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有这样一段话，记述了江东方面在赤壁以外的军事行动：“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就是说，除周瑜、程普、鲁肃等一干将领在长江上游的荆州境内抵御曹军主力外，孙权和张昭也在长江下游的扬州境内发动了攻击。
乍一看，孙权和张昭出兵的主要目的是分担周瑜在主战场的压力，大多数史学家也持这一看法。但稍稍深入一些，事情就有些不同了。
首先，这一行动与孙权之前的谋划不尽相同。战前，孙权曾对即将出征的周瑜说：“卿能办之者诚快，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按照这一说法，孙权应该继续坐镇柴桑，持续充当周瑜的坚强后盾，以防备战事失利可能出现的危局。
可是，周瑜当时的行动方向是溯江而上，而孙权与张昭的行动方向却是顺江而下，两股力量不是越走越近，而是越走越远了。要知道，那时合肥与当涂同属于扬州的九江郡，而那时的九江郡并非现在的江西省九江市一带，当涂也并非现在安徽马鞍山市的当涂县，它们真正的地理位置是在如今的安徽省北部。汉末时九江属于扬州最北边的一个郡，西北与豫州交界、东北与徐州相邻，如今它同样处于苏豫皖三省的交界处。要知道，柴桑到合肥仅仅直线距离就有三百多公里，这一距离不仅比柴桑到赤壁的距离要远，距离江陵更是千里之遥，如果其中一个方向出现危险，另一个方向上的部队连救援的时间都没有。
建安十三年形势图
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孙权进攻合肥也发生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巧合的是这一年是闰年，并且刚好闰十二月。可就算赤壁之战发生在前一个十二月，围攻合肥发生在后一个十二月，也就是说，这两场战事不是同时发生而是依次发生的，孙权的这一举动也令人诧异，毕竟二者相去千里。
那么，孙权和张昭为什么要在长江下游、靠近淮河的区域发动攻击呢？并且，为什么孙权对合肥还要围城百余日、“攻城逾月”呢？仅仅是侧翼配合，有这个必要吗？合肥真值得孙权如此用力吗？
仅仅孙权重视合肥也就罢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赤壁之战后曹操竟然也到了合肥一带，并且一待就接近一年，而就在这一时段，曹军丧失了荆州重镇江陵。那么，合肥到底有什么重大价值，值得曹操舍江陵而趋之呢？
江淮重地
对于孙权在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对合肥的那次围攻，《三国志·魏书·刘馥传》如此记载：“孙权率十万众攻围合肥城百余日。”
“率十万众”基本不可能，因为当时东吴方面的总兵力都到不了十万，其中至少有三万人在进攻江陵，怎么可能突然冒出那么多人？不过，虽然没有十万人马，二三万人总还是有的，说不定还可能有四五万人。赤壁之战前，周瑜曾经向孙权请求五万人马，这证明东吴方面短期内能调往前线的至少有五万人，加上防守吴郡、会稽等江东各地的人马，估计至少也有六七万。赤壁之战后，孙权对后方江东无任何顾虑，要真想倾巢而出，调动四五万人马也不是不可能。一句话，虽然“率十万众”有水分，但此次围攻合肥的吴军仍不少。另外，“攻围合肥城百余日”这句话应该假不了。
人马不少、时间不短，都表明了一点：孙权对这次围城相当上心，绝不是虚张声势。而孙权在围城中的表现，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看到久攻未克，孙权甚至“率轻骑将往突敌”，领着轻骑兵就准备亲自上阵了。
后来，拦下孙权这一冲动做法的是随同征讨的长史张纮。为此，张纮摆事实、讲道理、作比较，颇费了一番口舌。
首先，熟稔经典的张纮搬出了一个大道理：“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兵器就是凶器，战事就是危事。《孙子兵法》的第一句就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张纮之所以先通俗地把这句话说出来，就是想告诉孙权，你现在违背的是最基本的军事准则。
随后，张纮讲明了孙权这一行为的严重影响：“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如今将军您仗着年轻气盛，轻视强大而暴虐的敌人，搞得三军将士都胆战心寒，人人都为您捏着一把汗。言下之意，你的行为关乎的不止你自己，还有全军，你要对这一切负责。
