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时代中国历史学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65周年暨《史林》创刊 35周年学术研讨会于2021年11月19日在上海社科院举行。与会的上海学者在线下参会，来自北京、广东、江苏、辽宁、吉林、四川、河南、陕西等省市的学者在线上参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德忠、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郭长刚作会议开幕致辞。王德忠首先对研讨会召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65周年表示祝贺，对全国各地来到上海社科院的老师表示诚挚欢迎，对全国各地长久以来关心历史研究所发展的诸位同志表示感谢。历史研究所成立65年以来，在中国近代史、古代史、现代史、党史、历史地理等专业领域取得一系列的突出成就，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学术人才。而今历史研究所召开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恰恰是贴合时代发展的需要。王德忠表示，历史学虽然是以过去为研究对象，但是研究的取向与立场等却是取决于历史研究者对于现实的关怀和对未来的思考。历史学者应当有贯通古今中外的大视野，即使研究小问题，也应胸怀大历史。郭长刚表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可形成不同的历史叙事，而不同的历史叙事不可避免地存在固有的缺点。因此，为保证历史叙事尽可能地客观全面，就要尽可能地扩大研究视野，这也是为什么在此次研讨会上同时邀请了许多研究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学者。只有探讨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的融通发展，才能摒除固有的缺点，跳出各种“中心论”，系统地认识中国史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

与会学者合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史学理论研究》原主编于沛，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历史所原所长黄仁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章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唐力行，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剑鸣，郑州大学副校长张倩红，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教授辛逸，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霍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武等学者分别做了大会主题报告。

大会报告第一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郭长刚主持。

于沛指出新时代呼唤“新史学”，新史学的核心是“大历史观”。于沛认为，当代中国的大历史观，是唯物史观与时俱进的新的增长点。它与大卫·克里斯蒂安、黄仁宇等人的“大历史”截然不同。而历史阐释的现代取向，应当是流动变化的、理性的、创造性的、辩证的。 

黄仁伟以一带一路研究作为切入点来解释“作为世界史的中国史”, 从大一统制度、官僚制度、以怀柔和羁縻为特征的民族融合制度、诸子百家的世界化等方面来解读“作为当代史的古代史”。

章清以科林伍德、卡尔·贝克尔、马克·布洛赫的论述指出“想象”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因为新物质与新技术构成历史想象的基础，所以应当重视中国近代以来新物质与新技术的影响。近代以前由于过去的遗存物有限，对于历史的想象十分有限。但晚清以来随着西方传入的机器印刷术的普及，导致文本呈几何增长，赋予了历史想象极大的空间。晚清的物质与技术的极大进步，导源于欧美肇端的近代世界历史进程，以此需要立足全球的视野展开研究。同时，时间是历史学者关注的主题，以物质与技术演进为历史的技术时间与人的个体时间存在微妙的互动，进而产生了近代历史的多个面向。章清教授结合自身研究经历，认为技术在近代历史中存在长期的缺位，但其重要性迫使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梳理。

唐力行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研究苏州评弹，追溯现代中国历史研究中史料与史观地位的变迁，指出社会史研究是在当代史料与史观得到同样重视的局面中脱颖而出的。唐教授接着回顾了他在社会文化史领域的探索，如何从最开始通过英国学术交流项目接触社会文化史、又机缘巧合涉足苏州评弹研究、并在转入上海师范大学后创建研究苏州评弹的团队，对自己以及团队在苏州评弹研究所做出的成果进行了一一介绍，其中特别感谢《史林》在这一过程中的支持和肯定。

韩东育以“行走的历史”的方法，结合各方史料、田野调查以及口述资料考察近代中国与日本关系交恶的端点牡丹社事件。他勾勒了历史记载中的牡丹社事件，日本正是借口琉球岛民因海难漂流至台湾、被原住民杀害一事入侵台湾，进而逼迫清政府签订合约，使得日本获得对琉球名义上的所有权。华夷秩序经由牡丹社事件被撬开了一个点，由此古今未有之大变局开启。韩教授进而介绍了他在2019年对事发地的实地考察，通过古今对照的方式，考察原住民代代相传的对于牡丹社事件的记忆，以及历史遗存物所经历的时代演化，以独特的方式还原了牡丹社事件的另一种面向，丰富了关于这段历史的面貌。

