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习以为常的“唐诗”是完全不同于“唐代的诗歌”的事物

【编者按】

我们今天读到的“唐诗”，往往并非唐代诗人写下的原初面貌。它们的原貌是什么，又是怎样演变而来的？从敦煌写本《秦妇吟》开始，汉学家倪健在《有诗自唐来：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与今日印刷文化乃至数字文化迥然不同的文本世界。我们习以为常的“唐诗”其实是完全不同于“唐代的诗歌”的事物。作者以唐代诗歌写本为例，讲述它们背后不同的、可能的故事。通过使用一系列公认为标准的文献资料，从序言到个人诗歌、文集，再到逸事故事集，作者重构了诗歌生产与流传的物质背景，而正是这些背景铸刻了唐代广阔诗歌世界中那些有形的痕迹。在这里，每一首诗都因其抄写者和吟诵者的差异而变得“独一无二”，而唐诗正是从这样纷繁复杂的抄写文化中一步步向我们走来。本书于2012年荣获列文森图书奖。本文摘编自该书总论。

唐代诗歌的研究者们是被眷顾的。正是由于纸张在中国的发明和在唐代的广泛使用，热忱的宋代藏书家们对唐诗的极大喜爱，以及早期蓬勃的出版文化，我们得以享受这批公认的资料，它的数量和种类绝对让研究同时期其他文化的学者们羡慕。但唐代诗歌文化本身并不基于学者精心编纂、由政府和商业机构发行传播的印刷版本，而是基于手写抄本和口头表演及传播。今天，除了很少的重要例外，这些写本多已失传，而千年前吟唱诗歌的声音也已经消散。我们几乎无法按照诗歌在生产与早期传播时存在和被体验的方式来研究它。这不是一件小事。从本质上讲，在经历漫长曲折的途径抵达今日以前，我们现在读到的每一首唐诗都曾在唐代独特的文化和物质背景下写成并传播。如果我们不理解唐代人如何撰写、体验和传播诗歌，那么我们便错过了一些非常根本的、有关原语境（original contexts）下文学样态的知识。

无论在亚洲还是西方，唐诗研究很少涉及人们在唐代如何生产和传播诗歌的问题（与之相对的是追溯后来时代不同的印刷版本）。除了一些简短的研究关注个别诗人作品的流传，据我所知，范之麟前后发表在《唐代文学》上的两篇有关唐代诗歌传播的论文，依旧是所有语言中对此话题最为充分的讨论。

唐代诗歌具体的物质形态也基本上被忽视了。虽然欧洲中世纪文学的研究者在处理前印刷时代生产的手写本时，曾十分关注这个重要议题，但唐诗研究很少承认这些工作，也很少承认它们可能与研究诗歌文学在唐代独特写本文化中的生产和流传相关。实际上，除非他们从事与敦煌文书有关的工作，许多唐诗研究者从未真正检查过在类似原本形态下存在的唐诗。这种情况可以理解：很多被认为是中世纪作品的欧洲文学，其完成时间远远晚于唐代；它们也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羊皮纸或牛皮纸这类更加耐久的（虽然更贵也更难制造）媒介上，因而至今仍有大量留存。与同期的欧洲相比，在唐代使用相对便宜且更易获得的纸张，的确保障了读写能力的普及，同时文本生产在上层社会也得到更显著的普及，但是唐代作者生产的文本却无法像羊皮纸那样经受自然和时间的考验。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存活了足够长的时间，以至于它们可以进入后期的印刷文化，从而被传播到现代，但是，大部分作为印刷版底本的原始唐代写本已经消散。鉴于只有极少量的实体手抄本可供研究，学者们不把写本的物质特性作为优先研究对象，这点并不令人惊讶。

虽然有时间上的距离，我们依旧有很多关于唐诗的知识。唐朝灭亡后不久，唐诗便代表了中国诗歌成就的顶峰，这样的地位至今未变。唐代以后用诗的形式写成的作品，从数量上说，哪怕仅仅是宋代一朝，就已经远远超过唐代。但是后来每一时代的诗人都会遥望唐代，为他们自己的作品找寻灵感，当然，相比之下，他们的作品常常黯然失色。在唐朝灭亡和唐代最后一位诗人去世一千年后，从东亚的学童到欧美的学者——人们继续学习、背诵、识记和模仿这些唐代作品。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经典地位使它在历朝历代都保有一定的文学和文化价值。

