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传》：追寻诗人传奇生活的真相

2021年是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诞辰200周年。

11月，由法国学院派传记作家、波德莱尔研究专家克洛德·皮舒瓦和让·齐格勒创作、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董强翻译的《波德莱尔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传记致力于还原波德莱尔反叛、落魄、动荡的一生。两位作者运用历史学方法，通过大量书信和一手资料追寻波德莱尔传奇生活的真相，围绕着诗人的家庭情况、成长经历、曲折生活和创作等进行写作，同时也梳理了现代主义、象征主义诗歌发展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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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七个章节以时间为序，并详细介绍了那些发生于诗人生命中的“大事记”，如波德莱尔中学时期在里昂遭遇的社会事件和被路易大帝中学开除的波折；《恶之花》的写作、出版及禁封始末、诗人在世时作品曲折的出版过程和拮据的财务状况，以及他与维克多·雨果、圣伯夫、德拉克洛瓦等著名文学家、艺术家的交往等。

在介绍夏尔·波德莱尔是谁时，翻译家董强谈道：“安德烈·纪德在有人问及‘谁是法国最伟大的诗人’时，有一个著名的、无奈的、带有叹息的回答：‘唉，是维克多·雨果！’这一声叹息令人回味无穷。《波德莱尔传》的作者皮舒瓦喜欢从书架上取下最早版本的《恶之花》，自豪地告诉来访者：看看雨果的《全集》，加起来有两米长，再看看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不到一厘米厚。但对于现代文学来说，两米长的雨果《全集》，不及一厘米厚的《恶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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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20世纪出现的各种当代诗歌潮流视为一个分水岭，由波德莱尔开创的“现代主义”，恰恰持续了100年。在这百年之中，波德莱尔影响了一批又一批文学家。从狭义的诗歌领域来看，正如评论家瓦雷里所说，首先有“兰波与魏尔伦在情感与感觉方面延续了波德莱尔”，接下来象征主义诗歌直接从波德莱尔作品中汲取灵感。而超现实主义则视波德莱尔为“第一个超现实主义者”（布勒东语）。法国现代诗歌的最后一座高峰伊夫·博纳富瓦，始终流露出对波德莱尔的敬畏。直到20世纪70年代，像雅克·莱达这样的诗人依然继承了波德莱尔的衣钵，创立了一种具有高度音乐性和散文性的诗体，并与波德莱尔一样，将巴黎这座大都市作为吟咏的主要题材。

“而从整个文学界来看，波德莱尔的影响更是渗透到了方方面面。从普鲁斯特到纪德，再到萨特，甚至包括新小说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米歇尔·布托尔，无不以波德莱尔为参照。而作为艺术评论家的波德莱尔，更是为整个现代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现代派的鼻祖，波德莱尔还受到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继承。艾略特将他视为‘现代所有国家的诗人的楷模’。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波德莱尔是了解西方百年现代文学、艺术历程最好的钥匙之一。”董强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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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莱尔传》用很大的篇幅来讨论《恶之花》。波德莱尔从一八四一年开始诗歌创作，一八五七年发表传世之作《恶之花》，这部作品是诗人忧郁和悲哀气质的完美显现，同时也给当时的法国诗坛带来新的震撼。《恶之花》的首篇《告读者》向读者说明他要写的是“占据人的精神，折磨人的肉体”的“谬误、罪孽、吝啬、愚昧”和“尚未把把它们可笑滑稽的图样，绣在我们 的可悲命运之上”的“奸淫、毒药、匕首和火焰”、“罪孽的动物园”的七种怪物“有豺、豹子、母狗、猴子、蝎子、秃鹫”，以及“把大地化为荒芜不毛，还打着哈欠将世界一口吞噬”的“更丑陋、更凶恶、更卑鄙”的“厌倦”……不仅如此，书中还弥漫着诸如白虱、蛆虫、黑棋、鬼怪、腐尸、吸血鬼、幽灵、骷髅、舞蛇、性等大量丑恶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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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之花》中神秘、诡异甚至恶心、邪恶的诸多意象也震撼着每一位读者，董强认为：“任何一位爱好文学或曾经爱好文学的人，都会有一个酷爱波德莱尔诗的阶段。这位深深意识到自己绝不取悦所有读者的诗人，其实是最具普遍性的作家之一。波德莱尔的诗歌，具有一种人与世界初次交锋时激发出的全部个人意识的强度，是个人在人生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获得某种经验之后突然瞥见的自生至死的人生全貌，是个体在走出自己身体的躯壳而遇上世界的躯壳时，灵魂的震颤与肌肤的战栗。它在我们人生的某个阶段，会一下子罩住我们。波德莱尔之所以会影响了20世纪西方文学中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叛逆者，同时又能让成熟了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在思考存在问题时不断进行参照，正是由于他的诗歌所具有的这种强烈的体验感和广博性。”