大会报告第二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历史所原所长王健主持。

李剑鸣在题为《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问题：一个当代学术史的考察》的报告中指出，历史研究中话语权的含义首先是历史话语权问题，即对历史的阐释由谁掌握；其次是史学话语权，即用何种方式讲述历史。对民族国家历史的讲述是非常尖锐的问题，对于历史学者群体来说尤为突出。中国学界对话语权的焦虑体现在欧美史学的传入如何与中国传统结合，更迫切的问题是中国学术话语权需要在西方话语体系内获得承认，进而指出根本问题根源在于中国的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的断裂。针对话语权问题，他提出了以下四点方法：其一是继续师法西方，以西方话语权为主导；其二则是挖掘传统，恢复中国传统学术的中心地位；其三是提粹和综合，实现中西交融互鉴，进而开发新的话语体系；其四是实行奥利匹克竞赛，开展中西之间的学术竞争。

陈恒的发言《学术不能内卷，知识在于流动》同样关注中国学术界话语权问题，指出当下我们仍应认清现实，继续在自身实力上下功夫。他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第一，学术不能内卷，不应该无视欧美学界的地位和发展，不然其消极影响首先会导致文化狭隘主义，其次会否定域外文化。第二，在如何看待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上，反对全盘西化和全盘否定，赞同在承认既有历史事实下的竞争，努力赶上与欧美学界之间的差距。第三，强调知识生产的重要性。他统计了详实权威的学术出版数据，并指出在世界学术出版版图中，无论是学术刊物还是学术著作等各个方面，中国所占比重都比较小，在历史类期刊方面尤为突出，中国在支持知识更新方面与欧美同行仍有较大差距。

张倩红的报告围绕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的周末休息制展开。她表示，周末休息制起源于犹太人的安息日制度，安息日制度标志着时间管理观念的形成，也是犹太人身份认同的标志。她追溯了这一制度在欧洲和中国推广确立的过程，指出周末休息制的产生和普及，是犹太文明、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等多文明交流互鉴带来的结果。

辛逸的报告题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理论的再阐释》，勾勒新中国理论提出的背景与历史发展过程，指出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对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肯定是对新中国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

霍巍的报告题为《近年来高原丝绸之路考古的新收获》。他指出中古时期地处青藏高原的吐蕃在与中原地区交流频繁的同时，与中亚、南亚存在密切的联系，对此尝试从考古发现的实物进行证明。他分别介绍了中国与尼泊尔边界西藏吉隆地区中古时期遗址、西藏阿里汉晋丝绸之路遗址、青海都兰血渭“2018一号大墓”、海西州乌兰县吐蕃壁画墓葬四大考古发现，从考古发掘现场和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中发掘出中原、中亚、南亚文明因子，以及多元文明交融产生的印记。通过考古发现，证明青藏高原自古以来就与外界保持密切联系与交流，在史前时期就有固定的通道。而处于亚洲腹心地带的吐蕃王朝极大拓展了对外交流的孔道，形成网状结构交通路线，产生深远的影响。因而高原古道是连接“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主干道之一，应视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武的报告题为《中国知识的世界化与世界中国学的兴起》。他指出，大航海时代后各地的区域史连接成为世界史，中国知识由此得以通过传教士较为全面系统地传播到欧美，开启了中国知识的世界化进程。但知识的传播面临许多困难，包括耗时长久、交流零星、语音障碍等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知识在世界的扩展更加普及，进入许多国家的教育和研究体系。而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研究经历了诸多变化，首先是研究内容上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受到重视。其次是代际的变化，研究人员不再受过往的困难，在研究上获得许多便利，尤其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国际青年汉学家项目每期邀请和选拔来自20多个国家的50多名青年学者来到中国，接受系统的中国学的训练。也正是通过国际青年汉学家项目，得以组织起囊括近百个国家的学术交流的跨国网路，促使世界中国学研究的兴起。