紧接着，张纮对孙权亲自出马的预期成果进行了预测和评级：“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就算你斩将夺旗、威震疆场，也只不过干了一个偏将该干的事情，根本不是主将应该干的事情。言外之意，主将有主将该干的事。
最后，张纮谏言：“愿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希望您能抑制自己像周朝勇士孟贲、东汉勇士夏育那样的勇力，而胸怀争霸天下的王者谋略。言下之意，好钢应该用在刀刃上，真本事应该使在争霸上。
这番话虽不长，但问题却分析得十分透彻，对于张纮的建议，孙权欣然接受。没多久，听说敌方援军即将抵达，孙权便悄然撤围而去。
张纮的话是管用，但有效期却有限。到了第二年，想到自己无功而返的那次围攻，孙权又摩拳擦掌地要第二次发起对合肥的进攻了。这一次，张纮少不了又是一番规劝。什么应该选择时机、“贵于时动”，应该发展经济、“广开播殖”，应该培养人才、“任贤使能”，应该与民休息、“务崇宽惠”，张纮自是一番苦口婆心。就这样，好说歹说，才让孙权打消了念头。
孙权
久攻不下就准备亲自出马，初次进攻不成紧接着就准备再攻，看来孙权是真心放不下合肥啊！可是，合肥到底有什么让孙权心心念念的价值呢？
合肥地处长江与淮河之间，因为施水在此合于肥水，故名为“合肥”。当然，这只是一个概括性的说法，仔细考证，合肥的来历还有更多故事。
其实施水和肥水原本并不相合，只是在另一条叫作夏水的小河暴涨时才将二者汇合到一起。到了春秋时代，楚庄王因为晋楚争霸以及北上会盟“问鼎中原”的需要，命人开凿了巢肥运河，沟通巢湖和肥水，这样才把施水和肥水真正连到了一起。
经过运河这样一连，合肥的地位就凸显出来了。从合肥出发，通过肥水和芍陂向北，很快就可以进入淮水；经淮水向西，可以通过颍水直抵许都；经淮水向东，既可以通过涡水向西北抵达谯县，也可以通过泗水向东北抵达徐州首府下邳。同样，从合肥出发，通过施水向南，经过巢湖和濡须水，就可以直抵长江下游的江东各地。
实际上，合肥不仅水上交通四通八达，陆路交通同样十分重要。合肥的西北方向是作为大别山余脉的江淮丘陵，从长江流域的扬州到中原腹地的豫州必须要经过江淮丘陵的蜂腰地带将军岭，而合肥正好卡在这一狭窄通道上。同时，从合肥沿陆路向东，可以直抵长江北岸的历阳，渡过长江就可以直抵江东腹地；而从合肥沿陆路向南，就可以到达长江北面有“中流天堑”之称的皖城（今安徽安庆市），这里既可以向西抵达柴桑、夏口，也可以向东进抵江东各地。
总而言之，合肥所连接的水陆通道是南北交通中最重要的通道。
治平时期，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合肥成了一个商业都会。据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合肥受南北潮（湖），皮革、鲍、木输会也。”时隔一个半世纪，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中，再次提及合肥：“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输，亦一都会也。”这些都表明，借助于巢湖和芍陂一南一北两个湖，合肥变成了皮革制品、水产品、木材等货物的集散地和转运中心。
到了战乱年代，优越的地理条件则使合肥成了兵家必争之地。这一次，孙权之所以“率十万众攻围合肥城百余日”，目的就是要发挥自身的水战优势，以合肥为跳板，为直击徐州、进逼豫州、逐鹿中原奠定基础。
围城伊始，连老天都站在孙权这边，连日的大雨淋得城墙都开始坍塌了。可令孙权没想到的是，城中的士兵很快就用大量的草席草垫盖住了城墙，并且通宵点燃鱼脂油监视城外，根据吴军的动向做相应的准备。如此看来，合肥的备战工作不可谓不充分。相持多日之后，急得孙权只剩下发狠要“率轻骑将往突敌”的份儿了。
实际上，如果孙权的进攻早十年，他遭遇的就不是固若金汤的合肥，而是不堪一击或者空空如也的合肥了。可是，就在八年前，也就是孙权接替遇刺的哥哥孙策执掌江东的那一年，孙策手下的庐江太守李述攻杀了扬州刺史严象，危急时刻，曹操上表朝廷任命正在司徒府担任掾属的刘馥接任了扬州刺史。
曹操之所以派刘馥到扬州，一则刘馥的家乡在沛国相县，距离曹操的老家谯县不远，刘馥也算是曹操的核心班底谯沛集团的成员；二则刘馥早年曾在扬州避乱，对扬州的情况颇为熟悉；三则当年刘馥投奔曹操时还曾经说服了袁术的部将戚寄、秦翊一起归附，其素质能力可见一斑。
