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扬镇水铁牛的“视觉性”历史

江苏淮安和扬州存有七件清代镇水铁牛。这批铁牛统一铸造于康熙四十年（1701），原本共计十六件，分别独立陈放在以黄、淮、运三河交会处——清口（位于今淮安淮阴区）为中心的淮扬险要堤工，如此布置与官方治水工程有关。具体而言，除在清口的一件之外，洪泽湖东岸有五件，大运河沿线有三件，黄河沿线有七件，包括黄河自清口夺淮后流经的三件。2014年，中国大运河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存世淮扬铁牛均为遗产点。

古代中国常见造物镇水的做法，牵涉思想和社会的诸多层面，与铁和牛有关的镇水物出现频率尤高。关于这类材料，学界以往的研究多聚焦在信仰、习俗和功能方面，对本体的分析并不深入。本文侧重于讨论淮扬铁牛的形式及观看、传播等问题，围绕该对象重构更具“视觉性”的历史。

淮扬铁牛的视觉形式和制作

通过2019年的实地考察，笔者记录了淮扬镇水铁牛的保存现状。七件淮扬铁牛大多经过迁移，目前五件位于淮安，两件位于扬州。各牛有不同程度的残损，牛角和牛耳受损情况较为突出，有的经过违背原貌的晚近修补。淮安的铁牛均靠近洪泽湖，分为四处。今属淮安洪泽区的铁牛集中铸造地高良涧存两牛，一牛位于江苏省高良涧闸管理所（简称“高涧闸”），一牛位于管理所东侧不远处。高涧闸以南的江苏省三河闸管理所（简称“三河闸”）存有并置的两牛。高涧闸以北的高堰村存一牛，至今未离开初始位置。扬州的铁牛均毗邻大运河，一牛在高邮市区以北的马棚湾西堤，一牛在江都区邵伯镇斗野园。

比较诸牛外观，容易发现模式化的特征，有明显的批量制作痕迹，据颈、角等处体貌可以辨识，铁牛原本呈昂首伏卧的黄牛形象，体表有阳铸铭文，头、尾朝向一致，姿势相仿。历代镇水物的造型富于变化，黄牛造型和伏卧姿势前代都已出现，但没有与淮扬铁牛雷同的做法。为方便进一步比较和研究，笔者按照上文介绍的顺序将存世淮扬铁牛进行了编号，并列表展示其信息［表一］。

［表一］淮扬镇水铁牛现状

从该表可以看出，现存的淮扬铁牛中，除了2号牛高度偏小外，七牛的多项尺寸均非常接近。在头、尾朝向上，五牛为右向，左向者为2、3号牛。黄钧宰《金壶七墨》记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所见淮安一带铁牛曰：“黄河堤上，间数里则有铁犀一具，回首西望，逆流而号，以禳水势。”此处黄河系中运河附近的一段，向东南流，由“回首西望”和“逆流”推知，当时淮扬铁牛不乏头左向者。总的来看，如果抛开保存状态的区别及相对细微的差异，则可认为所有铁牛的姿态基本是一致的，2、3号牛虽然头向与其他五牛相反，但是形如后者左右反转而成的镜像〔图一至图五〕。

〔图一〕三河闸1号牛(右) 和2号牛(左) 本文淮扬铁牛及铭文照片均由笔者拍摄

〔图二：1〕高涧闸3号牛

〔图二：2〕高涧闸东4号牛

〔图三〕高堰村5号牛

〔图四〕马棚湾西6号牛

〔图五〕斗野园7号牛

在完整的形式对比中，也应考虑铁牛铭文。虽然铭文的保存情况不等，多有漫漶甚至残缺，但是仍足以辨识行文格套。铭文均为楷体，包括主体段落和监造款识。主体铭文位于头向一侧的肩胛部，有六牛作相同句式，含七言韵文，末尾标示日期，唯有1号牛采用了文意相似而措辞不同的表述。监造款识位于另一侧肩胛，作“监造官王国用”六字〔图六〕。至此，结合多角度观察，总结得到：存世淮扬铁牛视觉形式趋近，尤其相符的是4至7号牛；与之相比，1至3号牛各有不同方面的差异，整体而言程度都不大。

