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杨海明，1942年生，苏州人，1960—1964年就读于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1978—1981年进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师从著名词学家唐圭璋先生攻读硕士学位。现为苏州大学教授，曾任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现为中国词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出版专著《唐宋词风格论》《唐宋词史》《唐宋词美学》《唐宋词与人生》等。近日《词学与词心》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包括杨海明的人生自述与他记录的唐圭璋先生讲授唐宋词的听课笔记。
初到南师
1978年10月份，我到南师报到，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从一个农村的中学老师，进入高等学校，读研究生，走上了从事科研这样的一个道路。当时招研究生是很严格的，南师大整个一个学校，只有教育系的高觉敷教授，有名的心理学家、泰斗，有资格招，以及中文系的唐圭璋先生和孙望先生联合招，还有徐复先生，招古汉语。就这么，一共是三组。本来招的是我和孙映奎，我学宋词，他学唐诗。后来因为考的人多，人才多，大家就提出来能不能扩招？这样就多招了几位，有钟振振、王锡九和吴伟斌。还有一个姓丁的，可惜，进来半年，有病退学了。那么我们就是五个。古汉语呢，徐复先生招了吴金华、王继如、朱声琦。吴金华和朱声琦现已过世了。啊，日子过得很快，你看，他们两个已过世了。那么高觉敷呢，他是教育系，招了两个。当时整个南师大一共是十一个研究生，跟现在不好比。我们十一个人一共就分为三个宿舍，就门对门的。我跟孙映奎、钟振振、王锡九住在一个宿舍里面，都是双层床，四个双层床，上床放箱子、被子，下床睡觉。另外再加一个双层床，放公共的脸盆，条件非常艰苦。去了以后呢，当时非常重视，因为是头一次招硕士生。进去不久就开会，院长、党委书记、教务长统统都来参加我们的座谈会，接见我们。那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是杨巩，本来是江苏师院的老院长，“文革”以后调到南师大，书记兼校长（院长），噢，这个老干部，非常的好，亲自接见我们，后来答辩的时候，他也亲自来参加我的答辩。现在我们苏大的吴企明、王永健这些老先生，谈到杨巩，没有一个不说他好的。杨巩亲自和我们开座谈会，十一个硕士生大家都发言，他们发言个个都是慷慨激昂，为国争光，攀登科学高峰。我呢，最后一个发言，我很低调，我说我考研究生有一个私人目的，因为我父母亲在苏州，我父亲身体不好，九死一生活过来，所以我读研究生是想毕业以后可以回到苏州照顾父母。大家听了以后都哑然失笑，别人都慷慨激昂，你这个人怎么讲这些话？我讲话很直率。讲完了以后宣布了，整个大组，现在相当于研究生会，那时一共十一个人，“大组长杨海明”。啊，怎么是杨海明？叫我当整个的负责人，简直开玩笑了。后来么就开始了我们的学习生活。
年轻时的杨海明先生
