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易代的几十年间，朝鲜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谓“属国安则大明亦安，属国危则大明亦危”，明与朝鲜可谓唇齿相依，命运与共。明亡之前，清朝两次出兵，把明朝这个最为重要的藩国变成清朝的藩属，从而剪除明朝羽翼。张存武指出，从1592到1637年，清朝与朝鲜是从无关系到非正式的关系，到兄弟联盟，再到封贡关系，而这种关系转变的手段则只能诉诸战争。但在清朝征服过程中，朝鲜始终不改对明朝的忠心。即便臣服清朝以后，朝鲜还是想方设法与明朝潜通往来。明亡之后，朝鲜又企图与南明及台湾郑氏政权相通。而支配朝鲜行动背后的即是春秋义理思想。对于明清交替时的中韩关系，刘家驹、张存武等先生已作过细致深入的阐述。笔者无意重复前人的研究，只想透过朝鲜应对清朝的过程，来揭示其所持的义理观，从而理清朝鲜思明的渊源与历程。
《北关遗址图》
萨尔浒战前朝鲜与建州之往来
清朝兴起于建州。按照吴晗的话说，建州介于三大势力之间，西有明朝，北有蒙古，南有朝鲜。建州在势力强盛时，乘虚入寇，或助明朝攻伐蒙古，或联合蒙古寇犯明朝边境，或南下攻击朝鲜。势衰时便卑辞求内服，同时受三方官职，乞求赏赐粮食。朝鲜与清朝宗藩关系发展的艰难，与朝鲜长期同清人祖先女真交往密切相关。因为朝鲜在长期与女真的往来中，一直将女真看作是夷、胡，非中华族类。在文化上始终认为朝鲜较女真高出一等。而在双方交往中，亦存在过某种程度上的上下尊卑关系，这些都是阻碍清代中朝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原因。
日本学者河内良弘对明代女真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把女真与朝鲜的关系视作藩属与宗主国的关系，女真诸部以事奉上国的姿态事奉朝鲜，而朝鲜又以待藩邦的态度对待女真诸部。朝鲜与女真的关系是在以明朝为中心的大中华体系之下，以朝鲜为中心的小天朝体系。笔者对此论不敢苟同，因为女真各部卫所皆是明朝设立的，并非朝鲜所设立的。而且女真诸卫所隶属明朝版图，并非朝鲜的领地，故而不能说具有宗藩关系。但朝鲜与女真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上下、尊卑不平等的关系，在明代双方的交往中，朝鲜处于主动和支配地位，女真处于被动和被支配地位。这样在朝鲜的心目中，女真是夷人、胡人、未开化的民族，他们与女真交往采羁縻之策，确保女真不对其北部边疆构成威胁，从而使北部边疆领土得以巩固。
朝鲜王朝初年，朝鲜北部（今朝鲜咸境道一带）是女真人的活动地域。辽、金、元三朝四百年间，中朝北部边界基本稳定在朝鲜江原道的永兴地区。元朝时朝鲜北部由铁岭卫管辖，明朝永乐以后，铁岭卫北撤，这片土地遂由朝鲜掌管。但当时这一带的居民以女真人为主，女真部族构成了朝鲜北部藩篱。世宗（1419-1450在位）以后，朝鲜先后在北部设立了四郡六镇，以加强控制，并从南方强制迁徙朝鲜人在北部地区定居，逐步实施对北部地区的有效控制。当时迁徙来的朝鲜人，因为不适应北方的气候，疾疫流行，以致“不安其居，思归故土，或至亡命”。为了确保北部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控制女真，朝鲜采取羁縻与武力征伐两手措施。女真因为盐、铁等物资的需求，亦常与朝鲜进行贸易往来，接受朝鲜的羁縻之策。
