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邦到帝国：俄国专制君主制探源》，周厚琴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324页，129.00元
中国的俄国史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初，迄今为止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长久以来，国内的俄国史研究受俄苏史学流派影响较大，如俄国历史分期问题，国内较为广泛接受的是卡拉姆津（Н. М. Карамзин, 1766–1826）以王朝首都命名的划分方法：基辅时期（九至十二世纪）、莫斯科时期（十三至十七世纪）、彼得堡时期（十八至十九世纪）。自十九世纪以降，俄国职业历史学研究逐渐兴盛繁荣，历史学者如索洛维约夫（С. М. Соловьев, 1820–1879）、克柳切夫斯基（В. О. Ключевский, 1841–1911）等人对俄国的历史分期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如俄国历史学“国家学派”代表人物谢尔盖·索洛维约夫提出“国家”是俄国历史发展的动力所在，他从氏族到国家的发展进程来对俄国史进行分期。索洛维约夫的学生，十九世纪俄国史研究的集大成者克柳切夫斯基进一步发展其老师的观点，按照地理、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准给俄国史分期。克柳切夫斯基所提出的“俄国史是一个正在从事开拓的国家的历史”（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第一卷），23页）的观点深深影响了中国几代学者。在历史分期问题上，十九世纪俄国史学家一致淡化十三至十五世纪蒙古对罗斯的统治，直至二十世纪初，随着欧亚学派的兴起，美籍俄裔历史学家、欧亚学派代表人物韦尔纳茨基（Г. В. Вернадский, 1887–1973）才将蒙古统治时期的历史纳入到俄国历史分期之中，韦尔纳茨基认为俄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是森林民族和草原民族之间力量的此消彼长。到了苏联时期，尽管卡拉姆津被批判是资产阶级贵族史学家，但其史观和历史分期则被苏联历史学者普遍接受。从中国史王朝更迭的历史编纂传统来讲，卡拉姆津的历史分期的确更易被中国学者接受。
综上，不难发现，俄国本国史学界自卡拉姆津，经索洛维约夫、克柳切夫斯基、韦尔纳茨基等几代历史学人的思考与研究，对于历史问题的讨论，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愈发地多元化，十九世纪下半叶曾出现过的不同史学观点又重新纳入学界探讨范围，可谓百家争鸣。俄国史的研究也正式进入到多元时代。
作为外国研究者，同样面对上述历史分期，由于自身国家历史学编纂传统，对以上历史分期的理解是不尽一致的。在卡拉姆津史学分期的影响下，外国学者或许会进入一个误区，认为蒙古统治罗斯之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公国”。在国内，这样的刻板印象源于中国史学界对于中世纪时期的俄国史研究不够深入。其中原因较为复杂：其一，中世纪时期史料较少，年代久远不易保存；其二，古俄文与现代俄语差别较大，十五世纪以前史料以地方编年史为主，都是以古俄文写成，对于外国学者来说存在相当大的释读难度；以及近年来，随着考古挖掘，俄罗斯国内的古罗斯史又有了一定发展，而国内对俄国中世纪史研究的学术前沿关注度不够。因而使得国内俄国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没能够得到充分的阐释和发展。
历经百余年的中国俄国史研究，随着学科队伍的不断壮大、研究覆盖面越来越广，中国学者对俄国史的研究也迈入了新时期，即从吸收经验进入到了聚焦历史问题的研究与反思阶段。在此背景之下，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厚琴博士的新著《从城邦到帝国：俄国专制君主制探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从文明史的视角出发，结合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研究方法，以城邦和帝国为边界，勾勒出了俄国历史演进的路线及俄国专制君主制度发展的内在逻辑。该书史料翔实，从学术史的整理与分析之中，更可窥见作者本人扎实的史学基本功。《从城邦到帝国：俄国专制君主制探源》一书在扎实的学术史基础上，从专制君主制的探源入手，追根溯源，重新思考俄国中世纪历史，提出了新颖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专制君主制起源之争：公国抑或是城邦？
在中文语境下，提及“城邦”一词，恐怕多数人脑海中会联想到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而用城邦形容公元九世纪刚刚兴起的基辅罗斯，不免萌生出一种时空错位之感。殊不知，在俄文中，城邦竟有两个词，相应表示不同历史时期的城邦。Полис，即英文的Polis，指的是城市及其附属领地，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特指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城邦；俄文中还有город-государство/city-state也表示城邦，直译为城市国家，特指中世纪时期的城邦，以意大利的城邦为代表。从历史分期对城邦概念的界定来讲，九至十三世纪的罗斯，特别是十一至十三世纪处于分封割据时期的罗斯，其政治中心为当时的城市，如基辅、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斯摩棱斯克、切尔尼戈夫等可以划归为中世纪城邦。