〔图六：1〕4号牛主体铭文

〔图六：2〕1号牛主体铭文

〔图六：3〕4号牛监造款识

文献记载有助于理解铁牛的形式规律。康熙三十九年（1700），张鹏翮就任河道总督，倾心营修淮扬河工，旨在解决黄淮水患，保障民生和漕运。次年，他在高良涧主持铸造镇水铁牛。随从张鹏翮治河的张希良在其编著的《河防志》中列《铁犀》一节，叙述此事道：

物有小而可以制大者，蛟龙畏铁之类是也。淮扬为河湖之凑，全倚一线金堤为保障，城郭人民，飞漕转运，于是乎赖焉。其间蛟蜃鼍龙，鼓浪漂山，瞬息百变，宜有以制之。大司马张公采库司张弼之议，于高良涧铸铁犀焉。以五月五日开冶，迄重阳而就。初拟铸九犀，会材有余，遂得十六具。每具约四五千斤，分奠各险工。而公自为之铭曰：“惟金克木蛟龙藏，惟土制水龟蛇降。铸犀作镇奠淮扬，永除昏垫报吾皇。”公之于河务，细大必周如此。蜀江三犀，蒲州九?，未足与之比并矣。

先看铸牛时间。文中交代，铸牛自五月五日端午节持续至九月九日重阳节。显然，起讫时间都是有意选取和迎合的结果，体现出对阳数五、九的看重，端午更是中国传统的冶金吉日。关于工程时间的更多信息见于《铁犀歌》。诗云：

我昔扬帆泊清口，但见一犀镇河壖。朅来河储搜掌故，铸相十六窥其全。五行厌胜古有法，聚金恰用辛金年。吉诹午月铸镜节，造化为炉火云煎。重逾九鼎不易范，重阳蒇事阳气宣。年命干支各相配，处以人道非偶然。豪筋隽骨四体具，除民昏垫宜仔肩。??

乾隆五十五年（1790），作者谢启昆就任江南河库道，任河督属官。他不仅评述了铸牛一事，还在注中录出十六牛的具体铸成时间，甚至精确到月日与时辰。诗的第三句表明，前揭令人惊叹的谢氏诗注引自他查阅到的“河储”“掌故”，故时间、地点应具参考价值。从日期上看，铁牛在七至九月间陆续完工，同日铸成两牛的情况较多，重阳当天铸成三牛。按照时间先后，他还将铁牛列为第一至十六牛。根据现存铁牛位置和诗载设牛地点，大致能将本文的铁牛编号对应于这套序号［表二］。

再看铸牛方法。从局部痕迹可见，铁牛采用分块范铸然后拼接的方法。依照文献，张鹏翮最初计划铸造九件铁牛，因铜料富余而增加了七件。由于铁牛形式不完全一致，需要指明，铸范的变化并不取决于增铸铁牛，因为根据［表二］，先完成的九牛已经发生了前述形式偏差——例如同日完工的3、4号牛即头向相反。即便如此，十六件铁牛逐一铸成的过程仍属于一个连贯的整体工程，诚如谢氏所言“不易范”，制作者没有改变制范的基本理路。铁牛形式的高度近似表明铸范虽未严格保持一致，但关键在于，铁牛视觉形式的设计思想一以贯之。

［表二］淮扬镇水铁牛的铸成时间序列

必须注意，笔者从研究对象的实际造型出发，在行文中使用“铁牛”这一称谓，而无论铜铸铭文抑或张鹏翮的《治河全书》，都将这些镇水物称为“犀”或“铁犀”。犀属犀科，本不是牛，模样也明显有别。在治河大计中，张鹏翮铸造“铁犀”全然采用牛的外形，名不副实，应出自综合考量。一方面，由于缺乏对犀准确形象的认知，径以常见的黄牛代之，是遵循前人的变通之计；另一方面，这种选择也表明以物镇水时，牛有接近于犀的性质。其实，不管以犀还是牛的名义，张鹏翮的行为都蕴含着对流传久远的厌胜思想的关照。

淮扬铁牛和镇水传统

古代中国，铁、犀或牛长期被认为具有镇水功能，水患则往往被认为与水中精怪有关。《梁书·康绚传》载：

（天监）十四年（515），堰将合，淮水漂疾，辄复决溃，众患之。或谓江、淮多有蛟，能乘风雨决坏崖岸，其性恶铁，因是引东西二冶铁器，大则釜鬵，小则鋘锄，数千万斤，沉于堰所。犹不能合。??

