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的译后记，译者肖索未在文中回忆了与其导师、也是《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英文原著作者阿莉·霍克希尔德的交往，也谈及了“The Second Shift”一书在美国的重大影响。本文解释了什么是美国80 年代的“照料危机”以及为什么它在今天也仍然是一个“问题”，也许读者们可以思考的是，中国的情况和美国有什么异同，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哪些经验教训吗？
2014年12月一个阴冷的冬日，在伯克利市中心的一家素食餐厅里，我见到了阔别五年的导师阿莉·霍克希尔德，她依旧高瘦挺拔，笑容可掬。她抿着绿茶，听我讲最新的研究，饶有兴致地追问细节，待我停下时，和缓地说出她的想法，轻轻摆动的左手仿佛挥舞着魔法棒，把我带回多年前的Barrows Hall（伯克利社会学系所在地）。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园
伯克利社会学系标志
肖索未和导师阿莉·霍克希尔德在她博士毕业典礼上合影
当时，我关注的是代际合作育儿，祖父母帮忙带孩子和料理家务。阿莉听我讲到夫妻与老人之间如何分工、如何处理形形色色的矛盾时，说道：“哦，现在是祖父母在挑起‘第二轮班’的重任。性别意识形态和代际意识形态都成了关键。”第二轮班，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个妆容精致的白领丽人上完一天班，回家撸起袖子做饭打扫照顾孩子的画面。这本初出版于1989年的学术畅销书，登上了当年《纽约时报》的年度书籍榜单， 2003年再版，2012年出了第三版，补充了新的数据和观点。其间二十多年里，情况发生了些许变化，但问题依然存在。
1989年The Second Shift登上纽约时报年度书籍榜单的新闻
《职场妈妈不下班》书封
得知尚无人接洽中文版事宜，我自告奋勇地说，我去联系翻译出版。这本小书对我而言有不一般的意义。在初到美国学习社会学那段混沌迷茫的日子里，这本书给了我一张通向神秘花园的地图，让我沉醉在质性研究作品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的芬芳里，开始依葫芦画瓢地摆弄起家庭社会学的调查。
我又想到这本书的姐妹篇——阿莉在1997年出版的《时间困境》。它拓展了关于职场与家庭关系的讨论，凸显出公司文化与家庭文化的倒置。“啊，应该把两本书做成一个系列！”我惊呼道，眉飞色舞地计划着三年内把这两本书翻译出版，“造福”读者。阿莉笑着拍拍我说：“你很乐观啊！翻译两本书，继续自己的研究，还要教书，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小宝宝要照顾。慢慢来。”
《时间困境》（The Time Bind）书封
果不其然，我没做到。在纷乱的工作表和孩子出生后的鸡飞狗跳中，翻译计划一拖再拖。这些年里，跻身职场妈妈的我数次翻开这两本书，看到了年轻时未曾看到的东西，听到了自己的咆哮与叹息，也努力汲取着改变的智慧与力量。
作为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在看似私人的家庭生活与宏观的社会变迁之间架起了理解的桥梁，这座桥梁就是“照料危机”——随着经济、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变迁，照料需求不断增加和转变，但可靠的供给则越来越少，难以应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经济结构转型，制造业向海外转移；收入稳定、有工会提供强力支撑的蓝领工作逐渐消失，低薪的服务业工作开始兴起；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萧条以及国际竞争加剧，美国削减了一系列福利，带来了阶级差距的扩大，中产阶级举步不前，社会下层持续坠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出生率的降低客观上降低了儿童照料的需求，但人口老龄化带来了老年照料的挑战。家庭结构也在改变，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增多，父亲与孩子的纽带关系减弱。面对这等局面，政府缩减了公共服务，希望家庭承担起照料的重任，但曾经在家的女性已经大量外出工作——为了弥补丈夫的收入不足或独自撑起一个家，而且男女双方的工作时间都越来越长。
社会变迁带来的照料危机就演变成《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中写到的霍尔特、塔纳戈瓦、迈尔森夫妇家中上演的故事：夫妻俩争论家里谁该做什么、谁又做了什么？是不是公平？应该心怀感恩或感到愤怒、委屈或羞愧？五味杂陈的婚姻该如何走下去？
解决照料危机，似乎有四种可能图景。第一种，“传统模式”，回到过去，女人回家。但这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经济的发展需要女性成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男性收入的停滞，也使得家庭需要妻子赚取那一份工资；工作让女性充满个体价值感，而离婚率的上升也让女人不得不未雨绸缪。因此，大量女性不愿意、不能也不敢“回到家里”。
第二种，“后现代模式”，降低需求，皆大欢喜。孩子不吃新鲜蔬菜无甚大碍，老人有个电视保姆也能满足情感需求。问题是，人们依旧需要照料和被照料，但在“后现代”的解决方案里，照料的价值被无视了。每个人都尝试压制自己被照顾的需求，进而让这种需求“隐形”。因此，当有人不得不去照顾他人无法压制的需求时，他们感到愤怒和怨恨；当有人不得不被别人照顾时，他们感到羞愧和自我贬低。