刚刚进去的时候呢，唐老与我们见了一次面，唐老是1901年出生的，1978年78岁，已经老态龙钟了，瘦弱得不得了。他讲话轻声轻气的，跟我们谈了一次。然后呢我们到他家里拜访了一次。头一年基本上没有上课。他就讲，你们呢，回去把《唐诗三百首》好好背背，把《宋词三百首》背背，再补补课，把《诗经》《楚辞》读读吧，就这么完了。第一次见面时间不多，因为他身体不好。孙先生当时比唐老小12岁，66岁，他是系主任，他抓得比较多。他底下还有一个秘书叫吴锦，管我们的。唐先生的助手叫曹济平，是系的副主任，曹老师非常好的，他和吴锦两个人是实际上管我们的。头半年就回去读《唐诗三百首》吧，哈哈，没有讲什么课。那个时候正好刚刚粉碎“四人帮”，1978年的时候正好思想解放运动，整个社会关注点不在学术，而在思想解放，那时正是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会前后，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当时叶子铭在南大做一个报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来传达内幕消息。噢，乖乖，不得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要打破禁区，把以前的极“左”思潮扭转起来。后来有些非常有名的作家一路上游说，到南京做报告，大家都跟着去听啊。噢，这个时期群情激昂啊，思想解放，不得了呀。所以那时我们读书呢，并没有专心搞古典文学，整天就看什么书呢？刚刚粉碎“四人帮”，解放了，禁书都可以看了。当时出了一本有名的书叫《重放的鲜花》，就是把1957年打成“右派”的这些作家，比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啊，全部出了，还有陆文夫的书，那时候我们整天就是钻图书馆看这些书。跑到图书馆呢，解禁了，胡适的书也可以看了，那个时候看了他的那个《词史》。啊哟，有这么样的书呀，思想这么解放，跟我们老先生讲的“温柔敦厚”啊，完全不一样的路数。所以胡适的书，那时候也可以开放了。还有就是看遇罗锦写她哥哥遇罗克的那些书，看了眼泪都流下来了。那时候心不在焉，全部都在看这些新出的书。
后来唐老身体好了，开始带我们走上学术轨道。他跟孙望先生商量后，请名家给我们讲学，很多很多名家，一批批来讲。我现在查了一下我的这个听讲录里面，孙先生头一个讲，讲《诗经》。孙望先生治学严谨，他很少写东西，但是他为了要讲《诗经》，用蝇头小楷写了厚厚的一本《诗经》的小册子。整个《诗经》讲得非常规范，非常严谨，讲了不止一次。接下来呢，哪些人来讲呢？宛敏灏先生，安徽师大的词学专家。宛敏灏先生讲了很多很多，关于词的许多知识，详详细细地讲。他是研究张孝祥的，也是词学名家。讲完了以后呢，程千帆先生来给我们讲。他本来是大“右派”，以后总算平反了，平反以后就恢复了他的公民身份。他与孙先生在大学里的时候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常任侠，他们一起编新诗选的。孙先生年轻的时候是诗人，写新诗，后来搞古典文学的，研究元次山，成为唐诗专家。那时请程千帆先生讲课，他是另外一种风格，一边抽香烟，一边谈笑风生。程先生厉害，他思想敏锐，看问题犀利。后来有一个作家来做报告，我坐在他边上听讲，他就评论。我说乖乖，程千老他在政治方面是很有见地的，不是光光做学问的人，他政治上的看法是很敏锐很深刻的。程先生给我们讲课，讲的是唐代的科举制度跟唐诗的关系，以史证诗。特别是讲到行卷问题讲得非常好。休息的时候他让我们提问题，我就提了一个非常外行的问题：“清朝以来这么多的专家研究宋词，都快研究完了。而你们这些前辈又是这么样的学术深厚，你们都研究完了，我们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呢？”我就提了这样一个幼稚的问题。哈哈，程千老笑了，他说：“问题是永远会有的，是无穷尽的，只要你们读书就会发现问题。”这话他讲了好多次。当初孙先生原想把他引进到南师大，南师大到底胆小，没有这个魄力呀。后来给匡亚明知道了，他是南大的校长，资格老，级别高，他拍板把程千老引进南大。后来南大不得了，他进去以后，古代文学不得了了，招了这么多才俊，莫砺锋为首的，底下好多好多。要是他当初退休的话，就埋没掉了。所以这是南师大很大的一个失策。也不能怪孙先生，孙先生推荐了却没有用才到南大的。除了程千老给我们讲课，还有很多人来讲课。如卞孝萱先生，他讲了很多唐代的历史，因为他本来是研究历史的，是范文澜先生的助手嘛。再有呢，周勋初先生，杨明照先生，研究《文心雕龙》的，也请得来讲的。还有江苏师院的尤振中先生也来讲李贺。还有很多人呢。
