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对于很多劳动人民来说，都很难获得书籍，拥有的闲暇时间也非常少，所以他们的阅读在物质与方式上都受到了限制。康沃尔郡的木匠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出生于1800年）觉得数学书籍非常耐读。正如他在自传中回忆的那样：一本代数或几何的专著只花了我几个先令，我却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仔细研究。还有一些人的时间不够用，而不是缺书，比如后来成为书商的詹姆斯·拉金顿（James Lackington，1746-1815），他是伦敦的一名修鞋匠。他设计并和工友们一起遵守着一套令人震惊万分的睡眠制度，每晚只睡3小时：
我们中的一个人一直熬夜工作，直到其他人在约定的时间起床，等所有人都起床后，我的朋友约翰和你卑微的仆人就在他们工作时轮流为他们大声朗读书籍。
苏格兰高地的马具制造工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也展现出了同样谦卑的奉献精神，他经常在工作时找别人读书给他听，而且每晚举办读书会，“通常有两三个聪明的邻居”来参加。这样他的儿子休（Hugh，1802-1856）成了一位影响重大的作家也就不奇怪了，他改变了地质学研究，也预言了达尔文（Darwin）的未来。另一位早期的苏格兰读者很聪明，他是一个四处游走的石匠，就把自己习惯走的路线教给他的马，自己就在骑马时阅读书籍。
最佳读者独创奖必须颁给19世纪的苏格兰人詹姆斯·萨默维尔（James Somerville）。他是个流动劳工，有11个孩子，孩子们穿的衣服破破烂烂，都是他们的母亲玛丽（Mary）用收集来的破布缝制的。他们的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er）8岁开始工作，打扫马厩和挖沟渠。他坚持不懈地阅读书籍，后来成为恩格斯（Engels）钦佩的政治家，并在自传中记叙了自己的童年。这家人四处游走寻找工作，住的破旧房屋大多没有光线，所以詹姆斯随身带了一扇完全用玻璃造的窗户装在每间住所里。
现在很难想象，对于受过教育的穷人来说，照明是一个多么艰巨的问题。许多工人不得不在月光下阅读，因为由动物油脂制成的蜡烛——通常是牛油或羊油——太过昂贵，他们买不起，而石蜡制成的蜡烛专属于富裕家庭。在一些地区，有灯芯草可以使用，拿它浸泡在油脂中制成灯芯草灯，但像动物油脂一样，灯芯草灯会产生烟雾和臭味，而且需要不断修剪。难怪在安妮女王（Queen Anne）统治时期，圣詹姆斯宫（St James’s Palace）的两名男仆下班后在市场摆摊卖宫内蜡烛头，生意兴隆。不久之后，他们有了自己的事业：福特南·梅森百货公司（Fortnumand Mason）。
在缺乏书籍的环境中，最不可能成为安慰书的大部头著作也能变成一本安慰书。磨坊工人托马斯·伍德（Thomas Wood，出生于1822年）上学的学校里只有《圣经》，于是他以每周一便士的学费进入了机械学院，他在那里找到了查尔斯·罗林斯（Charles Rollins）的六卷《古代历史》（Ancient History）。伍德年老后在《基斯利新闻报》（Keighley Nes）上记述了罗林斯“给我留下的印象40年也消抹不去”。萨默塞特郡的一个农家男孩约翰·加农（John Cannon）经常利用去集市的机会溜进一位好心绅士的房子，在那里读了约瑟夫斯（Josephus）的巨著《犹太古史》（History of the Jews），接着读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牧羊人与世隔绝的生活很适合阅读书籍。威尔特郡的牧童埃德温·惠特洛克（Edwin Whitlock，出生于1874年）一边照料羊群，一边“从头到尾”阅读《1867年邮局大全》（1867 Post Office Directory）。这驱使他不断缠着邻居向他们讨要更多的书。他不到15岁时，就已经读完了狄更斯和斯科特的“大部分”作品，以及一部12卷的《英格兰历史》（History of England）。在苏格兰的克拉克曼南，牧羊人约翰·克里斯蒂（John Christie）不仅拥有一个藏书370本的图书馆，还有全套的《旁观者》（The Spectator）和《漫步者》（The Rambler）。
与惠特洛克相比，煤矿工人的工作环境像地狱一样，也许正是因为那样惨淡的生活，他们从一开始就为了自学煞费苦心。他们打造了“世界各地劳动人民创建的最伟大的文化机构网络之一”（引自2010年的一份分析报告）。一项关于很多矿工图书馆的研究发现，1741年，最早的矿工图书馆建立于苏格兰的格兰拉纳克郡。图书馆里的书包括流行的寓言和“廉价的恐怖小说”，会使矿工变得激进。一位威尔士的矿工回忆道，罗宾汉（Robin Hood）的故事被大量借阅，因为人们喜爱传达劫富济贫的思想的故事。