与此同时，这种熟悉也能成为一种障碍。它阻止我们更彻底地理解唐代诗歌得以产生的原初文学、文化和物质背景。王维（701-761）有一首诗描写山中“独”处，此诗的“永恒性”（timelessness） 模糊了王维创作此诗时的文学文化及其与后续哪怕几个世纪的文学文化之间的区别，从而无法解释一首诗在今日得以存在的新语境。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忽视那个巨大的分界，它让我们远离文学在唐代生产和传播时的本来样貌。我们习以为常的“唐诗”其实是完全不同于“唐代的诗歌”的事物。

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重新关注唐代诗歌的原始语境，并在有关“物质性” （materiality）和“作者控制”（authorial control）的问题上提出一些新观点。在发展写本资料和口语资料的研究方法上，尤其是方法论和理论层面都站得住的方法，唐代文学的研究者仍然落后于欧洲文学的同行。我们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向已有的中世纪欧洲写本研究学习：这些研究的成功和失败之处都为唐诗研究者提供了绝好的帮助，有利于我们发展自己的方法。因此，在这里值得简要讨论学者们在20世纪处理前（西方）印刷时代欧洲文本的主要动向。这个讨论绝不是完备的， 主要关注那些最适用于唐诗生产和流传的方面。在本研究中，我更大的兴趣不是文本批评本身，而是文本批评在检视（有时是缓和）不同生产传播模式的影响时如何调整自身，重要的是理解它不同的方式和方法。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唐代文集的编纂者，在编辑他们整理的文本时——无论是编辑个人诗歌，还是大规模删减他们认为不符合他们心中诗人形象的作品——同样不会感到不安。陆淳（约805年去世）曾编辑过诗人王绩（586-644）的文集，他“祛彼有为之词，全其悬解之志”，从而使这位诗人更好地符合陆淳心中像陶潜（365-427）或阮籍（210-263）那样的理想典范。田晓菲曾讨论过这样一个唐代名妓的案例，这位女子因能修正杜甫（712-770） 诗并使其更为晓畅，而受总到恩客的赏识。田晓菲写道：“在一定程度上，人们通过复制、编辑、更改和修订来参与写本的制作，我们不再讨论读者对一个稳定文本的接受，而是更关注读者活跃地参与文本创造的过程，从本质上这个过程也是变化不定的。”唐代中国的文学文化和中世纪的欧洲有巨大不同，但生产写本的技术和手抄文本的现实带来了一系列重要的相似点。正因如此，通过理解抑或时而应用欧洲中世纪作家、抄写者和读者的实践以及当前以他们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方法，研究中国中古诗歌的学生可以获得极大的益处。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阐明诗歌在唐代的物质生命，从它们最开始的口头或书面表现到所经历的漫长曲折的传播路径。因此，本研究的大部分工作是描述性的。我会尽最大可能阐明唐代作家如何撰写诗歌，而这些诗歌又如何以书面和口头的形式传播给其他人。自始至终，本研究的关注点牢牢地锁定与“物质性”和“过程”有关的问题。当我们不再把诗歌看成超越任何个别物理实例的文学作品，而把它们当作具备特别物理特性的物体——无论体现为纸上的墨迹还是空气中的声音震动——我们就能学到一些关于诗歌的不一样的知识。这种信息本身就有价值。阅读一首题写在寺庙墙壁上的诗与在酒馆听人吟唱是完全不同的体验，而两者又都不同于阅读一个现代排印的关键版本。为了完全理解一个给定时代和文化下的文学，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如何创造、传播和接受它。这些发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告诉我们，诗歌在唐人生活的各种场景中扮演的角色，例如，与好朋友私密的互换作品，为了获得晋升而奉承上级的尝试，抑或是在娱乐区为一些妓院做的广告。

