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夜间的战斗》：本南丹蒂，正义的使者或是邪恶的化身

《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意]卡洛·金茨堡著，朱歌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352页，65.00元

引言

“本南丹蒂”（benandanti），一个令许多意大利人都感到颇为费解的名称，意思为“慈善的行者”。这些行者大多来自意大利北部弗留利（Friuli）大区，与德意志和斯拉夫民族交汇处。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出生时便身着“衬衣”（裹在胎膜里）。他们每年都会经历灵魂出窍，在四季小斋之夜，手持茴香枝条奔赴旷野，与男女巫师展开斗争。当本南丹蒂大获全胜时，庄稼就有望迎来丰收；反之，则会遭遇饥馑。

《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这本书的作者是卡洛·金茨堡——享誉国际学术界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微观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先后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萨高等师范学校执教，其研究兴趣广泛，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到近代早期的欧洲。他的作品涉及文化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等多个领域，强调史料的原始性和方法的原创性。

多年前，当笔者还在意大利罗马大学求学时，我的导师安东内洛·比亚基尼（Antonello F. Biagini）教授便推荐了这本书。后来，金茨堡曾多次受邀来到母校召开讲座，这也就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他的了解。回国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工作期间，我试图利用名著导读课的机会，向本系的研究生介绍了微观史学和金茨堡的部分作品。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66年，是金茨堡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内容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夜间的战斗”“亡灵的游行”“审判官与巫师之间的本南丹蒂”“参加半夜拜鬼仪式的本南丹蒂”。正如金茨堡口中时常提起的那样，这部作品的诞生纯属偶然。

1959年的秋天，还是学生的金茨堡，在比萨高等师范学校的图书馆里做出了影响其一生的决定。凝视着书架上陈列的古老书籍，他的心中不禁涌现出了一个念头。他暗暗地告诉自己，他想去了解历史学家这一职业；他想投身于巫术研究；他想去关注那些被控告的男巫、女巫。然而，刚满二十岁的金茨堡，怎么也没有料到，等待着他的将是不计其数的困难和险阻。研究这一课题，不仅需要具备精湛的技巧、丰富的想象力，还要耐得住拓荒岁月的寂寞和孤独。大概也正是如此，才促使了他不断思考新的历史方法，另辟蹊径，通过原始史料来解读“底层阶级”（subaltern classes）及其信仰。

金茨堡在序言部分开门见山地指出，这本书是关于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上半叶之间弗留利人的宗教态度，从广义上说，是一个农民社群的心理状态，但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却揭示了一种民间信仰逐渐被等同于巫术的过程。或许，金茨堡的旨趣不仅在于探索十六至十七世纪的宗教、巫术和魔法，复原这一时期庶民的心理状态才是他的真实初衷。

本南丹蒂

1575年3月21日，一位来自意大利北部布雷扎诺（Brezzano）的乡村神父匆忙赶往主教府告状，原因是当地一个磨坊主为了挽救病危的儿子，请来了邻村一个名叫保罗·加斯帕鲁托的人。据说，此人能替人驱邪，夜间还时常与巫师和小妖魔一起四处游荡（第1页）。若不是他从巫师手中夺回被施了魔法的男孩，恐怕这孩子早已命丧黄泉。像加斯帕鲁托这样的人，当地百姓称之为“流浪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本南丹蒂”（第3页）。

那么究竟何谓“本南丹蒂”？金茨堡解释说，这些自称是本南丹蒂的人，实际上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出生时带有胎膜，或者说，在出生时被羊膜包裹着。在欧洲的一些民间传说中，胎膜被认为是“灵魂”的居所，亡灵与生者之间的媒介（85页）。对于彼时的意大利来说，不少迷信思想也同样与胎膜有关，认为它是富有魔力的东西。为了增强胎膜的魔力，人们甚至为它举行弥撒。中世纪著名的意大利神学家、方济各会修士圣伯尔纳定（St.Bernardino da Siena,1380-1444）在讲道中就曾猛烈抨击过胎膜崇拜的行为。由此可见，这种习俗由来已久。上文提到的加斯帕鲁托也承认：“我的母亲曾把我出生时的胎膜给我，说她曾让胎膜与我一同受洗，使它望了九次弥撒，通过阅读《圣经》为它祈福。”母亲还告诉他，“我是一个天生的本南丹蒂，等我长大了，我就会在夜里外出，那时我必须把胎膜带在身上，和其他本南丹蒂一起与巫师作战”（23页）。