南朝人投铁降龙的行为发生在淮河上游的浮山堰，虽未成功，却广见征引，极大地促进了后世对铁器镇水的信仰或关注。《河防志》提到的“蛟龙畏铁”就与浮山堰治水直接有关。

《河防志》所称“蜀江三犀”和“蒲州九?”是两个知名的典故，在《铁犀歌》中也被提及，分别指向关于犀和牛的镇水信仰。《蜀王本纪》载：“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水精，因曰石犀里也。”此事久经传颂，不过因缺乏足够牢靠的文献，犹存争议。2012年，成都出土了形似犀牛的大型立姿石兽，发掘者认为其制作时代距李冰很近，从实物层面佐证了犀牛镇水思想的早期流布〔图七〕。唐开元十二年（724），张说奉命至蒲州（今山西永济西）建造黄河浮桥，两岸设置栓束铁索的立姿铁黄牛各四件。他在《蒲津桥赞》中写道“锁以持航，牛以騺缆，亦将厌水物，奠浮梁”，说明铁牛不仅发挥实际功能，还被寄予镇水愿望。1991年至2000年，桥西四牛及人、山、柱形铁件经发掘而得以重新面世〔图八〕。

〔图七〕约战国后期石犀

〔图八〕唐蒲津渡遗址1号铁牛线描图

前述典故中镇水物名称和形式差异很大，却被清代人相提并论，可知作为镇水物的犀、牛之间没有划清界限。张鹏翮造物镇水时，的确同时呼应了关于铁、犀和牛的信仰，并作出综合性的解释。“惟金克木蛟龙藏，惟土制水龟蛇降”阐发的正是铁犀、铁牛共同所指的五行生克理论：铁为金，龙属木，“蛟龙藏”符合“金克木”；犀通牛，牛属土，龟蛇乃玄武，主水，“龟蛇降”符合“土制水”。

唐宋以降，铁质镇水物愈加常见，多被放置在临水的地表。由于各种原因，犀和牛的形象还被组合起来，创造出异形神兽。湖南的茶陵铁犀由知县刘子迈主持铸于南宋绍定年间，从现存形式上看，除头顶长有独角外，其他特征都类似伏卧的牛。另一现存案例是开封铁犀。明正统十一年（1446），于谦在黄河边主持铸造铁犀。该铁犀呈蹲坐的独角兽外观，同样接近牛〔图九〕。开封铁犀在康熙三十年（1691）为河南巡抚闫邦兴恢复使用，并建庙立碑。此举距淮扬铁牛的铸造时间很近，且两处镇水物铭文思想类似，都谈到厌胜与颂圣爱民，貌似暗含观念上的呼应。不过，从实物形式的反差可以断定，二者在视觉设计上没有联系。

纵览可考察的古代镇水物，笔者发现截至康熙年间，铁犀或铁牛信仰固然绵延不绝，流传广泛，然而未形成特定的样式。

〔图九〕明铁犀

铁牛观看与视觉形式传播

地表镇水物的陈放位置常与水路或陆路相邻，自设立伊始即进入公共视野。《蒲津桥赞》流露“观艺而无穷”的愿望，预见了公众对蒲津桥铁牛的观览。与前朝案例不同，淮扬铁牛不止迎来观者，还实现了视觉形式的传播。

清雍乾时期，朝廷对江南海塘的关注程度提升。这一阶段，浙江地区一共发起了三次铸造镇海铁牛的工程。雍正八年（1730）和乾隆五年（1740），海宁海塘先后设立铁牛，数量分别为五件和四件。乾隆四十九年（1784），皇帝本人授意在杭州海塘增设六牛，使浙江铁牛的总数达到了十五件。可惜这些铁牛均已不存，从记载的重量看，尺寸小于淮扬铁牛。

有幸的是，形式信息并未尽失。根据上世纪旧影，发现铭文可辨的首批镇海铁牛在形式上与淮扬案例相似度很高，只不过牛首没有明显的偏转，而牛角因为缺失也无法比较〔图十〕。文献所见海宁铁牛铭文中，不仅包含监造款识，而且有韵文：“唯金克木蛟龙藏，唯土制水龟蛇降。铸犀作镇奠宁塘，永庆安澜报圣皇（王）。”这段话与淮扬铁牛的韵文差别仅有六个字，毋庸置疑沿袭了后者的模式。外观和铭文的双重契合坐实了两地铁牛的血缘联系，可以肯定镇海铁牛的形式设计源出淮扬。