接下来讲讲孙望先生，孙先生治学非常严谨，他做事情是中规中矩，到位得不得了。所以对孙先生我们是非常地钦佩和感动的。他年轻的时候生过肺结核，开刀之后把肋骨去掉六根，后来又是胃切去三分之二，走路都气喘，还给我们上课。他最后去世的时候是1990年，我正在美国开会。怎么去世的呢？当时他正在看肖鹏的博士论文，正好有两个中年教师，外地的，跑到孙先生家里，请他写一个评审材料，写到一半，孙先生脑溢血过世。你看多么可惜呀，我那时在美国，也不知道，回来以后，啊，已经过世了，未能见到最后一面。
以学术为生命的唐老
宋词呢，是唐先生自己讲的。唐先生他后来身体好了一点，开始讲，讲话呢很轻。他怎么上课的呢？他不像我们坐在讲台前讲，他背靠一张床，床上叠了两条厚被子，他就靠在被子上讲课。听课呢，我们六个研究生，后来走掉一个，剩五个研究生。讲课时前面两个听得到，后面三个听不大到，我往往坐在最前面，前边放一个桌子，我就记，后边几个人听，勉强听，因为唐老声音低。回去以后我把讲稿整理给大家看。现在这本讲稿还在，另外一些人的讲稿我找不到了。唐老呢，就是这样讲的，慢慢慢慢讲，一次一次讲，很累很疲惫，声若游丝，我们就围坐在他跟前听。从唐五代讲起，讲北宋，讲南宋，大概讲了好几次，记不起了，他总体地讲下来。唐老对老师非常尊重，每次提到他的老师吴梅，就称“吴梅师”，尊敬得不得了。一讲到老师，他就动感情了。抗战的时候，吴梅先生逃难逃到云南，死在云南大姚。吴梅的学生李一平，也是唐老的同学，新中国成立之后做过国务院参事，帮他料理后事。后来我到苏州工作，唐老还专门关照我，你要到苏州蒲林巷吴梅先生家里去看看，因为他家里的房子在“文革”中给人家霸占了，不知有没有落实政策。唐老又写了好多信，写给苏州市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市政协副主席谢孝思，他是知名人士，请他来帮忙。还有俞明，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来是南师中文系的总支书记。我都把信带给他们的。当然后来有没有落实我不晓得，因为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解决的。我也亲自到蒲林巷去过。所以唐老讲，他的老师是吴梅，是苏州人，而你也是苏州人，这个里面有缘分的。
唐圭璋先生（左三）给杨海明先生（右三）等授课
唐先生这个人真不简单，他除了学术以外，简直就没有其他的兴趣，跟他谈就是谈词学。唐老是很苦的，他的身世很凄凉很可怜，他很小很小的时候父亲死掉，接下来母亲死掉，他外祖母把他养大。养大以后，到了二十几岁，结婚，结了婚生了三个女儿。结果他三十几岁的时候，爱人过世。正所谓幼年丧父丧母，中年丧妻。然后呢，他逃难逃到四川，在重庆，他的三个孩子则由外祖母在乡下带大。后来总算辗转回乡。新中国成立以后回来，苏州也来过，在华东革大学习一年，因为把他当国民党的留用人员看待。唐老在国民党空军学校做过一年教官，是文职人员，教书的，但当时就看成了历史问题。后来分配到东北，在东北师大工作，后来因为他身体不好，就调回南师大。到了南师大前后，五六十年代两个女儿又死了，只剩下一个小女儿。所以他晚年一直由小女儿唐棣棣还有他的女婿罗老师两个人照顾。总之，唐老幼年丧父母，中年丧妻，到老了，两个女儿又死掉。剩下呢还有外孙，第三代，正巧碰到“文化大革命”，插队到天南海北，唐老那个心情，你们可想而知。当时他发了工资以后，寄这个外孙多少钱，那个外孙多少钱，一发工资就马上去寄。这么一个老人，跑到邮局，邮局也不知道这个老人是什么人，开玩笑说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特务啊，总往各地寄钱。