至于是何人召唤本南丹蒂进行战斗，加斯帕鲁托的回答多少会让读者感到有些诧异。他说，上帝的天使在夜间曾进入过屋内，“出现在我面前，他全身金色，就像祭坛上的天使一样。他呼唤我……我回答道：‘我服从你，我愿意去’”（14页）。从字里行间中可以察觉，加斯帕鲁托的言语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颇似《新约》中圣母领报的场景（天使长加百列进入玛利亚的屋内，显现在她面前，并宣告了耶稣的降生，参见《路加福音》1章26-38节、《玛窦福音》1章18-24节）。然而，本南丹蒂奔赴的“战场”，即约沙法特谷（Valley of Josaphat，76、108、110、279、280页），更是《旧约》中上帝进行“最后审判”的地方（参见《岳厄尔》4章2、12节）。

金茨堡认为，在本南丹蒂的内心世界中，有两种元素同时存在：农业崇拜和基督信仰（39页）。面对宗教裁判所审判官的质问，加斯帕鲁托之所以会提到天使，或许是为了从审讯中尽快脱身。的确，这一招果真奏效了。最终，加斯帕鲁托仅被判处六个月的有期徒刑，并且免于革除教籍这种针对异端的严厉惩罚。此外，他必须在一年当中指定的日子进行祈祷和苦修，以便获得上帝对他的谅解（22页）。

在这一时期的弗留利，本南丹蒂可谓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一方面，他们反对男巫、女巫及其邪恶的阴谋，治愈那些因巫师的加害而受伤的人；另一方面，他们自称会骑着兔子、猫或者别的动物，在夜间参加某种神秘的聚会。虽然，他们认为自己有别于巫师，但那些模棱两可的描述还是让普罗大众，甚至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们摸不着头脑。依照乡村神父的理解，本南丹蒂无异于巫师，不过他们是“好的”巫师，会竭力保护儿童和人们的粮食，使之不受背信弃义的邪恶巫师侵害（第6页）。因此，本南丹蒂从一开始就以一种矛盾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形象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存在。

庶民文化

庶民文化（subaltern culture），即精英文化的对立面，是金茨堡研究的焦点所在。在意大利的庶民文化中，有一些特征似乎离不开古老的农耕传统和宗教信仰。灵魂出窍、丰收祭拜、阴阳对话和狂欢节等，无不将亚平宁半岛上的“底层阶级”联系在一起。本南丹蒂手持茴香束，在夜间与男女巫师作战，他们这么做既是出于一种意识，即对庄稼的热爱，也是一种仪式，旨在祈求农田的丰收（33页）。

我们很难去确认弗留利地区仪式性的崇拜何时兴起，但从表象上至少可以判断出这些仪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在本书中，金茨堡多次提到本南丹蒂会在四季小斋的夜晚出现。这个时间点正好对应了古老的农业周期节日，后来又被并入了基督教历法（34页）。最早记录四季斋期的文献是《旧约》中的《匝加利亚书》，撰写于公元前520到518年左右，当中明确提到“四月的斋戒、五月的斋戒、七月的斋戒和十月的斋戒”，告诫人们要“爱好忠实与和平”，因为这是“欢跃的佳节”（参见《匝加利亚》8章19节）。在融入了罗马天主教的礼仪后，教会继续呼吁信徒在此期间要广施仁爱、加强祈祷、恪守斋戒、辛勤劳作，以实际行动感谢上苍的种种恩赐。

正如金茨堡在书中所言，本南丹蒂在守护庄稼，抵抗外侵的过程中并不孤单。天主教会本身也会竭尽全力去保护收成，防止频繁而又有毁灭性的饥荒发生。各地的神父更是号召民众诚心祈福，前往农田四周念经游行，预测来年的庄稼收成。这一传统在弗留利大区保留了很长时间，农民通常会在四季斋期的“第一天预测蔬菜和葡萄的收成，第二天是麦子，第三天是干草”。如果在这段时间天气骤变，导致了灾难的发生，人们便会将其归因于“上帝对过往罪恶的惩罚”（34页）。在本南丹蒂的供词中，除了传统的农耕文化，还透露出不同的宗教元素，比如他们反复强调：“我们夜里出去是为基督服务，而巫师是为恶魔服务。”他们声称自己是“基督信徒”（45页），一个神圣的实体，一支建立在上帝信仰上的农民军队。按照加斯帕鲁托的叙述，就连本南丹蒂团的队长也是“一位由上帝派来的天使”（38页）。