在整个维多利亚与爱德华时代，有一本书比其他任何书籍更能吸引工人阶级的读者。纯粹就知名度和影响力而言，哈丽叶特·比切·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是哈珀·李（Harper Lee）的祖先。在这个给图书颁奖盛行的时代，我们很难想象斯托的反奴隶制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曾产生过的影响。北威尔士的一名矿工解释道，这本书“把我们的情绪搞得一团糟。我们感受到鞭子的每一次抽打。我们的内心与灵魂都能感受到切肤之痛”。迪安森林的一位煤矿仓库管理员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是怎样“深受这本书的触动”的。伊丽莎白·布赖森（Elizabeth Bryson，出生于1880年）是邓迪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她惊叹道“啊，这现实呀！”广泛思考后，她道出了书籍带来慰藉的本质：
突然之间，振聋发聩的文字在书页上熠熠生辉，那是我们过去无法见到的。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是谁，这个“我”又是什么？我从三岁起就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惊奇回顾》（Look Backin Wonder，1966）
“一位普通人”写于1935年的匿名自传讲述了他怎样在工厂里偷偷摸摸地阅读斯托的书，阅读时许多“咸涩的眼泪”落在他的“号码印字机”上。
大男子主义的工友会对读者带来危险，水手伦诺克斯·克尔（Lennox Kerr，出生于1899年）发现自己因为阅读书籍而“受到怀疑”：
我必须一见到机会就接受每一个挑战，比如哪怕我不愿意也要狠揍别人的脸，或是吹嘘自己捻接绳子的技术——来证明我即使阅读书籍也没有影响自己当个好水手。
然而克尔也敏锐地察觉到：
人们感觉自己……不受公共场合中他人的冷嘲热讽审视时，内心的隐秘渴望就会浮现出来。他们那内心深处创造的渴望出现了，而不仅仅是当个听话的工人……在讳莫如深的黑暗中，他们更加浪漫、更加勇敢、更加有诗意……我听说有个人，他是我们船上嘴巴最下流的，却在黑暗中对着海浪拍打船首的沙沙声朗诵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独处时，人成为他想成为的样子，而不是被迫假装自己的性格。——《渴望的岁月——自传》（The Eager Years: An Autobiography，1949）
老板们似乎对待工人在工作场所读书写字持宽容态度。一位斯温顿火车工厂的工人阅读了奥维德（Swindon）、柏拉图（Plato）和萨福（Sappho）的原版书籍，然后用粉笔在车床上写下了希腊和拉丁字母。工头一开始让他把这些字清理干净，但得知了这是什么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好转。罗兰·肯尼（Rowland Kenney，出生于1883年）偷偷地阅读书籍，直到有一天他的工头“用带着兰开夏郡口音的声音铿锵有力地”朗诵了丁尼生（Tennyson）的《食莲人》（The Lotos-Eaters）。他才放下心来。因为“如果像他这样一个爱打架、喝酒、该下地狱的人”也喜爱诗歌，那么肯尼也可以光明正大地阅读书籍。
诺丁汉郡的矿工乔治·汤姆林森（George Tomlinson）也有过同样令人感动的惊喜。他习惯了在“离地面半英里的地方”阅读书籍，却被工头打了一顿，因为他在读一首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诗时，让几辆运煤卡车撞车了。第二天，工头把自己的一大堆诗集借给了他，并附上了警告：“如果你把他们带进煤矿坑，我就敲掉这块木板。”后来，一个矿工工友捡起了他掉落的几页自己写的诗，汤姆林森羞愧得无地自容，但他的同事只是说，“不太好，小伙子。你想读雪莱的诗”。
1871年，伦敦南达勒姆煤矿工人
这段经历简直难以置信：兰开夏郡的矿工乔·基廷（Joe Keating，出生于1871年）把矿渣从煤矿中铲出，筋疲力尽后还要在家阅读希腊哲学直到凌晨3点。他私下与一位不知名的工友交流，我把这位工友叫作C：
C叹了一口气，说：“天堂隐藏着万物命运之书。”
乔·基廷说：“你引用了蒲柏（Pope）的诗吗？”
C说：“啊，我和蒲柏英雄所见略同。”
这次交流之后，基廷不再感到那么受疏远了，还组建了一个室内弦乐四重奏乐队，演奏莫扎特和舒伯特（Schubert）的作品。
工人阶级阅读书籍的历史难以考证，在传记和书籍的历史中记述都有不足。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在纽约生活时，在偶然的一天见到了一幅比现有叙述都要意蕴丰富的景象：一位非裔美国卡车司机向他介绍了《罗热同义词词典》（Roget’s Thesaurus），一位酒店服务员在他讲课时引用了布莱克和马克思的话，一位杂技演员让他阅读了伯顿（Burton）的《忧郁的剖析》（Anatomy of Melancholy，1621）。旁边那个不倒翁顺便操着浓重的布鲁克林口音解释说，伯顿对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影响是深远的。