朝鲜对女真的羁縻策，首先是施恩笼络，授女真酋长以侍卫、将军等职位，同时，遇上天灾，亦予以救济。太宗时开始对女真施恩。当时建州卫酋长猛哥帖木儿求见，即以其“居吾境内，为吾藩篱，宜待之以厚”，遂厚待之。世宗时期对女真诸卫酋长多除侍卫一类头衔，《世宗实录》载：“中朝于夷狄，不惜除都督以下之职者，非欲侍卫也，欲其羁縻也。又国初万户宣略将军之职，不惜遥授，亦欲羁縻也。”于是对当时建州卫酋长童仓、凡察等人子弟，除授官职，并令在朝鲜娶妻，使其安心侍卫，“使之迭相往来觐亲，则彼自有永久按堵之心”。世宗年间，建州三卫天火焦地，谷食皆枯，朝鲜遂给粮，人给米二升、盐一升救荒，令女真各部感激不尽。此皆是笼络措施。
但朝鲜与女真关系时好时坏，关系好时则和平相处，相互贸易；关系不好时，则对女真加以征伐。朝鲜多次出兵扫荡女真驻地。永乐八年（1410）三月，朝鲜边将赵涓屠杀女真众多，又捕捉女真首领甫乙吾，杀他无借口，又不敢放回，因为朝鲜顾忌若将其放还，担心他回归故里，见到积尸遍野，屋庐烧尽，妻子朋友皆已死亡的情况，会“怨极于天，必告诸天子，誓死复仇矣”。世祖年间，申叔舟多次领兵征讨女真，焚其庐舍，毁其庄稼，断其贸易。女真在不能与朝鲜贸易时，往往在朝鲜边境抢窃财物，以维持生计，朝鲜则派兵镇压，故而战事不断。弘治九年（1496），朝鲜使者童清礼出使建州卫，建州卫首领完者秃还在向他述说朝鲜征讨其祖李满住之事：朝鲜无故征讨李满住，使其身被九创，其妻子皆死于锋刃之下，李满住“由是含怒，痛入于骨”，实施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
因此，在朝鲜与女真长期的交往中，朝鲜处于主动的地位，女真处于分散、被动的境地。这种长期的不平等地位，造就了朝鲜鄙视女真的文化心态，深深烙上了女真是夷狄的观念。当女真强大起来，建立政权以后，尤其是实力膨胀到足以与明朝抗衡时，为使朝鲜臣服，即便是让朝鲜接纳女真，赋予平等的地位，都必施以战争，否则不得成功。而将其臣服为藩国，必须诉诸战争。故而清先后两次出兵朝鲜，将朝鲜置于藩属国地位。原来对女真具有某种宗主地位的朝鲜王朝，却被迫成为其后人的藩国，以前的上下、尊卑关系完全易位，对于秉持儒家礼义，尤其是持程朱理学华夷观的朝鲜来说，这是个十分痛苦的过程。为了寻求心灵与思想上的平衡，朝鲜遂将尊周观念大加发扬。对于清朝出兵朝鲜这一过程已为治史者所熟知，笔者对具体的出兵过程不再讨论，只是讨论在此过程中朝鲜是如何把持春秋义理与清人抗争的，以检视朝鲜文化心态的变动。
光海君通“虏”与仁祖反正
光海君可以说是朝鲜唯一一位对明朝不但没有诚心事大之意、可能还有刻骨仇恨的国王。前面已经提及，明朝因为他是次子，十几年间曾经五六度拒绝册封他为世子，令他一直处于寝食不安的状态，光海君时刻担心世子之位随时被他的哥哥临海君抢去。所以，在他成为朝鲜国王后，虽然礼节上对明朝维持事大的传统，但事实上，面对日益严重的女真人的威胁，他采取“事大则日新恪谨，待夷则务尽其权”的策略，以图保安社稷。
光海君墓
萨尔浒战前，为了筹划与努尔哈赤决战，明朝以杨镐为经略。杨镐在朝鲜人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视之为壬辰战争（1592-1598）拯救朝鲜于水火的功臣。但面对杨镐派来督促朝鲜出兵支援的使节，朝鲜在光海君游离政策下，一再推诿，“不曰建贼见蹙，隳突可虞，则曰我国力分势孤为虑”，杨镐斥其“岂遽忘昔年……援东国之急乎？……不免大失中外之望”。其实，朝鲜对于明朝征讨后金的重要性看得相当清楚，以为“国之存亡，民之死生，都在于征胡之一役”。但光海君敷衍推诿，以致“经略（杨镐）于我国深恶而痛绝之”。与此同时，朝鲜则极力开展与后金的往来，暗中遣使联络。