除此之外，金茨堡提到弗留利的本南丹蒂与古老的萨满之间亦存在着一种“毋庸置疑”的联系（273页），例如“灵魂出窍”或“看见亡灵”（47页）。这一点在书中另一名女性本南丹蒂——安娜·拉·罗萨的身上就有所体现，“这个女人的丈夫活着的时候，常常在夜里叫唤她，甚至使劲摇她，她却像死了一样，一动不动，后来她解释说，灵魂游到别处、躯体留下的人就是这副模样”（50页）。安娜的话语不禁让人联想到曾经在中亚、北欧、中国西藏等地盛行的萨满教。这种远古信仰的出现早于任何有组织的宗教，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有着泛灵论（animism）的色彩。在萨满教中，萨满通常被认为是掌握神秘知识，能够进入“人神”状态的人。他们充当着神与人之间的媒介，通过舞蹈、击鼓或歌唱的形式对神灵进行邀请，又采用所谓的“附体”或“灵魂出窍”的方法与灵界沟通，甚至是旅行至属灵的世界。萨满相信，天地生灵都有对话的可能，通过各类仪式活动，可以达到问卜、医疗，甚至是控制天气的目的。

金茨堡在书中坦言，他曾受到意大利宗教史学家埃内斯托·德·马蒂诺（Ernesto De Martino）的启发（265页）。后者在《巫术世界》（Il mondo magico）一书中，将萨满称为“文化英雄”（277页）。德·马蒂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Sergej Michajlovi? ?irokogorov）的著作——《通古斯人的心智情结》（The 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其中提到：“在全神贯注的状态下，萨满（通古斯人）和其他人一样，可以同其他萨满和普通个体产生交流……有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开一地，前往另一地，与那个呼唤他们的人相见：他们前往是因为‘他们觉得应该要前往’。”这一点也恰恰对应了本南丹蒂的说词：“当你必须去的时候，你就会去……去的时候就像是化作一团烟雾，而躯体不用前往。”（279页）

从上文中不难发觉，除了受到基督信仰和农耕崇拜的影响外，本南丹蒂的精神世界似乎还掺杂了一丝丝“外来”元素。这种极为复杂的多元文化普遍存在于底层人民的生活当中，长期兴盛于弗留利地区，甚至是从阿尔萨斯到阿尔卑斯的广袤区域中（74-75页）。根据本南丹蒂的叙述，只有灵魂才会参加夜间的战斗，而平时他们还是过着普通人的生活（84页）。事实上，他们是有血有肉的男男女女，而不是没有躯干、四处游荡的幽灵。或许，正是本南丹蒂这种令人费解的多重人格，才使得意大利弗留利地区的庶民文化更具魅力。

宗教审判

在中世纪，由于人们对宗教的狂热情绪，正统教义和异端邪说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十一世纪欧洲的城市革命，让古老的天主教会措手不及。教士阶层似乎尚未准备好该如何领导有文化的新市民阶层。面对不断增多的“异端学说”，天主教会最终于成立了宗教裁判所。

1184年11月，教皇卢西乌斯三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在意大利的维罗纳（当时教廷所在地）商讨后，颁布了通谕《关于废除》（Ad abolendam）。这份文件确立了宗教法庭的成立，所有主教都有权亲自或委派他人，“每年一到两次，巡查存有异端嫌疑的堂区”。教皇和皇帝一致认为，消灭异端需要由双方共同努力。因此，帝国的皇帝支持打击异端分子。至于具体的镇压方式和方法，则取决于天主教会。正如通谕中所规定的那样，“所有的异端邪说，无论属于哪一类型，都应视教会为权威进行裁决”（参见G. D. Mansi, Sacrorum conciliorum nova et amplissima collectio, XXII, Venetiis, 1778）。正是基于这个传统，弗留利的地方官员才会对宗教裁判所常常抱有小心谨慎的态度（104页）。

自十六世纪起，欧洲大陆爆发了新一轮的巫术镇压行动。对于此刻的本南丹蒂来说，他们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双重特性，似乎也遭到了人们的质疑：“要么是恶棍，要么是巫师，本南丹蒂必须在二中选一。”（138页）在1629年1月的一次审讯中，库特，一个“卑贱可鄙的农民”，却自封为本南丹蒂，他四处扬言自己“懂得如何识破巫术”。然而，他的证人，来自特雷维尼亚诺的另一位农民表示，“他是个巫师，他和恶魔定了契约”，如果“没有恶魔的帮助”，他根本不可能知道巫术和魔法，“要不然他本身就是个巫师”（138页）。除此之外，还有一位本笃会会士将一名叫乔瓦尼·西翁的本南丹蒂归结为“那种巫师”，称后者在三年中去了三次邪恶的聚会。此前，我们碰到的本南丹蒂都只是“在梦中”参加过聚会。而如今的乔瓦尼却坚持说这一切都是真实的，“绝不是幻觉”（156页）。

