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从何时开始写日记，我未查得详细史料。按照王闿运在《曾文正公日记序》中的所言：“古有左右史以记言动，简策之文未有先于日记者也”，如此说来，史官所作的起居注都可计入日记范畴，但是古人并不以“日记”来名之，所以有“日记”二字者，也并不一定就是今人所常说的日记。王湘绮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黄氏日钞》“非日记之体”。其实想想，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名的“非日记”莫过于鲁迅的《狂人日记》，因为它显然是一篇小说。
何为正宗的日记，鲁迅有他的看法，这还要从“晚清四大日记”说起。当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许寿裳任江西教育厅长，蔡先生与李慈铭是同乡，他认为《越缦堂日记》极有价值，想方设法将此日记出版。许寿裳的连襟李璧臣为李慈铭之侄，许、李经过商议，决定以影印方式出版此日记。许寿裳写信给鲁迅，告其此事，鲁迅颇为赞赏，并盼早日出版。日记发行后，许寿裳购得数部，其中一部赠给了鲁迅。
鲁迅翻阅《越缦堂日记》后，却对此多有不满，他在《怎么写》一文中直言：“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点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会如此，鲁迅给出了三点理由：一是钞上谕，他认为李慈铭受何义门影响，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二是因为日记是影印出版，所以看到了原稿中有很多涂改，鲁迅觉得“写了尚且涂去，该有许多不写的罢？”；第三点则是认为李慈铭写此日记“是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因此鲁迅认为：“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
当时鲁迅还诟病这部影印本的日记太贵，许寿裳买下这51册的日记赠给他时，万万想不到鲁迅会有这样的看法吧。上世纪30年代中期，许寿裳在南京夫子庙宴请蔡元培的秘书马孝焱，两人谈及《越缦堂日记》时，许寿裳说“豫才对莼客先生的评论我和他大有出入”，因为“日记影印后，他对日记内容看了很不舒服”。许寿裳解释了李莼客和赵撝叔有隙之事，同时也谈到了日记中钞上谕并非李慈铭所独有，“至于钞上谕是便于自己查考，同时代士大夫都有钞上谕的，不过不一定钞在日记里”。关于涂改问题，许寿裳也觉得可以理解，因为李慈铭的日记一天要记数次，写了后者，前者有时就要润饰，日后在翻检日记时，也可能会再涂改等等。
其实鲁迅在《马上日记》中还说过：“吾乡的李慈铭先生，是就以日记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都记录在那里面。果然，现在已有人将那手迹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这样的年头，不必说学生，就是先生也无从买起。”看来鲁迅对李慈铭的反感除了日记的内容，同时也不喜欢日记的出版。可是《越缦堂日记》的出版毕竟是李慈铭去世后之事，尽管莼客生前也的确想过出版日记。莼客在《孟学斋日记》甲集的卷端写道：“平生颇喜鹜声气，遂陷匪类而不自知，至于累牍连章，魑魅屡见，每一展阅，羞愤入地！”可见他在日记中臧否人物，后来也颇后悔，所以在出版日记前作了些选择，选择之外的日记，他认为应当“或投之烈炬，或锢之深渊，或即藏之凿楹，以为子孙之戒”。
李慈铭认为，日记中的有些内容绝不可正式发表，如此说来，在其身后蔡元培和许寿裳将其日记影印出版，实非其所愿。想想《鲁迅日记》的情形，何尝不是如此。
其实日记出版古已有之，郑逸梅说：“日记刊行，始于北宋。”并举出了路振的《乘轺录》，可见日记不一定是写给自己看的。当然古今“日记”的概念有所区别，但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日记，都有留存史料之意。比如胡适就特别喜欢《越缦堂日记》，1922年夏，他在病中翻阅此日记，陆续写了多首诗，第一首是：“五十一本日记，写出先生性情；还替那个时代，留下片面写生。”日记留下了时代痕迹，后人可以藉此研读，这正是日记出版的价值和作用。甚至胡适正是读了《越缦堂日记》，才激起了再写日记的兴趣。周作人对日记的看法则与胡适类似，认为“日记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现出作者的个性”，更何况“日记又是一种考证的资料”。
《鲁迅日记》极具名气，此日记也得以发表。柯灵说：“鲁迅日记最初在《文汇报晚刊》发表的时候，读者非常多。但不久以后，有些读者就失望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柯灵称这是因为鲁迅的日记“简单，平凡，既不‘浪漫风流’，也不‘慷慨激昂’，洋场才子，前进青年，各无所得，还不如看‘艺坛消息’来得有趣”。《鲁迅日记》写得的确是很简单，这乃是他有意为之。他曾说过：“年青时候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了。”既然如此，他应当理解李慈铭日记中的涂抹。1931年2月，殷夫、柔石等青年被国民党秘密枪杀于上海，鲁迅闻讯后愤怒至极，但在日记中却只字未提，直到两年后，才写出了《为了忘却的纪念》。