由于光海君刻意周旋于明朝和建州之间，所以当得知刘綎派刘海前来督察之时，朝鲜君臣上下一片恐慌，因为刘海本来是朝鲜人，后为刘綎部将，“凡我国大小事必无所不知，尤极可虑”。朝鲜商议派译官将其止于途中，这在明与朝鲜的交往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在此情形下，国王光海君方令都元帅姜弘立、副都元帅金景瑞率领三营兵马一万三千人，往援辽东。但姜弘立秉承光海君旨意，在战场上坐观其变，发现明军失利，即与金兵约和，除金应河等少数朝鲜士兵开战外，朝鲜大部分军队在姜弘立率领下降于后金。其实，他们在未开战前，就已暗通，《光海君日记》称：
当初弘立之渡江也，王以重违天朝督发，黾勉出师。而我国初非仇敌，实无战攻之意，密谕弘立，遣人潜通于虏。故深河之役，虏中先呼通事，弘立应时投附。至是在拘囚中，书状启裁作纸绳以送，备及结好缓祸之意。
获知姜弘立降清以后，承政院、备边司屡启拘捕姜弘立家属，但光海君以为“弘立等只陈奴情而已，有何卖国之事乎”而不予批准。以致修《光海君日记》的史臣们大发议论，“弘立等专军投贼，卖国逃生，则其忘君负国之罪，固所难逭。所当即施邦刑，传首中朝，而备局之系械上送，亦未免饶贷之责，而自上反以‘有何负国’为教，惜哉”。此论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由此可见，明朝迟迟不册封光海君为世子，影响是何等之大。这也反映出姜弘立降清实乃光海君幕后所定之策。同时光海君始终暗中与后金往来，但当时后金对其暗中往来方式很不满，以为“交则交，不交则已，何必暗里行走”。光海君试图寻找一条既应付明朝，又不得罪后金的策略，相当艰难。
光海君的两面政策，虽然使朝鲜免遭一时兵灾，但与朝鲜的事大主义传统相违背。朝鲜人把后金看作夷虏，光海君却弃“中华”（明朝）而交“夷虏”（后金），背逆了朝鲜信奉的正统观。天启三年（1623）二月，朝鲜发生宫廷政变，光海君被废。从废除他王位的大妃教中，可以看出，正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儒家正统观念，使得他无法被宗室与大臣们接受：
我国服事天朝二百余载，义即君臣，恩犹父子。壬辰再造之惠，万世不可忘也。先王临御四十年，至诚事大，平生未尝背西而坐。光海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己未征虏之役，密教帅臣观变向背，卒致全师投虏，流丑四海。王人之来本国，羁絷拘囚，不啻牢狴，皇敕屡降，无意济师。使我三韩礼义之邦，不免夷狄禽兽之归，痛心疾首，胡可胜言！夫灭天理、人伦，上以得罪于宗社，下以结怨于万姓，罪恶至此，其何以君国子民，居祖宗之天位，奉宗社之神灵乎？兹以废之，量宜居住。
此教完全以华夷正统作为理由，认为光海君“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使“三韩礼义之邦，不免夷狄禽兽之归”，其“灭天理， 人伦，上以得罪于宗社，下以结怨于万姓”，罪恶至此，理当废之。光海君先被流放江华岛，再放于济州岛，67岁卒于流放地。他的悲剧说明儒家正统观念对朝鲜影响何等深远，不但思想上将其奉为圭臬，现实中亦不得违背。否则，国王宝座将有不保之危险。这样的危机令以后的国君时刻警醒，以免重蹈覆辙，故始终将尊攘的大旗高高举起，以确保政权的稳定。