会议现场（摄影：陈湟）

下午的研讨分两个分会场同时进行。在第一分会场，学者们围绕“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新方法之一”以及“中国史前沿问题”两个主题展开研讨。

张生（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围绕“现代物理学的借用：历史研究的新可能”展开讨论，认为物理学的概念和理论可以启发并运用于历史研究。赵立彬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探讨“孙中山研究应如何创新”，宋雪勤（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讨论中共党史学的话语体系建构，刘增合（暨南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系教授）围绕晚清“隐匿财政”管控的纠结，探讨晚清财政运作中如何平衡京省之需的隐匿外款挖掘行动，戴鞍钢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以晚清江南为例探讨中国史研究的世界视野。徐有威（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大学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报告围绕中国当代史研究的新领域——后小三线建设展开。他表示，1980年代三线建设调整之后的后小三线企业的命运值得高度关注，正本清源，全面详尽研究这些有着原小三线背景的企业在改革开放时期的贡献，将成为“四史”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出色案例。杨伟兵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历史地理研究》编辑部主任）的报告聚焦土司历史地理与新时代的边疆民族史研究，李玉尚（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的报告则围绕中国维持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经验——水面利用的视角展开。樊如森（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介绍了东北亚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新进展，姜成洋（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 则围绕家族史研究展开讨论。

在第二场报告中，巴兆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探讨了《大明一统志》的诸多问题，钱杭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介绍了水库学的框架，包括水库地理学、水库历史学、水库环境学、水库经济学、水库社会学等，王敏（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探究了五卅运动中的工人罢工维持费，马俊亚（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分析了明清淮北地区地名变迁与水患成因，张海荣（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以集体化时期乡村民间台账为例讨论民间台账挖掘利用与党史国史研究的深化，徐茂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着重讨论近代变局下“无绅不劣”印象的形成，宋钻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讲述自己在《蒙塔尤》的启发下思考和改变写作方式及选题的过程。方书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讨论近代中国年鉴的生成及其意义，廖大伟（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讨论“刺宋案”与历史走向的分岔，罗婧（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涛（复旦大学历史研究中心讲师）《上海道契》和《行名录》资料为主，并利用GIS技术，探讨了近代上海医疗体系的分布与演化。

第二分会场的学者们围绕“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与“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新方法之二：社会史、政治史、中外关系史”展开研讨。

第一场讨论中，学者主要关注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脉络的梳理，尤其注意中西学术之间、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的交流互鉴。