波德莱尔尤其冲击着深深受到中国恬淡文学和温柔敦厚的诗教陶冶的文学爱好者，选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美学还是选择《恶之花》中充满荆棘的灵魂探索道路、选择与波德莱尔同行还是将其束之高阁，是检验一个人对生命感悟深浅的标准之一，同时也是在东西方美学观与艺术观中进行选择的一次考验。

回到对于这部传记的讨论，本书的作者克洛德·皮舒瓦（Claude Pichois）是法国传记作家中学院派 的代表，生前与让·齐格勒（Jean Ziegler）合作参与了伽利玛出版社 “七星 文库”丛书《波德莱尔全集》和《波德莱尔通信集》的出版工作，拥有大量一手波德莱尔相关资料。

而传记作者本人的经验与对人生的领悟，总是会对传记本身的内容与取向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译者董强认为，“在《波德莱尔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波德莱尔的经济状况的详细记录与描述，甚至有一个专门的章节，计算诗人的收入与所欠的债务。一个清高的诗歌爱好者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低俗、无聊的事情，而一位站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立场上的读者，又可能认为那是一种体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的绝妙实践。然而，假如我们知道作者皮舒瓦本人最早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可能会明白他的这一选择：这位撰写了法国许多伟大诗人的传记的历史学家是法国著名的法国高等商校（HEC）的毕业生。于是，对诗人的经济状况进行描绘和计算，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种无意识的重操旧业。”

“最主要的是，在佩服他能够通过收集到的材料，准确地估算出与波德莱尔本人的算法同样的结果时，我们同时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一种计算从客观上讲是必要的，尤其是波德莱尔在去世两年前远走比利时的原因，通过这一计算而让人显得十分可信。也就是说，一种貌似主观的、与研究者本人的素质与能力紧紧相关的做法，为照亮传主生命中的某个时期或者某种选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也许是文学研究中主、客观相辅相成的佳例。”董强谈道。

而诗人的传记，更像是一种独立的文体，而非依附在一位伟大诗人作品之上的衍生物。好的传记常常是在大量丰富的资料中透露出来的整整一个时代的画卷，在成堆的资料与档案中浮现出来的，也许不仅仅是一个波德莱尔，而是一个社会、一个家庭、一种体制，乃至多种体制、一个时代的趣味，涉及这一时代的方方面面。读《波德莱尔传》，我们见到的是一座座活生生的城市：巴黎、里昂、翁弗勒尔、布鲁塞尔，甚至留尼旺岛（当时称为波旁岛）；一张张生动的面孔（他青年时代的那些朋友，“诺曼底派”，那些文人、艺术家的波希米亚式生活）。

传记也在呈现着人物的真实的处境乃至困境，波德莱尔一生居无定所，从成年之后，一直租房子住。在圣路易岛上的洛赞府邸，据称，是波德莱尔一生中住过的最好的地方。然而，根据描写，我们的诗人在这座堂皇庄严的府邸中，只占据了“不高贵的”楼层，而且仅有三间。去他的房间，用的不是主要的楼梯，而是佣人们用的楼梯。之后，渐渐债台高筑的诗人为了躲避债主，不得不在酒吧或朋友们那里度日，大部分时间在简陋的旅舍中度过。根据克雷派的调查，在1842—1858年之间，波德莱尔有14个住址。

《波德莱尔传》从本书甚至可以看到，由于付不出酒店钱，他被从酒店里连人带行李赶出，甚至把朋友留在那里做人质，自己则躲到一家妓院中，写出他最著名的诗篇之一。正是这一生存处境，使得波德莱尔对大街上的“人群”有特殊的敏感，并让瓦尔特·本雅明在他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写出了有关漫游者（波德莱尔本人称之为“人群中的人”）的精彩文字。也正是这一状况，使波德莱尔对现代都市独特的美与恐怖有了高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