仁祖（始称仁宗，后改仁祖）即位，改弦易张，一切以明朝为本位，绝不与后金往来，终于迫使后金发动丁卯之役，将不平等、不往来的关系改变成平等的兄弟之国关系。
清两征朝鲜与朝鲜之对抗
天聪元年（1627）正月初八日，皇太极命阿敏率军攻打驻守朝鲜的毛文龙，顺便攻打朝鲜。后金军队长驱直入，朝鲜则望风披靡。后金十四日攻入义州，廿一日克安州，廿六日入平壤，遂开始与朝鲜谈判。朝鲜虽然军事上远不是后金的对手，但在谈判过程中却充分显示了作为“礼义”之邦的特色，坚持事大理念，与阿敏的代表展开了激烈的谈判，顽强对抗。此固然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基于春秋义理。自元月二十七日，阿敏试着遣人致书于朝鲜国王仁宗开始，直到三月三日后金八大臣与朝鲜盟誓，历时月余，谈判过程较之战争经过长了许多。
后金最初坚决要求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而与后金约为兄弟之邦。但朝鲜极力维持与明朝的宗藩关系，因这是“大义所系，断不可许”。朝鲜举国上下认为：“此则君臣天地，大义截然，有以国毙，不敢从也。”在文书往来中，朝鲜屡书“天启”年号，令阿敏大怒，以为后金并非明朝属国，不当用“天启”年号，而“天启”“天聪”不过一字之差，可用“天聪”。朝鲜则认为此非小节，而是“毁灭纲常”的大义。“君臣之分，天经地义，截然不可犯，宁以国毙，岂忍为此？请还收改书之命。”后来双方妥协，依揭帖式，不书年号。年号问题解决了，却又因议和盟誓问题而争执，朝鲜国王以母丧“方在忧服之中”，“三年之内，绝不杀生”为由，拒绝与后金阿敏盟誓。阿敏以为“无盟誓，何以信其诚，令贵国王悭滞不誓，是言和而意不欲和也”！几经交涉，双方妥协，以朝鲜国王在殿上焚香告天，令大臣于外廷刑牲以誓，方达成盟誓协议。朝鲜与后金谈判中始终坚持不背离明朝，其正朔之争和仪式之争皆关乎正统，正统观是朝鲜谈判秉承的原则，故而寸步不让。
阿敏最终以朝鲜对明朝始终不改其忠心，以为朝鲜是有节义之国，故而不再坚持永绝明朝一款。而此又招致清朝第二次进兵朝鲜。1636年皇太极称帝时，朝鲜既不朝贺，又不接待前来劝说的清朝使臣，终于使得皇太极亲领大军第二次征伐。面对清大军压境，朝鲜束手无策，赖以自卫的就是其坚信的儒家义理观。答清使书曰：
凡贵国之责于我者大略有三：一则汉人之事也，二则边民之事也，三则谗间之说也。我国臣事中朝，敬待汉人，乃礼之当然也。凡汉人所为，我岂可以号令禁断也？当约和之初，我国以不背中朝为第一义，而贵国乃谓“朝鲜不背南朝，自是善意”，遂定交邻之契，此上天之所监临也。今者每以向南朝接汉人责我，此岂约和之本意也？以臣向君，乃穷天地、亘古今之大义也。以此为罪，则我国岂不乐闻而顺受乎！
此时仁祖被围困于南汉山城，外无救兵，内乏粮草。而朝鲜依然高举传统义理观的大旗，逐一驳斥清朝的指责。始终坚持“不背中朝”的原则，把臣事明朝，敬待汉人，看成是理所当然之事。因为汉人、明朝是“华”，中华之象征，故不得不尊。而与清朝只是交邻关系，清人并不具“华”的资格。朝鲜以为与明朝乃君臣事大关系，并搬出丁卯之役时后金肯定朝鲜“以不背中朝为第一义”为理由与清朝争辩，但是皇太极征讨朝鲜正是冲着这一点来的，要将朝鲜由“不背中朝”变成“不背清朝”。
丁卯之役后，朝鲜虽与后金建立了兄弟之国的关系，但对后金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对于后金的使者亦不加礼遇，以致后金使者抱怨：南朝使者来，则供馈赠遗甚厚，“而今接吾辈，还同隶人”。在贸易、逃人等问题上朝鲜也采取消极敷衍塞责的态度。为了消除这种不公平，剪除明朝的羽翼，清朝就要将朝鲜臣服。