谈到这里，对俄国史发展进程稍加了解，如“基辅公国”“莫斯科公国”这样的历史术语便会跳出来，与“城邦说”构成鲜明的对立。这也引申出了该书标题中的第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定性罗斯早期的政治制度，亦是本书立论之根本所在。一般意义上讲，如果按照伊凡四世的说法“君主专制始于圣弗拉基米尔”，以公国来形容罗斯时期的政治制度，那么无疑应当存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统治其领土。而仔细阅读俄国中世纪史内容，往往发现“统一”的政权比想象中的分散，王公的流动性非常大，权力往往不局限于王公之手。重新审视历史及史学编纂的潮流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苏联兴起，部分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存在争议的问题在1960年代又重新纳入史学讨论范围，比如公国与城邦，亦如本书作者所写：“基辅罗斯政治制是俄国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第一种观点把基辅罗斯看成一个公国，起初是统一的，后来分裂为许多小公国；第二种观点认为，基辅罗斯乃东斯拉夫部落或城市的联合”。（周厚琴：《从城邦到帝国：俄国专制君主制探源》，30页）
史学内部之争论亦体现在俄国史教材的编纂之中，笔者读书时，国内俄苏史学界接受了自卡拉姆津以来，由索洛维约夫、格列科夫（Б. Д. Греков, 1882–1953）等人发展起来的公国说，现下的一些教材之中仍旧可以看出，史学家较为普遍接受公国说。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萨哈罗夫（А. Н. Сахаров, 1930–2019）主编的《俄国史：从远古到现今》、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大学教授米洛夫（Л. В. Милов, 1929–2007）主编的《俄国史：从远古到十七世纪末》、美国学者梁赞诺夫斯基、斯坦伯格的《俄罗斯史》、中国学者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主编的《俄国通史简编》、张建华的《俄国史》等。这也是缘何以“城邦”界定罗斯的社会结构会引发争议的原因所在。
同时，随着苏联史学界在1960年代对早期“城邦说”的代表科斯托马罗夫（Н. И. Костомаров, 1817–1885）、克柳切夫斯基等人观点的发展，特别是“城邦说”代表人物列宁格勒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弗罗亚诺夫（И. Я. Фроянов, 1936–2020）及其学生德沃尔尼琴科（А. Ю. Дворниченко）的多本著作问世后，加之现代考古学成果的佐证，使得“城邦说”在当代俄罗斯史学界逐渐赢得更多的支持者。由德沃尔尼琴科主编的俄国史教科书《俄国史：从远古到二十世纪初》于1992年出版，该书在《基辅罗斯》一章中认为十一至十二世纪的城邦已经超越民族的联盟或多民族的联盟，而是以自罗斯历史发展以来形成的重要城市为基础，其政治组织形式是城市公社，维彻是城市自由居民的市民大会，也是城市公社的最高机构；维彻在罗斯的城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职权范围很广包括邀请王公来统领城邦，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王公是维彻“邀请”来的，并在此后成为了古罗斯城邦社会政治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王公成为城邦行政管理的纽带，政治上，王公极力与维彻保持紧密联系；军事上，王公仰仗亲兵，亲兵中一部分成为了更高等级的波雅尔贵族，虽然他们是王公的服役人员，但是这些波雅尔在维彻中身居要职，波雅尔在一定程度上可制衡王公的权力；教会的力量也不容小觑，接受基督教后的罗斯教会影响力覆盖从农村公社到城市公社，甚至教会最高职务等级的选举也是通过维彻进行（Дворниченко А. Ю.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СПб., 1992. С. 22–28）。 2019年圣彼得堡大学历史学院院长达武多夫（А. Х. Даудов）主编的《俄国史：自远古到现今》（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Под ред. А. Х. Даудова. СПб., 2019）再次采用了古罗斯城邦的概念。此外，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周雪舫《俄罗斯史》（台北：三民书局2017年版，增订四版）一书中也采纳了城邦这一概念。
综上所述，“城邦说”的核心是权力的相互制约，即强调古罗斯内部以城市公社为组织形式，存在王公、波雅尔与维彻三方面力量的相互制衡；而国内学界较为接受的则是公国内存在一个统一的、以王公为首的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系。