刘馥接到任命后，并没有把自己的治所安在之前的历阳，也没有把治所定在诸如寿春这样更知名的地方，而是只身匹马来到了合肥这座残破不堪的空城，出人意料地在这里建立了州治所。
要说刘馥还真是有一套。来到合肥没多久，他就招抚了雷绪等在扬州境内搞割据的地方势力，使他们“皆安集之，贡献相继”，随之曹操控制下的扬州便逐渐安稳下来。在此基础上，刘馥广施仁政、“恩化大行”，使得“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有了人口的聚集，刘馥又利用合肥优越的地理条件，“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茄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建设，实现了“官民有畜”，州富民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刘馥“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使合肥变成了一个军事堡垒。孙权围攻合肥时，看到的那些用来对付他的草席草垫和鱼脂油，就是刘馥这一时期置办的。
充足的人力储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团结的民心士气、坚固的城防壁垒，这才使合肥扛住了孙权数万人马的持续围攻。实际上，孙权很可能对合肥的发展也有所了解，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调集如此多的人马来攻打它。并且，当孙权攻打合肥时，刘馥刚离世不久，与其说这是一种巧合，毋宁说这是孙权闻讯之后的一次投机。
就这样，之前寂寂无闻的合肥以坚挺的姿态登上了汉末三国的舞台。
合肥三十岗乡三国遗址公园
谯县归零
孙权重视合肥，曹操也同样没有忽略它。闻知合肥被围的消息后，曹操立刻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别说许都了，就算是谯县，曹操也丢不起，那可是自己和众多“亲旧肺腑”的家乡啊！孙权，这是要直插我腹心的节奏啊！
可是，当时曹军主力远在荆州，一则远水解不了近渴，二则赤壁战事正酣，三则营中大规模遭遇瘟疫，权衡之下，曹操派将军张喜带着一千名骑兵前往救援。虽然张喜带去的人马有限，但曹操却给张喜支了一招，让他路过汝南时征召当地人马参加救援，以此增强力量，壮大队伍。然而，即使这样，张喜依旧显得捉襟见肘，同时军队中也染上了疾疫，能不能及时赶到是一个问题，赶到了人手够不够更是个问题，就算数量够战斗力恐怕又是一个问题，这可真叫人忧心。
不过，当张喜赶到时，所有的问题都已经不是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孙权已经自行撤退了。
怎么就自己撤了呢？
因为孙权截获了一封书信。
眼见援军迟迟未到、合肥岌岌可危，寿春城中一个名叫蒋济的别驾向扬州刺史提出了一条计策：给合肥写一封书信。
信中，刺史告诉驻守合肥的官员，自己已经收到了张喜的来信，得到确切消息，张喜所率领的四万步骑兵已经到达距离合肥四五百里的雩娄，同时自己也已经派主簿前去迎接张喜，胜利的曙光已经不远了。
不久，携带着同样书信的三名使者冒着被敌人截获的风险，企图越过敌人的包围圈将这一至关重要的情报送入城中。毫无意外，他们中的有些人失败了，三名使者只有一名顺利冲入了城中，其余两名信使则成了孙权的俘虏。一如预期，获知这一信息后，孙权便烧毁了围城的各类设施，迅速南撤。
如果说，一开始曹操对于孙权在合肥发动的围攻还有些被动和无奈的话，那没多久，他就变被动为主动，准备在江淮一带搞出些大动作了。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三月，曹操率领大军来到了合肥西北方向的谯县。在这里，曹操“作轻舟，治水军”，建立了一支规模不小的水军。到了七月，曹操更是率领着这支水军，顺涡水而下进入淮河，又从淮河转入肥水，将队伍屯驻在了合肥。
当时，曹操的次子曹丕也在这支东征的队伍中，并且还专门作了一首《浮淮赋》。对于这次出征的盛况，曹丕不仅在正文中用“浮飞舟之万艘兮，建干将之铦戈”“众帆张，群櫂起，争先遂进”进行描述，而且在序中用“大兴水运，泛舟万艘”作了交代，在感叹队伍“赫哉盛矣”的同时，曹丕甚至将这次东征与汉武帝的“盛唐之狩”作对比，认为“舳舻千里，殆不过也”。
