必曾见上面都了也。皇帝云：只为未见道黄嵬山分水岭。回答云：北属代州阳武寨，自康定二年及嘉祐二年两次两朝遣使差官商量，定夺了当，必更难言。分水岭其黄嵬大山北脚下为界，更如何改得？
上引谈话，主要在于土地和边界的辩论。沈括的随员对于争议的地点和过去的争执都完全了解，也熟记文书档案，显然是有备而来，对辽帝毫不畏惧。道宗是游牧民族的领袖，可以和来使的三节人员谈话，其平易近人的作风与高高在上的中原皇帝大为不同。
《辽史》记载这次交涉十分简略，不但没有夸耀外交上的大胜利，而且只认为是取回宋人所侵之地，是“正疆界”。可惜宋廷不能坚持立场。王安石罢相后，主持划界交涉的韩缜会同辽使在河东分划地界，结果是大致以分水岭为界，使宋方遭受颇大的损失，所失之地据说东西达五百至七百里。时人黄廉反对让步，说：“分水画境，失中国险固，启豺狼心。”两不耕地都被契丹取去，“父老以为恨”。
元祐元年（1086），御史中丞刘挚，谏官孙觉、苏辙、王觌论韩缜与契丹谈判，割地六百里，“边人怨之切骨”，不可在相位。韩缜遂罢相。
在这次交涉中，王安石的策略遭到群臣的严厉批评。“弃地”成为王安石的政敌攻击他的借口。据说王安石自始至终主张放弃若干土地以换取和平，而且还说过“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话。后来也有很多史家批评王安石的策略，认为王安石应当为“弃地”负责。实际上，王安石的主张是：在宋廷做好收复燕云的准备工作之前，维持和契丹的良好关系是必要的，至于富国强兵的步骤，必须先内后外，所以对于契丹的骚扰必须忍耐。同时，王安石积极布置河北、河东的防务，在河北实行保甲法和保马法，训练军队，增加边将。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对于地界纠纷的言论，随着北疆防务的巩固而转为强硬。最后宋神宗和韩缜对契丹让步时，王安石已经不在相位主持大计。因此，后来苏辙抨击韩缜时，根本没有提到王安石。
宋辽划界交涉，表明当时宋辽是两个对等的国家，他们以“契丹”和“宋人”称呼彼此，认为两个朝代是“北朝”和“南朝”，两国人民是“北人”和“南人”。这次边界交涉，虽然神宗认为是小事，但是负责谈判的使者，如刘忱、吕大忠和沈括，都郑重其事，不肯让步。可见两国都非常重视国家的疆土和国界，详细会商，达成协议。中国过去历代虽然重视土地，但直到宋代才明确地以和约的形式制定国界，而且明文规定人民不可以随意越界。这一点不但在宋以前的朝代没有发生过，即使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空前的创举。
总之，宋辽关系是中国历史上值得重视的平等外交关系。宋人在无法消灭契丹收复失地的时候，只好采取理智的态度，运用外交策略和贿赂，与强敌维持和好关系。《澶渊盟约》缔结以后，若干宋人对于契丹的态度逐渐变为尊重。政治家和外交家如韩琦和富弼，都指出宋朝不应以传统的态度去应付契丹，而应当承认契丹是势均力敌的平等之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宋人暂时放弃了“攘夷”的口号，而将对于政治的关注放在“尊王”和内政方面。外交方面，“以德怀远”的理论遂大行其道。长期的和平使宋人感觉不到来自北方的沉重的军事压力，范仲淹说：“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内防奸邪。夷狄侵国，奸邪败德。国侵则害加黎庶，德败则祸起萧墙。乃知奸邪之凶，甚于夷狄之患。”不过他仍然认为“御戎之计，在北为大”，想湔雪石晋割地称臣的“千古之耻”。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强兵旨在收复燕云，“制夷狄”。
本文摘自知名历史学家陶晋生所著的《宋代外交史》。
《宋代外交史》，陶晋生/著，重庆出版社，2021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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