所以我后来去了以后呢，一方面跟他学习，另一方面帮忙照顾他的生活。所以我的很多词学知识都是在平时照料他生活时闲谈学到的。陪他散步，陪他去理发，陪他去看病。那时看病也很不方便，唐老已经八十岁左右了，身体有毛病，有毛病怎么办呢？那时不像现在可以“打的”打得去，那时候什么也没有的，要问学校要个车，没有。我就拿个破自行车，唐老坐在我这个自行车上，我把他从他剑阁路的家一直推到工人医院，即现在江苏最有名的人民医院看病。有一次看病还碰到刘海粟，刘海粟夫人陪刘海粟看病。他们都是“高知”，相互认得。后来我跟学校反映，我说唐老八十岁了，这个自行车我不敢骑，骑车带人则怕他倒下来，出了问题，我不能负责的。跟学校讲了几次，要求学校配车，学校终于批准，特批唐老、高觉敷，大概另外还有两个老教授，可以要学校的车去看病。这是我去争取得来的。因此后来他生病呢，就叫车去看病。就这样在日常的生活交谈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当时他家里这么热的天，连电风扇都没有一个，空调更不要说了。那一年南师大的校办工厂生产了电风扇，每个系里发多少票，譬如一百个教师发五十张票，五十个人可以买，具体名单你们自己解决。唐老就问我：“我能不能拿一张票？”后来我问曹济平，曹老师讲不能，他高工资，不能给他，人家工资低，都是五十多块钱的工资，要先给他们。唐老听说后忙说：“好、好、好。”后来我离开南京以后，据说香港有个学者赶到南京来看唐老，这么热的天，家里没空调，他就捐赠了一个空调。窗式空调，那时候算不错了。从此唐老家里才总算有了个空调。还有最热的那一年，有个学生父母是部队干部，他们可以把唐老接到汤山疗养院避暑，因为那里有空调。唐老很高兴，那么叫谁陪呢？叫我，我说我高兴，我陪您去。结果车子开到汤山，住了下来，唐老安顿好了，就问我：“你睡哪里呢？”我说：“我边上弄个小床，或者地上铺个席子就行。”医院却说：“不行的，我们规定不可以。只能唐老一个人睡，你不能在这里。”唐老说：“不行哎，万一我晚上出了问题，叫都叫不应呀。”所以只好回来，当天就回来了。你们看，那个时候知识分子待遇就这样可怜。
但是唐老平时整天跟我讲的就是宋词。他老人家非常谦虚，有一件事情他一直忘不了。那就是他编的《全宋词》，新中国成立以后重新修订，发现有不少错误，要增补修订。但是呢，他自己犯类风湿关节炎，动手动不了，也不能查书。他平时查书呢，我在就叫我去查，到南京图书馆，查了以后告诉他。有人来信问什么问题也叫我去查。但那个时候他不能查呀，就向中华书局推荐王仲闻先生，也叫王学初，就是王国维的小儿子，学问非常好，叫他帮忙做这个增订修补工作。他们以前就认识。王先生因为有历史问题，大概民国时期做过邮政局的什么工作，一直是打入另册的，连正式工作也没有。这样中华书局就把他请去了，做这个修订工作。王仲闻先生也是大学问家，非常厉害。发现问题就写信给唐老，唐老再回信，这些信现在编成了一本书：《全宋词审稿笔记》。后来弄好以后呢，重新出《全宋词》。唐老就讲，要写上王仲闻的名字，或者是两个人合编，或者至少是王仲闻校订。他就写信给中华书局，写信给南师党委，要把王先生的名字放上去，不能掠人之美。但有关部门却不同意，因为王有历史问题。唐先生讲到这个事情，就非常地内疚，但其实这并不是他的责任。“文革”当中王先生受迫害过世了。所以唐老给我们讲课，一讲到《全宋词》，就讲王先生，一直坚持要把他的名字放上去，后来终于放上去了。所以唐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从这些小事里面就看出来，唐先生的人品之高。
