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女性视角——字里行间”为主题的2021年中欧文学节框架下，近日，德国作家尤迪特·赫尔曼和中国女诗人翟永明就女性写作以及欧洲与中国女性作家的多元化与创造力展开对话。对谈由歌德学院（中国）院长柯理博士主持。
翟永明（右），屏幕中为尤迪特·赫尔曼。
尤迪特·赫尔曼朗读了自己最新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家》（Daheim）的片段。一个四十七岁的女人，因为一段亦真亦幻的回忆突然出现，在某天抛下自己旧有的生活，搬到海边，试图梳理和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这就是《家》所讲述的故事。在海边浓烈的风景中，这位抛弃过去的女人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归属，变得坚韧不拔。
《夏屋，以后》是德国女作家尤迪特·赫尔曼首部作品，该书包括九个短篇，多描写柏林普通青年人的日常生活。
这一段落是她认为非常重要的结尾——女主角结束了原来的人际关系，离开了她的丈夫，从大城市来到乡村海边生活。她起初是一个人，后来遇到了一些与她一样独立而孤单的人，这些人际交往慢慢对她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她开始思考她的生存状况，“就像一张白纸，现在可以重新开始。”重新勾画她未来的生活时，她又忽然想起了以前的回忆，回忆也同样改变了她。
在先前的采访中，赫尔曼表示，这是一个有着双重立足点的故事，一方面着眼于女主人公的觉醒和开启新人生，另一方面也在讲述创伤、回忆以及回忆的不可靠性。与《家》的女主人公一样，赫尔曼正待在德国北部的海滨地区：弗里斯兰。比起充满社交和人际关系的柏林，在人口稀少的乡村有助于沉淀：“有时写作的确跟气氛有关。”
柯理提到，赫尔曼曾说自己的写作越来越游移，主人公不是把自己置于一个重要的位置去看世界，而是从边缘的角度观察。而且，她们“无论如何也有一个回答”，这可能隐含了作者内心关于写作意义的答案。
在他看来，《家》的女主人公把过去痛苦的经验变成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她找到了适应新环境的方式。这种幸福来得并不简单，但也证明她走向了成熟。
柯理认为赫尔曼和翟永明的写作，尽管体裁与语言都不同，但存在一个共同点：“都带着一定的简洁，保持着一点距离。比较朴素的声音之后，藏有很多的伤痕或者是梦想。”翟永明评价赫尔曼的小说是一种建筑般的结构，以大量的意象和留白来推动，与诗歌有诸多接近之处。
翟永明则朗读了《黑白的片断之歌》，这是她的诗集《十四首素歌》中的一首。《十四首素歌》都是跟母亲的对话，她书写她们那一代女性的命运，以及与自己这一代女性之间经历、对生命看法的不同。
翟永明说：“我母亲那一代人是‘建设的一代’，新中国成立以后，她们把大量的热情和生命都投入在对祖国的建设当中，所以她们和家庭的关系，和子女的关系是次于她们的事业状态的。”
尽管是不同的两代人，“我们也有非常相同的地方，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自于中国这个国家的状态。这一点是在我中年以后意识到的，诗里面我写到，在四十岁左右，我开始能够理解母亲那一代人，她们的付出，以及她们对生命的看法。”翟永明说。作为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她们也在寻找自己。而她们的读者则是又下一代。女性遭遇的历史性、普遍性苦难，在诗句里被叙述为“那凄凉的，最终的，纯粹的姿态”。女性意志的代际传递与更替，作为“一种不变的变化”，正在“缓慢地，靠近时间本质”。
柯理提出，“女性在写作当中的角色”是德国文学界近年来的热议话题。文学界对写作价值的衡量和决策始终笼罩在男性的眼光下——无论是文学批评家、文学奖的评委还是出版社的负责人。这个问题在三、四年间聚集了越多注视，女性在文学界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越值得思索。