显然，“公国与城邦”决定了俄国专制君主制度起源的时间。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无论是公国、城邦抑或是国家，这都是源自十八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俄国本国史学者们对古罗斯的政治组成形式的界定。而现今俄国史研究的主要文献材料——不同版本的编年史中则以“罗斯国土”（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中的“国土”（Земля）一词代指古罗斯的政治组织形式。由于俄国史学研究发展较晚，因此受拜占庭影响而形成的编年史记载成为对罗斯历史研究的唯一文献资料来源，使得俄国史研究上存在争议问题较多，需要学者们小心仔细论证。在讲授俄国史过程中，不难发现，俄国历史进程始终伴随着几种权力的博弈，包括王公（后来的沙皇）、贵族（包括波雅尔及后来的德沃里亚宁）、教会，俄罗斯的统一国家（这里的“国家”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了）是在上述三种权力的对弈中产生的。毫无疑问，最终君主-沙皇取得了绝对优势，但是在君主取得这种优势之前经历了较长时段的准备期。那么，如果聚焦到九至十三世纪初的古罗斯，几种博弈的力量正如本书作者周厚琴所指出的“王公政权、波雅尔亲兵、城市维彻”这三支。“10世纪末，在弗拉基米尔统治下组成了统一的国家领土和统一的王朝，并接受基督教，罗斯国家正式形成。但由于王公家族王位继承的‘顺序制’的混乱，王公经常被调动统治区域，故而维彻在城市的作用不断彰显；实际上，位于中心的城市公社联合周边乡村，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城邦。对基辅这一宗主城邦而言，其他城邦或多或少地保持着自己本身的独立性。”（30页）通常我们习惯强调公国政治体制的统一性，但城邦视阈下，不难发现罗斯各城邦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归纳“西南罗斯是波雅尔势力较强的贵族政治，西北罗斯是城市维彻占主导的民主政治，而东北罗斯是王公政权占优势的君主政治”（30页）。这里的西南城邦的代表是基辅和加利奇-沃伦；西北城邦则是诺夫哥罗德，至今相当一部分史书仍强调诺夫哥罗德的维彻制度在十一至十五世纪兴盛，诺夫哥罗德的文化中既有基辅的传统，又因商贸往来而加入了西方文化的元素；东北城邦则是以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为中心，包括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尔、穆罗姆和梁赞，以及后来逐渐崛起的莫斯科。
专制君主制的形成与发展：从莫斯科公国的“家国同构”到俄罗斯帝国的建立
史书上最早关于莫斯科城的记载是1147年，由罗斯王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Владимир Мономах）的之子——有着“长臂尤里”之称的尤里·多尔戈鲁基（Юрий Долгорукий）邀请自己的盟友到莫斯科（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第二卷），第2页）。1156 年，莫斯科周边建起了围墙栅栏，算是确定了城市雏形。彼时的莫斯科坐落于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城邦内，地处城邦南端，是一个“新兴小城”。其地位的提升始于十三世纪末，亚历山大·涅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的小儿子达尼尔（Данил）开始常驻莫斯科，克柳切夫斯基认为“达尼尔成了莫斯科公国家族的鼻祖”（克柳切夫斯基，第3页）。十四世纪，达尼尔之子，有“钱袋”之称的伊凡一世执政时期（1325–1341），莫斯科公国的疆土得以迅速扩张。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罗斯诸城邦皆处于金帐汗国统治之下，金帐汗国摒弃了最早的巴思哈制度，开始利用罗斯王公充当中间人收取汗国贡赋，伊凡一世就是中间人之一。凭借有利身份，伊凡一世通过“收买、武力侵占、在汗国的帮助下以外交手段攫取、同别的分封王签订公务条约以及从莫斯科公国原有领地移民到伏尔加河彼岸等方式”（克柳切夫斯基，13页），扩大了莫斯科公国的疆土。可以说，莫斯科公国的崛起得益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本书作者周厚琴亦认为“莫斯科王公家族的个性最适应当时时代发展需要，是时代造就了莫斯科王公家族的胜利”（133页）。如果要说金帐汗国的统治对罗斯有何影响，那么也同样要追溯到伊凡一世的莫斯科公国，“‘世袭领地’使俄国君主们自然地将‘国家’当作自己扩大了‘世袭领地’，这与东方君主们‘家天下’的思想观念如出一辙”（137页）。
由此，俄国学者在分析莫斯科君主专制制度之时，提出了其中东方独裁君主制的特点源于蒙古统治。后来，随着都主教从基辅迁居莫斯科，拜占庭帝国的陷落，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公主索菲亚，莫斯科公国顺理成章继承拜占庭帝国遗产，成为东正教的中心；随后莫斯科第三罗马理念的提出，使得莫斯科从一个“新兴小城”转变为“专制君主制度权力的中心”。自此，“罗斯在莫斯科旗帜下走向统一，形成中央集权化的莫斯科国家，俄国专制君主制其最初强调的是俄国君主权力的对外独立的自主性”（138页）。总的来说，自伊凡三世开始形成的俄国专制君主制有着鲜明自身文化的特点，即“中央集权化、政权神圣化、土地国有化、家国同构化”（139页），以上述特点为基石，俄国专制君主制度在伊凡四世、彼得一世两位沙皇的治下得以进一步发展。