第三种是，完全“社会化”、“机构化”的解决方案，孩子从托儿所到学校，老人都去养老院。在机构里满足人们的照料需求，这样最实际、有效和理性。但机构化的照料能有多人性化和个性化呢？
在霍克希尔德看来，这些都不是理想的模式，她呼吁的是一种顺应现代潮流，但富含温情的模式。公共机构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照料并没有完全外包给机构，而留存了重要的一部分在私人生活中，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分担。实现这样的理想需要三个领域的改变：提高男性的家务参与度、调整工作场所的时间，以及提升照料的社会价值。
《婚姻故事》剧照
那么，为什么私人化的照料如此重要？
霍克希尔德指出，照料指向照料者和被照料者之间一种相互关联的情感纽带，通过这样的纽带，照料者感受到对他人福祉的责任，并通过脑力、情感和身体的劳动来满足这一责任。照料（care of）隐含着对被照料者的关心在意（care for）。因此，不同于一般的生产性劳动，照料具有高度的私人性（需求具有个体性，难以完全标准化）、关系性（照料者和被照料者之间需要发展出必要的关系）、情感性和身体性（亲密接触乃至身心依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照料活动不能够完全由更为遵循标准化流程的公共机构来承担，而需要私人的、亲密的互动来完成。
《婚姻故事》剧照
那么，个性化的市场服务以及进入家庭的有偿照料（比如育儿嫂）能够取而代之吗？确实，这几十年来，照料产业迅猛发展，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霍克希尔德认为，在某些方面，市场服务是件好事，但是单纯依赖市场并非良方。
这是因为，家庭劳作和互动的过程构成了家庭记忆和个体情感的重要部分，而市场化服务强调结果，跳过了过程。市场提供了精美的产品和便捷的服务，但消解了家庭成员自力更生、相互依赖的意义。人们越不能或不愿自己动手，就越依赖市场，就越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去赚钱，就越没有时间和可能置身家中自己动手，也就越难以从家庭生活的过程中获得深刻而长久的情感与意义。
这还因为，家与市场遵循不同的道德原则。家是共同体的最小单位，遵循着“家庭主义”（familism）的原则——成员之间无条件地相互负责、承诺和支持，秉承“礼物交换”的原则，维系一种良好的长期关系。而市场化的服务则遵循了契约和交易的道德原则，其前提是支付能力，由此不可避免地带来基于财富的照料不平等。
面对市场全面进入私人生活，改变人们的价值和情感的走向，霍克希尔德深感担忧。她认为需要在市场和家之间划出界线，确定哪些标志性事务不能外包；恢复人际交往，与服务者建立情感联系，并积极拓展非市场活动，使市场从属于家庭而不是背道而驰，以此捍卫私人生活和家——人与人之间一种最珍贵也最具情感力量的相互承诺的形式，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的、结婚还是同居的、有孩子还是没有孩子的。
《婚姻故事》剧照
在今日之中国，我们经历着类似的照料危机。市场改革以来，公共服务缩减，家庭被期待担起重任，但在现实中不堪重负；工作时间越来越长，留给家人的时间越来越短。我们的家庭也承受着“停滞的性别革命”的后果，妈妈们挣扎着平衡工作与家庭，吐槽着“丧偶式育儿” “诈尸式育儿”，网络上热议着“爸爸去哪儿了”、家庭主妇算不算“独立女性”，抑或是（女性）“不婚不育保平安”。
湖南卫视综艺《爸爸去哪儿》（第一季）海报
湖南卫视综艺《爸爸去哪儿》（第一季）剧照
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豆瓣不婚不育互助社区
在美国，女性从农场工到家庭主妇再到外出工作，是随着工业化进程以及女性个体价值的提升逐步发生的过程；私人化的、充满情感意义的照料和抚育代表了一个不断受到冲击的文化传统，依旧保有某种神圣性与延续性。相比而言，在我国的发展进程中，女性大量进入公共劳动是以国家运动的形式开启，公共劳动的价值远胜于家庭劳动；女性被鼓励或要求走出家庭，社会化的再生产被期许以后能够取代家里的劳作。在市场改革后，相比生产劳动，家里的“无偿劳动”更成为需要缩减的成本，进一步贬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当下中国，家庭照料的价值更缺乏足够的认可，无论是在经济、社会还是象征意义上。也正因如此，家务劳动和老幼照顾不仅仅被男性无视，也常常为（不得不）身担此重的女性所轻视——或因缺乏社会认可而自我贬低（即便在情感上享受照料活动本身），或因缺乏技能和意义感而感到焦躁和愤懑。我们似乎也更加无所顾忌地投入家务“外包”过程中，期待着市场能够提供“规范” “高效”“省心”的服务来解决后顾之忧，但又陷入新的纠结与失落。
或许，在霍克希尔德的讲述中，我们会看到自己和家人的影子，体会到自己和他们的情绪，感到被理解和抚慰；也许，我们还会反思我们自己的行为和我们身处的环境，构想出更好的解决路径，慢慢找回相互依赖、放声大笑的感觉。
本书的翻译也正是一个小小共同体的产物。在2016年与三联书店签订了出版协议后，我得到了两位合作者——同为职场妈妈的夏天和刘令堃的鼎力相助。大家在远不止朝九晚五的工作和照顾学龄前儿童之外的闲暇里，来进行翻译。夏天主要完成了1—12章的初稿翻译，刘令堃完成了13—17章和附录的初稿翻译及前几章的初步校对，而我对全书进行校译、修订和统稿，并与出版社保持沟通联络。三名译者本科分别毕业于北师大、南大和北大中文系，有着各自的语言风格——夏天活泼俏皮，令堃优美典雅，令我在统稿过程中不时拍案叫绝，又不禁抓耳挠腮。为了译稿风格统一，最后主要按照我的语言习惯进行了修订。三人的工作量基本相当，两位合作者考虑到我作为发起者的身份以及对本书的特殊情感，慷慨地同意我做第一译者，对于这份珍贵的馈赠，我心怀深深的感激。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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