赫尔曼说，自己在90年代刚开始出版书时，和一批同时期在德国市场成名的年轻女作家，被共同冠以“小妞”的名号。“当时我没有办法理解这样的称谓，用这样的方式称呼我们的作品，称呼我们这个群体。让我感觉到有一点害怕的是，很明显这是由男性的评论家发明的概念。”赫尔曼说。
这种心理上的恐惧，在今天的德国日渐消弭。女性能够在媒体上发出更大的声音来表达抗议，女性作家的角色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赫尔曼介绍，在德语中“作家”也有两个不同词汇，用来区分男性和女性。比起“女性作家”，自己更喜欢使用“作家”。在公众社会和文学界，“女性作家”也是一个敏感的称谓。因为一味强调和特殊化，会导致女性写作呈现出特别脆弱的态度，或者不得不作为男性写作的对立面被比较。
尽管接触现实世界时是通过女性视角，但在写作时，赫尔曼坚持，个体的身份大于性别的身份。作家“根本意义上是人”，而面对写作时的孤独会不分性别，公平地降临在每个人身上。
翟永明也回忆起1980年代中期，中国的女性写作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当时的女诗人非常活跃，有大量女性视角的表达涌现。这些作品被叫作“女性诗歌”，在一些出版社或者杂志发表的时候，会被单独开辟一个栏目。“就好像男性诗歌就是诗歌，女性诗歌是另册的感觉。”
到今天，女性话题还是一个随时要面临的重要话题。中国的性别问题，在翟永明看来是退步的：“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要更保守一点，因为年轻人面临的环境可能会导致一些压力。我们那个时候更穷，但是有理想在支撑，所以一些困难好像都不那么重要。”现在整个社会越来越强烈的性别冲突和对立，以及理性讨论的缺失，对当下这个时代年轻的女作家更加不友好。
对此，赫尔曼说：“我不会在意男性评论家怎么评论我的作品，因为我觉得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思考。我更关注我跟外界接触时的感受。”太过在意评论家的见解，就没办法把注意力放在写作上。赫尔曼引用了这句话，“一个作家最终的，最大的阻力就是他本人。”
在提问环节，一位读者提出，除了对女性写作的标签淡化，女性作家有没有可能重新夺回这个词的话语权，并把它赋予积极的意义。
翟永明认为，男性话语权对女性写作的标签化固然存在了很长时间，但另一方面女性自我意识的发现尤为重要。她提到一本民间的诗歌刊物，是女性诗人自己在一起成立的。刊物已经有很多年了，上面只刊登中国女性诗人的作品。“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可能性，我们其实并不畏惧这个标签，我们自己可以把它作为女性自身的表达。”
赫尔曼说，在德国目前来说有这样的倾向，“大家可能会比较积极地评判女性作家，或者鼓励女性作家进行创作，而不再认为女性创作是一件令人质疑的事情。”
然而问题核心仍是写作本身。“至于女性作家是否想夺回自己的阵地，成为主流发声的群体等等，在过去这么多年时间里面，很多女性都在努力争取更强烈的发出她们的声音。我不是很想过分地强调男女对立，不知道是不是要回顾到写作本身——我想要去写作，我想要去阅读，我就是一个女性。而特别地想要为女作家发声，或者作为女性作家一员，争取获得更多的关注，我觉得这是一种假象。”赫尔曼说。
注：
尤迪特·赫尔曼(Judith Hermann)：德国女作家。1970年生于柏林。当过酒吧服务生，在纽约做过实习记者。1997年获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奖学金，专心创作一年，完成短篇小说集《夏屋，以后》。该书1998年出版后获广泛好评，作者因此获不来梅市文学提携奖(1998)、胡戈-巴尔奖(1999)、鲁道夫-亚历山大基金会奖(1999)、克莱斯特奖(2001)。2003年，她的短篇小说集《不过是幽灵而已》出版，在德国亦大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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