他做学问是非常严谨的，又不避讳错误。举一个例子，他做的朱彊村编的《宋词三百首》的笺注，里面收有岳飞的《满江红》，后面附录了几条评语，其中有一条是宋朝的《藏一话腴》，但是他不是直接从《藏一话腴》抄来的，而是从沈雄的《古今词话》里面转录过来的。因为古代的文字是没有标点的，所以很容易就把沈雄的话“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与《藏一话腴》的原文混淆在一起。后来夏承焘先生有个学生，他研究《满江红》真伪，因为找遍宋代文献没有发现提到《满江红》的，但从唐先生的《宋词三百首笺注》里却发现了《藏一话腴》有这么一段话，所以特地来请教唐老。结果唐先生发现：“哎，错了，我是把沈雄的话也引过来了。”实际上后面引《满江红》的几句话是沈雄自己加上去的，《藏一话腴》本身没有这个话。所以他跟我们讲：“做学问一定要查第一手资料，要引《藏一话腴》就引《藏一话腴》，不要在沈雄的《古今词话》里引《藏一话腴》。要引也可以，但一定要校对原文。”后来唐先生又写了文章，《读词五记》，把这个问题，正式地书面讲出来。意思就是我疏忽了，这个《藏一话腴》不是不容易找的本子，一找就找到了，我就因为没有查原书，所以就把沈雄的第二手材料引过来，造成了一个错误，要引以为戒。你看唐先生这么大的学问，却是这样地认真。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李清照改嫁的问题。因为唐先生是老一辈人，他们夫妻情重，他夫人三十几岁逝世后，他写了多少词怀念她，《梦桐词》里面字字血泪啊。所以从他的感情出发，认为李清照不会改嫁。他是有这么一个想法的，但是还要有文献做根据呀。后来有一个老先生，叫黄墨谷，她是乔大壮的女学生。她呢，比唐老的态度还要坚决，她站在女性的角度，谁说李清照改嫁，就是她的敌人。她火得不得了，很生气，写文章要驳斥一位中国科学院的、搞理工科的学者王延梯，因为王先生编的李清照集，认为李清照是改嫁的。他找了好多文献，有文献支撑，后来王仲闻也是支持他的。要根据文献讲话，有文献证明她是改嫁的，就只好承认她是改嫁的。其实改嫁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黄墨谷就是火得不得了，投稿投到《文学评论》，那时候叫《文学研究》，退稿，又投《文学遗产》，又退稿，因为她这个文章没有文献根据，完全是感情用事。她又写信到中国妇联，说我们一千年才出了这么一个女作家，有人还要污蔑她，说她改嫁。中国妇联的同志看了也笑了。当时中国科学院与中国社科院没有分开，《文学研究》是科学院的刊物，她就说他们包庇自己人。后来她把文章寄给唐老，因为她知道唐老是支持不改嫁的。但唐老看了以后，也只无可奈何地笑了。他对我说：“文章是要讲证据的，光意气用事是没有用的。《文学评论》退了，《文学遗产》也退了，你看怎么办？”我说您就帮她推荐一个小一点的刊物，看能不能登？后来帮她找了另外一个刊物，终于登出来了。黄墨谷呢，又重新编了一本李清照集子，但那个质量和王仲闻编的李清照集子就不好比了。所以唐老即使是感情上倾向于她的，但是，做学问就是要实事求是，不能说你跟我观点一样的，我就支持你。后来我调到苏州，他听说有个人拍了一部电影，叫《李清照》，他写信给我，因为他不可能出去看电影，他说你赶紧看这个电影，电影里李清照有没有改嫁？我后来去看了，里面的李清照改嫁了，我告诉他之后，他也无可奈何。
古道热肠的段熙仲先生