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来到南郡的盛唐这个地方，望祭虞舜于九嶷山，然后自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过长江，登庐山，北至琅琊（今山东诸城），增封泰山后，沿海而行。汉武帝的这次南巡，规模很大，故事不少。当他“自寻阳浮江”时，曾经“亲射蛟江中”，并“获之”。而当他看到“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时，更是“作《盛唐枞阳之歌》”，一副豪情满怀的状态。
汉武帝当年巡行的盛唐和枞阳都在扬州境内，距离合肥不远。此时，曹丕将二者作比，至少显示了两点：其一，在短短四个月内能够“泛舟万艘”，表明经过赤壁之战的曹操已经高度重视水军建设了，不再是一年前“作玄武池以肄舟师”那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做法了。其二，经过这段时间的休整和建设，曹操和曹军都已经走出了赤壁之战的阴霾，变得意气风发，士气高涨。
按照这种架势和气势，曹操似乎要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即将在长江下游地区对东吴发动一场规模不小的攻击了。然而，就在大军抵达合肥不久的七月十一日，曹操却出人意料地颁布了一道名为《存恤吏士家室令》的教令。
令中，曹操首先回顾了自天下大乱、自己创业起兵以来，因官吏士兵死亡对家庭和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就是说，大军多次出征，有时还遇到传染病，弄得官吏士兵死而不归，夫妻长期分离，百姓流离失所。
随后，曹操自问自答，解释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哪个仁爱之人喜欢这种情形？都是不得已啊！
接着，曹操发布了优抚政策：“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死者家里没有产业不能养活自己的，县里不能停止发给他们口粮；不仅不能停，官吏还要经常对他们进行慰问救济。
最后，曹操还专门说了一句：“以称吾意。”
怎么回事？大军不是“赫哉盛矣”吗，将士们不是“众帆张，群棹起，争先遂进”吗，为什么气势汹汹、耀武扬威地把队伍拉到了对敌前线，如今却方向一转，把讨敌檄文变成安民教令了？
实际上，与当年的玄武池练兵类似，曹操这次出征同样醉翁之意不在酒。借着这股士气，他真正的目的还是要抚平赤壁之战带来的创伤。这一点，从令文中专门从众多死亡原因中提到“或遇疫气”就可以看出来。曹操不是天子，不可能下罪己诏，但赤壁之战他又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只能以颁布教令的方式来表达歉意、自我辩解和提供补偿了。在这一过程中，曹操也开创了优抚军烈属的先河，之后为历代帝王英豪所效仿。
应该说，曹操在颁布教令的时机把握上可谓恰到好处。颁布早了，曹军还没缓过劲来，所说所做都未必可行可信；颁布晚了，无论大军继续东征还是原地休整，一旦联想起赤壁的惨败，士气都将有所下降，而对东征的焦虑却与日俱增。此时颁布教令，不仅为过往画上了一个句点，而且也为接下来的举措开辟了通道。
教令颁布前后，曹操展开了一系列动作。
一是迁徙淮南百姓。还在谯县时，曹操就与前来汇报的扬州别驾蒋济探讨过迁徙淮南百姓以避东吴侵扰劫掠的问题。当时，蒋济认为百姓安土重迁，一旦迁徙容易引发不安，因此不宜贸然而为。不过，曹操并没有听进蒋济的建议，还是实施了强迁。结果，“江淮间十余万众”，都跑了孙吴那边。对此，曹操倒并不沮丧，大笑着对专门“迎见”的蒋济说：“本来想着让他们躲避敌人，没想到反而把他们赶到敌人那里去了。”随即，蒋济被任命为丹阳太守。曹操之所以毫无沮丧之态，并不是他豁达，而是因为无论这十余万众跑到了哪里，江淮间都已经实现了坚壁清野的目的，敌人都不可能就地补给了。
二是调整扬州官吏。史书上没有记载接替刘馥担任扬州刺史的是何人，但从此人在抵御孙权进攻时的作为看，显然是不能胜任的。为此，曹操让身边的丞相主簿温恢出任扬州刺史。丞相主簿是丞相府的大管家，能够将这样一位重臣外放，看得出曹操对扬州的重视程度。同时，已经担任了丹阳太守的蒋济也回到了州别驾的岗位上，对此，曹操还专门下令：“季子为臣，吴宜有君。今君还州，吾无忧矣。”就是说，以前因为季札在吴国做臣子，《春秋》才因此承认吴国应该有君主。如今您回到扬州任职，我就没有什么忧虑的了。曹操以这种方式，公开表示对蒋济的青睐和倚重，无疑对蒋济提供了很大的激励和支持。