在本书涉及的时间范围里（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的异端镇压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有百分之七十五左右的巫术审判发生在德国、法国、瑞士和荷兰境内。至于意大利，虽然宗教裁判所的历史更为悠久，受理的案件数量庞大，但真正处决的人数却十分有限（参见G. Breccola, Streghe e stregonerie in terra di Tuscia, ed. Annulli, 2019）。正如金茨堡在书中所证实的那样，除了我们知道的第一件案子有了结果，其余的审讯均悬而未决（103页）。

我们很难去猜测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也许是因为大多数案件没有任何异端邪说的痕迹，最多只是掺杂着一些当地农民的迷信与无知；或许是因为不少审判官们本身就来自重视神贫、接近庶民的方济各会；又或者是因为天主教会在反宗教改革的特兰托大公会议之后，对信徒忏悔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早期的审判是以抓捕异端、排除异己为目标的话，此时的教会更加注重内心的悔过和灵魂的拯救。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不懂弗留利方言的审判官们频频寻找翻译（168页），试图了解本南丹蒂的内心世界，尽量克服彼此之间障碍的原因所在。

到头来，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们是否真正理解了“本南丹蒂”的含义，似乎已经不再重要。就像金茨堡书中所言的那样，对于他们来说，本南丹蒂可能就是一个既“不做好事，也不做坏事”的穷苦农民（205页）。只不过，此时此刻，一个新的面孔——萨穆埃尔·德·卡西尼斯正在挺身而出。与审判官们一样，他也是一名来自方济各会的修士，却成为了首个捍卫巫师权利的神职人员（309页）。也许，冥冥之中，夜间的战斗，仍将继续……

总结

金茨堡坦言，《夜间的战斗》这本书是“与一份文献、一个名字、一个也许是边缘的特殊个体的不期而遇”（264页）。早在半个世纪之前，金茨堡曾试图对威尼斯档案馆中保存的碎片化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也正是如此，后人才得以窥见历史上弗留利这一偏远地区最真实的生活写照和社会肌理。

作为微观史学的奠基人之一，金茨堡承认“这一反复的，几乎纠缠不清的研究，并非源自自传式（autobiografico）的推动，而是来自方法论上”的创新（263页）。的确，除了丰富的史料外，金茨堡在作品中还使用了比较的方法，更准确地说是“历史编纂学的比较方法”，而非人类学的方法（273页）。作为史学界年轻的一代学者，对于金茨堡的勇气和毅力，我感到由衷地敬佩。在当年，“本南丹蒂”可谓是一个前无古人的研究课题，面对着这样的挑战，金茨堡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因为在“近代的历史研究领域”，这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272页）。

当然，金茨堡的作品也并非完美无缺。由于其特殊的出生背景（犹太人），他在创作过程中难免会夹杂着一定的个人主观意识，使读者产生一种“宗教审判式”的压迫感。此外，金茨堡所采用的史料几乎完全聚焦在了“本南丹蒂”身上，而选择性地忽视了审判官的声音。在书中，他直言不讳地抨击了宗教法庭，称这个机构“令我反感”。他毫不掩饰地将“犹太宗教纳入一种更高级的真理”，并称之为“真正的宗教”（275页）。关于这一点，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学家、罗马大学教授莱蒂耶里（Gaetano Lettieri）评论道，“金茨堡对《圣经》的明显移除”，源自一种“意识形态的偏好”，一种“葛兰西式的文化反抗”（281页）。而金茨堡的旧识、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艺术社会史教授保罗·福萨蒂（Paolo Fossati）也曾调侃道：“对于一个犹太人而言，选择去研究女巫和异端是显而易见的事。”（265页）

不论如何，金茨堡的首部作品是成功的。迄今为止，这本书已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畅销海内外。通过这部作品，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弗留利大区“庶民文化”最深层的部分，听到的是“底层阶级”最质朴的声音，感叹的是“本南丹蒂”为了丰收所拼搏的精神。或许，正如这些“慈善的行者”所言，每个人都该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