〔图十〕 浙江海宁铁牛旧影

追索铁牛形式从河工到海塘的传播过程，应从镇海铁牛的初创入手。此次工程的主持者李卫在奏折中提到：“博采舆论，重修镇海塔，铸造铁犀牛，以符五行生克之理。”其中，对犀或牛厌胜功能的理解以及对镇水物名称的折衷处理一如张鹏翮。我们还发现，李卫与淮扬河工有所接触。铸牛前一年，因遭母丧回乡，李卫途中考察清口御坝，“登岸细看”，为维护海塘寻求经验。这一经历使他势必目睹清口堤工上的铁牛，从而为规划和设计镇海铁牛埋下伏笔。

浙江铁牛的制作跨越了五十余年，最终引发了皇帝的干预，实地观看仍是隐匿的历史细节。铸造第三批镇海铁牛，距前一次工程达四十四年，由乾隆帝本人促成，发生在第六次南巡后。阅河是康、乾南巡的主要目的之一，淮扬铁牛分布最密集的河工——清口及高家堰一线洪泽湖堤是重点阅视对象。张鹏翮铸牛后的几年间，康熙帝多次南下，曾“幸高家堰，遍阅河堤”，并且感叹“河工大成”。这样的做法成为了模范。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帝首次南巡即驻足清口，并“亲临高堰，循堤而南，越三滚坝至蒋家牐，周览形势”。徐扬《乾隆南巡图》中《阅示黄淮河工》描绘的就是皇帝此次驾临清口、指示河臣的场景〔图十一〕。作为河工组成部分的铁牛，正是由此契机进入皇帝的视野。此外，从乾隆二十七年（1762）第三次南巡起，皇帝还涉足海宁，亲赴现场检查海塘，参与实地谋划，这使已设立的镇海铁牛也与之相遇。事实上，公开设立、广受观览的铁牛，既是镇水物，也是政治工具。有学者指出，乾隆最后两次南下很大程度上在于宣扬政德，博取民心。在利于民生的海塘上设立有铭文的铁牛，正合乎此意。

〔图十一〕清徐扬《 乾隆南巡图》 中的《 阅示黄淮河工》 ( 局部)

从实地观看到仿铸铁牛，形式传播或有赖图像媒介，但是这方面的史料有所不足。现存的线索是，对于营修海塘，李卫不仅勘察了清口，还从淮扬调用了相关人员。淮扬河臣在传递治水经验的同时，也可能为制作铁牛传递或起草图样。在清廷上下各类工程中，异地传播图像的做法颇为常见。张鹏翮在高良涧建禹王庙时，甚至“遣画工”赴浙地摹绘神像。《海塘新志》所绘铁牛图有可能与形式传播有关〔图十二〕。该书收录了反映海塘修建方法的图示，故晚出的这幅铁牛图佐证了铸牛时不可或缺的图稿。

〔图十二〕《 海塘新志》 中的铁牛图

在其他古代图像中也可睹铁牛身影。清代河工舆图众多，张鹏翮《治河全书》即内附诸多图本，其中《运河全图》绘有清口铁牛的原始状态，不过画面尺幅极小，也没有标注题名〔图十三〕：铁牛位于清口东岸的堤堰尽头，濒临水面，位置醒目。正像这种景象所体现的那样，在现实中，得益于国家水利工程和大运河交通等条件，淮扬铁牛因持续发生的观看而公共化。前揭诗文、笔记之外，它们在被后世记述的同时，屡屡以图像形式出现。

〔图十三：1〕《 运河全图》 中的清口东岸

〔图十三：2〕《 运河全图》 中的铁牛形象

总括前文所述，淮扬铁牛既糅合了脉络纷杂的镇水传统，也开启了基于观看的前所未见的形式传播。对于国计民生而言，被喻为淮扬河工咽喉的清口等水利设施意义重大，长期吸引着清代朝廷的注意力，迎来包括皇帝在内的各层次人群的反复考察，而水陆交通线上的旅人目光则有助于淮扬铁牛演绎具有“视觉性”的历史。以张鹏翮为代表的河臣所实现的科学治水的功绩，促使“铸牛镇水“成为世人眼前新的典范。