仁祖困守南汉山城时，崔鸣吉请与清议和，清亦派人议和谈判。但在朝鲜内部斥和派势力极大，洪翼汉曰：“建州欲窃大号即自帝，何询殿下耶？彼其意欲藉殿下之言，将以称于天子曰：‘朝鲜尊我为天子。’殿下何以解天下之惑乎？宜斩使者之头，并其书奏之天子。”吴达济论崔鸣吉，“夫崔鸣吉，一憸臣也……愿殿下抵鸣吉罪，以厉人臣之节”。尹集论曰：“明天子，民之父母也。虏，父母之仇也。属国之义，固不可连和于虏也。今虏逼京师，辱先帝之陵，殿下兵弱力微，虽不能悉赋而从征，以报天子之仇，亦何忍复遣使者，与虏连和乎？”“不去鸣吉，国必亡矣。”这使得当时双方议和相当艰难，清朝为了打击朝鲜斥和势力，勒令朝鲜缚送斥和主首者，于是金尚宪、郑蕴、尹煌、尹集、吴达济、金益熙等11人请行，而洪翼汉时在平壤，故不得“首实”。仁祖大惊。最后只定尹集、吴达济及在平壤的洪翼汉三人，尹集等对清使英俄尔岱说：朝鲜事明天子且三百年，“臣民惟知有明天子耳……吾等……所争者义也，成败存亡不论也”。可见支配他们斥和的正是与明朝三百年来的君臣礼义，不惜一死。他们被押到沈阳，不屈而死。斥和三臣之死，在朝鲜随后二百多年中备受称颂，被视作是朝鲜尊周大义的象征。即如权尚吉《吊三学士文》称颂道：
呜呼，三先生之死，其亦幸矣。城下之事尚忍言哉！三纲沦矣，九法糜矣，冠屦倒植，夷夏变易。当此之时，不有吾三先生死，则堂堂数百年小中华之国，将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而后史之秉笔者，直以夷狄之陋待之矣。于是乎三先生死，天下之大纲常废而复举，国家之大义理晦而复明。庙社之神灵庶可以安，祖宗之臣民亦可以定。后世之修《春秋》者，必书之曰：某年、某月、某日，皇明遗臣洪某、吴某、尹某，为虏汗所杀，不亦大快矣乎！然则三先生之死，非直为三先生之幸，实为吾东方万万世之幸也！
但后来为形势所迫，仁祖只得采用崔鸣吉之办法，与清签订城下盟约。盟约首要一条即是“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意在割断朝鲜与明朝的一切关系。其后是一系列敦促朝鲜遵循此规范的规约，质子、奉清正朔，清帝万寿节及中宫千秋、皇太子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俱行贡献之礼，并遣大臣及内官奉表。从而奠定清代中朝关系的基调。当时朝鲜实际上无任何力量与清谈判，一切听命于皇太极安排。清朝深知朝鲜对明朝之情感及对清之心态，因此采取人质的策略，以朝鲜世子并另一王子及朝鲜诸大臣之子为质，加以牵制和督促。
南汉山城盟约使朝鲜成为清朝藩属，但朝鲜国王仁祖“以计穷力尽，屈意图存之状”，将降服经过报告皮岛都督陈洪范，希望转呈明朝，又支持平安兵使林庆业派僧申歇与洪承畴相通，从而开启潜通明朝之举。对于朝鲜臣服于清，明朝不久即获悉其情状，当时朝鲜使节金堉尚在出使明朝途中，但是明对金堉不但未加丝毫为难，反而一再安慰，沿途派兵护送，陆路早已不通，遂由海路返回，途经椵（皮）岛，都督陈洪范赠大米四十石，青布百匹，令其带回，以奉给国王，令朝鲜君臣更加感激不尽。对于朝鲜潜通明朝始末，刘家驹有详尽的讨论，笔者无意全面论述，只论其数点：
其一，潜通明朝，时间是从南汉盟约之后一直到松锦之战前的数年间（1637-1643），松锦战后，由于明辽东经略洪承畴降清，洪承畴将朝鲜潜通明朝之事和盘托出，清朝彻底追查，惩处一批朝鲜官员，最终使得潜通明朝结束。