令人惊讶的是，当分析无产阶级阅读时，有时仍然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进行的。2001年，一位学者在评论卓别林自己的阅读时，从叔本华（Schopenhauer）和柏拉图到惠特曼（Whitman）和爱伦坡（Allan Poe），称其为“哲学与情景剧、高雅文化与低俗喜剧的杂种，体现了自学成才者的典型口味”。“杂种”这个词散发着文化优劣论的臭味，暗示着血统纯正的高等生物避开了“低俗喜剧”。当然，无数伟大的小说家，许多博士的催生者，正是通过这种折中主义而变得伟大。
有观点认为，普通人能直接接触到书籍既是一种威胁又是一种惊喜。托马斯·伯克（Thomas Burke）是一位研究伦敦东区生活的历史学家，他因“时尚高雅的伦敦西区小说家”傲慢自大，看不起与他同住在白教堂区的人而感到愤怒。1932年，他写道：
我们的一位“有文化的小说家”以惊奇的口吻记录道，拜访白教堂区的一户人家时，这家的女儿们正在阅读普鲁斯特（Proust）的书籍和契诃夫（Chekhov）的一卷喜剧。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真实的伦敦东区》（The Real East End，1932）
伯克指出，贝思纳尔格林图书馆里总是挤满了当地人。我的父亲（出生于1913年）成长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他的警察继父住在贝思纳尔格林，他们一贫如洗，虽然他14岁就辍学了，但是他所阅读的书籍非常广泛。
另一位不看好自学成才的学者是Q.D.利维斯（Q.D. Leavis）。她憧憬着一个黄金时代，那时“大众获得的娱乐都来自高级趣味，而不是记者、电影制作人与流行小说家的迎合之作”。
弗吉尼亚·伍尔芙努力理解大众的阅读习惯：
我经常问我那些没文化的朋友……为什么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一本通俗的书都不买。对此，没文化的朋友回答道——我没法模仿他们的语言风格——他们认为自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人。——《伍尔芙随笔集》（The Collected Essays of Virginia Woolf，2013）
现在，英国文学史上有一种略显疯狂的理论，认为现代主义者开始晦涩地协作是为了抵御无产阶级读者，因为这些读者正在变得傲慢自负，入侵了文学殿堂。这一理论还认为，当普通民众开始阅读而且该死地理解了艾略特（Eliot）和伍尔芙的作品，后现代主义就应运而生，以击退登上了文学界这艘大船的新无产阶级寄宿者。后现代主义的斯文加利（Svengali），雅克·德里达看似是一个民主人士。他断言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之间没有区别，暗示麦当娜（Madonna）的演唱会和《哈姆雷特》（Hamlet）一样好，因为艺术发生在观众或读者的脑海里。但他自己写的散文却是一团乱麻，令识字的大众望而却步。正如一位看过他演讲的评论家所说，他与其说是一位逻辑学家，不如说是一位行为艺术家，他玩弄文字，享受着一种非常法式的自由联想模式。他自己也没有通过民主试金石的测试，因为在学术界之外没人阅读过他的作品。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坦率得惊人，他预言了“一个以艺术区分的新贵族”会像以血统区分的旧贵族一样冷嘲热讽地愚弄大众。毕竟，他要对付的是“与兔子一样的头脑赛跑……我们是巫医和巫毒的继承人。我们这些长期被人鄙视的艺术家就快能拿到控制权了”。为了确保成功取得控制权，庞德的意象派试图为“意象派”这个词申请专利，防止拙劣的模仿者入侵这一新风格。那是在1914年，大约是在巴特西邮差的儿子理查德·丘奇的童年时代，他在自传《桥上》（Over the Bridge）中哀叹，“普通人能接触到书籍的问题在于知识分子无法从中获益”。令人高兴的是，庞德的继承人桂冠诗人特德·休斯（Ted Hughes）和西蒙·阿米蒂奇（Simon Armitage）都来自“兔子”阶级，而作家的背景对作者和读者来说都不是关注的焦点。
为了结束这一节，我忍不住要讲一个麦考利讲过的故事，讲的是工人阶级对“经典名著”的真实反应，它阐明了一条道理：你不可能永远愚弄所有的人。18世纪时，一位意大利罪犯被赋予这样的选择，要么被判成为一名苦役犯，要么选择阅读朱卡迪尼（Giuccardini）20卷的《意大利历史》（History of Italy）。他刚开始选了那本书，但读了几章就改变了主意，成了“划桨的奴隶”。
无产阶级、普通民众，或者随便什么你用来形容草根读者的词，都经历了艰难的岁月，他们为了获得书籍以及阅读书籍的自由和光明而斗争。他们面对的敌人遍布可怕的当权派。每个阶层的女性读者都面临过非同一般的障碍，却通过振奋人心的独特方式，用智慧来规避这些障碍。
（本文摘自马丁·莱瑟姆著《阶梯与狂热：一部书籍文化史》，王喆源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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