再讲讲段老。段老段熙仲老先生，比唐老年龄还大，但身体比较好。段老给我们讲课，讲了很多次。他先给我们讲《楚辞》。我们住在三楼，他八十多了，突然之间咚咚咚敲门，跑进来，一看是一个老头，我们不认得，矮矮的，留着胡子。他问我们是研究生吗？我们说：是、是、是。一介绍才知道是段老，他家里很远，步行过来，还要跑到三楼，手里拎一个什么？屈原的塑像。他跟我们讲屈原，带一个屈原的塑像，白色的，他说：“为什么要把屈原请来？屈原是一个忠贞的爱国者，所以我把他请来。”哎，老先生这个爱国的热情是不得了。段老的学问也是不得了啊，南师大的中年老师都跟我们讲，段老的学问南师大中文系第一。唐先生呢，精，精于宋词，专家，全国第一。段老的学问则上至先秦，下到唐宋，哎，学问大。他曾是陈立夫的秘书，跟段祺瑞是本家。段老最擅长的是先秦的礼仪，是全国最有名的礼仪专家之一。他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很长很长的，寄到中华书局，因为有十万字左右，无法刊登。怎么办？中华书局专门出了一本《文史》杂志来登段老的文章。礼仪专家，当时最有名的一个是周谷城，一个就是段熙仲。后来他又做《水经注》的研究，出了巨著，学问大得不得了。有一次钱仲联钱老偷偷地给我讲，因为他俩是不对劲的。他说：“南师大真正有学问的是段熙仲，可是他不懂清诗。”哈哈哈，两个人都是学问大得不得了。段老为人也令人钦佩，他知道我是唐老研究生考试的“状元”，对我特别器重。他讲了《楚辞》之后，叫我们提问题，每人提一个问题。他和唐老不一样，唐老就是讲，一段一段地讲，他是要提问的。结果我提了一个问题：《诗经》的赋比兴和《楚辞》的比兴有什么不同？噢，他说你这个问题提得有水平。凭这个问题，他就看中我了，对我特别好。后来他自己带研究生了，还偷偷叫我，你到我这里来听我的课，别的人我不叫。再后来我听了几次之后，他发现不好了，说唐老、孙先生会有意见的，哈哈，课你不要听，但有问题可以到我家里来问。
所以段老是古道热肠。他学问大得怎么样呢？我讲一个例子，不是我后来做毕业论文《张炎家世考》吗？待会要讲到的，你看我光光查张炎的材料，一篇一篇文章摘录，就这么五本。好不容易才考证出来张炎的祖父叫张濡，张炎的曾祖父叫张镃，而张镃呢，是南宋初年的大将、杀害岳飞的张俊的长房长孙。那个考证是不容易呀，唐老当年跟我讲，你若把张炎家世考出来呢，你就毕业了。他说：“你写文章，评论张炎的词风、词论呀，我相信你，因为你是中学老师，文章能写，评论问题不大。但是张炎家世考，人家都没考出来，清朝人没考出来，夏先生（承焘）也没考出来，龙榆生也没考出来，我也没考出来，你去考。”后来我考了，考出来了。唐老非常高兴，推荐我发到《文学遗产》，那时候发《文学遗产》不得了的，当时我硕士生还没毕业，发了。答辩前，段先生碰到我，他问你查了多少书，我说查了一百多种书啊。等于我们现在到苏州火车站去，最近的路，就是往前面走，到人民路，一直到火车站。但是那时候不知道这个捷径啊，就满苏州跑，跑到最后当然还是跑到了火车站，但弯路却走了好多好多。所以当年就是这样考证的。因为段先生当我的答辩委员会主任，不能作弊和预先告诉我答案。所以他就跟我讲：“你看了那么多书，很好！但是陆游的《渭南文集》有没有看过？”陆游与张镃是同时代人，关系很好。啊哎，我说看了这么多书，从南宋一直看到元代，但偏偏陆游的书却没有看。他说赶紧回去补看，特别是文集第三十六卷。哈哈哈，我回去一看第三十六卷，陆游为张镃写了一篇序言，张家有一个德勋堂，陆游说它的主人张镃是张俊的长房长孙，一句话就解决了。另外还有一卷里面有一篇文章，则说张镃的弟弟是张俊的孙子。啊哎，正是，我搞了这么多时间，总算搞出来，但却像满城兜圈子，这才跑到了火车站，而他却一下子就笔直到了火车站。这个佩服吧！我真正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以前曾和夏先生辩论过张元幹的问题，也与孙先生辩论过唐诗的一个问题。所以他是搞什么就是什么，段先生学问之大，我佩服得不得了。我说我专门搞宋词，费了这么多时间，化了这么多心血才搞清，他却早就知道了。他是答辩委员会主任，看了我的稿子的。他路上碰到我，不能多讲，只问：“《渭南文集》看过没有？第三十六卷你去看一看。”后来答辩时候呢，我文章已经打印好了，他说你还有什么补充？我说我后来又翻到了陆游的《渭南文集》，第三十六卷有篇文章直接证明。噢，他说，很好很好。他的这种高尚的品德，了不起。后来我要毕业了，要回苏州，段老把我找来，眼泪都流下来，他说：“我希望你留在这边，陪唐先生。但是也好，苏州有钱仲联先生，学问好，你跟他去。”后来我就回苏州了，他哪一年过世我不知道。听说他弟弟在美国，要回来，那时候不得了，从美国回来可是大事情啊，他兴奋得不得了，在家里楼梯上一滑，跌落下来过世了。我们当时不知道，后来知道嘛已经来不及了，没有去吊唁。他比唐老过世早，唐老是1990年过世的，他是87年过世的。