余论：从铁牛到铜牛

乾隆以后的各地镇水物中，形似淮扬铁牛者时有可见，一个特别案例是清漪园铜牛。乾隆十五年（1750），京师西郊开始营建清漪园（后易名颐和园）。园内昆明湖东岸的铜牛铸成于乾隆二十年（1755）。该牛仅尾部经过修复，卧于雕琢精细的水波纹石座上，尺寸略大于淮扬铁牛，工艺之优良也远胜后者。有趣的是，二者固然材质不同，主要的姿态却高度类似，唯有铜牛左前腿前伸别于铁牛〔图十四〕。

〔图十四：1〕淮扬4号牛

〔图十四：2〕清漪园铜牛

再看铜牛身体右部的御制篆书《金牛铭》：

夏禹治河，铁牛传颂。义重安澜，后人景从。制寓刚戊，象取厚坤。蛟龙远避，讵数鼍鼋。潫此昆明，潴流万顷。金写神牛，用镇悠永。巴丘淮水，共贯同条。人称汉武，我慕唐尧。瑞应之符，逮于西海。敬兹降祥，乾隆乙亥。

文中提到“制寓刚戊，象取厚坤”，“戊”“坤”指牛代表的土相，寓意镇水，又提到“蛟龙远避，讵数鼍鼋”，也与铁牛铭文“蛟龙藏”“龟蛇降”同义。清漪园铜牛完成于乾隆帝首次南巡之后，其与淮扬铁牛在视觉设计和铭文内容方面的微妙相合，又一次指向形式的传播。尽管作者追溯的传说偏离了信史，但是“淮水”“治河”“铁牛”等字眼依然拼合出铜牛的形式源头——淮扬镇水铁牛。

对于清漪园铜牛，参考乾隆诗文，还能触及皇家园景的层面。学界惯常强调，设立铜牛仿汉代故事，昆明湖东西两岸的铜牛、耕织图对应牛、女二星。耕织图系农桑景观，内有乾隆十六年（1751）迁入的织染局。乾隆《登舟溯游玉河沿途杂咏》言：“镇水铜牛铸东岸，养蚕茅舍列西涯。昆明汉记不期合，课织重农要欲佳。”所谓“不期合”，指牛、女对偶的园景格局是计划外的结果。单从铜牛本身而言，星宿属次生意象，原始性质为镇水物毫无疑义。与之相应，乾隆帝在铭文中着重表达了对尧、禹的推崇，借此突出其在京郊的治水成就。然而，以皇家园景比附天象，本不是历史的偶然。

御制《万寿山清漪园记》云，“湖之成以治水”，“以临湖而易山名，以近山而创园囿，虽云治水谁其信之”，清漪园的规划实际含有复杂的用意。该园肇创之初，乾隆帝在《万寿山昆明湖记》中写道：“湖既成，因赐名万寿山昆明湖。景仰放勋之迹，兼寓习武之意。”仿照汉代，演练水军对应昆明湖得名，而文中解释万寿山名时提到的“皇太后六旬大庆”也是造园的现实动因之一。总之，即使乾隆帝反复突出铸牛与治水的关系，易铁为铜、号铜为金的做法依然彰显了企盼“降祥”皇室的个人愿望。

铜牛的制作晚于昆明湖、万寿山定名及织染局入园，可知对其点景意义的理解不能脱离全局，作为天象或“瑞应之符”的铜牛巧妙地融入了园景。由此笔者联想到，乾隆帝效法圆明园成例，于清漪园大量写仿京外风景，尤以江南为最。不仅对昆明湖的设计比拟杭州西湖，一些局部景观也以江南为蓝本。在清代皇家园林史的视域下观察，清漪园景对淮扬铁牛形式的借用和改造也属写仿江南的一例。

附记：在考察、撰文至审稿过程中，郑岩、王旭、汪华龙、杨兆凯、霍司佳、赵燕刚等师友与匿名审稿专家为笔者提供了帮助或意见，谨致谢忱！

（本文首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10期，原题为《淮扬镇水铁牛的视觉形式及其传播》，作者王磊（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