俄罗斯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不仅吸收了东方的家国同构思想，同时也接纳了拜占庭帝国的君权神授的神权政治特点。由于早期教会在罗斯内部的影响力式微，因此在城邦时期，教会并未能对政治施加有力影响。自十五世纪中叶拜占庭帝国陷落后，莫斯科公国被君士坦丁堡教会选中，对外，以“第三罗马”的身份赢得国际地位，成为神权政治的新代言人；对内，则通过统一的教会来凝聚民众，取得了政权合法性。教会亦通过世袭继承、赠与、兼并等方式获得大量领土，拥有相对独立的财产权和审判权，以此制衡沙皇。因此，专制君主制度建立之后，俄国内部权力的配置逐渐转化为“王权—波雅尔—教会”三者之间的博弈。
自伊凡四世开始，出现了权力向上垂直集中于沙皇之手的明显趋势。虽然在权力集中的过程中，波雅尔贵族和教会赋予顽强抵抗，但最终二者还是走向妥协，把权力让渡给沙皇。亦如周厚琴在第三章小结处所写，“莫斯科国家通过不断地中央集权化和官僚化的过程，在横向权力分配上，初步形成了以沙皇权力为核心、以波雅尔杜马和缙绅会议为辅助、以军事组织作为保障的拥有较为完整衙门体系的一系列中央政权机构。纵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则形成了中央集权化的军政长官制”（196页）。缙绅会议作为等级代议机构，曾为莫斯科国家走向等级代表君主制做了形式上的准备，但由于“社会政治意识极端不发达”，“政治精英的软弱”，因此缙绅会议只有形式而无实质。故此，可以说，虽然存在等级代议机构，但莫斯科国家自伊凡三世开始的君主专制内核并未发生改变，伊凡四世执政后期所推行的“特辖制”则加剧了俄国专制君主制的独裁色彩。
经历了大动乱进入到罗曼诺夫王朝统治时期的俄国，专制君主制得以进一步强化，将这一制度推向顶峰的人物非彼得大帝莫属。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时期，欧洲正处于绝对君主制时代，关于俄国是否属于西欧绝对君主制国家的讨论在俄国史学界由来已久。此时的俄国虽已具备一定的绝对君主制特征，如完成国家官僚化进程，行政、立法、司法权力归沙皇一人所有，教会依附于国家等。但如若从民族政治传统特性出发，如君权神授，君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基础来看，此时的俄国专制君主制度不能够完全等价于绝对君主制，俄国的专制君主制是在其民族政治传统之上、社会现实条件之下产生，发展的过程中融合了西欧绝对君主制和东方独裁君主制的特点，是一个合成产物。那么从专制君主制的起源来讲，它“即既有西欧绝对君主制的表面形式，又有（东方——作者注）独裁君主制的内在本质”（249页）。
需要注意的是，在俄国专制君主制度发展的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节点，即十三至十五世纪蒙古统治罗斯与十七世纪初大动乱。蒙古统治对罗斯的政治制度起到了“延迟影响”，专制的雏形是在十五世纪伊凡三世时代的多维原因（蒙古因素、宗教因素、东北地理及经济、莫斯科家族）和历史际遇下产生的，这可以看作是基辅罗斯到莫斯科罗斯政治制度之变；而十七世纪大动乱对俄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核心在于“不变”，即重建和强化，亦更体现出专制君主制的强大传统和路径依赖性。可以说，这两个节点对俄国专制君主制起源、发展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亦是我们研究分析俄国历史所不可绕过的历史时期，应当给予足够重视。
综上，周厚琴博士以俄国专制君主制为核心，对其起源与雏形、恢复与重建、强化与成型进行了细致的历史学研究分析。应当说这样跨越近九个世纪的制度发展，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其中涉及的基本概念如“专制君主制、绝对君主制、独裁君主制”等内容的辨析和中文翻译，以及每章节最前面的学术史回顾与分析等，足见作者的功力。在全书论述过程中，不难看出作者周厚琴基于突出研究主线的考量，而在对俄国专制君主制形成非常重要的经济因素——农奴制论述不足，政治机构如波雅尔杜马、缙绅会议、衙门等权力机制细节尚需深入。但也应当看到，面对庞杂的史料和先行研究，本书作者以独到的视角，利用新制度主义的理论串起俄国历史的发展，真正做到了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亦如曹维安教授在序中所言，本书中的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分析“可为深入理解俄国历史道路和现实选择作重要参考”。无疑，本书将国内俄国史学界的关注点再次向前推进到城邦时代，进一步丰富和加深国内学界和读者对俄国历史文化的认知。
参考书目：
Дворниченко А.Ю., Кащенко С.Г., Кривошеев Ю.В., Флоринский М.Ф.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СПб., 1992.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第一卷），张草纫、浦允南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15年版。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第二卷），贾宗谊、张开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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