授人以金针的吴调公先生
再讲吴调公先生。吴调公先生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他在南师大不是主流，因为他不搞考证，南师大都是考证名家。如唐先生、孙先生、段老。而他是搞文艺理论的，他视野开阔，思想非常活跃，文笔非常美。他讲课呢不行，他也给我们讲过，他讲课底下都昏昏欲睡，上大课，学生都要昏昏欲睡的。但文章是漂亮得不得了，不像年老的人写的，你去看他的文章，比如写李商隐的。他比唐老稍微小一点，每天早上在南师大的校园里打太极拳，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特别喜欢跟他聊，向他请教：中国古代的著作汗牛充栋，这样去读的话，读三年都读不完，那怎么写论文啊？所以我们感到很迷茫、很困惑。吴先生就是真正授人以金针，他说，读书要从源头上读起，但只要一般地浏览一下，看是个什么样的书。譬如《毛诗正义》是个什么样的书？《楚辞》三家注是个什么样的书？读一首两首，看看什么味道，都晓得中国的古籍是个什么样子，再读下来，《文选》是怎么样的，然后要加入新的视野、新的观点。你们晓得，“文化大革命”以前，思想禁锢，研究古代文学完全是一种模式——苏联模式。不要说是古代文学研究，就是上中学语文课，也全部都是这个模式。我中学语文老师做了十几年，我的老师教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上来时代背景，作者介绍，然后分析作品，拿几首作品出来分析。看有什么思想性、人民性，看它们对待农民起义是什么态度？对封建统治者怎么样讽刺？都是这个。你去看过去的文章，极少有几篇谈艺术性的、谈人性的，几乎没有的。吴先生呢，这方面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以前做过作家、诗人，思想解放，所以他写的书你去看，都是一种新的观点、新的视野。吴先生人非常好，你到他家里去，他夏天打着赤膊，坐在院子里，一把大蒲扇，一边扇一边跟你聊。他那时候还没有招硕士生呢，我受他的教诲很多，所以我的《唐宋词论稿》，请他写的序。到现在看，还很有水平、很有深度啊。他尽管不研究宋词，很谦虚说这方面不是挺懂，但是抓住“词境”来分析，说“海明既能近观，又能远观”，怎么怎么，他表扬我了。后来他有一年来苏州参加清诗讨论会，钱先生把他请来的。我住在市桥头，四楼。结果老先生那么胖的人，突然跑到四楼来找我。从苏州大学南校门那个招待所，问了那时的中文系副主任，说杨海明住在哪里？他就直接跑到我家里，到北校门，跑到我四楼。啊，一看，吴先生怎么跑得来了？他对我非常好。可惜他过世的时候我正好在台湾，不知道，时间在2000年。
唉，这些老先生对我真好。我在那里受到唐老、孙望先生、段熙仲先生、吴调公先生的教诲，此外还有程千帆先生啊，周勋初先生啊，特别是他们的人品、治学的学风，还有他们学问的渊博、见解的精深，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词学与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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