其二，虽然只有几个人参与潜通明朝之事，最重要的有安州节度使林庆业、僧人独步、义州府尹黄一皓、壮士崔孝一、车礼亮等人，但实际上背后有左议政崔鸣吉等人及仁祖的支持。朝鲜潜通明朝与国王仁祖直接相关。南汉城下：
王每岁正朔西乡（向）哭，左右皆泣，乃求义士之可以使明者，未得也。及鸣吉因林庆业得独步，乃遂遣之。移咨于承畴，具道为清所围，不能城守状。独步间走承畴军。因致国书，承畴上之天子，是岁崇祯十二年也。天子下诏褒其义，因赐独步号曰丽忠。十四年，独步归自京师，王大喜。赐独步米五百五十石，白金千五百两，人参五十觔，复遣之。
僧人独步，成了明廷与朝鲜王室之间传递信息的使者，洪承畴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洪承畴降清后，朝鲜与明方真正断绝一切往来。
崔孝一原为朝鲜军人，多次与清朝作战。朝鲜臣服于清后，明室日渐衰微。崔孝一募得力士车礼亮谋求刺杀皇太极，以报明室。义州府尹黄一皓、安州节度使林庆业皆与其事。崔孝一浮海到东江向皮岛守将陈洪范出谋划策，未见采纳。又去宁远投奔吴三桂，吴三桂以为谋士。崔孝一到登州次年，清朝得知其事，将其家人皆处死。吴三桂降清后，崔孝一到北京，“独不朝贺，不剃发，待先帝殡，昼夜临，十日不食，死于先帝之旁，三桂为收而葬之”。真乃忠明义士。
安州节度使林庆业先后参与了策划独步、崔孝一潜通明朝之事，而作为朝鲜当时最为重要的将领，清多次要求其率军援助，他都阳奉阴违，拖延塞责。松锦战时，清令林庆业率舟师前往旅顺口，林庆业船行甚慢，故意把三条船漂到登州，把清将要攻打锦州情报泄露给明军。船行海上，遇明水军，明兵佯与之战，诫射者不装铅头空发火药，曰：洪都督军也。炮毋中，承畴亦诫其射者不铅而发，曰：林总兵军也。双方发空炮，以故两军无一死伤者。又使两人潜水到明军告知清阴谋，又日沉船，凡六十四船。如斯援清，实则坏事，引得清朝大加指责。
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朝鲜令林庆业率兵三百人到九连城，传令于义州、宣川、郭山等，令其中军督率五邑军进凤凰城，但其意不在助攻，而在于“解清人之啧责”。进兵途中，总是故意拖延时间或想方设法自我破坏。松锦之战后，潜通之事败露，清使前来抓捕林庆业。林庆业逃亡，削发为僧，伺机浮海到登州，效忠于都督黄龙麾下。不久明亡，林庆业被清兵俘获，被送回朝鲜。当时朝鲜亲清派势力金自点掌权，林庆业被刑审逼供，跟随林庆业的人皆被惩处，林庆业亦被掠杀。
纵观朝鲜潜通明朝，虽然好像是几个人所为，其实很有代表性。独步为僧人，崔孝一为退役士兵，林庆业是将领，而背后则有朝鲜国王的支持。崇德六年（1641）崔孝一致书于义州族属，言“本国（朝鲜）亦欲潜通中原（明朝），三公六卿皆有此意”，这些潜通明朝的人和事，是否确有其事，因为无法从中国找到相应的史料，故而难以断定。即便只是一种传说，实质上也反映出当时朝鲜人一种普遍心态，试图通过这种传说，寄托某种思明的情感。朝鲜尊周思明正是在潜通明朝无法实施的情况下开始的。潜通明朝的心态在明朝灭亡后转化为尊周思明心态，这种心态影响着朝鲜的思想与现实政治，成为朝鲜处理与清关系及国内政治的基本原则。
（本文摘自孙卫国著《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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