三是开挖芍陂屯田。芍陂位于合肥的西北方，此前刘馥曾经“兴治芍陂”，如今曹操继续开挖它，无疑是为了扩大屯田的规模。实际上，据《三国志·魏书·仓慈传》记载：“建安中，太祖开募屯田于淮南，以慈为绥集都尉。”“建安”这一年号一共使用了二十五年，建安十四年无疑是“建安中”；芍陂无疑是“淮南”的一部分；“绥集都尉”又称典农校尉、屯田都尉，主管屯田事务。由此看来，之前令曹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的屯田制度，开始在包括芍陂在内的淮南地区大规模推行了。
四是讨平地方叛乱。建安十四年十二月，曹操刚完成移民、置官、屯田这一系列部署，率军从合肥回到谯县，合肥西南方的潜县和六安就发生了陈兰、梅成领导的叛乱，加上之前一直不安分的雷绪，合肥以南的大片地区都陷入了混乱。为此，曹操迅速作出部署，夏侯渊征讨雷绪，张辽、张郃征讨陈兰，于禁、臧霸征讨梅成。平叛过程总体还算顺利，雷绪被夏侯渊击败后率众投刘备而去，梅成先伪降于禁，随后与陈兰一起退守到了潜县境内。
潜县有座天柱山，山势陡峭，仅高峻狭窄的山路就有二十余里，只能步行勉强通过，而陈兰等人就据守在山上。此时，面对众将“兵少道险，难用深入”的劝阻，张辽说了句：“此所谓一与一，勇者得前耳。”这就是所谓的一对一单挑吧，狭路相逢勇者胜！就这样，张辽进军山下，旋即进攻，硬是斩杀了陈兰、梅成，把他们的全部手下都变成了俘虏。之后，在评定诸将功劳时，曹操对张辽大加赞赏，增封了他的食邑，授予了他假节的权力。
如果说，建安十四年的那次东征因为担心重蹈赤壁的覆辙而改弦更张的话，那么经过实施一系列措施和数年的积聚，合肥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其作为曹军桥头堡的作用也愈发明显。于是，在之后的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七月、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八月、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正月，曹操四次驻军合肥，越过巢湖，试图从濡须水进入长江，直攻东吴。不过，就在曹操增强合肥防御实力的同时，孙权也相应加强了阻遏曹军南下的相关部署，因此，双方几次较量都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据载，曹操这几次出击，每次都会“临大江而叹”。曹操感叹什么，为什么感叹？一句话，“恨不早用陈元龙计，而令封豕养其爪牙”。
陈元龙，就是陈登，元龙是他的字；“封豕”，就是大猪，这里是对江东孙氏的蔑称。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前后，“有吞灭江南之志”的伏波将军兼广陵太守陈登多次向曹操提出伐吴建议，但曹操却有心思无行动，最终错过了灭吴的最佳时间、最佳地点和最佳人选，不经意之间给了孙氏做大做强的机会。因此，曹操只能来一回感叹一回了。
南征并无胜果，但防御却不能有闪失。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十月，当曹操第三次征伐孙权准备返回中原之时，他觉得有必要留下一支七千人的中军来守卫合肥。可这支军队由谁领头呢？没错，就是几年前“登天山，履峻险，以取兰、成”的荡寇将军张辽。此外，还有乐进、李典等心腹将领。
不仅留下了良将，曹操还留下了良策。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当曹操即将讨伐张鲁时，他就专门给远在合肥的护军薛悌写了一封信，并且在信封上专门写了这样几个字：“贼至，乃发。”等敌人来了，再打开它！
张辽
贼至乃发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八月，薛悌接到曹操的信函没多久，就看到了城外的敌人。
与第一次进攻合肥相同，这次统率吴军的同样是孙权。趁曹操率军西征张鲁、无暇东顾的空当，孙权亲率十万大军包围合肥。为了这一天，他已经心痒了近七年。
看到遮天蔽日杀来的敌军，守卫合肥的张辽、乐进、李典、薛悌等将领想起了曹操留下的那道未打开的密令，密令的封套上写着“贼至，乃发”四个字。如今，不正是打开密令之时吗？于是，四将一同打开了密令。
密令的内容很简单，只有寥寥二十一个字：“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
这是曹操应对敌人进攻的排兵布阵，其中考虑到了每个人的性格特点：张辽、李典勇不可当，适合迎敌出战；乐进老成持重，适合固守城池；护军薛悌是个文官，不适合杀敌作战。看了密令，众将仍然犹豫不决，即使分工明确，一座孤城又怎么能抵挡得住十万雄兵？