鲁迅在生前也发表过日记，比如1926年写的《马上日记》，他在日记中解释了出版日记的想法，但《马上日记》每一篇都要比他平时所记要长得多，他于是对日记作了分类，显然他所写的日记属于日记体中的“正宗嫡派”。当我收到朱炯先生所赠《朱鄂生日记》并翻阅之后，立刻想到了这些拉杂之事，李慈铭、鲁迅、周作人乃是绍兴人，朱鄂生是余姚人，而古代余姚属于绍兴，即使是同一地区之人，对待日记的态度也千差万别，这让我好奇于朱鄂生怎么写日记。
《朱鄂生日记（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八辑））》，朱鄂基著；朱炯整理，凤凰出版社，2021
《朱鄂生日记》为32开平装，四册，总字数达115万字，可见作者笔耕之勤。近几年我时常看到朱炯先生在微信中发出一些消息，知道他在点校一部部头很大的日记，如今得到这套赠书时，方知其点校之内容。
从本书的前言中，可以了解到朱鄂基字鄂生，浙江余姚人，朱逌然第七子。姚江朱氏乃东南望族，最著名的人物是开日本德川氏三百年太平之局的朱舜水，朱鄂基的曾祖父朱文治是乾隆五十三年举人，祖父是朱兰，为道光九年一甲第三名进士。几年前我到绍兴寻访，在酒店大堂第一次见到朱炯先生，之后他送我一部《朱兰文集》，同时告诉我他是朱兰的七世孙，如此论起来，朱炯与朱鄂基也是很近的关系，后来我去余姚寻访，听他跟朋友们聊到先辈之事，每当提到一位前辈时，他们都不称名，而是以“某某公”称之，以至于我听不明白所言为谁。那么朱鄂生跟朱炯具体是什么关系呢，我在微信中向他请教，他回答我说：“鄂生公（鄂基）系我族祖，其跟我五世祖鸿基是堂兄弟。他是探花公朱兰次子逌然之子，我是探花公长子朗然的后代。日记中写到的‘磐兄’‘伯磐’‘蟠哥’即我祖上。”
朱炯提到朱鄂生在宣统二年赴京参加最后一次有关举贡与优拔贡的考试，后来又参加了浙江高等学堂简易师范科的学习，成为了县立师范讲习所教员，为此他对子侄辈的教育十分关心，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送侄子朱言钧去上海求学以及出国留学的细节。朱鄂生的子侄辈中出现了民国财政部注册会计师朱善钧，德国哥根廷大学理学博士、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朱言钧，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朱端钧，以及上海沪江大学国文系主任朱荣泉等等有影响力的人物。
朱鄂生所处的时代正值社会巨变期，从日记中能了解到他既尊奉旧传统，又接受新观念。比如他在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写到读二十五日《申报》，了解到报纸发行速度已经很快，他关注此报上刊载的皇帝谒陵大典之事，并且抄录了上谕中的内容，而后评价说：“间观西洋各国诸史，其君每自出巡狩，而商民人等情浃谊洽，无不通之隐。数十年来，其家国之富强，民气之鼓动，自新未必不基于此。如谕旨所言，中兴真有日乎？”
即使时局艰难，依然盼望着国家中兴，这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匹夫有责心态。爱国并不等于排外，他在隔天的日记中就谈到了学习西人之难，于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与家兄一起聘请英文教师，在几个月内，每天都能看到他学习英文的记录，比如：“午后，英文先生来。”因为下午有朋友来，于是他“夜学英字，二更眠”。
朱鄂生每天记录了自己读哪些书，有些会对一些书进行评价，有时只记书名，例如“看《仁学》，午后，学英文。”《仁学》乃是谭嗣同在南京时所写。光绪二十五年，谭嗣同应梁启超要求撰写《仁学》发表在香港《民报》上，乃是融合儒学、佛学、基督教义、自然科学以及变法理论的一部著作，朱鄂生看到这样的文章，会有怎样的触动呢？他在日记中不着一笔，而这也是日记有意思的地方：既记录了自己的所为，也会选择性的记录或不记录自己对待事物的态度。
朱鄂基日记原稿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凡16册，内容起自光绪甲午（1894）正月初三，迄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二月二十九，即朱鄂基15岁至53岁之间的生活记录。他将每一天的事情尽量记录得详详细细，虽然大多是生活琐事，却能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喜好，同时他会记录每日所读之书，偶而会评价对某书的看法，以及臧否书中人物，如果将这一部分单独拿出汇为一编，将是很有意思的读书记。日记每天所载长短不一，想来是跟朱鄂生的心态有一些关系，比如有些天他会连续的只写一个“晴”或“阴”字，有时则会录入长长的诗文稿。
本书前附有几页日记原稿照片，上面少有涂改之处，可见朱鄂基做事之谨严，能够将这么大部头的日记点校出来，让我深深叹服朱炯先生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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