向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的报告题为《R.H.托尼与英国百年史学》。R.H.托尼是20世纪英国影响最大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历史学家，向荣教授从托尼声名的起伏探讨英国史学界百年来的变化。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英国史学危机的发生，在与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论战和对英国史学自身的反思后，作为英国传统史学的奠基人托尼重新受到重视。托尼是英国经验主义史学传统的代表，强调宏观把握和整体性研究的能力，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是将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的典型范例。吴英（《史学理论研究》常务副主编）在报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思考》探讨史学理论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的关系。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在报告《在世界历史中发现中国：关于世界史和中国史融通发展的若干思考》中指出，可以通过视角转换和新领域打通世界史和中国史两个领域。其一是考察世界潮流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需要追根溯源世界潮流如何在原发地展开；其二是探究中国对世界进程的影响，其途径一方面是改变自己、另一方面是主动行动；其三是在中国发现他者的历史，即在中国有过生活经历的外国人回到母国发挥影响力；其四是在海外发现中国历史；其五是通过比较的方法理解中国。黄洋（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的报告题为《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与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融通》，他认为古代希腊和中国都存在对“我者”与“他者”转化的现象，指出比较研究不仅能够促进对问题的理解，而且也受到中外学界的欢迎，需要得到重视。对此，尝试从古希腊和中国的共同点——“华夷之辨”入手，回答公元5世纪后期希腊族群认同是否出现从以血缘为中心的认同转向文化认同的现象。通过比较古代中国和希腊蛮我的相互转化，论证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华夷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古希腊文献没有一般转化的表述，血缘纽带始终是一个重要因素。夏继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在报告《比较史学的发展与演变——兼谈世界史与中国史的融通发展》中指出从全球史的发展历程来看，比较研究与互动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成功的全球史著作都属于比较研究。全球史在发展的过程中，研究方法经历了从比较研究到互动研究的转变，两者从互斥到有机结合。徐善伟（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如何建构当代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以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史学界对西方史学的接受与创新为例》中论述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界的专业化和新史学潮流是受西学东渐影响，指出中国史学的发展需要借鉴西方和继承传统并重。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报告《从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机构设置看世界史研究的现实取向》中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设立的11个研究室，并指出其机构设置背后的现实关怀。高晓林（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的报告围绕海外关于百年中共纪念研究展开，指出纪念活动具有保存记忆和塑造形象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纪念活动在国内具有提升凝聚力、加深民众对中共历史认知的作用，是国外认识与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平台。韩志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的报告《文明交往理论：世界史学科体系的话语创新》介绍其所在的中东研究所前辈彭树智老先生的文明交往论。该理论是从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历史性交往进行的考察，提出人类文明交往是一种人类生存、生产、生活、生命活动中所产生的历史哲学观念，强调不同文明间和相同文明内人与人、自然、社会的交往关系，提倡“和而不同”的文明交往至高境界。

在第二场讨论中，学者们讨论的主题多元，内容囊括了古代、近现代和当代全时段以及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等多领域，并且都突出了与西方学界积极对话的自觉。

于文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的报告从历史逻辑、学术渊源、社会基础、个人因素四个角度入手介绍约翰·洛克的分权学说，并对其“分权”思想进行哲学评估。沐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大夏书院院长）的报告从全球史视角看大西洋奴隶贸易，尝试考察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兴衰及其对非洲和欧美的不同影响。张勇安（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报告《何为跨国史？跨国史何为？：医疗社会史研究的跨国转向》以大数据展示跨国史研究的兴起，指出其成为新的史学潮流，并以此对医疗卫生史研究“再定向”，认为长期以来民族国家是医疗卫生史研究的主要分析框架或单位，全球仅仅是遥远的背景，这种研究路径越来越收到挑战，应当尝试从全球和跨国的视角探讨医疗的多样性。梁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持工作副主任）的报告围绕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展开，在进展、缺憾与进路方面做了论述。李秉忠（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的报告探讨西方外交官对土耳其民主党执政时期选举政治与宗教复兴的观察和认知，由此反映出西方对于土耳其认知的矛盾以及对自身利益的关注。郭丹彤（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的报告《古埃及文明的失落与重构》介绍国内的埃及学的现状，随后从宗教习俗、语言文字、国家政权三方面论证古埃及文明的失落，指出意识形态上的衰亡是根本。而埃及学的产生是缘于商博良破译了罗赛达石碑上的象形文字，使得古埃及文明得以重构。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讨论了当代城市环境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指出当代中国环境治理应吸取经验教训，在意识、社会、法制、技术多方面着手。杨长云（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在报告《民族国家、殖民主义、现代化：西方话语下的亚洲城市史研究》中指出，亚洲城市在世界城市史研究中受到特殊关注，二战前欧美学界对亚洲城市研究较少，二战后开始进行比较视野的亚洲城市研究。近年来城市研究出现新突破，从技术层面转移到人的层面。欧美学界对于亚洲城市的研究，体现在殖民纬度、民族国家纬度、现代化维度三方面，间有对于社会主义城市的讨论，尤其强调城市研究中人的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