好在张辽深谙曹操用兵之道，他对大家说：“现在曹公远征在外，回救我们是不可能了。曹公密令中的意图是让我们趁敌人未完全合拢之时主动出击，挫伤他们的气势，安定众人的心志，然后才可以守住城池。成败在此一举，大家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此时，乐进和薛悌依旧保持沉默，只是不约而同地把头转向了李典。没错，接下来就看李典如何表态了，毕竟乐、薛二人的任务是守城，这一点没任何说的，昨天在守，今天在守，明天也要守，主公明确的是张、李共同进攻，现在张辽已经提出先攻后守的建议了，接下来就看李典的意见了。
可是，对于李典，张、乐、薛却着实没有把握。为什么？因为张辽与李典的矛盾不仅人尽皆知而且由来已久。当年，吕布进犯曹操的后院兖州，曹操派遣山阳郡大族领袖李乾回到家乡组织抵抗，结果吕布招降不成就杀了李乾。李典是李乾的侄子，张辽是吕布的手下，张辽的手上沾了李典亲人的血，如此大仇，你说李典能对张辽和颜悦色、称兄道弟吗？这次主公怎么能让他俩搞配合、搭班子呢？真让人捏一把汗！
“这是国家大事，只看你的计策如何，我怎么能因为私怨而忘掉公义呢？”李典的回应爽快直接，没有半点拖泥带水。
历史上的很多关键时刻，缺少的往往只是决绝的勇气。官渡之战如此，赤壁之战如此，这次的合肥之战同样如此。当天夜里，张辽招募了“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宰羊犒赏他们。天一亮，张辽就身披重甲、手持长戟，一边喊着自己的名字，一边率先杀入了敌营，结果一连斩杀几十名敌兵和两名敌将，直接冲到了孙权的帅旗之下。
这一招果然有效。孙权千算万算也没有想到敌人会主动发起攻击，并且还杀到了自己身边，吓得他一时之间慌了手脚，仓促间逃到一个小山丘上，拿着长戟护住自己。看到敌将这副狼狈德行，张辽大声呵斥对方下来一战，可是孙权哪里敢应战。
随着周围的人马越聚越多，张辽率领的敢从之士逐渐被重重围住。这时，只见张辽左冲右突，挥戟向前，霎时冲开了一个缺口，几十名部下随着冲了出去。眼看张辽突围而去，余下的士兵大声高喊：“将军要抛弃我们吗？”
危情时刻，张辽返身再次杀入重围，奋不顾身地救出了余下的士兵。看到这种情形，孙权的人马望风披靡，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阻挡他。
这场战斗从清晨一直持续到中午，直杀得吴军一点脾气也没有，硬生生从攻城者变成了防守者；相反，曹军却越战越奋，士气高昂。
包围合肥十余天，孙权不仅没占到任何便宜，反而吓出了一身冷汗。思前想后，孙权决定撤兵。然而，不撤则已，一撤就成了一场灾难。当大部分人马已经撤走，孙权和吕蒙、甘宁、凌统正在撤退时，张辽杀来了。慌忙之间，众将全力护卫孙权，甘宁“引弓射敌”，吕蒙“以死捍卫”，凌统“扶捍孙权出”。
即使这样，孙权骑马来到渡口的桥边时，还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桥上少了一丈有余的桥板！千钧一发之时，多亏身边一名近侍脑子灵活，让孙权抱紧马鞍，放松缰绳，然后从后面用鞭子猛抽马身，孙权的坐骑才一跃而起，跨过桥去。
这一仗打得很惨烈，偏将军陈武“奋命战死”，右都督凌统差点重伤而亡，就连孙权也差点丢了性命。事后，张辽询问东吴降卒：“经常看到一个紫色胡须、身材上面长下面短、善于骑马射箭的将军，那人是谁？”降卒的回答令张辽懊悔不已，原来那个怪物就是孙权！早知道就玩命把他抓住了。
由于自身的轻敌大意，孙权不仅吃了败仗，还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危险，不过也意外地得到了一个称号：紫髯将军。
此后，孙权并没有放下合肥。之后的吴嘉禾二年（公元233年）、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孙权又两次亲自率军攻击合肥，而整个魏吴、晋吴对峙时期（公元208年至公元280年），吴军对于合肥方向的进攻更是多达十二次。
本文摘自《建安十三年：后汉三国的历史大转折与大变局》。
《建安十三年：后汉三国的历史大转折与大变局》，锋云/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21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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