尽管如此，以这样的细节描述为基础，本研究也得出了一些更广泛的结论。跟中世纪欧洲文学一样，通过很多人的手、嘴、耳和记忆，唐代的诗歌经历了一个持续的变动过程。诗歌文本——如果我们可以更广泛地用这个术语， 使其不仅包括书写版本的诗，还包括声音化的，甚至是储存在人们记忆中的诗，那么它们在唐代都不是稳定的；在时间和空间的流动中，它们在不断变化。生产一个作品无数的不同版本，这种不稳定性的事实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和欧洲同行一样，中国的批评家们也很早就意识到手写文本和口头文本会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变化（虽然在他们的批评实践中，他们经常选择忽视这个事实，或低估它的重要性）。更有趣的问题是，文本如何改变？那时的人们对那样的过程抱有何种态度？一个在传播过程中接受对作品有意识修订的文学文化——我认为唐代就是如此——显著地不同于那种意识到改变的不可避免，但在每一轮都要与之对抗的文学文化。

虽然在唐代，文本的不稳定性可能是诗歌的常态，但这也不是故事的全部，正如特定的文化实践会削弱文本的稳定性，其他的实践则会鼓励稳定性。不同类型的稳定性可以从那些看上去彼此矛盾的实践中产生。例如，我们可以说不稳定性的最强形式是灭绝。广泛的流传经常能保证一首诗的生存。同时，在写本文化和口头文化中，流传总是涉及某种方向上的文本移动。这首诗还会继续，但它不再是同一首诗。

文本的不稳定性也会显著影响我们如何研究诗歌的作者归属和诗人对作品的控制。在这里，我并不是指对一部给定作品的不同阐释的控制，而是对其实际内容和生存状况的控制。和中世纪欧洲的作品一样，唐代的诗歌文本大多在无数不同人的手中产生。一部作品一旦离开了创造者的手或嘴，它便开始脱离他的控制，这种脱离控制的方式比我们在现代印刷文化中习惯的样态还要不规则。传播的不同模式带来不同类型和程度的改变。我们再次看到许多矛盾。在一个由个人手抄复制并通过记忆和背诵快速传播文本的文化中，任何传播都伴随着改变。对自身作品进行绝对控制的作者会承担其作品不为人知的风险。并不令人意外，唐代诗人通常更关心流传的问题，而不是保护他们的作品免受更改。

唐代诗歌生产和流传的物质现实是凌乱的。这种凌乱影响了唐诗的批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本研究关注的是批评的背景。如果一部给定的诗歌作品是批评的对象，在这里，我的目标是阐明这个对象在它存在的早期阶段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在那个时期经历了改变。在把诗歌当作批评对象之前，有些议题需要被解决。唐以后的传统批评和唐诗的现代研究趋向于做相反的事：这个过程避开了研究对象那麻烦又杂乱的物质历史。在接近这些诗歌时，读者和批评者把他们阅读的版本当作诗人回应特定已知情况时表达的原话。显然读者很早就知道，不同的诗歌文本中有变体成分，因为在任何一个注释本中它们都会被批注出来，但人们总是相信，原初的，亦即“正确的”版本，能被一个技巧高超的读者确认。

这种方法的证据最早见于北宋。在欧阳修（1000-1072）的《诗话》中，有这样一则逸事。陈从易获得了一个残缺的古本杜甫诗，其中，“身轻一鸟”这句诗的最后一个字缺漏了。陈氏的朋友们试图填补缺字却一无所获，直到他们找到一个版本，上面写着“过”字。他们确定这必然是杜甫原初的选择。这则逸事不仅体现了一种意识，即很多不同版本的杜甫诗同时存在，还体现了一种信念，也就是说，当杜甫真正使用的词语出现时，它能立即被人识出。这种方法的关键是诗人和诗歌之间的关联；它是一种基于传记知识（biographical knowledge）的批评方法。这种关联源自《诗·大序》。在此，诗歌被描述成在特定情况下一个独特个体的表达。范佐伦指出：“诗歌阅读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逐渐认识诗人的过程。”诗歌通过很多双手得以流传，每一个传播的个案都可能让它偏离原初状态，在这样的世界中，这种阐释模式是非常可疑的。本研究的一个更大目的是证明这个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即一首诗的整体性能毫无疑问地与一个单独的作者之手绑定，也能直接地关联到那位作者的具体经验。

《有诗自唐来：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美]倪健著，冯乃希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